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理性 ZT.

 

這個題目要從著名的囚徒悖論談起。納什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把博弈論引入了經濟學。囚徒悖論說的是兩個同謀犯被逮捕以後，被分押在兩個隔離的審訊室裏。如果他們都抵賴，他們都會被判一年牢刑。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同夥是否會出賣自己，如果自己抵賴，同夥坦白，自己就得牢刑十年，而同夥會被無罪釋放。如果兩個人同時坦白，兩人都得五年牢刑。抵賴，可能會得十年牢刑或一年牢刑；坦白，可能會得五年牢刑或無罪釋放。坦白，對於每個囚徒來說，都是最優策略，也都是占猶策略。但是，對於這兩個囚犯的集體理性而言，最好的策略是攻守同盟，一致抵賴。

 

囚徒悖論說明了社會學中的一個致命的命題，就是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不一致性。更直接一點地說，就是一個集體中每個個體的理性不導致集體的理性。納什以嚴格的數學論證了人類的一個悲劇，人類就處於囚徒悖論之中。人人都知道，和平和沒有戰爭是人類追求的。但是，誰也不敢放下武器，這和兩個囚徒誰也不敢抵賴一樣。一神教每個宗教都說熱愛和平，但是，一神教之間上千年戰爭不斷。

 

囚徒悖論揭示出一個真諦，那就是個體理性不導致集體理性；就國際政治而言，更現實一點，就是個體理性導致人類集體的瘋狂：每個國家都要和平富強，但是，戰爭和饑餓卻是人類經久無法解決的難題。

 

基於博弈論建立的製度經濟學認為，隻要設計巧妙的製度，就可以把個人理性導向集體理性。於是有了對法製的崇拜。2001年底，Enron公司破產，價格高達每股90美元的股票一下子變得一錢不值，110億美元的資產頓時灰飛煙滅。Enron個體的理性地牟利導致金融市場集體非理性的瘋狂。為了防止Enron醜聞的金融市場集體非理性，美國立即於2002年通過Sarbanes–Oxley Act， 改變了會計製度和金融市場規則，改寫了大學商學院會計課本，改寫了稅收法，改寫了公司內部審計規則和上市公司財務報表規則，公司計算機係統要更新以遵守Sarbanes–Oxley Act。經過如此重大的耗時耗財的金融製度改革，應該得到理性的金融市場了吧？沒有。Sarbanes–Oxley Act才剛剛到位，就發生了2008年金融海嘯。

 

囚徒悖論，講的是兩個囚徒。兩個囚徒攻守同盟容易，如果是三個囚徒呢？一百個囚徒呢？兩百個囚徒呢？兩百個囚徒攻守同盟，我估計誰都不會相信另外一百九十九個都信守若言。兩百個，這大約是全球的國家的數目，所以沒有一個國家會因為所有國家都宣稱愛好和平而放棄國防。

 

囚徒悖論講的是兩個囚徒，講的是兩個人的個體理性不導致兩個人的集體理性。製度設計或許可以使得兩個人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一致。但是，怎樣能夠設計一個兩百個國家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一致的製度呢？據說西方民主製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那麽，為什麽聯合國不實行西方民主製度呢？參與美國金融市場活動的個體就算是一萬人吧，製度製止得了金融市場的集體非理性嗎？沒有。人類的集體理性怎樣依賴製度建立來達到呢？當今國際政治中，製定製度，解釋製度和強製製度的就是美國了，但美國相信國家利益至上，這樣的國際秩序能夠達到人類集體理性嗎？

 

再試試想想四億人怎樣達到集體理性？1840年以後，中國就有四億囚徒。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都相信是製度問題，都推行新政，但中國還是一盤散沙。就個體理性而言，反抗隻會喪命，讓西方殖民三百年或許還可以苟且偷生。這是一個四億人的囚徒悖論：讓列強主導中國經濟，還能苟且偷生，甚至投降外國資本還可以分享國際資本的紅利；起來反抗隻能喪命。但是，中國人民寧死不屈，建立了一個新中國，一個不甘受列強欺負的新中國。這個近代的中國集體理性是怎樣實現的呢？就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通過宣傳群眾發動群眾，使得中國人民有了民族利益高於個體利益的覺悟，達到了中國人民的集體理性。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人民的集體理性，沒有中國人民的集體理性就沒有新中國。

 

1866年底，威廉三世帶領四萬大軍從荷蘭渡英吉利海峽，刀不血刃地登陸英格蘭島，推翻詹姆斯二世，短短幾個月就完成了史稱的光榮的革命。那時候英格蘭和威爾士合計人口不足五百萬。1776年美國宣布獨立，美國獨立戰爭從1775到1783打了八年。那時候美國人口約為250萬。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打巴士底獄，法國革命曆時十年，當時法國約有2800萬人口。1917年俄國革命，那時候俄國人口約為1.6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1927年到1949年，曆時22年，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那時候中國90%的人口是農民，中國人口有四億。就革命主體人口和曆時來說，中國革命是近代革命中最偉大的革命。其偉大之處，不僅僅是革命主體力量的人口眾多，而且是社會最底層的人民起來的革命。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最大偉大的成就，就是證明了集體理性是可以實現的，這給人類帶來希望。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顯示出來的集體理性是史無前例的。這種根植於廣大民眾的集體主義精神，如今被某些學生攻擊為專製。在他們眼裏，隻有個體理性才是人道人權的，集體理性就是邪惡的專製。他們認為集體理性是反人類的。但是，曆史證明，沒有集體理性就沒有人類。當人類脫離動物界的時候，他們是集體群居，一起打獵，脫離集體的個體根本無法生存。一個人，脫離了社會集體，就不可能成長為人，狼孩案例證實了脫離人類社會集體的嬰孩根本不可能發育成長為人。人類的行為是社會行為，人的行為大多數是後天習得的文化行為，而文化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集體現象。中國老百姓都知道水漲船高和覆巢之下無完卵的道理，都知道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都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隻有大家都為了集體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才能最終得到美好的個人利益。這在囚徒悖論中有嚴格的數學證明，也有人類曆史的見證，那些鼓吹個人利益高於集體利益的學說才是反人類的學說。美國國會麵對財政懸崖束手無策顯示了基於個體理性的西方民主政治要達到集體理性的困難。

 

改開三十多年來，在西方“科學社會學經濟學”的影響下，一些人羨慕西方政治製度，忘記了什麽是黨的領導。毛澤東時代，黨的領導就是組織中國人民達到集體理性！而今天，大多數中國共產黨官員都接受了西方學者的觀點，認為隻有個體理性才是民主民權的，以為健全法製就可以通過每個人的個體理性達到集體理性。他們丟掉了識大體顧大局的集體理性，丟掉了具備集體理性的人民是社會運行主體的觀念，以為幾個精英健全法製立憲以後就可通過每個人的個體理性達到集體理性。這是中國的悲哀，也是人類的悲哀。

 

資本主義對人類進步最大的貢獻是科學技術和大工業的發展，這個進步解決了人類麵對自然災害的生存問題。人類可以衣食無憂地生活了。人類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誌改造自然界了。但是，人類至今還沒有能力按照自身的意誌改造人類社會自身，人類要和平，但和平可望不可及。至今嚐試過改造人類社會自身的的就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有意識地改造人類社會自身，就是人類的集體理性。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使得人類有了按照自己的意誌改造自然世界的能力，今天麵臨的政治改革，就應該讓中國人民繼續有集體理性，具備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格。

 

中國發展路在何方？人類發展路在何方？一人一票為了個人利益選出幾個精英製定法律不足以維持中國以及整個人類的持續發展。人類社會發展的主體是人民，是包括最底層在內的全體人民，這是曆史的歸宿。中國不可能如英美那樣把發展的主體寄托於奴隸主和大資本家身上。中國革命的勝利是依靠被中國共產黨裝備了集體理性的中國人民，中國今後的發展仍然需要一個能夠裝備中國人民集體理性的中國共產黨。建立在個體理性之上的西方市場經濟和西方民主政治不是中國的歸宿，也不是人類的歸宿。具備集體理性的中國人民是中國的希望，具備集體理性的人類是人類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