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時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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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本才是“霸權”的基礎
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他抓住了“資本主義”這個時代的唯一問題，不僅發明了“資本主義”這個詞，《資本論》的貢獻，更在於描述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揭示了虛擬資本、貨幣資本和現實資本之間的關係。馬克思這個發現的意義，到今天還沒有被完全認識到。
可以毫不客氣地這樣說：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終結了古典經濟學，而在第三卷中，他實際幾乎提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所有問題，在馬克思身後，經濟學討論中那些最有價值的內容，無非就是圍繞《資本論》第三卷進行的辯論而已。
當然，馬克思去世後所形成的各種學派，根本就不承認這一點，不管這裏的原因有多少，但如果從純粹學術的角度來說，原因卻隻有一個：那就是對馬克思的 誤讀。或者說，這就是因為人們往往隻是讀了《資本論》的第一卷，就以為已經了解了《資本論》、就已經徹底讀懂了馬克思，甚至已經“終結了馬克思”（當然， 還是需要考慮到：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和“非馬克思主義者”可能連第一卷也沒讀過）。
《資本論》第三卷中的“資本”
馬克思主義最通俗的闡釋者是恩格斯，但是，馬克思真正的、或曰最好的讀者卻並不是恩格斯，這是因為：恩格斯對於“資本”的理解，其實不過就是馬克思 所說的“現實資本”，即那種必須通過“商品與勞動”才能實現的資本——是那種隻有在工廠裏活動著的資本。恩格斯以為：資本家就是商品和勞動力的占有者，但 馬克思卻認為：資本家是以貨幣為工具的投資者，而商品和勞動力的占有者隻是“企業家”而已。
馬克思這樣解釋“資本家”與“企業家”的關係說：
貨幣所有者，當作這個運動的有意識的負擔者，就成為資本家。他的人身，或者不如說，他的錢袋，是貨幣的出發點與複歸點。那個流通的客觀的內容——價 值的增值——是他的主觀的目的；抽象財富的遞增的占有，成為他的活動的唯一推動的動機時，他才是當作資本家或當作人格化的有意誌有意識的資本，來發生機 能。使用價值，絕不是資本家經營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個別的得利，而隻是牟利行為的不懈的運動。這個絕對的致富衝動，熱情的價值追求，是資本家和 貨幣貯藏者共有的。但貨幣貯藏者隻是瘋狂的資本家，資本家卻是合理的貨幣貯藏者。價值不息的增值，是貨幣貯藏者所欲的，因為他要在流通麵前救出貨幣，但也 是精明的資本家所成就的，因為他不斷地重新把貨幣投入流通中去。（《資本論》第一卷，郭大力、王亞南譯，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58頁）
馬克思在這裏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當經營者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即轉化為商品與勞動力的時候，他隻是“企業家”，隻有當他把這種經過生產和銷售而增值了的“現實資本”，再次轉化為貨幣資本，並且從中獲得了利潤的時候，他才是“資本家”。
資本表現為貨幣資本、虛擬資本和現實資本，而且，這三者之間是互相轉化的。貨幣資本轉化為虛擬資本，這就表現為金融資本的運動，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 資本，這就表現為產業資本的運動，但是，它們的運動規律卻又是相反的：產業資本遵循的是“賤買貴賣”的原則，即遵循市場上的商品價格規律，但是，金融產品 遵循的卻是完全相反的運動規律，即金融資本“追漲殺跌”的規律，一般的商品一旦漲價，其購買者就少，迫使其降價，而金融投資品則相反：某金融產品漲價，人 們便紛紛跟進，一旦跌價，人們則紛紛拋售。
這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裏麵教導我們的。
無論虛擬資本還是現實資本，都是貨幣資本轉化來的，它也還要轉化為貨幣資本才能贏利。因此，隻有銀行家才是最大的資本家。在這個意義上，所謂企業 家，充其量隻是一個小小的資本家，或者說：是“辛辛苦苦的資本家”罷了，雖然“使用價值，這個絕對不是經營的直接目的”，但對企業家而言，剩餘價值的索 取，卻隻能通過商品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才能實現。因此，企業家的全部罪惡，也不過就是剝削工人，這種剝削從來隻是局限在工廠和企業內部，因而是很明顯的， 是很容易被識破的。
金融資本才是“霸權”的基礎
對於資本的活動，對於馬克思關於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現實資本和虛擬資本，恩格斯隻是理解了 “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的那一部分，這也就是恩格斯所津津樂道的那個簡單公式：G－W－G‘所表述的。但是，這一部分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 都提出過的，隻不過他們的分析沒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分析得更透徹、更徹底罷了。
而“貨幣資本”如何轉化為“虛擬資本”，才是馬克思開創性的貢獻，是馬克思所指出的：“使得資本主義真正得以成立的東西。”可惜，恩格斯並沒有抓住這一點，而一舉便抓住了馬克思思想中這一部分的是列寧，具體說——就是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篇宏文。
資本活動的起點不是現實資本，而是貨幣資本，因為是銀行家將貨幣資本轉化為現實資本或者是虛擬資本。前一個轉化形成了產業資本，後一個轉化則形成了金融資本。
那麽，20世紀的金融資本，或者由資產階級銀行所掌握的“貨幣資本”投向了何方呢？列寧指出：這種貨幣資本的轉化或者“流向”，主要包括了三個方 麵：第一個方麵，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虛擬經濟領域，即投資於股票、期貨和債券。最簡單地說：私人銀行和資產階級金融家們，先是通過發行信用，將社會資本集中在自己手裏，然後再通過信用的大規模縮水，將社會財富化為己有（列寧將其稱為金融壟斷資本的“剝奪積累”）。第二個方麵，金融家總是最為積極地投資於軍事工業，以此服務於對外擴張、爭奪世界市場的目的。第三個方麵，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價格便宜，更由於發展中國家資本的缺乏，所以，國際資本家集團就更加缺乏向生產發展和科技進步投入資金的動力，而是通過剝削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勞動，即熱衷於通過向發展中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放貸，以獲取高額利潤（盧森堡將其稱為“過度積累”）。
列寧當年說的這些話，不但今天依然有效——而且，它更勝過無數政客和理論家的胡言亂語。
毛澤東通過將“帝國主義”與“霸權主義”相聯係，進一步闡釋了“資本”、“帝國”和“霸權”之間的關係，毛澤東思想使得列寧主義的分析更加清晰化了。
而如果最簡單地解釋什麽是“霸權”，我們可以這樣說：葛蘭西指出，對權力的服從有兩種，一種是被迫的服從，這個叫作“強製”；一種是自覺的服從，這個叫作“認同”；而“霸權”就是指為被統治者認同的權力，是被統治者自覺服從的權力。
關於什麽是被統治者自覺認同的權力，理論家們一般認為，這就是指“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占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以及它的載體：教 會、學校、媒體。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資本主義國家，在資本體製之下，統治階級唯一可以不用強製的方式（包括采用強製灌輸和洗腦的方式）實現的權 力，同樣的——也是那種唯一為被統治者所自覺認同、深信不疑的權力，其實也就是“錢”，是占統治地位的私人銀行發行的紙幣。
宗教改革運動廢黜了教會的贖罪券，但是，資產階級卻把銀行當作了教會，把私人銀行發行的通貨當作了贖罪券。
因此，馬克思方才這樣說，西歐資本主義歸根到底是基督教—猶太教的產物，它的基礎是迷信，“經濟學”乃是資產階級的新神學，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基礎是形而上學，它與其說是顯學，還不如說是巫術和迷信罷了——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和政治體製，是一個“頭足倒置”的結構。
要理解馬克思的視野，我們首先必須重新認識世界史，重新認識資本主義的“世界起源”。
與我們慣常的“世界史”敘述完全相反：資本主義並不是在西歐建立起來的，更不是在西歐“內部”獨自建立起來的。如果沒有美洲的發現，如果為了不繞過 世界上最頑固的封建堡壘，如果不是為了避開歐洲野蠻的封建宗教統治，如果沒有宗教戰爭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不得不去打開封鎖，使自己從“歐洲這個世界上最貧 困落後的角落突圍出去”，美洲也就不能被發現。如果美洲不能被發現，那麽，歐洲就不能積累起後來摧毀內部封建宗教堡壘的力量——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首 先是在“世界”，即歐洲的“外部”、而不是“內部”建立起來的，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已經指出過了。
不過，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指出過的是：僅僅依靠西班牙征服美洲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能與東亞建立聯係，如果不打倒直到1900年依然還占據世界GDP首位的中國，歐洲資本主義的霸權依然不能建立。
實際上，西歐要想取代中國霸權，這僅僅靠船堅炮利是做不到的，自1500年到1840年長達340年的曆史已經說明了這一點，無論西班牙、葡萄牙、荷蘭還是英吉利，他們在“天朝”眼裏與安南和日本的海盜“倭寇”沒有區別。當然，靠傳播無論天主教還是基督教這種西歐“意識形態”、靠傳播這種“普世價值”，那就更是做不到的。
西歐能夠取代中國成為霸權，靠的其實是白銀，更準確地說：就是“天朝”對於白銀這個真正的“霸權”的需求和認同——盡管歐洲所掌握的白銀主要是從美洲那裏搶來的。
因此，真正使得西歐資本主義成為一個“霸權”的，就是它對白銀的掌握，但更是以中國為首的“舊霸權”對於白銀的認同，正是這種認同構成了“自覺的服 從”，因此，掌握著白銀霸權的西歐方才開始真正成為一個“霸權”——這正如後來的英國之所以成為大不列顛，乃是由於世界對於金本位製的認同，而今天的美國 之所以成為一個霸權，則是由於世界對於美元的認同。
以為今天的美元霸權乃是建立在美國的經濟實力、生產能力之上的那種觀點， 不僅是極其可笑的，而且也是荒謬的。同樣的，以為美元霸權僅僅建立在美國的超級武力和武力鎮壓之上，那也隻有部分的真實性。“美元霸權”之所以是霸權，簡 而言之，就是因為它的霸權地位是全世界人民自覺認同的，正像人們認同美聯儲、世界銀行、WTO、G8是“國際規則”的製訂者一樣。
列寧指出：資本主義體製是以“金融”為核心的擴張，貨幣積累，而不是“原始積累”和“現實資本”的積累，是資本積累的主要形態。金融資本才是資本的核心。
“不均衡發展”是資本主義的動力
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由“企業主的私有製”，向著企業聯合體、股份公司和社會融 資的發展，對於這種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考茨基）均稱之為“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不過，恩格斯卻“創造性地”認為：這個 “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其實也就是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橋梁，它表現為：資本主義的私有製，終於被“生產的社會化”所代替，而社會所有製，又被資產 階級國家所有製代替，最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隻要奪取國家政權，社會主義就將實現。
但是，列寧卻指出：與恩格斯的美好期望不同，發達國家的無產階級根本就不會自動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國家，恰恰相反，他們會成為“工人貴族”，會成為帝 國主義戰爭的炮灰，會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侵略殖民地的工具。因此，如果不擺脫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中對於社會主義的那種社會主義“空想”（在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很策略性地用卡爾·考茨基替換了恩格斯的大名），如果不另外獨辟蹊徑，依然還在那裏為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大唱讚 歌，那麽，所謂“人類曆史不可避免前途”就絕不會是社會主義，而是帝國主義。
根據馬克思和恩格斯，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就是聯合和集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集中、財富由多數人向少數人手裏集中，最終，社會聯合為兩大對立的階 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但是，列寧（也包括羅莎·盧森堡）則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是分離、對立和分散，簡而言之，資本主義發展的“總趨勢”，並 不是矛盾愈來愈集中於核心地區、發達國家“內部”，而是日益把危機和矛盾（同時也把革命）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轉移出去，轉移到“外部”。
盧森堡率先提出了“過度積累”的概念，所謂“過度積累”，就是指資本家寧肯向海外投資，利用海外的廉價資源和勞動力進行資本積累，也不願意給國內工 人提高工資、促進國內消費。列寧則進一步指出：正是這種海外投資把資本主義的矛盾“分散”或者“擴散”到了海外，同時，也把內部“革命”的可能性分散、轉 嫁和擴散到發展中國家和殖民地國家，從而既促進了那些地區的民族矛盾，也促進了階級矛盾。也正是這種矛盾的分散和擴散，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不再是社 會主義革命的中心，但卻使得邊緣地區日益成為革命的中心。
列寧的這個論斷一定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大吃一驚。《共產黨宣言》的開篇就說：宣言“用德文、丹麥文、英文、法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公布於世”，這 就表明——馬克思和恩格斯所理解的無產階級，其實也就是“歐洲無產階級”，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而絕不可能在俄 國這樣資本主義不發達的國家發生，更不可能在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發生——但是，曆史證明，他們錯了。
他們錯誤的根源，就在於僅僅看到了生產力的“普遍發展”，而沒有看到生產力發展的“不均衡”，沒有看到“不均衡發展”才是資本主義的動力。正因為發 展的不平衡和不均衡，所以才會出現盧森堡所說的“過度積累”，它才促發了不發達地區和殖民地國家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從而使得那些地區成為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的火藥桶。
因此，列寧說：在帝國主義的曆史條件下，空喊“民主”、“人權”的口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人們即使需要一個建立在商品“平等交換”基礎上的形式上的 民主，也必須首先通過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摧毀現存的資產階級壟斷統治，然後，才能實現那種建設在“平等交換”的市場經濟基礎上的民主，同時，也隻有打倒 帝國主義的掠奪，才能恢複一個真正公平的“世界市場”。同樣的，隻有給予被壓迫民族以自決權，才能在此基礎上重建各民族平等的聯合，以打倒帝國主義。於 是，列寧指出：世界的無產階級和進步力量所要追求的“當務之急”，恰恰不是抽象的“民主主義”和“人權主義”，而是無產階級專政和“支持民族自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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