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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涉嫌犯了過失殺人罪

(2010-06-07 21:43:32) 下一個

柴玲涉嫌犯了過失殺人罪





蘆笛





本來不想再來趕這趟渾水,因為要說的話早就重複說過無數次,其基本論點從來沒人駁倒過。2000年6月份王軍濤光臨《大家》,我就陳述過本文的基本思想,請他評論。他除了說“先生(指我)對柴玲的批評,可能還是過於嚴厲了些”外,什麽也沒能說出來。連軍濤都這樣,別人也用不著說了,所以這次封先生來此壇,老蘆本來是不想說話的。



可惜餘大郎前天卻馬冠蘆戴,說我諂家鬼而斥野鬼,於是其勢不可不辯。其實正因為痛惜人民在專製政體和一小撮野心家的夾擊下喪生,實在不希望以後中國人民再受野心家們的愚弄,我才出來冒天下之大不韙揭開偽君子的麵具。



我的主要觀點早就說過了:六四是世界史上罕見的大屠殺,主要凶手當然是中共當局,但如果沒有號召“保衛天安門”的學生領袖,屠殺也無法完成,這些人起到的實際上是客觀幫凶的作用。在《關於“掃蕩偽民運”的戰略思考與建議》中,我指出:





六四大屠殺當然是中共屠夫一手搞的慘絕人環的慘禍,但那並不是

不可以避免的。光從清場部隊允許占據廣場的學生和平撤走這件事

就足以看出,如果不是柴玲輩在戒嚴令下了後還號召“保衛天安門”,

巴不得“廣場上血流成河”,以此讓“人民起來和這個政權較量”,

如果學運領袖不想出動員市民去堵入城獸軍的歪點子來,如果方勵

之輩在政府廣播了清場的緊急通知後就馬上趕到現場,運用他們在

學生中的崇高威望,說服學生迅速撤離廣場,那麽,那場大屠殺也

就不會發生,取代它的就隻會是對學運領袖的零星分散的搜捕和監

禁。最後的結果就是以學生領袖和幾個頭麵人物的入獄而不是幾百

條甚至幾千條人命的代價來換取“風波”的平息。



然而學生領袖們出自對自身安危的擔心,不但在戒嚴令下達甚至緊

急通知廣播後還賴在廣場上,而且竟然動員或聽任人民群眾去做他

們的肉盾,以赤手空拳去堵截坦克和裝甲車,等到真的麵臨殺身大

禍才倉惶撤走。這裏他們用的完全是中共那一套無賴手段。中共當

初就曾使用手持木棒民兵去和外國正規軍對陣,用漁船去和敵人的

軍艦抗衡,吃準了對方不會對平民開火。可惜他們不懂得,中共既

然是這種下作手段的發明人,又豈會在這種手段下屈服?因此,用

黨教給他們的那一套去和黨較量,唯一的結果就是逢蒙和後羿過招,

隻會引起對方百倍瘋狂的報複。





的確,戒嚴部隊雖然奉了動用一切手段進入廣場的嚴令,但他們的目的還是清場。這一點,從最後他們讓學生和平撤出就可以看出來。如果柴玲輩不賴在廣場上,則人民也就不會去堵軍車保護他們,那麽獸軍也就不可能濫殺無辜。因此,說他們是客觀幫凶一點都不過份。



過去我一直認為有關學生領袖應該承擔道德責任,但隨便和非文人網友的帖子啟發了我,其實他們犯的是過失殺人罪。所謂過失殺人(manslaughter)罪的確定,無論是在民主國家還是在獨裁國家都差不多,那就是沒有殺人動機和預謀,也未能預見自己的行為後果,卻因自己的行為造成他人喪生的罪行。駕車壓死人就是最常見的一種。用這個標準來衡量,主張堅守廣場的學生領袖就是犯了過失殺人罪。



兩年多前馬悲鳴先生出來主張開網上虛擬法庭,並自報奮勇出來作李鵬的辯護人。非文人先生為此寫了深得我心的《起訴書》,不料此事卻讓馬先生拖得不了了之。如今他忘了自己的辯護律師身份,卻扮演起指控學運的起訴人的角色來,實在是莫名其妙。



我覺得,這法庭嚷嚷了兩年多,現在是來真格的時候了。我在此建議召開該法庭,由非文人先生作李鵬的起訴人,起訴屠民政府的謀殺罪,由我作柴玲的起訴人,起訴她的過失殺人罪。李鵬的辯護人已由馬先生承擔,柴玲的辯護人如果能由封從德先生承擔最好。不行的話,誰愛來當都行。



這所謂“法庭”當然是虛擬的,但它的意義我早就在當年回答馬邀請我作法官的帖子中說過了:



先生此舉,讓國人見識一下什麽是西方的“費厄潑賴”,極有示

範作用。重要的不是虛擬審判的判決,重要的是讓大家體會一下

西方的民主與法治是怎麽具體操作的,這無論對辯論的兩造和觀

眾,都是一個學習的機會。它或許有助於我們這個幼稚而愚昧的

民族學會逐漸以成熟的理性代替廉價的激情。



的確,到現在,即使是在長期居留西方的所謂精英中,許多人還是對“公平審判”連個起碼概念都沒有,以致居然像痛恨凶手一樣地痛恨凶手的辯護人。誰要膽敢為凶手辯護,自己也免不得要成“幫凶”,隻配讓光明領袖殺害。在這種情況下,主辦一個這樣的法庭,一定會對愚昧的中國人有相當大的啟蒙示教作用。



這就是我願意參加這虛擬法庭並報名作柴玲的起訴人的基本原因。其實以過失殺人罪指控柴玲還算是網開三麵了。根據她自己在屠殺前夕的講話來判斷,她對即將到來的大屠殺早已有所風聞,對自己的行為後果完全心知肚明。



下麵是根據她的講話整理出來的涉嫌犯罪材料:





一、嫌疑人在學運中自始至終是個拒絕妥協的極端分子





1、反對複課



“當時五月四號大遊行的五四的時候,已經去的同學已經比較少了,有一種疲倦感。沒想到那天很糟糕,有一個作為市高聯的,周勇軍,當時他是個常委吧,周勇軍,他就宣布五月四號……五月五號複課。同學都說這課怎麽複。當時場麵搞得很糟糕,同學們當時很多很失望。也可以說這個時候宣告五月五號複課給全國的學運造成巨大的損失。同學很痛心說,這是有些人想用幾億美元想買都買不來的,就給他一句話全葬送了,他全自己說出來了。



“我覺得越來越苦悶,終於有一天我們認為,隻能,必須,搞絕食了。也就是四月二十……五月十二號中午的時候,當時市高聯的人拚命地反對我們,但是我跟北大的一些同學,我們一再堅持下來。作了一些安排(雜音)一旦這個(聽不清),最後呢,終於發起(不清)。”





2、發起采用絕食、進行情感訛詐的極端手段



“我說我自薦為北大絕食團的招集人,因為我有一種責任感,我覺得北大的絕食將起很大的作用,我想這樣不是居功,我覺得我必須為這四百多個孩子的生命負責。”



“我說我們絕這個食,就是想看看政府的麵孔,看它是鎮壓,還是不理睬。這次絕食還要看看人民的麵孔,看看中國還有沒有良心,還有沒有希望。”





3、拒絕在戈氏訪華前夕撤出廣場



“在十三號晚上嚴明複又找我們去談話,談了一會兒,我們就很擔憂,看天黑了,怕政府采取行動,我跟另外一個同學就退出了,他們在繼續談。當時絕食團的四個代表,對話團的四個代表,還有高聯的幾個代表,還有些老師們,我感覺吾爾開希被嚴明複那種慈父形像完全感化了。當天就,就要求,反正就是戈爾巴喬夫14號那天來之前要求大家轉移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對話,不清)對,但是我覺得,當時我們很不情願,而且我們一致確定不完不搬,”



4、夥同李祿策劃自焚



“第二天早上我,還有李祿找到我,就是現在的副總指揮。他很痛心,他說,如果政府(聽不清)這樣看著同學一個個這樣消耗生命的話,那我們就采取更極端的措施,他說我們就自焚,如果,如果,政府能夠忍心眼看著這些孩子一個一個死掉的話,那麽我們就作第一個死掉的人。我把這句話拿到廣播站說了,我說我自己願意做這個絕食團的總指揮吧,好像是,不記得怎麽說的了。”





二、指責學運中的溫和派是“投降派”、“陰謀家”、“特務”,反對和平解決學運





“絕食是在北大和師大的一些同學,他們倡議。但是在這之前我已經想過,但是我沒有跟他們……因為當時我在想通過廣播站跟同學交流思想,把大家熱情都喚起來。後來當時王丹說要準備絕食,我馬上就簽了。而且……我當時……後來,有一個北京師範學院的同學,他叫張輝,他也簽了名,也是發起人之一。

“後來北高聯的同學一再勸阻,他說時機不成熟,怎麽怎麽樣,然後這孩子就又回來說,“你們不應該,雖然我是發起人之一,但我認為這樣說不妥。”後來我們就強烈的跟他辯論說,你怎麽能這樣,我們一直在做(不清)的工作,而且這個決定沒有錯。



“為什麽改變主意?後來我和北大幾個同學一塊去說服市高聯,他們始終很抵製,市高聯有些人是有投機傾向,可以這麽說。”



“後來當天晚上他們市高聯作了一個聲明,說,用的字眼是對我們這場絕食運動他們表示同情和理解。在我們心理上,我們感覺到,很憤怒,為什麽?你……(閃,不清)你有什麽資格來同情理解我們?”





“對,對。更可怕的是,有些同學逐漸被政府收買,他們作一種學生中的特務和奸細。這麽跟他們講,你們能讓同學撤走的話,那你們就是人民的功臣,國家的功臣,人民會記得你,國家會記得你。如有些死硬派不撤的話,那麽周圍的便衣隨時可以調動。”



“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麽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製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



“作為一些知識階層的人,成立了一個知識……什麽各界聯合會議,愛國維憲委員會,在昨天會上我很憤……憤慨,因為我感覺到這些人也是在利用學運重新塑造他們的形像。我一再抵製這種傾向,象劉曉波把吾爾開希(斷)對不起,上麵說的可以刪一下嗎?要推舉他作發言人什麽的。我在運動中對這類人有些看法,吾爾開希,就是他,曾經利用他的影響,他所處的那種領袖地位,對整個學運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已經發生兩次了,最後一次給我們堅決抵製,而且罷免了。但現在他們有些人要重新樹他這個形像。”



“那麽多人爭奪權力,我從來不迷戀權力,我隻是為了,為了良心,我才不願把這個權力放棄給那一小撮那種投降派和陰謀家。但是我不知道這些人為爭奪這權力,而發起一次一次的攻勢。我感覺這不對(哽咽)我就是想全中國的中國人,全世界的華人,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哭)”



“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什麽什麽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拚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采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



“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要撤回原地的話,那麽中國就會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麽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曆次運動中,象什麽四五運動,象什麽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曆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淨。而且鄧小平就說了,是有極少數的人,黨內有,好像社會上也有,學生中也有一小撮。 ∥抑□潰□褪欽飧鮃饉肌M炅耍□夢宜蛋傘K□薔突崛銜□□蛘咚□薔突嵐岩鄖暗拿揮□(蘆按,亂碼是原有的)徹底進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乾淨的工作繼續做下去。把一大批這次運動中先進的領袖,學生領袖,和知識界的人物,社會上的人,各階層的人士,還有黨內的,軍內的一些能與他們相抵製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部清洗乾淨,然後他們可以控製或軍管新聞機構,重新把全國的局勢穩定下來,終於恢複到一種表麵上很安定,很統一的那種“大一統”狀態,然後重新搞他們所謂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中國要,中國要真是讓他們得逞了,那麽中國實際上要複辟,複辟四十年,七十年。因為如果這樣一大批的人被屠殺,被監禁,被他們殘害,多少年以後民族才敢站起來呢?不知道。”



“我昨天非常痛心,因為我,(哭)因為我,又一次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在出賣這場運動,在葬送這場運動。”





三、效法中共執政前在國統區的“合法鬥爭”,認定鬥爭目的不是達成有利於人民的妥協,而是暴露政府反動本質,最終推翻政府





“問:(不清)對話,跟政府對話,最終達到什麽目的?(不清)



對話對政府是一個強烈的挑戰,因為它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這麽強的對手,來自人民真正 的呼聲,人民要求,人民開始要求跟它公平地對話,要求監督他的一些政府領導的過程,人民要參與決策,要求檢舉不法行為,而不再象中國的“大一統”的黑暗統治。



所以政府很害怕,它不敢,政府不敢,因為他們始終在竭力地維護他們在,他們幾十年來苦心經營一種局麵,一種對中國廣大人民的蒙蔽和欺騙。”



“我想那是最輝煌的一頁,一下子讓市民看清了政府的嘴臉,法西斯的嘴臉。”



  “問:如果是理想的方法,你希望對話?



  不可能。



  問:這樣說就是作夢?



  作夢,真是,白日作夢。



  問:但是很明顯你們還是希望解決幾個問題的。



  我當時,第一次對話不是中斷了嗎,當時我拿了五頁的絕食書,我希望在對話實現場直播,我想放一下,讓全國人民聽聽我們絕食的同學怎麽想,讓他們了解我們為什麽。我當時報這幻想,我可以感化他們。



  問:政府中有沒有人支持你們?(不清)



  肯定有這樣的人的。而且我感覺到,如果人民的力量很堅強的話,政府就勉強維持的這種統一地位很快就會土崩瓦解,包括那些投機派,也會站在人民這一邊的。但是必須靠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團結起來。”



“我想最終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而讓中華人民真正地站起來,讓一個人民的共和國真正地誕生。”





四、預感鎮壓在即,在大多數同學已經撤離後,卻堅持欺騙同學,“在天安門堅持”,目的是讓“廣場血流成河”,以便自己逃過“秋後算帳”





  “問:這次學生運動有什麽……最黑暗是哪一天?



  最黑暗還沒有到來呢。

  可好多同學都不明白,我們現在在廣場這是我們最後唯一的陣地了。有人一再主張撤,這撤,唯一高興的就是政府。我悲哀的是什麽呢?我是總指揮,我一再要求這個權力,掌握這個權力,就是為了抵製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而且作為北京高聯和外高聯,外校的高聯 ,他們很願意要這種權力。”



“政府這方麵已經逐漸的穩固了。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我們在天安門廣場堅持,等待看一看人民能不能真正團結起來,因為到最後隻有是人民跟這個與人民作對的政府來較量了。

  同學們老在問,我們下一步要幹什麽,我們能達到什麽要求,我心裏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隻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 睛。(哭)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



  但是這種話怎麽能跟同學們說?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麽上層人士,什麽什麽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的目的,完成自己的一些交易,拚命地在做這個工作,就是幫助政府,或者不讓政府采取這種措施,而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如果是這種同學們自我崩潰,自我瓦解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要,要撤回原地的話,那麽中國就會這樣的一種情況:黨內的所有的比較先進的什麽思想有點民主意識的人,還有曆次運動中,象什麽四五運動,象什麽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汙染曆次運動中沒有被打下去的人,這次一下全被清洗乾淨。而且鄧小平就說了,是有極少數的人, 黨內有,好像社會上也有,學生中也有一小撮。”



“他們就會認為,或者他們就會把以前的沒有徹底進行的工作,象反自由化清除乾淨的工作繼續做下去。把一大批這次運動中先進的領袖,學生領袖,和知識界的人物,社會上的人,各階層的人士,還有黨內的,軍內的一些能與他們相抵製的,代表一些人民利益和呼聲的這樣一些人全部清洗乾淨,然後他們可以控製或軍管新聞機構,重新把全國的局勢穩定下來,終於恢複到一種表麵上很安定,很統一的那種‘大一統’狀態,然後重新搞他們所謂的改革開放。實際上中國要,中國要真是讓他們得逞了,那麽中國實際上要複辟,複辟四十年,七十年。因為如果這樣一大批的人被屠殺,被監禁,被他們殘害,多少年以後民族才敢站起來呢?不知道。



  問:他們就是用謀殺?



  還有逮捕起來以後打,讓你精神分裂,對待魏京生就是這種手段。



  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沒有辦法直接跟同學講,跟同學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裏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是,他們年輕的孩子們(哭 )。”



“我們本來有五六百人,現在隻剩下十多個人。說我們這些人都堅持下去,都是堅定分子。”



  “那天我從知識界聯合會,就是昨天,回來的時候,我哭了。(哭)我感覺到我那麽熱愛廣場上這幾萬萬的孩子們。(哭)我有責任用我們的生命堅持到底,但是我又覺得我很悲哀,我實在是無力回天,(哽咽)我一個人太有限了,……我就是想說中國人,我們作為這個民族太不幸了,不要再自 相殘殺了,中國的機會已經不多了。(哭)



  問:你什麽時候開始有這種感覺?



  這個感覺,在籌委會,也就是五月十幾號,我就是越幹越悲哀。大該四月二十幾號時我就開始感覺到了。那時我想,我現在也想說但一直不願說,因為中國人不能罵中國人,但我不得不說,就是,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哭)我不值得為你獻身。(哭 )”



“問:如果你是政府呢,你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政府一定會瘋狂的報複我們這些人的,因為中國人的報複心很強,我不報任何幻想。”



  “問:下一步呢?

  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隻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



  “當時我參加運動的時候,也就是25號那天,在4月25日那天在籌委會,當時可能混進了便衣或什麽,我們在聊天,我說政治犯判多少年?他說以前判三年,後來判五年,現在加到七年,後來加到17年。當時我很悲哀,我在想十七年以後我出來就四十歲了,很不甘心的呀。”



  “問:你看這你們二十七號撤出來有沒有一些堅定分子繼續留在廣場?

  二十七號撤離這個決議是所謂的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決定的。他們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當時我也在,但是我沒有很明確的意識到有這麽大的危害力。同時,興奮點集中與他們有一些人要通過這個運動樹一些自己的形像,什麽什麽的,而且我沒有堅決抵製這種東西。他們這些人決定在新聞招待會上發布,來不及再更改了。但是後來我們一再聲明,還造成很壞的影響。但是可以說肯定有人堅持下去的,因為我就想告訴大家,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的陣地了,我們再失守這個陣地話,那麽中國就要複辟了,我想每個同學都有自己的判斷。



  問:你自己會繼續在廣場堅持嗎?



  我想我不會的。



  問:為什麽呢?



  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自私什麽的,但是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來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這段話先不要披露,好嗎?”





根據以上材料,本人認定,柴玲明知即將遭到鎮壓,仍然不顧他人反對甚至違反“愛國維憲各界會議”決議,堅持以“保衛天安門總指揮”的領袖身份率領學生留在廣場,導致大批保護他們的無辜民眾倒在屠民政府的屠刀下,已經構成過失殺人罪,請虛擬法庭審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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