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中國未來的預言（ZT.）

我對中國未來的預言

【按語】本文引自2005年網絡上一位叫yao111的文章，該作者對今後國家的幾個重大問題發表了很有見地的預言，對照今日中國之現狀，深感不安。自從走資派篡奪領導權以來，國家社會主義的性質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毛主席領導的人民政府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為新中國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和民心基礎，卻被這幫敗家子折騰成如今這般。諾大一個中國，精英階層把持朝政，人民聲音難以撼動，可見當今中國，百姓窮，窮於精英！民族難，難於精英！精英誤國，精英禍國，精英賣國，精英亡國！慶父不死，魯難未已。精英不除，民無寧日！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精英誤國史。

理論的意義在於總結過去，指導現在，預見未來。中國現在實行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現在給中國帶來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大多數人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同時也帶來了其他實行市場經濟後發展國家同樣的問題，貧富懸殊、失業、犯罪率上升、腐敗嚴重等等問題，總體而言是利大於弊。按現在的道路走下去，中國的未來會如何？我的預言如下：

1、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2、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3、隻要實行“包產到戶”，“三農”問題不可能解決；

4、經濟會發生衰退；

5、中美之間從合作為主逐步轉變為對抗為主；

6、國家必亂

預言中國的未來，並不需要高深的理論和英明的預見，而是既有前車之鑒，又有非常淺顯的道理。中國的一些人認為，不管什麽主義，什麽道路，隻要能過上歐美人的日子就行。有更多的人根本不考慮未來，認為那是中央領導人考慮的事，平民百姓根本不用考慮。考慮也沒有用。中國紅衛兵造反的後果是自己的“上山下鄉”，波蘭工人造反的後果是自己的失業。俄羅斯人上街的後果是人均壽命降低5歲，若他們能預見到後果還會上街嗎？一位我國電台女播音員訪問俄羅斯廣播電台，有一位俄羅斯小夥子，當著我們女播音員的麵，放聲大哭，一個俄羅斯男人，當著一個曾經在廣播電台上，與原蘇聯論戰的女播音員大哭，使我感覺到那位俄羅斯男人，內心有多麽痛苦。俄羅斯人是個民族自尊心極強的民族，是什麽原因讓那位俄羅斯小夥子嚎啕大哭？中國人將來也會哭嗎？葉利欽說：“中國人哭的時候，還在後麵”。我同意他的觀點。

預言中國之一：今後一定是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

我國企圖同時發揮公有製、市場經濟優越性的主觀願望，因為不符合客觀規律而終究會事與願違。我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期間，從公有製向私有製過渡期間的一段時期，是公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確實體現了一定的優越性，如我國經濟實現軟著陸的功臣是國有企業。我國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時期，沒有發生東歐、原蘇聯都曾發生的惡性通貨膨脹，是因為我國經濟一出現困難就靠國有企業解決，非國有企業不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就不錯了。經濟發展順利時，讓國有企業背著沉重包袱“下海”與非公有製企業“比賽遊泳”雖然給了一些國營企業“救生圈——貸款”，但是由於處於非常不公平的競爭中，與不養一個退休、病殘人員、閑人，享受許多優惠政策的非公有製企業，和許多不執行國家法律法規的勞動密集型私人、鄉鎮企業的競爭中，與具有優勢加優惠的外資企業的競爭中，除國家壟斷行業的企業和國家重點扶持的國營企業，大多數國營企業都不可能在競爭中取勝。

二戰後，世界各國包括一些發達國家曾經出現過國有化浪潮，經過幾十年的實踐，現在又興起了私有化浪潮，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私有製比公有製更能適應市場經濟。原來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紛紛拋棄了計劃經濟，絕大多數國家同時也拋棄了公有製，就是認識到市場經濟更適應私有製，國內外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除國家壟斷行業的企業，公有企業競爭不過私有企業。

我認為確定股份製企業是否是公有製企業的標準，除根據國家投資比例的多少外，還要根據企業的生產目的來區分企業的所有製性質。簡單地說是企業根據社會合理需求進行生產，還是根據企業利潤最大化進行生產。打個比喻：若國家允許生產毒品，即使國家控股的股份製企業為了利潤去生產毒品，這個企業就不是公有製企業。因此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股份製企業是集體所有製企業，屬公有製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以企業利潤為生產目的的股份製企業、集體企業屬私有製企業。以此標準判斷，我國現在已經是私有製占主體的市場經濟。從現在國內非公有製企業發展速度一直高於公有製企業，和外資企業迅速增加的事實，可以斷定我國私有化是不可逆轉的趨勢。

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競爭之上，競爭是建立在個人主義思想之上，個人主義是私有製的產物，因此私有製——個人主義——競爭——市場經濟是一個相互適應的係統。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協作之上，協作建立在集體主義思想之上，集體主義建立在公有製基礎之上，公有製——集體主義——協作——計劃經濟是一個相互適應的係統。由於在幾千年私有製基礎上形成的個人主義思想，是社會大多數人的思想主流，因此雖然許多國家實行了公有製、計劃經濟，但是讓個人主義者去管理公有財產，如同讓狼管理羊。狼隻會把羊吃掉，而不會把羊養肥。一些人利用公有財產發私人的財，比一些人用私有財產發私人的財更讓人痛恨，因此私有化成為世界不可逆轉的潮流。

中國的公有製企業自從實行抓大放小以後，數量、人數都在迅速減少，1996---2000年國企戶數從10.2萬戶下降到4.7萬戶，人數減少3159萬人。溫州的民營企業占GDP的80%，稅收的80%，工業產值的99%。溫州模式是國家提倡的模式。我國現在又提出“國退民進”，實際是私有化的委婉說法。我國為了區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堅持以公有製為主體。但也承認民營企業、非公有製企業更有活力，因此才會出現說和做不一致的現象。

200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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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中國之二：貧富將更加懸殊

我國鬧革命、搞改革的目的是要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是區別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重要標誌，但市場經濟的規律決定了，貧富懸殊不可避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希望消除貧困，也不希望貧富懸殊導致社會動亂，因此當不能通過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實現消除貧困和貧富懸殊時，他們就用政府這隻看的見的手，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實現減少貧困和縮小貧富差距，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根據我在美國的觀察，高稅收、高福利的方針，確實減少了貧困人口，緩解了社會矛盾，但並沒有解決財富向個別人集中的趨勢，美國窮人與極少數富豪之間的貧富懸殊仍然越來越嚴重。

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計算就可以知道，在私有製社會根本不可能實現共同富裕。一個十億富翁，隻要把錢存在銀行裏，按年息4%(美國的銀行平均利息是4%)計算，一年僅利息收入就是4000萬美元，稅後收入超過2000萬美元，更何況富豪把資金做為投資、貸款獲得的收益要高於存款獲得的收益。我不知道美國如何縮小年收入超過2000萬美元的人，與失業人員之間的貧富差距，實現共同富裕。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做不到，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不實行高稅收、高福利，就更做不到。因此自我國實行市場經濟以來，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離共同富裕的目標越來越遠。一些專家、學者說，後發展國家有個貧富差距從小到大，從大到小的變化過程，並以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小於許多後發展國家為例，證明他們的說法。美國貧困人口比例比後發展國家低是事實，但是說美國的貧富差距縮小不是事實。因為美國富人財富的增加比窮人收入增加的速度快的多。過去美國把最有錢的人稱為百萬富翁，現在稱億萬富翁，貨幣貶值是個因素，但美國現在有270多個10億美元以上財富的富人，最有錢的比爾.蓋茨有幾百億美元，就不是用貨幣貶值可以解釋的現象。美國現在的人均收入，完全可以滿足除炫耀性消費以外的消費，可以實現基本需求的各取所需。但是由於1%的人，占有了美國社會財富的37%。因此美國仍有12%左右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窮人。1995年德國人納的稅占工資的48%，1989年西德政府用於福利和健康方麵的開支占財政支出的67.2%。即使這樣1989年西德有1.5%、3%、19%的貧困家庭買不起電視機、洗衣機、電冰箱。1989年東德雖然沒有西德富裕，卻是每百戶分別有有電視機129台、洗衣機110台、電冰箱167台，沒有一戶買不起三大件的貧困家庭，因為東德沒有失業人員。

國內外一些學者為了削弱廣大群眾對貧富懸殊的不滿，製造出“公平效率矛盾論”、“剝削不可避免論”，他們說：要效率就必須犧牲公平。要發展生產力就必須容忍剝削。還有玩弄文字遊戲的專家、學者，認為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後，不存在兩極分化，隻存在貧富差距；不承認存在剝削，隻存在非勞動收入；他們舉出無數的例子證明公平和效率是一對矛盾，我同樣可以舉出無數的例子證明公平和效率不是一對矛盾。從總體看，封建社會效率比資本主義製度低，封建社會卻並不比資本主義更公平，拉美國家的貧富差距比美國大，比美國更不公平，他們的效率卻並不比美國高。舊中國比新中國效率低，舊中國比新中國更不公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實行累進稅製，遺產稅、實行高稅率、高福利，就是為了減小不公平導致社會動亂的可能。西方發達國家總結了上百年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不照顧窮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才無一例外地實行高稅收、高福利政策。，使社會長期比較穩定，經濟能持續發展。不知什麽原因，我國的一些專家、學者閉眼不看事實，硬把公平和效率說成是一對矛盾。在市場經濟社會，對微觀效率而言公平與效率有矛盾是事實，對宏觀效率而言，公平與效率未必一定矛盾。

以中國為例，我國實行計劃經濟時期，沒有資本家，不存在普遍的雇工剝削，不僅發展了生產力，而且比國情相似、經濟起點相近，有剝削、更不公平的國家（人口過億，二戰後獨立建國的印度、印尼、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亞），經濟發展的最快，民眾得到的實惠最多。

因為有那麽多為不公平、剝削叫好的輿論和政策，中國現在差不多是資本家的天堂。據我所知，非公有製企業少有不偷、漏稅的，少有完全執行勞動法、勞動保護法、環境保護法、知識產權保護法的，少有不請客送禮、行賄以勾結官方謀取好處的，少有不送紅包給回扣的，經營進口商品少有不走私、販私的，一無資金、二無技術起家的企業少有不偷工減料、不搞假冒偽劣，製假、販假的......總之我不知道在我國這個極不規範、極不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在法製不健全、法製意識淡薄、社會風氣敗壞、黨風不正、腐敗嚴重的中國，有多少人，是隻靠自己誠實勞動迅速致富的？！

中國現在的工會，不能像許多國家的工會一樣，成為保護企業職工利益，製約資方為所欲為的一種力量。我國又是一個勞動力及其富裕的國家，因此作家們到非公有製企業，尤其是以簡單勞動為主的鄉鎮企業、私人企業、“三資”企業、煤礦去采訪，一定能寫出一個比“悲慘世界”還悲慘的世界。

美國雜誌公布的中國100名最富的人排行榜。第100名富豪的資產為：

1999年 2000年 2001年

0.5億美元 4億美元 5億美元

我國的第100名富豪，兩年時間增值10倍！被輿論稱讚的億萬富翁李海倉，從事非暴利的焦炭、鋼鐵行業，15年資產增值12500倍。絕對創造了世界少有的奇跡，其中的訣竅一定有不可公開的秘密。

發達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時間長，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裏，由於實行高稅收、高福利的方針，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衡量貧富差距的方法，貧富差距顯得小。日本、韓國、台灣的貧富差距小，是由於可以走花錢買糧食的路，迅速減少農民(農業勞動力不超過10％)。中國十三億人口，不可能走日本、韓國、台灣的路。中國又沒有條件學以美國為代表的農業土地規模型經濟。因此我國的農業人口比例不可能迅速、大幅度的降低，而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使我國非常可能出現與拉美國家一樣的貧富嚴重懸殊問題。若我國的社會保障製度不能包括農民，將加速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自從世界經濟一體化以來，財富從窮國向富國集中，富國的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的速度加快，窮國、富國之間的貧富差距，極少數富人與多數窮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我國加入WTO之後，更沒有可能改變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趨勢。無論理論還是實踐都不能證明實行市場經濟可以實現共同富裕，到是可以充分證明，極少數富人與最窮的人之間貧富差距隻會越來越懸殊。

2005年3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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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中國之三：解決不了“三農”問題

美國耕地麵積大約是我國的1.5倍。卻不到200萬個農場，平均每個農場1500多畝地。中國實行“包產到戶”，把耕地分給二億多個家庭經營，平均每戶不到10畝地。若用來種植糧食，年純收入不會超過一萬元。人均收入不超過3000元。而中國又隻能把耕地的絕大部分用在種植糧食上。糧食生產效率低，是造成“三農”問題的根本原因。我國現在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許多措施，都對會有效果，但糧食生產勞動生產率低的問題不解決，“三農”問題就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全世界解決吃飯問題的辦法主要有三類，一類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以大規模種植糧食為主的土地規模型農業；一類是以日本為代表的，以種植土地報酬率高的非糧食作物為主的，土地效益型農業(日本1993年進口的穀物占消費量77%)。一類是以以色列為代表的集體農業。以色列人口密度幾乎是我國的1.4倍，沙漠占國土麵積的70%，全年降水量隻和我國寧夏相當。但是他們隻用了三十年時間就在沙漠上建成了“沙漠上的花園”，他們針對缺水的問題，發展節水農業，充分利用光照時間長的優勢發展“陽光農業”，隻用5%的人口，不僅基本解決了吃飯問題(糧食自給率90%以上)，而且還大量出口農副產品，被譽為“歐洲冬季的廚房”。顯然土地規模型、土地效益型農業都不適合我國國情，隻有以色列模式最值得我國學習。但以色列的農業生產組織，主要是比我國當年人民公社還人民公社的“基布茲”，和相當於我國農業合作社的“莫沙夫”。以色列的農民素質比我國農民高的多，沒有小農經濟的傳統，也沒有大量的小生產者——愚昧個人主義者，我國則正相反，因此我國不具備普遍推廣以色列模式的條件。

過去我國和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的農業集體經濟，除保加利亞、匈牙利等國家外，多數不很成功。我國實行“包產到戶”是對我國農民認識水平的適應和妥協。從短期看確實有效地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但“包產到戶”在把農民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後，就成了進一步發展農業，尤其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障礙。“包產到戶”這種一家一戶為經營單位的小農經濟，沒有土地規模、沒有資金集中、不能預測市場供需，根本不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就不可能解決“三農”問題，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

現在我國最富的農村都是堅持集體經濟的農村，但都不是靠糧食生產致富的農村，這種模式沒有在中國農村普遍推廣的意義。一是中國農村不是都有既有帶領農民集體致富思想，又有帶領農民集體致富本領的帶頭人，二是最富的農村都不是商品糧供應基地，若我國多數農村不能提供商品糧，幾億非糧食生產者吃什麽？我國無論怎麽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以種植糧食為主，除非我國能夠推行一些高產的代替糧食做飼料的植物（日本進口的主要是飼料糧），我國若能在非平原地區大力推廣種植飼料，大力發展規模養殖業提供肉、蛋、奶，在平原地區發展糧食規模種植農業，在水、肥、氣候條件好、交通便利地區，發展出口創匯農業、土地效益農業。其中最大難點在於，如何在占國土麵積絕大部分的非平原地區，實現農業現代化。我國最貧窮、最落後、農民素質最低的地區，基本都在占我國國土麵積70％的山區。如何實現山區農業現代化是世界性難題，卻是我國必須解決的問題，“包產到戶”的小農經濟，包括家庭農場絕對沒有實現山區農業現代化的可能性。因為任何家庭農場也修不了農場範圍內的山區公路。

統計數據表明，改革開放後的二十多年，我國的經濟實力，農村的經濟實力比前三十年有很大提高，但我國改革開放後的農田受災率、成災率卻高於改革開放前。如1952---1978年(其中缺1967、1968、1969年)受災麵積平均為40.7%，成災麵積平均為38.6%。1979---1998年受災麵積平均為45.6%，成災麵積平均為49.3%。一方麵說明我國在農田水利方麵的投入偏少，如我國1952年---1978年灌溉麵積增長125%，1978---1998年灌溉麵積隻增長了16%。另一方麵說明“包產到戶”的農戶抗災能力低，對農田水利建設無能為力。

在“包產到戶”的政策下，土地隻能通過轉包、出租方式擴大土地經營規模，是一大致命弱點，因為它不利於調動投資農田基本建設的積極性，會造成隻注重短期效益，對耕地實行掠奪式經營，嚴重影響農業的持續發展。而且會增加耕種土地的成本，不利於調動農民規模經營的積極性。不利於農業最重要的生產資料——土地的合理流動。但是若我國實行土地私有化，無非是和拉丁美洲國家、印度、印尼等等土地私有的發展中國家和舊中國一樣，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後果隻會比我國現在更差而不會更好。

日本、韓國、台灣的農業人口轉移到二、三產業後，可以生產產品出口創匯，再用獲得的外匯，進口糧食等農產品。中國勞動力比所有發達國家勞動力的總和還要多，中國的勞動力如果像發達國家或韓國、台灣一樣大部分在二三產業，我國生產的產品就必須有非常大的國際市場，這個國際市場誰會讓給我們？實踐證明在“四小龍”行之有效的“兩頭在外”戰略，不適合我國國情。

把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全部轉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麵都不嫌多，但是我國不可能有那麽多資金投入到不能盡快見效益的方麵。國家也不太可能寧肯影響經濟增長率，也要把投資的重點轉移到治水、治山、治沙、治荒漠方麵，雖然這是一項有利於消除貧困、改善環境、增加資源、縮小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減少農業人口等一舉多得的好事。

現代化農業，是高投入，高效率、高效益農業，“包產到戶”的另一大致命弱點是做不到普遍的高投入，和農民不都是高素質的人，不能避免高投入的高風險。因為人的能力有很大差異，優秀人才畢竟是少數，小農經濟保障家庭溫飽尚可，進行大規模商品生產就不是絕大多數農民能夠勝任的工作。如不受土地資源製約的規模養殖業，即使有足夠的資金貸給農民，絕大多數農民也不可能取得不受土地資源製約的規模養殖業的成功。隻有農民中的佼佼者才可能取得成功。

沒有穩定的土地政策就不能穩定農民的心，農民就沒有投資農田水利的積極性，不利於農業發展；實行“包產到戶”政策，會阻礙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和“三農”問題的解決，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任何操之過急的改變都會適得其反，隻能在維持現有政策的前提下，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素質，在漸變中不斷微調農村政策，從政策上鼓勵、吸引農民自願組織起來，逐步實現規模經營。我在60年代曾問農民：“你們認為什麽時期最好？”，農民一致回答：“互助組時期。”，可見農民既不擁護解放前的單幹，也不滿意合作社、人民公社，而是對家庭獨立核算，又互相幫助的互助組情有獨衷。現在農業機械越來越普及，提倡農業互助組的條件越來越具備，我國能否在政策上再加以促進？

2005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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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中國之四：經濟會發生衰退

我們不能創造規律，隻能發現規律，我們不能改變規律，隻能利用規律。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證明市場經濟一定會發生周期性經濟衰退，而且據我所知，世界上沒有一個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經濟能持續三十年高速增長。我國從1978年開始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變，到2008年恰好三十年，若以我國1984年全麵向市場經濟轉軌算，到2014年恰好30年，即按市場經濟一定會發生周期性衰退的規律，我國最遲在3－9年內會發生經濟衰退。

經濟學家發現，一個國家的人均產值超過4000美元時的經濟增長率，將低於人均產值800---4000美元時期的增長率。按比較符合我國實際的購買力評價法計算，我國現在已經超過了人均4000美元，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率今後不會長期保持在7％以上（即10年翻一番的速度）。鄧小平提出我國經濟分兩步走的設想，也考慮到了這點，因此提出2000年前用20年時間產值翻兩番，人均產值超過800美元。2050年人均產值達到現在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人均產值增長7倍左右，平均年增長率隻需達到4％。

我國2001年底加入了WTO後，有五年的過渡期，過渡期內，我國經濟還可以得到一定的保護，過渡期後會是我國經濟的陣痛期，失去關稅保護後我國的汽車、鋼鐵、石油、化工、大田作物......將會受到嚴重衝擊，那時肯定會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和加入WTO對我國的影響，不難預料2007年以後，我國發生經濟衰退或經濟停滯的可能性明顯增大。

由於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日益加快，我國的經濟受國際經濟的影響會越來越大，那時將難以再現我國經濟一支獨秀的風光，因為我國已經不能完全主宰自己經濟發展的快慢、興衰。世界經濟平均增長率一般在3％左右，不能不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率。

我國目前商品少有不供過於求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增長率主要取決於需求的增長，我國當前采取借債加大投資，刺激需求，以保持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辦法不能長期使用，因為總有一天不僅會失效，而且會引發嚴重的金融危機。墨西哥、巴西、泰國、印尼、阿根廷等國的金融危機都與高負債率有關。

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中，也曾出現過通貨膨脹、經濟過熱、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等問題，但是我國依靠國有企業，采取行政命令的辦法，使經濟沒有發生大問題。如我國為了防止發生惡性通貨膨脹，國家規定許多國有企業原材料漲價，出廠產品不能漲價，當時雖然煤礦使用的木材漲了價，但國有煤礦賣的煤不能漲價；收購的農產品漲了價，國有糧店出售的米、麵、油不能漲價，實際是以犧牲國有企業、職工的局部利益，保障了國家的全局利益。今後我國再出現經濟問題，根據WTO的規則，政府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我國任何企業失去了國家的支持，都不可能在與世界一流跨國公司的競爭中取勝，我國企業將從“國退民進”，進一步變化為“內（資企業）退外（資企業）進”。被一些人津津樂道的匈牙利劇變後的經濟，實際是外資在起主要作用，匈牙利劇變後10年共引進外資230億美元，人均超過2000美元（我國20多年引進的外資，人均隻有500美元左右），現在匈牙GDP的50％、出口額的80％是外資創造的，國內100家最大的企業，有70家由外資控股，因此在匈牙利有“Tank（坦克）走了，Bank（銀行）來了”之說。

國有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競爭不過不遵守勞動法、勞動保護法……等等法律的私人企業、鄉鎮企業、“三資”企業；國有的高科技、高資本密集型企業，競爭不過優勢加優惠（政策）的外資大企業，將來我國經濟一旦出現危機，再想靠國有企業為國家排憂解難，作用已經十分有限了，而那時外資企業、私人企業不趁火打劫就算不錯了。

我國改革開放後大量引進外資，對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外資的大量引進是一把雙刃劍，在引進外資金額大於還本付息金額的條件下，是利大於弊，一旦發生引進外資額小於還本付息額，而國家又沒有足夠的還債能力時，就會變成弊大於利。（ＬＳ評：急不可待強推上海自貿區，即如此！）

我國能吸引外資的主要條件，一是有技能/工資比很高的勞動力，二是有廣大的市場，但這兩個條件是會發生變化的。我國勞動力便宜的優勢隨著經濟的發展，職工工資的提高、福利製度的完善，糧食等農產品價格的上漲而逐漸喪失。二十年前我國工人一個月三、四十元到現在幾百、上千元，工資增長了十幾倍，我國工資與發達國家工資的差距在迅速縮小。相對其他後發展國家，勞動力技能/工資比高的比較優勢在逐漸喪失。

我國實行以市場換國外資金、技術的方針，國外又特別看好中國這個最有潛力的市場，因此現在外資紛紛湧入我國，2002年成為世界上吸引外資最多的國家。從短期看大量引進外資對我國經濟發展是利大於弊，但若我國的市場擴張速度明顯低於外資企業占領我國市場的速度，外資企業會越來越多地把國內企業擠出市場，導致內資企業大批破產、倒閉，如過去在北京占據飲料市場統治地位的“北冰洋”汽水，現在就被洋品牌飲料取代了。過去是私人、鄉鎮勞動密集型企業把國有勞動密集型企業擠垮了，以後失去了關稅的保護，國家的支持，我國將有許多企業被外資企業擠垮。外資對國家的政局非常敏感，而且外資總是扮演對不馴服的國家政府雪上加霜、落井下石的角色，拉丁美洲國家吃夠了這方麵的苦頭。

2005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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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中國之六：國家必亂

國外一些學者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不是因為經濟發展速度快，而是社會穩定時間長。我認為最典型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一個被稱為“歐洲屋脊”的多山內陸國家，既沒有資源優勢，區位優勢，也沒有創造過什麽經濟高速發展的奇跡，但卻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瑞士發展的本身就是一個奇跡。其最與眾不同之處是瑞士自1648年獨立建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內戰。反觀我國自1840－1949年間我國沒有大的戰亂時間，累計不超過10年。在一個社會動蕩的國家，根本沒有可能進行建設，中國就是由於長期戰亂而越來越落後了。新中國的50多年沒有發生政府不可控製的大戰亂，因此國家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我國在不久的將來非常可能重蹈蘇聯東歐的覆轍，後果會比蘇聯、東歐更嚴重。

國家的穩定靠權威，西方發達國家靠法律的權威；以中國封建社會為代表的人治國家靠皇帝個人的權威，政教合一的國家靠信仰的權威，社會主義國家靠政黨的權威。我國法律的權威沒有確立，個人的權威已經破除，宗教在中國曆史上從來沒有成為全社會的權威，一旦中國共產黨失去了權威，中國又沒有產生能夠代替中國共產黨的權威，中國必亂！

蘇聯解體前，蘇聯社會科學院曾進行過一次問卷調查，被調查者認為蘇共代表：

工人利益 4%

全體人民利益 7%

黨員利益 11%

黨的官僚.幹部.機關工作人員85%

1987年12月波蘭報刊公布一項民意調查“在波蘭誰最值得信任”：

波蘭羅馬天主教會 78.8%

軍隊 75%

議會 70%

政府 63%

波蘭統一工人黨(執政黨) 40%

1988年12月又公布的一項民意調查，問題是：“在波蘭誰的活動最符合社會的利益”，結果與一年前的結果幾乎完全一樣。

可以說東歐、原蘇聯的執政黨下台，最主要原因是執政黨從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黨，蛻變為一個結黨營私的黨，群眾拋棄他們是必然的。有人說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我認為這不是根本原因。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決定了，一定會發生周期性的經濟衰退。最先進入資本主義的一些國家發生過那麽多次的經濟衰退，政權都沒有崩潰，為什麽社會主義國家經濟不景氣就會改變顏色？顯然主要原因不在經濟而在政治上。東歐、原蘇聯發生劇變時的經濟狀況，比1929年的美國、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好的多，美國、中國都沒有發生劇變，東、蘇卻發生了。

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執政執政黨都學蘇聯實行高官厚祿(待遇)的製度，造成許多想升官發財的人混入黨內並掌握了一些權力，一些領導幹部物質生活上脫離了群眾，思想、感情也會逐漸脫離群眾而蛻化變質。在計劃經濟國家，要想榮華富貴，隻有升官一條路。

我國改革開放以後，實現榮華富貴的路不隻一條，原來不同身份的人，都有致富的，但總體上看，最先富起來的人中，仍然是原來的官員最多。199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統計表明，私人企業主開業前的職業：

幹部31.1%

個體工商業主30%

農民15.2%

工人14.9%

其他8.8%

私人業主中黨員占18.1%

由於許多國有、集體企業改製，“國退民進”的結果，2002年私人企業主中，幹部占63.1％，共產黨員占1/3。我國幹部的人數比工人、農民、個體工商業主少，卻是先富起來的人最多，富人中的黨員比例最高，再考慮到幹部的親屬多在收入最高的地區、行業、部門、崗位，及一些幹部的灰色、黑色收入，和白色待遇，可以說我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受益者仍然是黨員幹部。無論共產黨執政後主觀上是怎麽想的，怎麽說的，客觀實際是共產黨執政後的最大受益者是共產黨的幹部。隻要不改變共產黨執政後實行的“高官厚祿(待遇)”製度，要想讓唯利是圖之輩，不千方百計往執政黨鑽，就如同不讓水往低處流一樣的不可能。共產黨下台就不可避免。而中國共產黨下台之日，就是中國大亂之時。

東歐、原蘇聯劇變時，他們的人均糧食產量（糧食產量/人口數）都超過600公斤。所有國家勞動力都緊缺，沒有失業問題，國民素質普遍高於我國，但是他們發生劇變後，都出現經濟大幅下降，大量人員失業，犯罪率大幅上升。我國現在人均糧食產量，一直徘徊在400公斤左右。我國當前城鎮失業人員，加上農村無地可種、無活可幹的富裕勞動力，實際失業率大約在20%左右。我國比東歐、原蘇聯窮，又有上億人無活幹，許多中國人又不知道，不善於用合法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當一些人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飯時，就會用非法手段搶飯吃。我國解放前幾千年都沒有肅清過土匪，中國的農民起義可能是世界上次數最多的，就是因為舊中國存在許多用合法手段吃不上飯的人。貧富懸殊會造成仇恨，這種仇恨在無政府狀態，就很可能以暴力的方式發泄出來。有一位下崗女工對我說；“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我先把廠長殺了。”，一位農民工對我說：“我就希望(中國)亂，亂了我還可能撈點什麽，就是撈不著也失去不了什麽，反正還是窮，我們一點希望也沒有。”有這些思想的工人、農民有多少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不會是個別人的思想。

中國共產黨執政五十多年，幹了非常多的好事，也犯了不少錯誤，不幹事的隻會犯一條錯誤——不幹事，隻要幹事就會犯錯誤，而且幹的事情越多，幹工作的時間越長，犯的錯誤就越多，因為犯錯誤傷害的人就越多，雖然每次傷害的人隻占很小一部分，但日積月累幾十年下來被傷害人及親屬的數量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人的一般心態是：對預期得到的好處，印象遠不如對受到的傷害深，記憶時間長。對與大家一起得到的好處沒有多少感激之情，對隻有自己受到的傷害則刻骨銘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是實行共同富裕，因此人們對共同得到的利益少有感激之情，但對受到的傷害會記憶猶新，雖然被傷害的本人可能已經去世了，但對他們的後代仍然有很大影響。我們現在的改革，又會使一些人對當時認為是正確的事，現在認為是錯誤的。如承認私有財產應該受到保護後，就已經有人認為土地改革、公私合營是錯誤的。使對共產黨不滿的人又會有所增加。

美國對因執行公務犯錯誤造成對個人的傷害，實行巨額賠償製度。如美國洛杉磯一位監外執行的有犯罪前科的黑人，因為交通違章不按警察要求停車，在警車追上他的車，迫使他停車後，他還先動手打警察，被激怒了的警察打了一頓，這件事被人錄了像，並且在電視台隻播放刪去了黑人先打警察畫麵的錄像片，由此引發了洛杉磯黑人暴亂，最後以政府賠償被打黑人1300萬美元了事。我國則是長期以來隻糾錯，不賠償，建國以後對那麽多冤假錯案，基本都是糾正錯誤、賠禮道歉，經濟上沒有任何賠償（也賠償不起），使被錯誤處理的人，及受到牽連的親屬一直耿耿於懷而得不到緩釋，對本人及親屬不的不承受別人犯錯誤造成的惡果，而犯錯誤的人到往往毫發無損，甚至官運亨通。一些受到傷害的人及親屬的能量遠遠超過他們的人數，他們往往比普通人更願意、善於講述自己的不幸和控訴他人的罪行。

我國是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我國農業集體化、城鄉二元結構傷害了農民，改革開放後的下崗、失業，及失去了過去曾有的福利傷害了工人，可以說我們黨得罪了自己的主要社會基礎，曆次政治運動又主要得罪的是集中了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和幹部，我國一旦有政治風波，還會有多少人堅決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總是有感情的，大多數人都難免憑感情用事，那麽多人，那麽長時間積累的積怨一旦爆發出來，不可能不出現非理智的行為，若出現以非理智對非理智，中國一定會天下大亂，到那時中國沒有贏者（包括現在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差異就是矛盾”，貧富懸殊就是一個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發達國家由於認識到“不照顧窮人的利益，富人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的道理，實行高稅收、高福利，通過二次分配緩解貧富懸殊的矛盾，使一部分富人與一部分窮人之間的貧富懸殊，轉變為對社會危害較小的極個別富人與一部分窮人之間的貧富懸殊。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根本看不見極少數的富豪，隻是在媒體上看見那些富豪，對人們沒有太大刺激。

我看到一些數字：美國一年的捐款高達6000億美元（美國一年的財政收入也不過2萬多億美元），美國大約有6萬種獎學金，數字雖未必準確，但美國人捐款到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在美國就經常收到要求捐款的信，美國政府為了鼓勵捐款實行捐款抵稅製度。美國人肯捐款可能與美國信教的人多有關，他們的宗教都是靠捐款維持的，教徒捐款成了一種習慣。宗教不提倡競爭，而且基本是勸善，而富人的巨額捐款又起到了緩解“仇富”心裏的作用，因此美國的宗教、捐款都有緩解貧富懸殊、提倡競爭帶來的負作用。

我國自古就有“為富不仁”、“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的說法，也確實存在“恨人有，笑人無”的惡俗。再加上在我國這個腐敗橫行、極不規範的市場經濟，富人又多是靠充滿血腥味的原始積累致富，人們有“仇富”心理是必然的，再加上暴富的一些大款一拋萬金的炫耀性揮霍，他們又缺乏多捐款行善積德意識，社會形象不佳，導致貧富懸殊矛盾比發達國家激化，這也是導致我國發生動亂的重要原因。非洲盧旺達大屠殺的重要原因是國內兩個主要部族貧富差距太大。中國曆史上就發生過“吃大戶”現象，因此我國的貧富懸殊比發達國家的貧富懸殊更具危險性。

腐敗對任何政權都是腐蝕劑，沒有不反對別人搞腐敗的人，也沒有不反對腐敗的政府。但是少有一個腐敗的政府能夠自己解決自己的腐敗問題。經常是靠政權的更迭解決舊政府的腐敗。我黨從1980年就開始反腐敗，到現在二十多年時間，腐敗不僅沒有減少，反而越來越嚴重。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久治不愈，腐敗不可怕，可怕的是久反不減。我們黨對反腐敗不是不重視，也不是沒有采取措施，隻是靠自己挖掉自己身上的腐肉，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黨的腐敗已經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靠罷一批，殺一批貪官已經不能有效遏製黨的腐敗。就像國民黨垮台前，國民黨的許多人已經看到國民黨的腐敗將使他們垮台，但以蔣經國為代表的真心反腐敗的國民黨要員，還是以失敗告終（ＬＳ注：ＢＸＬ就是）。我雖然對解決我國的腐敗問題提出不實行“高官厚祿(待遇)”的建議，但我知道因不符合當前的國情、黨情，可行性不高。我國解決不了腐敗問題，發生動亂隻是個時間問題。

[環繞自然]

這種2005年幻想出的胡言亂語，現在2013年登出來，太浪費讀者們的時間了。Spare us, ple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