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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告訴你。
【《財經》記者 馬國川】“最近兩大新聞，一個是富士康的新聞，一個是悟本堂，說明中國落後是驚人的，我們的現代化沒法說”。這話出自一位105歲的老人周有光之口。
周有光被稱為“漢語拚音之父”，他主持編製的國際通用的“漢語拚音方案”澤被億萬人。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有光老人的前半生是一個經濟學家。他在銀行供職二十多年，和幾個著名經濟學家在上海主辦刊物《經濟周報》，還在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講授經濟學。
直到1955年，周有光才奉命改行從事語言文字研究。這讓他逃脫了兩年後的一場劫難。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上海經濟學界幾乎全軍覆沒，著名經濟學家、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沈誌遠自殺，周有光的一個學生王世璋也自殺了。
雖然離開經濟學界半個多世紀，但周有光老人對現實問題依然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的判斷。在他看來，不存在“中國奇跡”，“沒有奇跡，隻有常規”，“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
《財經》：近年來，您提出社會發展的三大規律：經濟，從農業化到工業化再到信息化；政治上，從神權到君權再到民權；文化，從神學到玄學再到科學。在您看來，現階段的中國經濟處於什麽階段呢？
周有光：在經濟方麵，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同時進入信息化，但是水平非常低。中國的工業化是廉價勞動和外包經濟，這是低水平的工業化。最近的“富士康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工人一個月正常工作隻能拿到幾百塊錢，生活都不夠，工會不能保護工人的利益。你去看看英國工業發展史，富士康這樣的企業跟英國最落後時代的血汗工廠差不多。
至於信息化，我們的信息化水平也是很低的。羅斯福講四大自由，現在我們要超越“四大自由”的自由，第五大自由就是網絡自由。
網絡自由是頭等重要的問題，中國還沒有了解自由的重要，原來“四大自由”都沒有，第五大更談不上。全球化時代是透明化的，反對透明化就是逆曆史潮流而動。蘇聯經不起透明，一透明就垮掉了，我們難道害怕透明嗎？
《財經》：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這兩年不斷有人鼓吹“中國模式”，認為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榜樣。您怎麽評價所謂的“中國模式”呢？
周有光：據我看到的資料，關於“中國模式”國內外有兩種講法。第一種講法，是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經濟的中國模式。中國原來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搞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後來放棄計劃經濟，實行市場經濟，於是經濟就發展了。還有人想模仿我們，越南模仿，也很成功。
第二種講法，認為美國的民主模式不行了，美國在慢慢衰弱下去，要衰亡，中國的模式起來了，大國崛起嘛。這種說法鼓吹說，將來世界中國模式代替美國模式。那麽我就找一找，哪個國家學習我們？沒有。所以我想這不是真的。
中國改革不是一步一步走的，是半步半步走的，走了半步，大家已經很滿意了。外國人研究中國的社會，認為中國已經發展到日本的明治維新時代，簡單來講，就是“半封建半資本”，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製度之下發展經濟。
《財經》：政治權力高度集中的製度之下也能夠發展經濟？
周有光：可以發展經濟。歸納起來，有幾種社會轉型的現象是相似的。第一種是日本的明治維新，四大財閥壟斷了日本的資源。第二種是蘇聯瓦解以後的俄羅斯，今天俄羅斯的大資本家都是蘇聯原來的官員。第三種是中國，叫做“翻牌公司”，“公營”一翻牌就變成“私營”了。第四種是印尼，蘇哈托上台以後經濟發展了，搞的是“裙帶資本主義”。國外研究認為，這四種轉型是同一個模型，都是原始積累。原始積累很難逃過。
《財經》：當前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矛盾尖銳，貧富分化嚴重，有人說中國有墮入“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周有光：國內外部分研究者認為，中國不是有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而是已經進入權貴資本主義時代。權貴資本主義跟印尼的裙帶資本主義、日本明治維新四大財閥是同一個類型，跟蘇聯官僚搖身變為大資本家是一個模式。俄羅斯學者寫了很多文章，可惜我們很少能夠看到。
《財經》：那麽，權貴資本主義問題怎麽解決呢？
周有光：不走民主道路是不可能解決的。專製，有野蠻專製，也有開明專製，走開明專製也可以解決一部分，但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本來蘇聯是一個集權模式，中國是學蘇聯的，許多國家學蘇聯的。學蘇聯最厲害的一個高潮，一共有40個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今天還有幾個呀？說明蘇聯這個模式失敗了。中國要建立一個模式，我想可能性不是很大。中國的社會結構水平還是很低的。
最近新加坡李光耀發表了一篇很長的談話，他說，中國是在起來，是在發展，也發展得很快，但是要追上美國，至少要30年，而且這30年美國不是站著不動的。中國是在發展，但是太樂觀不行。我覺得李光耀講得對。
《財經》：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曲折，教訓多多。您認為有哪些教訓值得汲取？您理想中的現代化中國是什麽樣的？
周有光：最大的一個教訓就是向蘇聯“一邊倒”，蘇聯自己不是都垮掉了嗎？
我理想的中國的未來是什麽呢？我想，很簡單，我們必須走全世界共同的發展道路，走這條道路，中國會發展；離開這條道路，中國受災難。沒有第二條道路、第三條道路可走。
《財經》：這些年出現的新情況，有些人覺得中國能夠走出一條新路來，好像我們發展經濟的方式還挺管用，我們不是創造“中國奇跡”了嗎？
周有光：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外國朋友開玩笑說，你們不是參加WTO了，有幾個WTO？改革開放以後，新加坡大學邀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新加坡大學規模不大，各方麵非常好。空閑下來，我和一位英國教授到公園散步聊天，我問他，許多人說新加坡是一個奇跡，你是什麽看法？英國教授告訴我，世界上沒有奇跡，隻有常規。什麽叫常規呢？按照國際先進的先例來做，但是有一個前提條件，這個國家要是民主的，要是開放的，有這個條件就可以得到國際幫助。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後來被趕了出來，李光耀大哭，我們又小又窮，又沒有人才，又沒有資源，怎麽建立國家呢？後來召集國際會議，說建設一個新國家很簡單，沒有就請求幫助。新加坡走民主道路，搞開放，很短時間就“起飛”了，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前些年大家都說“大國崛起”，我寫了一篇文章叫《小國崛起》，新加坡就是典型。
從經濟學上講，不存在“中國奇跡”。沒有奇跡，隻有常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