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般科學主義批判雄文，如飲美酒，如沐春風

按：

    從懵懂到清晰，從迷茫到覺醒，撥開迷霧看清當代廬山的真顏，其醉人之處，隻能用“品”，就像美酒，其醇香非是言語所能表達。

 

    本文摘自聖童的《神性本體哲學》導論，原名為“從哥德爾定理到神性本體哲學”。由於原文很長，並且過於苛求嚴密，對於一般讀者來說，閱讀成了耐性的考較。為了減輕這方麵的負擔，便於更多人欣賞，筆者將深以為然的到“科學主義批判”為止的前半部分摘出，並在尊重原意的基礎之上進行了一些便於閱讀的加工，並非有意篡改，特此聲明。

 

 

一．科學的任務與科學的局限

 

    人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是否可以確信為真？客觀現實總會對此類帶有主觀傾向性的觀念予以迎頭痛擊。“黑天鵝現象”便是很好的一例。此前，歐洲人一直認為天鵝是白的，“黑天鵝”一詞便成了歐洲人在言談和寫作中對不可能存在事物的一種諧喻，直到現實中的黑天鵝在澳大利亞被發現，才使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坍塌。對“黑天鵝現象”可概括為三點：稀有性、衝擊性和事後可預知性。

 

    所謂“事後可預知性”即“雖然它（黑天鵝現象）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促使我們在事後為它的發生編製理由，並且或多或少認為它是可解釋和可預測的”。而科學在應對客觀世界的現象時，其功能實在也不過如此。因此，我把其中的第三點，即事後可預知性上升為科學的常規任務，除形式上會令某些人感到不快外，本質上這一指認並不為過。

 

    想要明了科學的任務，首先還是要了解科學的含義。英文對“科學”的一般性解釋是，為了發現和增加人們對於現實如何運作的理解所作的努力，其範圍包括現實中不受宗教、政治、文化或哲學觀點影響的部分。這一界定勢必導致科學對自身“含義”的擴張。至於科學成為一種“主義”，並非蓄謀已久，實在是“水到渠成”。稍後會對此分析。

 

    無論多少人對科學進行辯護，客觀上人們對科學的任務始終“違莫如深”，對科學的成果一直“毀譽參半”，科學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則是“一半天使一半魔鬼”。自然科學與技術科學的結合使我們地球上的生活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不管這種變化是采用有益還是有害的方式。而人們也清楚地知道，原子武器的應用，對於世界的政治結構產生了多麽大的影響。換言之，人們對科學的任務根本就無法進行有效控製。科學不僅為世界帶來了比戰爭更殘酷的現實，也同時給人類的生存帶來了毀滅式的危機。一言以蔽之，科學的任務其實仍然是人的任務，科學方向上的問題也仍然是人類自身存在盲目性現實的客觀反映。而人類無休止的欲望必然迫使科學的限度不斷膨脹。

 

    現代物理學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技術領域，它擴展了思想與文化的領域，從而導致了人們對於宇宙及與它有關的觀念進行重大的修正。所以，英國物理學家布萊恩·裏德雷才會在他《時間、空間和萬物》的續篇《關於科學》中極度倒戈地對盲目擴大科學的任務、無視科學自身局限的觀念進行了嚴厲批判：“我們時常會聽到這樣的說法，即隻要時間足夠長，科學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事實剛好相反，科學顯然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限度，任何把科學看成純理性的、不受限製的、無限強大的看法都是一種神話。為了科學，也為了社會，這種神話必須受到批判。”

 

    客觀上，所謂的時間從開始便未曾中斷過，人類並非沒有充足的時間去解決一切問題，相反是人類總在無限綿延的時間中一次次反複地自我毀滅了。從小處說，地球上現存的眾多不屬於此一文明紀的神秘遺跡，從未停止過向我們提醒這一點。而被科學成就衝昏了頭腦的人類卻隻以科學能否解釋其存在的合理性為標準，把眾多客觀真實的證據視作無用的旅遊景觀，不僅如此還格外自負地聲言，科學解釋不了的東西就是無意義的和無價值的。這呈現了極端的“科學專製主義”的醜惡嘴臉。

 

    但是，當人類為了通過科學延伸自身的欲望，開始回過頭來關注起哲學的領域時，物理學家和當代的哲學家都發現，現代物理學“幾乎總是朝著這樣一個方向，即趨向一種與東方神秘主義所持觀點非常相似的世界觀。現代物理學的概念與東方宗教哲學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具有驚人的平行之處。

 

    奧本海姆認為，原子物理學的發現與佛教和印度教思想有諸多一致性，“我們所要做的發現隻是古代智慧的一個例證、一種促進和精細化。”即隻是欲將那些認知結論進行無意的量化。玻爾更直接：“為了與原子物理的教程作一類比……我必須轉向這樣一些方法論的問題，如來佛與老子這樣一些思想家早就遇到了這類問題，就是在存在這幕壯觀的戲劇中，如何使我們既是觀眾又是演員的身份能夠協調起來”，即如何將作為認知世界主體的人，從該認知主體虛位中的定量角色中解放出來。這一點，玻爾根本無法做到。海森伯則從日本的科學研究中看到了同樣的苗頭，“它表明在東方傳統中的哲學思想與量子力學的哲學本質之間有著某種確定的聯係。”

 

    通過現代物理學的經驗會發現，科學的任務特別是物理科學的任務總是將重心慢慢向哲學遷移，並且引發一種在本質上是神秘主義的世界觀，這就是以某種方式返回到2500年以前的起點上。它早期啟程於希臘的神秘主義哲學，雖然不斷努力背離這種神秘主義哲學，最終卻難逃回歸之路，又回轉到早期希臘甚至是東方哲學上來，這並非僅僅依靠直覺，還依靠高度精確的複雜實驗，依靠嚴格、一致的數學表達方式。事實上，根本就沒有神秘主義哲學之外的其他哲學。如果一定要使用神秘主義這個標簽，那麽哲學隻能是神秘主義的。

 

    20世紀這些現代物理學方麵的重要成果與古老哲學的神秘貼合，明確表達了這樣一個結論：科學，特別是非常基礎地位的物理學，一直在努力將哲學的任務納入自身的領地，但無論怎樣拒斥哲學，最終它自身還要歸於哲學。這很像孫悟空用自己有限的72般變化去對抗如來佛的無邊法力，結果是難逃如來佛的掌心。

 

    對此我這樣總結：無論任務還是能力範圍，哲學始終從本質上對科學進行著轄製。科學在任務上可能表現出與哲學抗衡的欲望，但科學的局限又讓自己頗為無奈，哲學卻在無限的伸展中始終從容。

 

 

二．哥德爾和哥德爾定理

 

    科學的局限性與哲學的無限性作為客觀現實的結論我剛剛進行了總結。但科學為什麽具有這樣的局限性，它局限的根本何在；哲學又為何可以無限，它不受到局限的原因又何在，這是人們必然要追問的。

 

    首先來探究科學的局限性問題。請允許我占用一點篇幅來介紹一個了不起的科學成就。1965年，奧地利經濟學家摩根斯坦在寫給當時奧地利外相、日後的總理克雷斯基的一封信中有這樣一句話：“愛因斯坦曾告訴我，對他來說，他自己的研究已經沒有太大意義，而他之所以還到研究院來，隻是為了與哥德爾一起走路回家。”我相信除了愛因斯坦，其他幾個人的名字並不為更多人知曉，但因為愛因斯坦的知名度和威望，人們必然會對那位讓愛因斯坦“戀愛般”“依戀”著的哥德爾產生非凡的興趣。

庫爾特·哥德爾，一位二十世紀非常重要的數學家和哲學家，1931年以一篇驚世的論文為人類貢獻了一條定理：哥德爾定理。

 

    1952年哈佛大學在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時這樣刻畫了他：“本世紀最偉大數學真理的發現者；為一般人無法理解，對哲學家和邏輯家而言是革命的。”

 

    哥德爾定理不僅終結了形式邏輯的妄想而且也將形而上學從人類癲狂自大的主觀觀念枷鎖中解放出來，使人類中的一些人，盡管依然是少部分人堅信了形而上學哲學的征途：“人類的理性有界限嗎？我們終能確知所有我們想知道的嗎？……哥德爾已給我們確切的答案。……”

 

    在了解哥德爾定理之前，需要對這樣兩個概念進行準備：邏輯和形式邏輯。所謂邏輯，即思維的規律性，關於思維形式及其規律的科學，即邏輯學。而所謂形式邏輯，即指研究思維的形式結構及規律的科學。

 

    雖然“邏輯”一詞的英文拚寫仍在沿用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所發明的希臘文單詞“Logos”提供的“詞根”，但今天的“邏輯”與當年的“邏輯”在本質上已經發生了演變。“邏輯”從赫拉克利特當年的“邏各斯”本質向“思維規律性”本質轉變，最早是從希臘公元前4世紀的智者派開始並經由亞裏士多德逐漸完成的。事實上，“邏各斯”本質對亞裏士多德和他之前的“第一哲學”（後來被稱為“形上學”，Metaphysics）產生了很大影響。

 

    現在，讓我把時間拉回到1928年的國際數學大會中去——這時的形式邏輯學科已經發展到了一個相當的程度，其中以數學學科為根本和極至——數學是形式邏輯本質的學科，隸屬思維範疇。那次會上，有位叫希爾伯特的德國數學家為全世界數學同行下了一份“戰書”：是否可能證明所有的數學陳述？

 

    具體的，他是希望有人能依賴伯蘭特·羅素和懷特海當年構建起來的三卷《數學原理》中的全部內容來證明其自身是完備的而且是一致的（即自我證明），附加條件是必須使用有限步驟（不可以無限循環）。這一提議如同一個罪犯在法庭上意欲自己出示證據去證明自己無罪一樣，冒著相當大的風險。而他提出這個假設的原因是，數學學科這座大廈的“權威性地位”受到了來自自身的威脅：“我們已經經曆了兩次了；頭一次是微積分中無限小的矛盾，接下來則是集合論的矛盾，不容許再有第三次了，最好永遠不要再發生！”這句話是他在1925年說的。

 

    事實上，當時對數學預測與解釋的課題集中在兩個基本問題上：

    第一，證明VS.真理，也就是數學證明的極限在哪裏的問題

    第二，數學實在性，也就是數學證明究竟證明了什麽的問題

 

    對這兩個問題的解釋，必然使數學家不得不麵對更根本的任務，為數學找到新的理論基礎，能讓它自身雖有重重危機、矛盾以及表麵的不可能性，但仍然還是“確定的泉源”，就像他們對數學一直渴望和自信的那樣，是絕對的真理同義詞。為此，至少要證明數學的相容，也就是不含任何潛在的矛盾；同時還要證明數學的完備，也就是讓它足以解答任何可能來自內部的問題。

 

    當時，形式邏輯特別數學是被當作預測性科學學科來對待的，因此幾乎被視作萬能鑰匙。這與1850年至1910年之間的科學哲學的繁盛，以及1929年維也納小組發布的《維也納小組：科學的世界觀》所續接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出現屬於同期。

 

    1926年，年僅19歲的維也納大學學生哥德爾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邏輯實證主義所謂的檢驗原則，主張一種論點若要有意義，就必須能經由感官得到檢驗，一個概念若不能追本溯源至看得到、聽得見、或摸得著的東西，則此概念就不具效力，也就是沒有意義了。而在這個原則下，第一個得到揚棄的，自然是神的概念，因為他們認為神說穿了隻是形而上學的虛空罷了。”
對此，哥德爾並不苟同。

 

    1928年，21歲的哥德爾了解了希爾伯特提出的數學綱領問題。三年後，也即1931年便發表了名為《〈數學原理〉與其相關係統中形式上不可決定的命題》的論文（具體發布時間是在1930年9月7日），該論文的結論被後人稱為“哥氏災難”。他一語道破：“數學並不如希氏等人所言是包羅萬象、全知全能的係統；相反，他說希氏的計劃其實是沒有指望的，因為有些源於數學係統的潛在問題，是係統本身無力解決的。換句話說，終究還是有些不可知的難題。”解釋一下，就是法官告訴罪犯，你除非出示具有絕對客觀性的旁證不可，否則無法證明自己無罪。

 

    該證明的基本原理是，先設計一個命題，讓它在整個係統中合法，然後證明該命題無法被證明為真。這個不可決定的命題相當於用數學語言表述為“本敘述不可證明”。

 

    於是矛盾發生，既然本命題確實無法證明，它卻在邏輯上結果為“真”：“這是一個為真，但是卻無法證明它為真的命題。”這似乎應了羅素自己對數學的那個評價：“所謂的純數學，就是我們不知道自己所言為何，也不知道所言是否為真。”數學家希望的發展一個適用於所有數學的純語法架構的夢想被哥德爾一次性地粉碎了。

 

    哥德爾定理通常表述為：“對任何聲稱能確證（也就是證明或否證）所有算術陳述的一致性形式係統F而言，存在一個既不能在此係統中證明也不能否證的算術命題。因此，形式係統F是不完備的。”

 

    哥德爾雖然從數學立場出發，但最終的哥德爾定理卻並非僅僅針對數學邏輯，而是統攝了整個形式邏輯係統，從而進入了一個深刻的哲學層麵，哥德爾的研究成果除了不完備性的深奧哲學結論，及其在知識論和人類認知極限上所衍生的影響，還對思想與計算機機械化的問題有重大啟示。它劃定了人類邏輯（思維/意識）認知世界的界域——人類對世界的邏輯認知是有限的，這也同時告訴世人，知識的局限性、科學的局限性以及各類學科的局限性所在。它是個時空似的界限，隻要存在於這個時空之內，對這個時空本身的認知就必然受到局限。

 

    哥德爾定理事實上給人類下了幾項最後“通牒”：不可能製造出大於甚至僅僅是等於人類自身智力水平的機器人（可笑的是，人們竟以為人體隻是一種機器，從而忘記了生命的超越形式的實在）；也不可能完全人工地合成出生命。事實上，哥德爾定理本身對西方物理學家的那些渴望早早做出了警告和否定，同時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對人類靈魂問題必須重新思考的警示。

（轉者注：對這一段的結論持保留態度，作者或許抱有一種人的思想能力來自於靈魂的認識，但顯然我們並沒有足夠的依據做出這樣的斷言。）

 

    分析到這裏，不妨提出一個與本題貌似稍遠的問題：區分人類心靈（或人類靈性）與人類思維/意識乃至人類感覺、直覺、心理等概念的本質，是我們一直忽視卻根本無法忽視的客觀問題。而對該問題的回避或漠視，隻能意味著我們的不負責任或巨大而卑鄙的功利心的存在。

 

    現在，讓我們回到形式邏輯的本質問題上來。哥德爾定理對形式邏輯局限性本質的揭示在哲學方麵產生的影響似乎始終為現當代哲學界所漠視，相反卻在（西方）自然科學界引起了高度重視。而伴隨哲學本質上的退落和形式邏輯的繁盛，西方世界一個及其危害的思潮應運而生，即最終還是絆倒了哥德爾的科學主義。

 

 

三．科學主義觀念的本質

 

    能讓哥德爾這樣的人“自斃”的科學主義觀念，其力量之大可想而知。那麽，到底什麽是科學主義，現在就來分析這個問題。

 

    形式邏輯牽扯問題之多難以悉數，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發生便是誇大形式邏輯本質的結果之一。這也是邏輯錯誤中最常見的一類——利用影響力來幹擾人的思維從而達到將錯誤觀念推行的目的，即所謂迷信。將科學主義思潮歸為一種科學迷信是恰當的。下麵，就科學主義的發生過程、本質和危害等問題進行簡要梳理。

 

1. 科學主義的概念

    對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定義，西方雖有許多，但基本解釋都強調一點，對科學作用的過度誇張。各種解釋之間的差異僅在於對這一誇張程度反應的不同而沒有本質上的矛盾。這也是西方少有人公然自詡為“科學主義者”的原因，或者說，它完全是反對科學霸權主義的人總結和歸納出來的一種具有危害性的思想，並對它加以反對和否定。在這個意義上，科學主義並不是自指，而是他指；不是褒義，而是貶義。肯定地說，科學主義在任何時候任何語境中都是該受批判的對象。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對該思潮進行批判同時，人們又欣然延續其思想對人思維/意識的奴役。這種甘願被奴役的現實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科學主義觀念的發生經曆了一個相當漫長和相當平滑的時期。

 

    有一個結論世人無法否認，即科學主義現象的發生是人們對科學含義本身有意或無意曲解的結果。更本質地說，是由於人類對自身存在認知能力了解的局限性造成的。由這一點來說，科學主義思潮是伴隨整個人類過程的一個自我認知局限的見證。對此，可以通過曆史以及哲學發展史獲得證實。其中最直接的體現就是科學的哲學化與哲學的文化化兩種現象。

 

    隨著學科的專業化，自然科學的逐漸強勢和哲學研究由本體性向實證性方向的沉淪，即哲學研究由追求本質到追求形式的退化，讓科學在人類認知世界的整個問題上呈現出了形式化的主導地位。上節提到過的1850年至1910年之間科學哲學的繁盛以及1929年維也納小組發布《維也納小組：科學的世界觀》文章中體現的邏輯實證主義，無疑正是西方科學主義思潮的一種體現。這個思潮的致命處即人們對哲學本質的無知。

 

2． 科學主義的曆程

    西方科學的發生常被追溯到亞裏士多德那裏。畢竟他留下的浩繁著作中存在名稱上的明確分類。但無論是亞裏士多德還是其他的希臘人，都不曾在科學的思辨和哲學的思辨之間做出明晰的區分。而且他很多學科的內容差不多都是錯的。因此，亞裏士多德的“科學”更多被視為“科學的背景”。比較之下，倒是稍後於他的歐幾裏得的研究或可稱為科學。其實，該觀點本身就是對科學相對性本質的一種揭示，科學結論不是絕對的，隻是相對的或僅僅是適用性的。因此，對經驗的關注，是科學形成的根源之一。

 

    科學主義的萌芽可溯源到17世紀，兩位代表人物是培根和笛卡爾。前者的科學統一觀念是以經驗和歸納為基礎，後者則以演繹為內容，他們的思想為科學主義的發生、延續提供了資源。“隨著近代科學革命大功告成，牛頓崇拜的社會思潮興起，法國百科全書派致力於知識統一夢想，這種認識論的科學主義具有現象主義還原的特點。”他們的共同特點即強調知識或經驗的重要性。不過培根的觀念依然屬於哲學性的，強調的隻是觀念。

 

    培根提出了《偉大的複興》計劃，他要在這個計劃中清除一切成見，從而以嶄新的方式為科學奠定基礎。具體方法是從研究事物本身著手。培根和笛卡爾之後，萊布尼茲提出了他的百科全書計劃，然後是霍布斯的物理主義。他們以強調科學方法為中心。這時的科學方法還無法產生社會影響，科學崇拜尚未引發。隻有當科學顯示出它的令人驚歎的解釋能力和為社會造福的應用能力時，對科學方法的信賴才會發展成越來越膨脹的科學和科學方法萬能的信念，科學主義則隨之發生。

 

    雖然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在1687年已經出版，但牛頓引起的科學崇拜卻延遲到18世紀才發生。法國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一種唯物主義的本質，其中的科學化傾向、百科全書運動的科學主義以及孔多塞的道德科學均在這個期間出籠，從而完成了走向19世紀非係統性觀念的科學主義的準備工作。隨之湧現的則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科學化大潮。

 

    聖西門和孔德的科學主義觀念，特別是後者的實證哲學都為發生於1850年到1910年期間的科學哲學化大潮奠定了基礎。哲學開始對科學的一些流行觀點進行廣泛的修正，這些觀點主要是從培根的見解發展起來的。修正的製約條件是要更忠實於科學家實際工作的方法，並對現存理論作更仔細的考察。該現象發生的部分原因是科學家被他們本學科中的哲學問題所吸引，以及他們越來越不願意把這些哲學問題交付給科學上無知的哲學家來解決。該問題的責任由哲學家單方麵承擔並不為過。或者，這時的哲學家已經自覺地以科學為基礎來重新構建他們的哲學觀念了。

 

    以孔德、穆勒和斯賓塞為代表的實證主義者認為自己是“科學的哲學家”，強調科學僅對“實證的事實”即經驗事實進行描述，完全是形式的。科學不管本質與客觀規律，超乎感覺經驗之外的事實本質，無法認識，也不必認識。在他們眼裏，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是形而上學，所以他們拒斥形而上學。實證主義在發展中又出現過兩種後續形式，經驗批判主義和邏輯實證主義（新實證主義）。

 

    前麵已經提到，科學主義思潮在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以“科學哲學”的麵孔盛行於現代西方。其代表人物有奧地利的馬赫，德國的魯道夫·
赫茲，法國的彭加勒和杜恒等，他們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以科學標準衡定人思想的觀念。而與科學主義對立的人本主義的發生可追溯到14世紀的文藝複興時期。到了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存在主義以同樣強調人本存在的理念與科學主義形成對峙。將人本主義看作始終對科學主義進行批判的思想至少在表麵上是合理的。

 

    通過以上簡單回述會發現，人類在自身繁衍過程中的思想始終處於搖擺不定的狀態。無論是人本主義還是科學主義，都在強調“人與世界的關係”問題：無論是那種觀點，都脫離不開人對世界的看法乃至人對自身的看法這一根本，重心落在人的態度一方。

 

    這種過度強調人的態度的觀念，結果卻從人本主義徹底走向了它的反麵——科學主義思想上來：是人將自己受製於科學之下，科學卻又是人通過自己的思維/意識對客觀世界的相對反映。但人何以能夠依賴這種自身思維/意識對客觀世界進行相對的反映呢？其關鍵在於邏輯的應用。我們可以嚐試著將人本主義以人為本強調感官經驗的思想依據視為“感官邏輯”或“感性邏輯”，將科學主義強調科學經驗的思想依據視為“思辨邏輯”或“理性邏輯”。

 

     “邏輯”的發祥，可追述至公元前7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的古希臘等地，從柏拉圖的現有遺著中我們也可以清楚了解他那個時候的“邏輯”常常等同於“詭辯”的事實，從而說明了“邏輯”的主觀性，也即相對性（局限性）的本質。即便如此，18世紀的康德和19世紀的黑格爾，依然將邏輯向形式主義化方向高度上揚。“形式邏輯”這個詞就首次出現在康德的思想中。到了20世紀，數理邏輯這一極端形式得到迅速壯大。

 

    科學主義也好，人本主義也好，同樣隻是形式邏輯不同程度下的思潮。換言之，科學主義思潮的根本依然是形式邏輯，而且是形式邏輯的極度化結果。

 

    科學主義，特別是西方的科學主義，從一開始就在努力以“形式邏輯”的內容介入非自然科學領域並控製人們的思想觀念。更直白地說，西方科學主義者所倡導的萬能“科學方法”，本質上就是形式邏輯為主體的思潮。當今的英國天體物理學家斯蒂芬·霍金可謂極端科學主義論的一個代表。他在《時間簡史》和《果殼中的宇宙》等暢銷書中就充分標榜了這一觀念。

 

    由哥德爾定理可知，讓科學主義所自傲的“科學方法”並非萬能。對此，愛因斯坦有過透徹表述：“科學不能創造目的，更不用說把目的灌輸給人；科學至多隻能達到為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卻是由那些具有崇高倫理理想的人構想出來的。……由於這些理由，在涉及人類的問題時，我們就應當注意不要過高地估計科學和科學方法；我們也不應當認為隻有專家才有權力對影響社會組織的問題發表意見。”同時，他對數學這門形式邏輯學科也有一句評價：“隻要數學涉及實在，它就是不確定的；如果它是確定的，那就與實在無關。”

 

    《物理學之道》的作者卡普拉也對物理學的相對性評價說：“而在物理學中，對實驗的解釋稱為模型或理論，它們都是近似的。”“物理學家懂得，用他們的分析方法與邏輯推理，是無法同時解釋全部自然現象的，因此他們挑出一組現象並建立一種模型去描述這一組現象。這時他們就忽略了其他現象，而這種模型也就無法給出關於實在的完整描述。”

 

    但現實比“邏輯”更殘酷，即使人人都明白的道理，還是能被人的主觀觀念所拒認，聰明一時的哥德爾就是這未能逃脫形式邏輯怪圈的眾多現實中的一例，他轉身又糊塗地陷入了科學主義的狹隘觀念之中。

 

    據說，他本人在數學哲學觀念上是個堅定不移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假定數學對象存在於超乎時空之外的某種境域中，但這些對象並不因此變得不真實：“我們對量化理論的對象有確定的知覺，我們也依據直接所予形成我們對這些對象的觀念。”其實，哥德爾本人依然沒有被自己“定理”所揭示的現實性所擊醒：在他身上，我們也發現一種典型的柏拉圖式的纏夾難分——客觀的實在概念纏夾著抽象柏拉圖式觀念的某種超感官知覺。“柏拉圖”這個符號已經成了他無法超越的“時空”，讓他對科學依然抱有精神性幻想，從而陷入“對超感官知覺、輪回和各種形態的神秘學”的興趣之中，他至死都陷入對“形式”卻非本質的問題而不拔，盡管他“對人類心靈不受限製之天性”還有一定的認知，認為“人類靈性不能將其所有數學直觀表為公式（或機械程序）。也就是說，當其成功將一部分的直觀表為公式，正因有此事實，需要一種新的直覺知識，譬如此一形式係統的一致性”——還是念念不忘“形式係統”這個牢籠[46]。哥德爾至死都沒弄明白，以形式的定量角度去猜度本質的定性“內容”本身就違反了哥德爾定理所揭示的結論，哥德爾定理無論對科學至上主義者來說還是對他本人而言，都是一個殘酷的結論。

 

3． 科學主義的危害

    僅就科學主義對“形而上學”本身的拒斥，或者談不上危害。科學主義對“形而上學”破壞導致結果所產生的危害才可真正稱得上危害。

 

    由於科學主義的泛濫，在更多時候哲學已經被當作是一門學科。這無疑是人類對哲學本質認知的退敗。哲學本質從遠古人對智慧的渴求到現代以人為主宰的科學附庸的衰退，也被20世紀的德國人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做了泛性預言。在他看來，世界曆史不過是各種文化的“集體傳記”，就如同生命是一個有機體，每種文化都有自己的觀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願望和情感以及死亡。所以，世界上不隻有一種雕刻、一種繪畫、一種數學、一種物理，而是多種，在本質的最深處，它們各不相同，各有壽命的期限，但它們卻“同源”。即人之主觀認知上的相對性。

 

    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首版序言中狂稱，他的哲學決非學院裏以概念進行邏輯推導的東西，而是關於“我們時代”的哲學。是他根植於時代及曆史之脈動的領悟。雖然他的預言廣泛，但局限性顯然。

 

    這部被當時斥之為“曆史的占卜術”和“惡的預言書”，無疑擊中了被作者視為未來的今天。我個人甚至認為，某種程度上，斯賓格勒在大曆史觀念中相對地契合了哥德爾，他道出人類整個曆史延續遭遇的必然“邏輯”悖論。他終結的與哥德爾定理所陳述的結論根本上一致，同樣是人自身的妄念。哥德爾從思維的形式邏輯角度以形式邏輯的方式證明了人類的自我局限，斯賓格勒從廣泛的客觀現實立場以邏輯歸納的方式總結了人類逃不出的悲劇怪圈。

 

    在此，我不想過多羅列科學主義思潮對世界的具體危害現象，除了對哲學本質上的傷害外，僅以環境危機一例來呈現其惡果：科學成果的大工業為人類帶來欲望的滿足同時，也為人類帶來了繼續生存的危機。科學的快速繁盛，無疑是對人類客觀生存可能的一種高速破壞，換言之，如果不對此盡快遏製，人類將毀滅於自身的科學成果。

 

 

[農家苦]

很好的反思。謝謝分享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