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閑聊（一）殉道者

    劉曉波離世是最近一段時間的一件不大不小的新聞，圍繞著這個新聞所產生的大眾的沸沸揚揚，也變為一道風景。

    在微信群中有關這方麵的話題，帶來的往往是滿天飛舞的磚頭，不論是拔高者還是踩踏者，都是中氣十足，卻往往陷入非好即壞二元思維模式，與其說觀點交流不如說更像立場宣誓。其實可以考慮另一種方式，就是看能不能從“受不了”的觀念中找到可取之處，走入不同立場的人的內心，尋求相互的真正理解，而非撕裂。

    筆者打算把有關這方麵問題的一些觀點，歸納成為一個閑聊係列，放在這裏。算是對這位中國民主事業的殉道者的一種紀念吧。說“中國民主事業的殉道者”，這裏麵包含兩個概念，“中國民主事業”和“殉道者”。

    比較劉曉波和李大釗，能發現很多共通之處。單從招數上講，噴當權者，煽動反叛，不過如此。不論是李氏共產主義信仰，還是劉氏民主信仰，都包含有把最底層的民眾從被壓迫，被愚昧狀態下解放出來的理想，作為一種理想主義意義上的“中國民主事業”，這中間是有正義性的，而他們的分歧僅僅在於采取什麽樣的行動。

    劉與李在都無法用私利打動，背叛自己的初衷這一點上是相同的，那個時代有共產主義堅定信仰的人，同樣不會選擇與軍閥政府妥協，互利共贏，而“殉道”的悲劇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求仁得仁。

    如果一定要建立李大釗是好的而劉曉波是壞的這樣的理論模型，就會陷入類似“拿錯了講稿”的尷尬中。

    “拿錯了講稿”，這正是今天中國執政黨所麵臨的尷尬。說這是一個尷尬還在於，今天的共產黨人還有多少是持有共產主義信仰的？那麽對於連自己都不信了的東西，卻基於一種實用主義的理由，通過反複向他人宣講使人入信，我們是否應該肯定這樣一種做法？

    如此，耶教、伊斯蘭教，王大師、李大師們用“高明手段”招攬教眾，是不是也就有了同理的正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