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如何被洗腦的？（ZT.）

 

中國人是如何被洗腦的？

 

作者：李北方

編者按：包括傳媒界在內的中國知識精英的全盤西化，導致中國在軟實力方麵處於束手被擒的境地，麵對西方有些國家砸向我們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場經濟、全球化這些“軟實力炮彈”，左派呼天喊地、右派搖頭擺尾，所以新法家決定發掘本土文明資源，造中國思想界的“愛國者”導彈——《黃帝內經》還保存著一個適應係統思維的高級文明的哲學方法，《黃帝書》（《黃帝四經》）、《管子》、《商君書》中還保存著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跨過儒家文化的小山，我們已經看到中華原文明的巍峨大山；本文是《南風窗》資深記者李北方先生最近的一次講演記錄（有刪節），同時感謝香港嘉利來集團董事長穆軍先生的推薦。

我對中國傳媒界的思想狀況做了個帶有諷刺味道的概括：一群“二鬼子”在辦報；一群買辦代言人在辦報；一群民族文化虛無主義者在辦報；一群“無政府主義者”在辦報。無政府主義者打了一個引號，因為無政府主義是一個專業的詞，有它特定的含義，我這裏的意思是指一種傾向，認為凡是政府幹的事情，就是錯的，隻要跟政府對著就是對的。

我概括的傳媒界的病症之一是“犯賤”，集體犯賤，望洋撒嬌，隔著太平洋在內心深處流露出對西方的諂媚和對自我的貶低，這幾乎已演變為媒體界的一種“集體無意識”。“犯賤”這個說法我後麵還會一再提到。“犯賤”首先表現為傳媒界在曆史觀上出了問題，集體變成了“二鬼子”，更慣常的說法稱為“二狗子”，比“二鬼子”更難聽。

記者為什麽要強調曆史觀？它為什麽重要？因為記者的職責是采訪和記錄，記錄這個時代的現實，但我們必須要搞清楚什麽叫做“現實”。“現實”不光是你眼睛能看到的和手能觸摸得到的，“現實”是個曆史的存在，你所看到的現實並不是昨天形成的，也不是你看它的一分鍾之前形成的，它是一個曆史演化的結果。所以，不懂曆史就沒辦法正確地理解現實，更不用說正確地記錄了。

曆史觀出了問題的典型是“冰點事件”，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大家肯定都清楚。一年多以前，《中國青年報》的“冰點周刊”刊發了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文章，名字叫《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導致“冰點”停刊整頓了一段時間。我最初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很遺憾，心想這是怎麽搞的，又來這一套，搞得媒體來一點言論自由的空間都沒有了。可是等我把《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這篇文章找出來看完的時候，我的想法就變了，這種文章在這樣一個有影響力的報紙上刊登出來，無論如何是應該受到懲罰的，雖然我不同意那種愚蠢的懲罰方式。以袁偉時這篇文章為代表的曆史觀確實是出了問題，直白點說就是認賊作父、數典忘祖，宣揚這種曆史觀的人是想從根本上斬斷中華民族的根基，尤其20世紀中國革命的傳統。這是純粹的漢奸言論，是自掘祖墳的行為，對此，凡正義感尚存的中國人都是應該抵製的。

討論《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這種文章，我們是應該糾纏於曆史細節，還是應該首先從根本上擺正我們的立場？在史實方麵，袁偉時也許沒有失實的地方，作為一個曆史學家，他有嚴密的考證和史實依據，但這不能說明他是正確的。今天的人無法還原曆史的全貌，隻能掌握一個個的曆史片段，那麽怎麽組合這些片段就成了最大的問題，正如相同的一些影像素材，經過不同的剪輯方式，是可以組合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這就是曆史觀的問題了，是站在誰的曆史上解釋曆史的問題。讓我們先從政治學的角度來思考一下這個問題，對此我要多羅唆幾句，因為如果不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後麵很多的事情很難說明白，我對現實的看法都是基於一個曆史觀的基礎上的。

什麽叫做國家？什麽叫做政治共同體？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經典理論對國家的形成有一個的哲學假定，就是社會契約論，它假定人類社會最初處於沒有秩序的狀態之中，在沒有任何秩序的情況下，人和人之間沒有信任，用霍布斯的話說“人對人是狼”，人和人之間就是你爭我奪，就是互相殺戮。這樣的情況是不好的，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必須要形成秩序，秩序怎麽形成？就是大家在一起簽訂一個社會契約，每個人讓渡出一部分權利，組成政府，同時保留一部分不可讓渡的權利。政治共同體成員的意誌通過政府得到體現，與此同時，政府又能夠淩駕於所有的個人之上，在個體之間維持秩序、主持正義。任何一個政治共同體都是有邊界的，這個世界上有好多好多的互相獨立的政治共同體，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公權力的責任是提供秩序、保障正義，那麽對外就一定要有一個維護共同體安全的任務，說白了就是希特勒的話，要維持和拓展生存空間。這樣看來，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天然就是一體的，二者天然結合在一起。思想界一個爭論不休的主題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否矛盾，是否能並存，我個人一直不明白這為什麽能成為爭論的話題，二者本來就是一家的，一個主內一個主外。

政治共同體的成員都通過契約向政府讓渡了一部分個人權利，所以這個公權力才可能有公信力的，才可以主持主義，也就是說隻有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內部，正義在哲學上才成為可能。那麽不同的政治共同體之間是個什麽關係呢？它們之間發生了衝突，誰來主持正義呢？我們在政治哲學上能找到的答案是，每個國家都享有主權，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平等的，在理論上和現實中都沒有一個由每個政治共同體通過契約聯合組成的全球政府，無論過去的國聯，還是現在的聯合國，在世界上都不享有中央政府在一國內部的權威。獨立的主權國家是這個世界上最基本的政治單位，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會如此。既然地位平等，國家間發生矛盾發生戰爭，是沒有地方打官司的，聯合國也不管用。

國與國之間嚴格來講是沒有正義可言的，就是你爭我奪，戰爭和矛盾衝突不斷，你來侵略我、我就要抵抗侵略，大概就是這麽一個關係。實質上的正義在國家之間是不存在的，國家間的問題都是政治問題，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做各自的闡釋。包括紐倫堡審判，說實在話從實體正義上來講都是值得懷疑的，因為它是戰勝方對戰敗方的審判，如果希特勒贏了那場戰爭，審判者和受審者的位置就要掉換了，這種審判和被審判的位置都可能不確定的判決怎麽能承載實體正義呢？遠東軍事法庭也一樣，到今天還有日本人企圖否認這個法庭的合法性，這在日本人的立場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要堅決與其鬥爭。前不久有個電影《東京審判》，講的就是那段曆史，我看到一個自由派的小知識青年評論說，電影把梅汝璈刻畫成了一個士大夫，因為梅汝璈為法官的座次而進行鬥爭，還竭力使日本的頂級戰犯判死刑，否則就對不起中國人民，這不是個合格的法官雲雲。這種觀點是淺薄而可笑的，我對梅先生了解不多，但我想梅先生不會不了解所謂的“程序正義”，也不會不懂怎麽做法官，他清楚他是代表中國去參加遠東軍事法庭的，要伸張的是中國人民的正義，而不是個抽象的、不存在的正義。梅汝璈的身份不是什麽法官，更接近於一個外交官，他非常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務。這就是梅先生比如今那些食洋不化的小知識分子們高明的地方。

回到我們中國的近代史，中國從1840年開始受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先是鴉片戰爭，然後英法聯軍進北京、八國聯軍進北京、甲午戰爭、抗日戰爭，都是西方列強來侵略我們，我們必須堅守住一個立場，然後才能談論這段曆史，那就是侵略是不正義的，抵抗侵略是正義的。這是最大的道理，其他的道理都是小道理，小道理服從大道理。

袁偉時的文章問題出在哪裏？袁老頭如果是當年八國聯軍中無論哪一個國的鬼子兵的玄孫，今天站在為他老祖宗翻案的立場上這麽來解釋這段曆史，我都還想得通，雖然我站在一個中國人的角度要跟他鬥爭。但是問題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學者來這樣的解釋曆史那就很可怕了。我們可以大略地看幾個細節，袁偉時在文章裏提到了“馬賴神甫事件”，講了這麽一句話，“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關於“馬賴神甫事件”的來龍去脈大家可以去看曆史書，單說所謂的“程序正義”，程序正義是為了保障實體正義的實現而發展起來的，二者在根本上是不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另外所謂程序正義的欺騙性也很強，名義上程序麵前人人平等，可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的，享受程序正義是要花錢的，沒錢哪請得起律師？回到具體的曆史問題上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是非正義的，他們逼迫清政府簽訂的條約是不平等條約，這種條約難道是正義的嗎？大家都知道，如果我跟你做一個生意，我拿刀逼著你簽一個對你利益不利的合同，這樣的合同會受法律保護嗎？當然不會。不平等條約來實體正義都沒有，袁偉時還在大談什麽程序正義，這不是胡說八道嗎？其本質就是站在列強的立場上鼓吹侵略有理。有一批人整天在後悔，我們中國怎麽就沒有亡國，我們怎麽就沒有當成亡國奴呢？我把這種傾向稱為“犯賤”的曆史觀，我實在找不到其他更合適的詞來概括了。

再來看一個細節，袁偉時在文章中列舉了一些數字：

“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於義和團之手。至於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餘人被殺。”

他說的是不是事實？我相信這是經得起檢驗的曆史事實，但是我們必須往前問，這些事情的發生是因為中國人生性暴虐，仇恨現代文明嗎？當然不是。我建議大家讀一讀唐德剛先生的《晚晴七十年》，其中有很長的篇幅討論義和團事件是怎麽回事。前不久我跟經濟學家盧周來先生聊天，他說唐德剛先生十多年前的文章，簡直就是為了批駁袁偉時的言論而寫的。按照唐德剛先生的說法，那個時候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根本就不是什麽良民，那些所謂的神甫也好，牧師也好，在中國各地橫行霸道，外國教會就是中國的“二政府”，甚至是 “一政府”，“據當時滿清朝廷的規定：教會中的‘主教’是與中國地方官‘總督’、‘巡撫’平行的，‘副主教’與‘司’、‘道’（藩台、道台）平行；‘神父、牧師’與‘知府、知縣’平行。”一般老百姓見到這些洋鬼子，是要下跪的。這些傳教士也許本來是好的，在他們國家都是安分守法的良民，可是任何人都經不住慣的，一慣就學壞了，所以說胡作非為的事情非常多。教民或者所謂的“二毛子”又是怎麽回事呢？那些入了洋教的中國人，也被洋鬼子以“治外法權”和“領事裁判權”給庇護起來，也就是犯了罪可以不受中國律法的製裁，於是有些人幹了壞事後幹脆就去當教徒了，官府拿他沒辦法，老百姓更沒辦法，這些人被稱為“吃飯教徒”（Rice
Christians）。可以想象，在洋鬼子這種搞法下，社會矛盾會激化到什麽程度。所以那個時代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作為根本就不是什麽宗教自由的問題，教案的發生也就不奇怪了。

袁偉時列出了被中國人殺死的外國人有多少，好像很有說服力的樣子，可是死在洋鬼子手上的中國人有多少呢？看唐德剛先生的研究：“筆者不學，曾就清末民初各種中外衝突中雙方的死傷數字略作比較，所得比率大概可說是一千比一。換言之，在中外衝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殞命，無辜華民就要以千命‘相陪’。”這裏麵有直接被洋鬼子殺害的，也有被清政府殺掉的，因為官怕洋人，一旦有中外衝突發生，當官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中國人抓來，把腦袋砍了，企圖安撫洋人。可是安撫也安撫不了，當年德國強占膠州灣的時候，就是利用了“曹州教案”，事實上早在兩個德國傳教士的死訊被德國人知道之前，地方官已經把這個事情處理完了，把所有涉案的中國人已經殺掉了，希望借此平息德國佬的憤怒，可是人家還是把膠州灣占了。義和團為什麽會出現？唐德剛先生是這麽說的：

斯大林說：“死一個人是件慘事，死一百萬人隻是個統計數字。”在那庚子年間，死掉任何一個洋人，都是個驚天動地的“慘事”，死掉千萬個華民，甚至連“統計數字”也沒有一個。但是中國人究竟不是個麻木的民族，在那千萬家披麻帶孝的寡婦孤兒的哭聲裏，有良心的血性男兒，都會拔刀而起和敵人拚命的，這就叫“民憤”。在全國人民都感到亡國無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拚，這叫做“民氣”。

再來看容閎在1901年說的一段話：

“予默觀現時大勢，及中國將來情形，當竭誠以授汝，汝其闡行吾誌乎？汝以義和團為亂民乎？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從此中國可免瓜分之局，納民氣於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十三州獨立，殺英稅吏，焚英貨船，其舉動何殊義和團？”

所以說白了，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在被洋鬼子欺壓下的一種反彈，如果說這是一種暴力的話，也是對另一種暴力的回應。從道理上講，這是正義的抗爭。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犯了罪可以不受懲罰，可以隨便欺男霸女，中國人能不憤怒嗎？洋鬼子有槍有炮，我們中國人是弱者，但我撿一塊石頭拿一把大刀跟你拚命的權利總是有的吧？

我們今天是不是要檢討曆史呢？當然要。但首先一定要站穩侵略不正義，反抗侵略是正義的這個立場。有人說義和團怎麽怎麽愚昧，從手段上來看確實是，希望靠刀槍不入和人家的火炮做鬥爭肯定是愚昧的；慈禧太後腦子發熱，向十一國宣戰，等於是以卵擊石，最後她帶著光緒跑到西安去了，整個國家賠償了4.5億兩白銀，相當於每個中國人要拿出一兩多銀子來。我們要檢討的是，麵對一個問題，是不是要在手段上更聰明一點，能夠綜合評估各種因素後使利益最大化，再不能因為腦子發熱造成不必要的損失。從這個角度檢討是應該的，可是像袁偉時這種人，一屁股坐到鬼子那邊去了，這不是內心犯賤是什麽？不是認賊作父是什麽？這種學者沒有被老百姓扔的臭雞蛋和吐的口水淹沒，實在是沒有天理；中國青年報發表這種文章，報社也沒被人砸了，真是便宜他們了。我們的人民真是太寬容了，寬容到了軟弱。

“冰點事件”雖是個個案，但決非偶然出現的，這種曆史觀已經滲透到了傳媒領域，根基非常深。經過停刊處罰風波，袁偉時本人沒受到任何影響，反而被塑造成了一個英雄，在南方的傳媒圈獲得了教父一般的地位。這是個非常令人擔心的傾向。

我個人曆史觀的形成受了一本書的影響，其中一個細節更是留下了無法磨滅的印象。這本書就是斯塔夫裏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那時候我在北大的昌平園上大一，每天稀裏糊塗沒有方向，早上不早起晚上不早睡，別人睡覺了，我跑到水房裏去翻書，好無目的地看了幾本書，其中就有《全球通史》。在這部書的上卷中有這樣一個細節：“19世紀初，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人被登陸的英國人大肆屠殺，直至消滅，最後一名男子死於1869年，最後一名女子死於1876年，她的名字叫做特魯格尼尼。”這個細節深深的震撼我，當時我非常有誌於當一個文學青年，我想以《最後一個死去的人》為題目寫一首詩，但一直也沒寫出來。

現在流行的曆史觀是所謂300年來的共同道路，這300年來是人類我們走向理性、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曆程，也就是西方的那一套，可惜我們沒跟上，我們落後了，於是才有人拚命地美化侵略，為我們中國沒有像印度那樣徹底淪為殖民地而懊悔，因為當了殖民地，我們今天說不定就有了民主自由了。據我所知，我很多的同行都被這一套給洗腦了。可是在我看來300年來世界的罪魁禍首就是西方殖民主義、西方帝國主義，這是罪惡最大的根源。他們滿世界燒殺搶劫，把東西都運到他們的家去，他們能不富裕嗎？他們能不自由，能不民主嗎？

所以，我強調的曆史觀第一個要點是，曆史要綜合看、全麵的看，而不能割裂的、孤立的看。如果孤立地讀英國史，一定會感慨人家英國人怎麽那麽有教養，有問題了就在議會裏麵辯論，就算決鬥都還講規矩，而且進步那麽快。我從某雜誌裏看到了一篇文章，是社科院美國所的資中筠寫的，題目叫《說不盡的大國興衰》，在“社會福利的創新”這個小節下，有這樣一段：

1845年恩格斯發表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揭示倫敦工人的惡劣生活條件，到1892年恩格斯為此書德文第二版所寫的“序言”中就承認：從那時以來，城市觸目驚心的惡劣條件已得到改善，原著中所描寫的情況很多方麵都已成為過去。

雨果說過，1830年的倫敦簡直是一個人間地獄。這說明19世紀初的英國非常糟糕，民不聊生，但我們要問，人間地獄為什麽沒有爆發革命？為什麽英國老百姓沒有像我們中國的農民起義一樣揭竿而起？為什麽英國在從1830年到1845年到1892年這短短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國民生活狀況就改善了？

隻要換個角度來看，這段曆史是和什麽重合的？當時英國已經在印度建立殖民地，東印度公司在那裏種鴉片。英國與中國長期保持貿易逆差，他要買中國的茶葉，因為當時英國缺糧食，所以有一種說法是喝茶葉可以抑製食欲，就不需要吃那麽多的糧食了。同時英國人拿不出什麽有競爭力的東西來賣給中國，來扭轉貿易逆差，怎麽辦呢？他就開始使壞，開始販毒，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種鴉片，然後再販賣到中國來。這就不是貿易問題了，販毒這是另外一個性質的活動，是犯罪。等到道光皇帝惱了，派林則徐到廣東禁煙，結果怎麽樣？英國發動鴉了片戰爭，以國家行為為毒販子保駕護航，這是非常非常卑劣的行為。英國又通過不平等條約逼迫中國五口通商，把他們的洋布大量的傾銷到中國來。英國的殖民活動並不限於亞洲，他一方麵明搶，把世界上的資源搶到他自己的國家去，同時通過殖民向外轉移人口，減輕國內的人口壓力。這才是英國能在短短時間內國內狀況迅速好轉的原因。好在資中筠在文章的後麵，提了一點這方麵的原因：“這些大國都有殖民擴張的曆史，以種種巧取豪奪占有他國財富充實自己的國庫。它們在國際上奉行強權政治，它們善待本國人，卻虐待他國人，其依據是‘種族優劣論’。所以一方麵在國內高舉自由、平等、人權大旗，一方麵可以心安理得地剝奪他國人的權利。”

後麵的話是作為補充說的，資中筠的文章鼓吹的還是所謂大國崛起的經驗。這還算好的，要命的是很多人把這點補充都忘光了，他們在孤立的看英國是怎麽走向民主的，卻不知道中國、印度等廣大的地區是當了英國的垃圾箱的，他把垃圾扔過來，把我們的好東西搶回去，他當然有錢改善人民福利。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中國當了西方列強走向理性、自由、民主的代價，必須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到中國人自虎門銷煙以來的反抗史。他們洋鬼子走向了自由民主了，代價是我們變得越來越壞，這是一個硬幣的兩麵，不可以割裂開來看，割裂開來看就出現袁偉時這樣的“二鬼子”。有些中國人老在說我們為什麽沒他們那麽好，我們中國人怎麽就沒有洋鬼子那麽理智、寬容，問題是人家允許你好嗎？你要走向民主了，你要是富強了，他欺負誰去？他拿誰當垃圾箱去？大家千萬不要讓袁偉時這樣的混帳把腦子給搞壞了。

不知道大家看過《走向共和》這個電視劇沒有，我覺得有些地方編劇還是編得很不錯的。它把李鴻章塑造得很正麵，在李鴻章收拾八國聯軍進攻的殘局的時候，有一場他去和列強的代表談判的戲，李鴻章你們不要瓜分我們中國，也不要欺負我們太甚，如果你們要敢瓜分我們中國，連老夫都是義和團，你想想你統治中國能消停嗎？當然，占主流地位的解釋是，美國當時在搞所謂的門戶開放、利益均攤，所以從中搞製衡，所以瓜分中國才沒有搞成。但編劇安在李鴻章身上的這句話至少表明了一點，就是我們中國人還是有氣節的，民氣未死，在這方麵中國人比印度人好一點。2005年我去倫敦訪問，去過一個極端反動的組織叫大赦國際，我去呆了兩天，算是實習。他們那些人一天到晚嚷嚷人權問題，我就跟他們很多人辯論。大赦國際裏麵有不少印度人，有個印度阿三跟我聊人權，我就問他，你們當年當英國殖民地的時候，英國人給過你們人權嗎？他說沒有，那時候英國人也沒有。上午我正好看到一篇文章，是北大的姚洋教授寫的，談他在印度考察的感想，印度有大規模的貧民窟，政府也不管，或者說也治理不了，老百姓也不反抗，他們的忍耐力超強。姚洋教授問當地的人是怎麽回事，印度人告訴他，普通印度老百姓的心態是，政府是來救濟我們的，是施恩，如果我們恩人不再對我們施以恩惠也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中國人不要跟他們學。

延伸一點，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怎麽看待網絡上和民間的“極端民族主義”現象，媒體最習慣幹的就是批判，動不動就“受害者心理”、“愛國病”之類的。但我們對照一下容閎的話，就可以看明白，“此中國之民氣也，民無氣則死，民有氣則動，動為生氣”，我們年輕一代，尤其是受過高素質教育的一代，將來是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應該像容閎說的，“納民氣於正軌，此中國少年之責也”，而不是盲目的去批判。在網上罵兩句話是不需要冒拋頭顱撒熱血的風險的，每個人都可以做，如果連這個事情都沒有人去做，那麽中華民族就徹底要完蛋了，這個國家就離亡國不遠了。我的一個朋友說，他老婆整天就上一些育兒論壇給人討論怎麽養孩子，結果前一段反對日本入常的時候，有人在網絡發動網絡簽名，連育兒論壇上都行動起來了，有不少在呼籲，姐妹們，我們要聯合團結起來反對日本鬼子雲雲，結果那次簽了5000多萬。也許乍一看，會覺得這些人很滑稽，但是從另一方麵來講，絕不是滑稽那麽簡單。

我要強調的第二點是，解釋曆史不可以倒推，以今天的境地或者今天的感受去否定昨天是不對的，應該做的是先理解昨天，然後再看今天是不是有合理性。今天的“二鬼子”曆史觀是從1980年代反思革命和告別反革命開始，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知識分子是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關牛棚、剔陰陽頭等等。毛主席對知識分子不大瞧得起的，據說是因為在我們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的時候受過知識分子的羞辱。這是一種好玩的解釋，我不太相信。知識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文化大革命之後他就要站在他的立場上說話，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可是隻要認真思考，就會發現，文化大革命和虎門銷煙以來中國抗爭史尤其是20世紀的中國革命曆史是一脈相承的，有一個邏輯在這裏麵貫穿著，孤立地反對文化大革命是不成功的。他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必須從根上挖，從虎門銷煙開始我們反抗就不對，西方人是文明的，是來給我們傳播文明的，我們應該敞開懷抱，盡情的擁抱文明，那樣我們也文明了。

有些人開玩笑諷刺說，80年代來的知識分子一部分“失語”，就是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不知道該說什麽，閉嘴成啞巴了；一部分人“失禁”，就是胡說八道了，我覺得可能指的就是這樣的狀況。倒推曆史，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而從1840年開始否定，這是不可以的。我們要曆史地看，從1840年開始、或者從1840年以前開始，中國麵臨的是什麽樣的問題，我們再來判斷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是不是有合理性，文化大革命的出現是不是有合理性，有哪些要肯定，有哪些需要檢討。袁偉時的文章提到了所謂的“狼奶論”，我印象中“狼奶論”好像是朱學勤發明的，說我們中國人是吃狼奶長大的，要把這口狼奶吐出來。好奇怪的事情，中國人是吃狼奶長大嗎？近代曆史是一個中國不斷被一群餓狼撕咬的過程，我們從洋務運動開始學習西方，把他們的理念引進來，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讓自己變成一隻狼，或者至少能跟狼相抗衡，學會能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的本領。不久前，我跟一個同行爭論曆史觀的問題，我問他，近代中國麵臨的第一要務是什麽，他回答說是實現現代化。既然如此，他就不得不承認建立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是實現現代化的前提。我們必須承認，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將一盤散沙的舊中國團結了起來，並且通過自力更生為這個國家積累了工業化基礎。毛主席很清楚，中國之所以被列強侵略，主要是因為沒有組織起來和沒有自己的重工業，所以毛主席準確地判斷出了他所麵對的中國的核心問題，並且做出了非常好的解答。

袁偉時的文章發表後，也有一些就史實和曆史觀進行探討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支持袁偉時的文章把實話說出來了：一切曆史都是當代史。王小東把這種史學稱為“奴化映射史學”。一個辯護，一個批駁，點出的本質是一樣的。這種史學秉承的其實就是“曆史婊子論”，這個理論是在一本叫做《雪白血紅》的書裏麵出現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的原創，說的是曆史是個婊子，誰都可以捏一把。這個觀點一般被用來批評當政者，但袁偉時之流也學會了，也來隨意地歪曲曆史。這種歪曲的曆史解釋流毒極廣，在媒體圈裏，我很難找到立場相同的，大多數人都被這種史觀同化了。我感覺很孤立，不是開玩笑的。

媒體界的第二個病症盲目接軌（鬼），“擁抱文明”，成了買辦代言人。為什麽這麽說？現在在媒體上占主導地位，或者說已經占有唯一合法性的聲音就是我們要擁抱全球化，現在所有的問題都是開放的不夠。全球化是什麽？全球化的前身就是我一直在罵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今天隻不過變換了一種新的形式而已。當然這隻是一種觀點，一部分人持這種立場，還有很多人不這麽看。

我們需要認識這個全球化的本質，極端點說，全球化就是一個謊言，因為今天所謂的全球化隻是資本的全球化。經濟生產的三個要素是，資本、土地和勞動，真正的全球生產應該是所有的要素都能自由流動才對。首先，土地是沒辦法流動的，否則的話把鄉下的土地搬到北京來就值錢了，搬到東京紐約就更值錢。其次，勞動力資源也沒有全球配置，在美國打工多賺錢啊，如果想攢錢，我寧可不當記者去美國打工在酒吧裏耍酒瓶子，但美國佬讓我去嗎？我們有大批的人可以出國打工，把他們的勞動力市場價格壓下來，為什麽不允許這種資源的優化配置呢？所以全球化是資本單向的，是資本在全世界範圍內尋求利潤的最大化。

全球化是一個食物鏈的關係，在最上端的是美國，往下可能是歐洲，我們中國可能在中等偏下的位置，最底下是非洲和拉美這些地區。有人說歐洲也反全球化，但我們要看清楚他反的是什麽，他反對的是自上而來的全球化，也就是來自美國的全球化，而不是反對向下推廣的全球化。德國的大眾、法國的雪鐵龍這種公司在中國投資，他們反對過嗎？好象沒見過有誰多少反對。中國生產的鞋在歐洲遭遇過抵製，被燒了，據說理由是他們覺得中國鞋廠裏的工人工作條件太差，他們為這個抗議，可這個理由有幾個人會相信呢？抵製中國的產品無非是因為他們的市場受到了衝擊，就業有了壓力而已。在歐洲，一些批評歐洲公司向外遷移的理由大概也是如此，因為這樣減少了本地的就業。

雖然中國是處於食物鏈的中下遊，但現在中國資本也開始走出去，到非洲等地去投資，這也是全球化的一種。我們應該對全球化的趨勢采取一個什麽樣的態度，我的觀點是說要站在中國利益上來看全球化：對自上而下的全球化，如果我們要吃虧了的話，我們要一定程度的抵製；而中國主動推動的向下的全球化，我們是應該一定程度要支持的。有一次我跟朋友聊對全球化的立場，他說我的觀點不統一，既可以反對也可以支持，好像我這個人很滑頭。其實不是的，隻要看清楚全球化的食物鏈關係，有一個中國立場，就很好理解了。

但在媒體界，全球化已經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變成了一種不容置疑不容討論的東西，大家都要喊一喊口號表示支持和歡迎，甚至失去了批判和嚴肅討論的勇氣。我聽一位同行說，他在文章裏表達了一點反全球化的意思，結果領導就讓他修改，理由就是，發這樣的文章，我們不是成了反全球化的雜誌了嗎？我們怎麽反得了呢？有一位年輕的同行曾跟我說，他給所在的報社提建議，應該如何改進，第一條就是引進國外的戰略投資什麽的。這是很令人費解的，無論引進外資還是引進內資，目的都是把事情做好，可是現在已經變成目的本身了，年輕一代的媒體人無條件地認為外國資本就是好的，中國人是幹不出什麽好事的，在這種思想指導下觀察和記錄的現實會是什麽樣子，就可想而知了。

胡適先生講，上帝我們都可以批評，蔣委員長有什麽了不起；對我們而言，毛主席我們都可以批評，全球化有什麽了不起？為什麽不可以，但是事實是，在很多地方很多時候確實不可以。這裏說的不可以批評的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而一旦談到中國到海外投資的問題，比如投資非洲的能源行業，這些人又開始嚷嚷了，跟美國鬼子穿一條褲子，說我們中國在搞新殖民主義，這種說法私下裏更容易聽到，因為有言論的控製，公開發表的還不大見得到。歐洲人和美國人這麽說是出於嫉妒，他們被中國擠出非洲了，咱們和非洲的關係更好。可“二鬼子”們這麽說表明什麽呢？隻能說他們不但沒有中國立場，而且幾乎是站在反中國的立場上的。

與全球化的霸權地位相對應的是美國文化和美國價值觀念的霸權地位在媒體界人士頭腦中的確立，不容置疑，不容討論。想我這樣對美國鬼子一腦門子意見，在這個行業內是要冒“自決於人民”的危險的。我個人在工作中就遇到過這種情況，我寫了篇小文章，有理有據地批評了一下美國憲法的虛偽，觀點還是被篡改了才發出來。如果我差不多批評的是共產黨，罵得狠了可能會有麻煩，編輯們來修改一下我可以理解，但說說美國佬有什麽不可以呢？難道還怕我引起外交糾紛嗎？搞不懂。

第三個病症自我矮化，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盛行。北航的韓德強先生在一篇文章裏寫過這樣一段話：
“近代中國的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國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喪失自信的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兩翼理論武裝自己，而最終失去方位感的曆史。這是中國的悲哀，更是中國思想界的悲哀。”

我認為這句話概括的是很到位的。再舉一個某媒體上的一段話為例：“《易經》裏沒有強大的秘訣，《莊子》裏沒有自由的路徑，《資治通鑒》中找不到民主人權的旗幟，《論語》裏也沒有憲政的痕跡，要去《尚書》中發現共和同樣隻會是無益的徒勞，而秦皇漢武們留下的隻有奴役和專製。”需要補充一句的是，這段話是有上下文的，單獨看有一點斷章取義的味道，但大致的傾向上沒什麽問題。這種論斷隱含的前提是，人家這些東西是高級文明，我們是低級文明。這些價值我們有沒有？確實是沒有。但是我在前麵談曆史觀的部分鋪陳了那麽多，就是想問問洋人的民主、自由、理性是怎麽來的。對洋人自己來講是民主、自由、理性的發展史，對我們來講就是侵略、剝削和奴役。換一個角度來看，就會發現這些所謂先進文明的本質是不對味的。我們要不是接受這些所謂全人類的普世的價值觀？我們當然要接受，但是不要忘了為我所用的原則，我們中國人在接受這些理念的時候，要結合中國的現實，而不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去做這些事情。

西方走向民主自由的過程，就是一個吃人的過程，無論是對外還是對內，對內他吃的是產業工人，通過羊吃人把失地的農民逼到城裏出賣勞動力，比我們今天進城的農民工還要慘，所以說1830年的倫敦是一個人間地獄；對外就更不用說了。而所謂的人類的概念也是有一個不斷擴大的過程的。西方人虛偽得一塌糊塗，人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喊得多麽好聽，可是他所謂的人是有界定的，看著這些高尚的理念激動的時候，要搞清楚你有沒有被包括在“人”的範圍之內。美國的國父們在製定憲法的時候，是沒把美洲的原住民算做人的，連牲口都不如。這些白人跑到美洲大陸殖民，為了製造一片空蕩蕩的大陸，就要把印第安人殺光，於是什麽獵狗、天花、槍炮等所有的方法都用上了，把印第安人幾乎是斬盡殺絕，這是比納粹屠猶更嚴重的種族屠殺。殺得差不多了，給了印第安人一點保留地住進去，不把這片土地的主人當人看，為什麽？未被課稅！美國憲法開始對黑人是按0.6折算認可，為什麽呢？因為要給奴隸主分配政治權利，眾議院是按人口比例來分類的。也就是說，把黑人按0.6折算，也不是為了黑人考慮，而是為了奴隸主的利益。清華大學的曠新年先生有一個精彩的說法：我們不是一個人類。沒錯，我們是我們，他們是他們。

今天的美國看起來政通人和的，可這不過是1960年代學生運動和黑人民權運動已經反越戰運動之後的事，到現在不過半個世紀左右的時間。看西方不能隻看今天的現狀，要看到演變的過程，這是多少白骨和鮮血堆出來的啊。有些人對此根本視而不見，企圖混淆視聽，對人過度吹捧對己極力貶低已經發展到了極致，大家都知道江平這個人吧，在媒體上也很熱，差不多算是第一號的有名的法學家了。他不久前有一篇文章鼓吹憲政，主張中國要搞憲政社會主義，這本來沒什麽不對，但是他瞪著眼睛胡說，說什麽“美國因為有了一部憲法，200多年沒有發生大的社會動蕩”雲雲。我看到這段話把肺都要氣炸了，想到了當年好象胡漢民罵吳稚暉的八個字：蒼然老賊、皓首匹夫。簡直不可理喻，1789年美國憲法生效，過了不到70年，也就是1860年美國發生了南北戰爭，在這場戰爭裏麵包括士兵和平民有100萬美國人死掉了，可是江平竟然敢自欺欺人地說，美國因為有一部憲法，200多年來沒發生過什麽動蕩。同學們千萬不要被這種禽獸教授蒙騙了，看東西要批判的看，當然也要批判的聽我講這些內容。

其實我們是有必要樹立一種中華文明的自豪感的。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發明了一個軟實力的概念，我們中國有一定的軟實力，因為中華文明裏麵有非常包容的一麵，這是其他禽獸文明所不具備的。我們中國講什麽？講有教無類，從孔子就開始講，不能因為是異族就差別對待，要一視同仁。中國是沒有什麽民族主義傳統的，就算金庸的武俠小說裏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這種話，也是作為批判用的。中國的曆史上沒有什麽特別多的侵略擴張，也沒搞殖民。中國曆史上有過一些藩國，就是一些小國家，掛在大清王朝的下麵，或者大明王朝下麵，作為中央帝國的屬國存在，他沒有自己的主權，在外交和軍事上要聽命於中國。但是這種藩屬關係和西方人搞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是完全不一樣的，殖民者來了拿被殖民者是不當人的，燒殺搶掠什麽壞事都可以幹，可是中央帝國對藩國負有義務，發生災荒和動力都要出麵援助。滿清入關之後明朝亡國，當時的越南人起來要反清複明，我們能想象一個殖民地在他的宗主國出了問題後，要為保護他的宗主國賣命嗎？他除非是被迫的。

另外我們還要認識一點是，我們中國經濟的積累，無論是新中國的成就還是大清王朝的基礎，是近現代曆史上唯一沒有通過對外擴張和對外掠奪而建立起來的。一個叫阿瑞吉的學者提出了一個概念，相對於西方的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他說中國人靠的是勤勞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當今世界各地有偶爾發生一些排華事件，大都也是因為中國人太勤勞了才導致的。我采訪過一個在北京的南非人，我問起來說你們當地排華是怎麽回事，他說當地人在吃苦耐勞這個上麵是絕對競爭不過中國人，被搶了飯碗才排華。外國人被中國人搶了飯碗，不是因為別的，隻是因為他們沒有中國人勤勞。有幾個數據說明，1830年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大概占到全球經濟總量的1/3，比現在美國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還高，那時候的采訪就是靠中國人的勤勞革命積累起來。另外就是新中國1949年建國以後，西方封鎖，中國完全靠自力更生，靠勒緊褲腰帶鬧革命，建立起了一個強大的工業基礎，到毛澤東時代的後期，中國在主要工業指標上已經達到全世界第6。經過那麽多年的內戰和軍閥割據，在幾乎是一無所有的一片土地上，從沒有任何的工業基礎經過短短幾十年的時間搞到世界第6，也是完全靠中國人自己，在那個過程中，中國還要支持亞非拉美人民反對西方霸權主義的鬥爭，對外還做很多的貢獻，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所以現在有些人在提出來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我想從這一點上來講，中國也許真正能為世界的重建發揮一點作用，我相信一個由中國發揮重大作用的世界要比美國領導的世界更美好些，因為我們中國的民族性裏沒有對外擴張和對外欺壓別人的基因，讓中國人幹這樣事情，也不大幹得出來。這隻是一家之言，僅供批判。

媒體的病症之四是愣頭青，是我所謂的加了引號的無政府主義，就是一定要和政府對著幹才能把雜誌辦好，能把這個媒體辦好。我們的領導去開會，跟其他媒體的老總說，我們這段時間把握的很好，大半年沒寫過檢討了。有人就問了，這麽久沒寫檢討，你們這個雜誌是不是快死了，意思就是不寫檢討媒體就肯定做不好。政府當然有非常多的問題，但政府是不是唯一批判的對象？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媒體人集體變成“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因是分析能力的貧乏，在麵對問題的時候淪為為反對而反對，既然總要找一個東西反對，那麽找政府來反對是最直接最保險的。這裏不展開說了，後麵還會談到。

媒體界的第五個病症是人格分裂。我跟好多的同行交流時發現，他們內心有一種對資本、資本家的感恩戴德，反應在報刊雜誌上的論調也大致如此。我要是有一點批評資本的話，他們就說你叫喚什麽，沒有資本家你上哪兒找工作去？這是不對的，錯誤的根源在哪裏呢？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資本和勞動的關係，資本和勞動力都是經濟生產的一個要素。千千萬萬像我這樣的人在市場找工作，靠掙工資活著，我們都是受雇於資本的勞動力大軍的一員，我們應該抽象地、把勞動力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它和資本在經濟生產中是兩個同等重要的要素，在價值上是完全相等的。勞動力有什麽道理要對資本感恩戴德呢？如果把勞動者個人孤立看待，而把資本抽象地來看待，那就必然出現二者地位不對等的結果。全世界資本家聯合起來是很容易的，他們有自己的政治訴求，也比較清晰，我作為一個原子化的個人去跟整個資本勢力對抗，我當然對抗不了了，所有的企業都抵製我一個人，我當然就失業了。可是如果我們把勞動和資本全都抽象起來當做整體來看，有一個強大的工會把所有的打工者能組織起來，把勞動者的利益集中地表達出來，勞動就能跟資本取得一個對等的談判地位。

到底是勞動怕資本，還是資本怕勞動？讓我們假設一個理想狀態，我們每一個打工者都備夠5天的麵包，然後全中國的勞動者集體罷工5天，這5天裏靠啃麵包可以活過來，這是很容易實現的。對資本家來說結果會是什麽？所有的工廠可以承受停工5天嗎？你說資本家害怕還是勞動者害怕？歐洲動不動就有大規模的罷工，因為他們的勞動者能夠統一行動，有一個協同的意誌，他們一罷工，資本家立馬會跟他們坐到談判桌上來，工人有什麽要求，是要提高工資，還是要保證生產條件的安全等等問題都可以談了。現在我們的打工仔是，到工廠去找工作，管吃管住一個月200塊，你幹不幹，不幹後麵有好多的人在等著。我們現在的勞動者一個一個地原子化化，被一個一個擊破了，所以資本可以無限的壓低勞動者的工資。

最近看姚洋教授的文章，他到南方的工廠做調查，在工廠裏麵打工的都是些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有好多人沒讀過什麽書，不會填問卷，有一個小姑娘填得特別快，還幫別人填，調查結束後她不走，跟姚老師說她的境遇。她想唱歌，但是她爸爸比較傳統，非要讓她參加高考，她就跟家裏反抗，不念書了跑出來到工廠裏麵打工，辛辛苦苦幹了一個月不但沒賺錢，還欠了老板的錢，因為她打碎了一件半成品。資本所有者占有了剩餘索取權，因為你的收益大，所以你承擔的風險也要大，勞動者拿固定工資，他的收益少，也就不應該承擔風險。怎麽可以讓勞動者承擔所有的風險，又把工資壓得那麽低，而資本家拿了那麽多的錢，你自己還不承擔任何的風險，這成什麽事了？造成這種局麵的最主要原因是勞動力無法團結起來，工會沒有了，在麵對資本勢力的時候就完全喪失對等的談判地位。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得在一定程度上重拾中國革命的優良傳統，讓政府回歸把的本位，重新能把工人組織起來。比如這個小姑娘所在的工廠，每一個工人都和那個小姑娘一樣受氣，如果他們能夠團結一致的話，集體罷工一天兩天，老板就傻了，所有的打工仔都能一致行動的話，鬧一次罷工看看，資本家肯定要乖乖地把多拿的利潤吐出來一部分，該給多少工資給多少工資，並且把勞動條件改善了。

文化大革命有一首歌，“東風吹、戰鼓擂，這個世界到底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相應地，不是打工仔怕黑心老板，而是黑心老板怕我們打工仔才對。我的同行們犯了一個錯誤，孤立地看勞動力，抽象地看資本，自己作為勞動力大軍的一員，卻自輕自賤，覺得自己矮了一頭，在內心對資本感恩戴德了。這就是媒體人的一個典型想法，他們的頭腦沒有任何的抽象思維能力。

傳媒界人格分裂的另一個表現為良心與理智的矛盾。我們不能說媒體人都沒有良心，遇到有血汗工廠之類的事情出現，他們也吹胡子瞪眼大肆批判；但是另外一方麵又在無條件的鼓吹全球化，而看不到二者之間的聯係。這是一個大趨勢，中國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所以中國的勞資關係和全球化緊密相關，如果你在道義上譴責血汗工廠，那麽你一定程度上就必須對全球化持一個批判的態度。韓德強先生有一個精彩的比喻：美國是客廳，中國是廚房。廚房裏被屠宰的魚肯定是恨做飯的人，但如果沒有客廳裏等著吃飯的那位，它是不會被宰掉的。可是傳媒界很少有人能看到這中間的聯係，我在一次會議上聽到一位發言者的說法，我覺得感慨得非常好，他說《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紙整體上是分裂的，前麵的新聞說的都是人民多苦多難，後麵開出來的藥方卻都是加重老百姓苦難的。這不是《南方周末》一家的問題，是個普遍性的問題。

這個時代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呢？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前副院長劉福垣在接受我采訪的時候做了如下概括：

“和諧社會是這個社會的主要生產方式的矛盾，處在統一性相對穩定的狀態。現在咱們的主體生產方式是什麽？是企業化的生產方式，就是勞動力轉化為商品，貨幣轉化為資本，生產目的是利潤。這個時候我們說的和諧是指誰和誰的和諧？是勞資雙方的和諧。”

也就是說當今社會最大的對立衝突，已經從政府和非政府的對立轉變為資本和勞動的對立了。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出在政府身上，板子不要全打在政府屁股，有一些壞事是黑心老板幹的，就要打到他們的屁股上去。我們要做的敦促政府回歸本位，回歸你共產黨的本質，站在工農的立場上，把工農團結起來，組成工會，然後跟黑心老板取得一個對等的判斷地位，我們該拿多少錢，你必須給我多少錢。劉福垣先生還算了個帳，什麽叫工資？工資至少要保證勞動力的再生產，這裏麵包括吃、穿、住、行，住的部分可以不包括買房子的錢，但是應該包括房租，工資的20％左右應該可以支付工作地點附近的房租。但對現在北京打工的農民工來說，即便把天通苑的房子免費給他住，不收房租，隻讓他交水電費、物業費，他的工資都不夠。可以想象，勞動力的價格已經被無限的壓低到什麽樣的程度，勞動者在市場上處於多麽極端不平等的地位。這一點並沒有被中國的傳媒界認識到，更不用說充分反應了，一談到存在的問題，幾乎一致的口徑是政府權力太大了，要繼續市場化，要深化改革，哪怕是改革改出來的問題，仍然要靠“改革”來解決。

對第一個部分做一個小結，中國的傳媒界喪失了曆史、喪失了主體意識，人雲亦雲，西方人怎麽說我們跟著怎麽說，喪失了曆史地、全盤地、綜合地看問題的能力，眉毛胡子一把抓。

 
 

 

參考：

《現代化與曆史教科書》

中山大學教授 袁偉時

 21世紀的中國人，麵對的是順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趨勢。與此同時，中國的現代化事業進入了關鍵時刻。在這個年代，決定公民和國家發展成敗的最重要條件是製度環境，但公民的心智狀態對自己乃至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巨大。

20世紀70年代末，在經曆了反右派、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三大災難後，人們沉痛地發覺，這些災難的根源之一是：“我們是吃狼奶長大的。”20多年過去了，偶然翻閱一下我們的中學曆史教科書，令我大吃一驚的是：我們的青少年還在繼續吃狼奶！

“以史為鑒”、“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言。屈辱、挫折、兵連禍結、前仆後繼，一部中國近代史蘊藏著多少血淚和經驗教訓！我們有責任將曆史真實告訴我們的青少年，讓他們永誌不忘。這是幫助他們成為現代公民的必由之路。如果天真純的孩子吞食的竟是變味乃至有意無意假造的丸丹，隻能讓偏見伴隨終生，甚至因而誤入歧途。



現在是正視我們自己的曆史教科書問題的時候了。現從幾個具體的曆史事件談起。



　 火燒圓明園是不是無法避免的？



　 火燒圓明園是英法侵略軍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事情為什麽會弄到如此地步？140多年過去了，我們理應冷靜地考察雙方的應對得失，吸取教訓，讓各國人民更好地共處。這一事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惡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曆史室編著的《中國曆史》第三冊，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義務教育三年製初級中學教科書。它是這樣評述這次戰爭的：

　 一、關於戰爭起因。

這部教科書寫道：“1856年3月，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潛入廣西西林地區胡作非為，被當地官吏處死。這就是所謂的‘馬神甫事件’。後來，法國以此為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侵略戰爭。同年10月，廣州水師在中國商船‘亞羅號’上，緝捕了海盜和水手。英國領事無端幹涉，硬說‘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中國方麵釋放被捕的人，並向英方賠禮道歉。兩廣總督葉名琛怕事態擴大，釋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絕道歉。這就是所謂的‘亞羅號事件’。1856年10月，英國首先挑起戰爭，炮轟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開始。”

這裏說的亞羅號事件大體符合曆史事實。至於殺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Auguste 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筆糊塗賬。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廣西西林代理知縣張鳴鳳所殺的。直至法國公使查問，張鳴鳳仍然矢口否認，說根本沒有這回事。致使廣西按察使和兩廣總督到了1858年初還信以為真，據此回答法國公使和上奏朝廷。

1844年10月訂立的中法《黃埔條約》規定，法國人隻準在五口通商的雙方“議定界址內”活動，“法蘭西無論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遠入內地，聽憑中國官查拿，但應解送近口法蘭西領事官收管；中國官民均不得毆打、傷害、虐待所獲法蘭西人，以傷兩國和好。”

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傳教，《黃埔條約》訂立後仍不離開，這是違反條約的錯誤行為。但把他處死，顯然是西林地方官員的行為，違反了應把拘捕的法國人解送領事的條約義務。直至現在人們仍無法確定馬氏確有該處死刑的哪些罪。按照程序正義優先的法學觀點，中方無疑理虧。教科書對此事的評述是不準確的。

還要指出，教科書隻字不提引發這次戰爭的兩條根本原因：一是英國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實履行《江寧條約》的規定，其中重要一點是讓英國官員和商人可以自由進入廣州城。讓洋人進城，現在看來，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當時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盡管也有過大小不一的糾紛，但都一一化解，沒有釀成巨禍。惟獨在廣州，卻驚動朝野上下，鬧得天翻地覆，開各地反入城鬥爭的先河，曆時十多年無法解決，直至兵戎相見。

　 二是《望廈條約》規定：“所有貿易及海關各款恐不無稍有變通之處，應俟十二年後，兩國派員公平酌辦。”《黃埔條約》亦規定：“若有應行更易章程條款之處……核計滿十二年之數，方可與中國再行籌議。”修改有關的通商條款，本屬平常外交事務，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雙方的矛盾。

　 關於挑起這次戰爭的原因，當時的有識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內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說：“英人初誌在得入城見大吏，借以通隔閡、馭商民，乃粵民一激再激，葉相（葉名琛）複一誤再誤，使拱手而有粵城……益知中國易與，遂糾法、俄、美三國兵船北上，駛入大沽，阻我海運，立約而還……粵民激於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眾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於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晚清曾國藩、李鴻章、馮桂芬、郭嵩燾等人屢以“勿以小嫌釀大釁”相告誡，其中就包含了以廣州反入城鬥爭為開端的慘痛教訓。

　 同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的中學曆史教科書就比大陸編得高明。它把這次戰爭的起因歸結為四點：1．外人入城問題。2．續修條約問題。3．阿羅號船事件。 4．馬賴神父事件。這樣說符合曆史實際，無損中國國家利益，有利於年輕一代學會冷靜地分析曆史問題，顯示出編者是合格的曆史學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麽不向這些本國的同行學習呢？



　 二、關於戰爭過程。



1858年，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臨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國先後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雖然喪失了不少權利，問題總算有個著落，雙方還議定翌年在北京互換批準書，徹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雙方的協議辦理，導致火燒圓明園的英法聯軍再一次入侵是有可能避免。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純屬程序性的最後一步還會節外生枝，招來更大災禍！教科書是這樣寫的：“1859年，英國公使和法國公使各率一支艦隊北上大沽口，準備進京換約。清政府指定換約代表由北塘登陸，經天津至北京，並要求各兵船武裝人員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卻仗恃武力，堅持要從大沽口溯白河進京。他們蠻橫地率艦隊闖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開炮打擊入侵者。炮彈準確地落在侵略軍的軍艦上，打沉了四艘，打壞了六艘，其餘三艘掛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戰的同時，侵略軍900人企圖登陸，也被打退。侵略軍死傷幾百人。大沽一帶人民冒著槍林彈雨，給戰士送餅送麵，表現了高度的愛國熱情。”在編者筆下，這是一曲愛國英雄進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有很多疑問。

　 從後果看，這一仗顯然打錯了。翌年，英法聯軍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圓明園被燒。續訂《北京條約》，不但規定原訂的《天津條約》繼續有效，還招來其他新損失：對英法的賠款分別由四百萬兩和二百萬兩一律增至各八百萬兩；割讓九龍司；允許法籍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為日後連綿不斷的教案種下禍根。如果不打，不是對中國更有利嗎？

　 人們理所當然應該追問：公使走哪條路進京，真有那麽重要，乃至不惜一戰？雙方意見分歧有沒有認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開炮還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這是觸犯軍紀造成嚴重後果的大錯，能算是愛國英雄的義舉嗎？如屬後者，是奉了什麽樣的命令？

　 複查史實，這根本不是什麽愛國英雄的壯舉，而是愚昧的鹹豐皇帝和僧格林沁親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書說的走哪條路進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繞個大彎進天津。當時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燾在日記中留下這樣的記錄：1859年4月10日“怡親王至營……言奉旨密商一語：如夷人入口不依規矩，可悄悄擊之，隻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須是名正言順，須緩緩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繞道至天津……辯論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

　 《北京條約》訂立後，他更具體敘述了當時的情況：“夷禍成於僧邸之誘擊。去歲之役，先後奉詔旨十餘，飭令迎出攔江沙外曉諭。洎夷船入內河九日，僧邸不一遣使往諭。去衣冠自稱鄉勇，薄而擊之。仆陳諫再四，又慮語言不能通曉，兩上書力爭。”曾國藩對他的幕僚說過：“鹹豐九年，洋人來換和約，僧忠親王誘而擊沉其船，天下稱快。十年，夷人複至……京師不守，幾喪天下。某謂僧邸此敗，義當殺身以謝天下矣。”他們說的情況，同當時在現場的英國公使卜魯斯的報告如出一轍。英法軍艦6月16日已經到達，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隸總督恒福的照會，而當時軍事行動已經開始。這些史料可以歸納為這麽幾點：

1．鹹豐皇帝決定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讓官兵假扮鄉勇，“悄悄”襲擊洋鬼子。同時，他又十餘次下令，要先“曉諭”洋人，先禮後兵。

2．僧格林沁忠實執行了“悄悄擊之”的旨意，但沒有事先曉諭；也堅決拒絕手下大臣的勸阻；並且是要洋人從北塘登陸，繞道至天津的設計者。

3．對這一喪權辱國的橫禍，以曾國藩、郭嵩燾、吳汝綸等為代表（還包括李鴻章、馮桂芬等人）的比較清醒的官僚和士紳，已經有過嚴厲的批評和諷喻。

　 令人震驚的是：時至20世紀90年代，我們的教科書，仍然按鹹豐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調子唱歌，不同之處僅在把“鄉勇”換成“士兵”！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回答火燒圓明園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問題了。麵對咄咄逼人的強敵，作為弱勢的大清帝國一方，明智的選擇是嚴格執行現有條約，避免與之正麵衝突，爭取時間，改革和發展自己。而當時的政府和士紳，完全被極端的情緒支配，在小事上製造違約的蠢行，結果釀成大禍。如果清政府決策層和有關的地方督撫不是那麽愚昧，這場災禍是有可能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認識水平和專製的決策程序，是曆史的積澱，不是朝夕所能改變；侵略的本性又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成為文明之師；於是，這場災禍又是難以避免的。



　 是愛國壯舉還是有悖文明行為



　 再來看看教科書的作者對義和團事件的評述吧。

　 教科書正確揭露了“八國聯軍侵占北京以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在八國聯軍進攻天津的時候……（俄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海蘭泡大屠殺慘案。俄國軍隊還強占了中國江東六十四屯，殘酷屠殺當地居民。”此外的論述隻能說是錯誤連篇。

　 一、教科書沒有隻字提及義和團敵視現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國人以及外來文化的極端愚昧的行為。

義和團毀電線、毀學校、拆鐵路、燒洋貨、殺洋人和與外國人及外國文化有點關係的中國人……凡沾點洋氣的物和人，必徹底消滅而後快。即使義和團真的立下了 “扶清滅洋”的偉大功勳，也不能回避它的這些反文明、反人類的錯誤，何況正是這些罪惡行徑給國家和人民帶來莫大的災難！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史實，也是中國人不能忘記的國恥，而我們的少年兒童必讀的教科書卻偏偏閉口不談。

　 教科書也談到拆毀鐵路。它是怎麽說的呢？“1900年6月……八國侵略軍2000多人，由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從大沽經天津向北京進犯。義和團拆毀從天津到北京的鐵道，奮起狙擊侵略軍。侵略軍在廊坊一帶被義和團包圍，死傷多人，狼狽逃回天津。”如此說來，拆毀鐵路不過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實際情況怎樣？

1900年5月28日（陰曆五月初一），直隸總督裕祿致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二十九夜（5月27日）先聞涿州至琉璃河一帶猝被拳匪將鐵路焚毀，詎今早由琉璃河至長辛店一百餘裏沿途鐵道車站橋梁並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燒”。與此同時，各地紛紛告急：“刻下電線又阻……至長辛店線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線，被匪徒砍斷，所有電均被阻滯。”他們破壞這些設施完全出於對外來事物的敵視，而不是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應急行動。同時，這類行動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發現象。也就是說，這是蓄意破壞財產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說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勳。從時間看，西摩爾軍從出發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間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毀鐵路、電線，焚燒車站、搶掠財產的急報，已紛至遝來。義和團燒殺搶掠、敵視和肆意摧毀現代文明在前，八國聯軍進軍在後，這個次序是曆史事實，無法也不應修改。



　 二、教科書也沒有譴責清政府高級官員及義和團亂殺無辜，燒殺搶掠的野蠻、殘忍的罪行。

　 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撫毓賢的作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將太原洋人辦的醫院燒掉，同時“將省中洋人，誘令遷居一處。當於教堂內搜出婦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數人，而五六歲十餘歲至二三十歲者居多……於六月十三日，不動聲色，帶領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處，親自兜拿。該洋人等尤敢拚力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數人，冒死突進，將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惡相濟的教民十七名，一齊擒獲，立即綁赴市曹，同時正法”；“壽陽縣秦錫圭拏獲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來，一並將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門教堂亦為拳民焚燒，省城洋人教堂已無遺跡”。當時的報刊還報道：“寓晉西人，得京師亂耗。群求毓賢保護。不料竟誘聚而殲之，且手刃數人焉。”

　 毓賢的行為不是孤立的。所有不思進取的頑固分子，都是傳統文化中最落後、野蠻的成分的繼承者，這類頑固官僚趁機為非作歹的事例不勝枚舉。例如，輔國公載瀾是奉旨會同載勳、剛毅“統率”京津義和團的宗室，其殘暴就不讓毓賢：“京師亂起，載瀾從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氈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論，撲殺之，雖宗室大臣不免”。

　 再看看義和團的所作所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參加義和團的民眾都視為匪徒，他們不少是盲從的愚民，但混跡其間的確實不少是土匪和流氓。總計在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間，被殺外國人231名，其中兒童53名。他們大都死於義和團之手。至於中國的教徒（教民）和所謂 “二毛子”被殺的，更是沒有算清的糊塗賬，其中絕大部分是被義和團殺死的，官兵也殺了一些。僅山西一省，就有中國天主教徒5700餘人被殺。奉天（遼寧）全省“教民人命千餘”。“而直隸（河北）全省殺人焚屋之案，幾於無縣無之。其殺人多者，一縣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搶劫、焚毀教民家室至一千餘家之眾”。

“受害最烈”的北京，當時有關人士留下不少實錄：1900年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複人理”。“法國天主堂在西安門內西什庫，剛相（剛毅）嚐督兵攻之，亦不能破，拳實不敢前，嘩噪而已。拳匪既不得誌，無以塞後意，乃噪而出永定門。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毓鼎上疏力爭之，謂：‘謀亂當有據，羸翁弱婦，非謀亂之人；優裝玩具，非謀亂之物……’疏入，獄已具”。

6月16日，“是日九點中，團匪燒大柵欄德記藥房，延燒糧食店、燈市街、觀音寺、珠寶市……共計店鋪四千餘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會救火”。這個京師最繁華的地區於是毀於一旦。總的說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這是所謂義和團“革命”的後果之一。

　 開頭，民眾與傳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們後來的作為遠遠超過與外來宗教矛盾的界線。事件過後直至民國初年，朝野各界將這個組織定性為拳匪是有足夠根據的。



　 三、令人無法理解的是它對慈禧的專製淫威惹來滔天大禍竟隻字不提！

義和團興起之初，袁世凱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謂能避槍炮。然迭與鄉團、教民、兵役格鬥，一遇槍炮，輒傷斃多人，瓦解鼠竄……其藉以動人者，謂圖滅洋教。然上年春夏間，在曹州、濟寧各屬，掠教民一千一百餘家，並掠及平民二百餘家。秋冬間在東陽、濟南各屬，掠教民六百餘家，亦掠及平民百餘家。內多擄架勒贖之案，直與盜匪無異。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凱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裕祿等等）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慈禧充耳不聞，比較清醒的眾多大臣隻好保持緘默，品質不良之輩則乘風轉舵，諂上邀寵（如裕祿）。

　 一個在六年前連一個“敢於犯上”的“蕞爾小國”———日本都無法招架的弱國，居然要同時向包括日本在內的11國宣戰！《國際法》傳入中國60年後，竟要派兵圍攻駐華使館！

為了決定和戰大計，從1900年6月16日開始，慈禧一連四天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開禦前會議。在會上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等人先後提出不能聽信邪術、不可圍攻使館、不能主動對外宣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袁昶和許景澄在兩人聯名的奏折中寫道：“伏以春秋之義，兩國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為國之重臣，蔑視其公使，即蔑視其國。茲若任令該匪攻毀使館，盡殺使臣，各國引為大恥，聯合一氣，致死報複……以一國而敵各國，臣愚以謂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也。”慈禧不但不接納這些淺顯的常識，而且大發專製淫威，把他們的腦袋砍掉！

　 同時，包括毓賢殺洋人在內的罪行，大都發生在6月21日下詔與各國宣戰、6月24日命各省督撫殺洋人以後。首犯是慈禧，毓賢、載漪等人不過是凶狠的執行者。



　 四、教科書對一些史料的運用也很不嚴肅。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孩童個個拿起刀，保國逞英雄。”教科書以突出位置刊載了這一歌謠，說是“義和團歌謠”。可是，筆者孤陋寡聞，讀過的現存義和團傳單、揭帖等書麵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為根據的史料。而後來調查的所謂口頭傳說，往往是後人加工乃至創造的，根本不足為憑。

　 教科書又說：“北京東單西裱胡同有座於謙廟。為了學習於謙的愛國精神，1900年4月，義和團進城後，把神壇設在這裏。”一切學術觀點都應拒絕牽強附會，要經得起反駁。載漪、載瀾等禍國殃民的滿清權貴家裏都設有義和團神壇，這又是向他們學習什麽？

　 在我國，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外，還有一套可供選用的沿海地區教材。號稱沿海版，有的地方史實錯誤更嚴重，是非觀念更加糊塗。

　 例如，對義和團事件的論述，它增加了這麽兩句話：“6月中旬以後，義和團群眾開始圍攻侵略者據點西什庫教堂和外國使館區。清政府卻暗中派人給被圍困的侵略者送去糧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問。”每句話都錯得一塌糊塗！

　 首先要問：西什庫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嗎？在義和團事件前，這不過是普通的法國天主教堂，沒有材料足以證明它是“侵略者據點”。義和團期間，從1900年 6月13日起幾天內就將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樓燒毀，連帶燒掉數千家民居和商店，劫餘的西什庫教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國人和中國教民。這個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維持正常社會秩序的情況下，固守反抗屠殺，於理於法都無可指責。說這個教堂是“侵略者據點”，完全是信口開河。

　 其次，圍攻東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軍和榮祿的武衛中軍，是他們犯下的罪行，義和團則是助紂為虐。含糊其詞，仿佛此舉是義和團自發的愛國義舉，不但歪曲了曆史真相，也掩蓋了清政府踐踏國際法的罪行。再次，對西什庫教堂和使館區的進攻，充分體現了專製統治者極端愚昧無知和殘暴；時至20世紀 90年代仍然正麵予以肯定，這是對國際法的無知，已經淪為對國恥的頌揚，也忘記了“反對封建專製”的責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確實曾派人給被圍困的外國使館送過生活日用品，這是奉旨公開進行的，說是“暗中”於史無據。當時，清政府內部比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國際慣例保護外國外交人員和外國人；東南各省的督撫甚至公開聲明不再承認6月21日宣戰後的“偽詔”。迫於這些壓力，加上她色厲內荏，要預留“轉圜”餘地，不得不作出這樣的姿態。不管是真是假，這是清政府內部理性尚未完全泯滅的表現。把它與義和團的行動對舉而意含貶損，顯然是很不恰當的。

對義和團事件和八國聯軍評述比較全麵的同樣是香港的教科書。它既譴責義和團“大肆排外，殺教士、教民，連藏洋書、戴眼鏡的人都不放過，且到處破壞，燒教堂、拆電線、毀鐵路。”“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德國公使克林德先後被殺”；也指出“當時聯軍紀律極壞，任意焚掠屠殺，其中以俄、德兩國軍隊及英國的印度兵最為殘暴。”細致分析了義和團產生的背景：1．民族情緒。2．民生困苦。3．列強侵略。4．教案頻生。還全麵論述了辛醜條約的內容及它對當時和日後中國的深遠影響。任何不抱偏見的人都會承認，這部教科書說的是真實的曆史。



　 如何麵對被侮辱和被損害的狀況

　 出現這些現象與中國長期處於被侮辱和被損害的境遇息息相關。麵對如是現實，可以有不同的心態。

　 西方的入侵徹底改變了中國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國的表象破裂，大量民眾在生死線上掙紮。人們順理成章把這種狀況歸罪於“洋鬼子”；也譴責統治者腐朽、愚昧、軟弱。一個辯論不休難於取得共識的問題是：內因還是外因是導致這個狀況的主要根源？

　 其實，完全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提出問題：這個狀況遲遲不能改變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說這是因為帝國主義者太凶狠了，這等於什麽都沒有說。經過長期、複雜、反複的博弈過程，在國際關係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較合乎多數人和多數國家長遠利益的“正義”秩序。當這個狀況尚未出現以前，不會有救世主從天而降，慷慨代你維護國家利益。問題隻能歸結為麵對這樣的現實，如何才能走出困境？

　 海內外的經驗證明：後發展國家和地區（殖民地、半殖民地）改變不發達狀況，改變被動局麵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強學習，實現社會生活的全麵現代化。成敗的關鍵在國內的改革。這是一個社會運行機製的全麵改造過程。對那些文化自成體係，而對外來文化深閉固拒的國家說來，這是十分艱難的過程。以中國來說，從鴉片戰爭算起至20世紀初實行新政，僅是辯論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60年！至於改革取向，包括是通過革命手段還是通過漸進的改革開辟前進道路，更是頭緒繁複。不過，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必須千方百計爭取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為國內的改革和建設贏得充分的時間。如果此說大致不差，回頭再看義和團，對內，它是與社會前進方向背道而馳的反動事件。對外，亂殺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極端愚蠢危害中國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個流行多年為義和團事件辯護的論斷：義和團避免了中國被瓜分。早在1989年已故曆史學家李時嶽先生已經詳盡地駁斥了這一詭辯。不但4億5千萬兩賠款（相當於當時將近6年的全國財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進中國人的胸膛，而且給沙俄藉口，趁機製造了海蘭泡和江東64屯慘案，7000多中國人被殺，江東領土全被吞沒，大量俄軍進占東北；華北地區在戰爭中死傷燒殺的損失難以數計。戰後的瓜分陰謀更沒有停止：英軍進攻西藏，占領拉薩；德國派炮艦進入洞庭湖，並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英國則相應要求租借舟山群島作為“補償”！

　 有人喜歡援引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的這麽一段話：“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證明義和團化解了瓜分圖謀。李時嶽先生說得好：“瓦德西個人的觀感並不能代表德國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為對華政策的基點，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陽湖沿岸的行動就是證明。隻是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瓜分才沒有實行。”

　 把視野放得更寬一些，問題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義和團事件是一條割不斷的曆史鏈條。說得更準確一些是：甲午戰爭徹底暴露了大清帝國的腐朽，不少知識階層從幾十年迷夢中驚醒，反思自強運動不敢觸及“自由不自由”這個根本問題的錯誤，形成了第一次群眾性啟蒙運動，改革也有新進展。是學習西方徹底改革，還是固守傳統，不準變革，成了中國盛衰的關鍵，也是解讀這段曆史的基本線索。不幸，體現甲午戰敗後的變革進程進入高潮的戊戌變法以失敗告終。戊戌政變標誌著學西方、求變革的挫折和倒退；義和團事件不過是政變後固守傳統反對變革的反動逆流的巔峰。換句話說，義和團事件對外使中國在被奴役的附屬國的道路上繼續沉淪，對內則舉目皆是國破家亡的圖景。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態

2000～2001年之間，引起中國人關注的一個國際事件，是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一部右翼勢力編纂的曆史教科書掩蓋曆史真相，否認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韓兩國政府和人民在內的海內外朝野人士強烈抗議。這是伸張正義的鬥爭，而且這是20年間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現新修教科書歪曲曆史，一再在日本國內外激起公憤。這一日本思想文化領域的頑症，促使許多人形成一個極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懺悔意識。人們還進一步追問：為什麽會出現這樣死不認罪的現象？這是不是大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國的教科書問題，一個合理的推斷是，我們的近代史觀也有類似的問題。當然日本是侵略者，中國是被侵略者，這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兩者也有共同點：社會的主流文化都對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

　 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的有識之士一再提出要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這些先驅用心良苦，但他們沒有進一步追問：決定國民性的主要因素是什麽？可以說，國民性是一國公民思維和行為方式的特點。任何民族都是從吃人生番演變過來的。作為一個群體，文明程度的高低和野蠻孑遺的大小，決定性的因素是受文化傳統和製度製約的自我淨化能力的強弱。

　 被侮辱被損害的屈辱，給中國人構築了新的思想定勢。這突出地表現在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因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國人怎麽做都是有理，都應歌頌。這是愛國主義的要求。

現在的曆史教科書就是以此為指導思想的。熱愛自己的祖國，理所當然。可是，如何愛國，卻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盲目煽動民族情緒；中國傳統文化中“嚴華夷之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觀念已經深入骨髓。時至今日，餘毒未清。新的版本是：中外矛盾，中國必對；反列強、反洋人就是愛國。在史料選擇和運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國的就用。另一種選擇是：以理性的態度分析一切；是其是，非其非，冷靜、客觀、全麵地看待和處理一切涉外矛盾。

現代化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化。如果我們認同這個基本觀點，就應該引導中國人往這條道上走，讓理性、寬容內在化，成為中國人的國民性，以利各國人民和各種文化和諧共處。在全球化迅猛發展的時代，企業之間和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不可能泯滅；理性地認識和化解矛盾對任何國家和企業都是最好的選擇。如果一涉外就是 “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

　 例如，法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社會運行的規則。國際條約是有法律效力的。人們可以指責這些規則和條約是列強主導下形成的，不利於弱國和貧苦民眾。人們應該不斷批判和揭露它的謬誤，通過各種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規則，修訂新的條約。可是，在沒有修改以前，我們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則就會造成不應有的混亂，歸根到底不利於弱國和多數民眾。

19、20世紀中國人幹了不少“無法無天”的事，義和團事件是其中的典型。值得重視的是不但至今有人把野蠻的行為說成是“革命”，而且到了20世紀90年代，有人竟把主張遵守現行國際條約的觀點視為應該嚴加批判的賣國投降觀點！



說到底，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

　 必須清醒地看到，在社會領域，隻有引發製度變革的行動，才稱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都不符合這個要求。這樣的歪曲實際是把革命粗鄙化，遲早總要付出代價。

　 不能輕視這些錯誤教育的後果。違反常識理性，以“革命”的名義故意歪曲曆史真相，歌頌義和團的直接惡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就暴露無遺。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是義和團行動的翻版；“破四舊”和“反帝”、“反修”中體現的清除外來事物的瘋狂，這些行動體現的內在理路，也與義和團的“滅洋”如出一轍。

　 上述教科書的編寫所呈現的理路，也沒有什麽不同。它們的共同點是：1．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2．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3．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製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觀念的現代公民，以利於現代化事業，現在是糾正這些謬誤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