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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貧農的女兒高喊“打倒毛澤東”的標語牌闖中南海

(2010-05-01 18:54:05) 下一個
1960 年6 月10 日至18 日,這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錦江飯店舉行。主要討
論國際形勢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1960 至1962)的補充計劃問題。
18 日下午,毛澤東以《十年總結》為題目,羞答答地作了自我批評。他說:
前八年照抄外國經驗。但從1956 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
的路線。1957 年反右整風鬥爭。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反映了客觀規律,而前者則是
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1958 年5 月黨大會製定一個較為完整的總路線。並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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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迷信,敢想敢說敢做的思想、這就開始了1958 年的大躍進。是年8 月發現人民公社
是可行的、赫然掛著河南新鄉縣七裏營的牆上的是這樣幾個字“七裏營人民公社”。我到
襄城縣、長葛縣看了大規模的生產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誌,中央《紅旗》編輯部
李友九同誌,同遂平縣委、嵖岈山鄉黨委,會同在一起,起草了一個嵖岈山衛星人民公
社章程。這個章程是基本正確的。8 月底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個人民公社決議,9 月
發表。幾個月內公社的架子就搭起來了,但是亂子出得不少,與秋冬大辦鋼鐵同時並舉。
亂子就更多了。於是乎有11 月的鄭州會議,提出一係列的問題,主要談到價值法則、等
價交換、自給生產、交換生產。又規定了勞逸結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實行生
產、生活兩樣抓。12 月武昌會議,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長篇決議,基本正確,但隻解決集
體、國營兩種所有製的界限問題,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問題,一共解決兩個外部
的界限問題,但還不認識公社內部的三級所有製問題。1958 年8 月北戴河會議提出了3000
萬噸鋼在1959 年一年完成的問題,1958 年12 月武昌會議降至2000 萬噸,1959 年北京
會議是為了想再減一批而召開的,我和陳雲同誌對此都感到不安,但會議仍有很大的壓
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個恰當的指標來。1959 年4 月上海會議規定了一個1650 萬噸
的指標,仍然不合實際、我在會上作了批評。這個批評之所以作,是在會議開始之前兩
日,還沒有一個成文的盤子交出來,不但各省不曉得,連我也不曉得,不和我商量,獨
斷專行,我生氣了,提出了批評。我說,我要掛帥,這是大家都記得的。下月(五月)
北京中央會議規定指標為1300 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五、六、七月
出現了一個小小的馬鞍形。七八兩月廬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動。但在農業方麵仍然被動,
直至於今。管農業的同誌和管工業的同誌,管商業的同誌,在一段時間內,思想方法有
一些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有一些片麵思想(形而上學思想)。1959 年夏季廬
山會議,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他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基本上清醒了。我們舉行反
擊,獲得勝利。1960 年6 月上海會議規定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
是對於留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
得。1956 年周恩來同誌主持製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給我們留了
三年餘地,多麽好啊!農業方麵則犯了錯誤,指標高了,以致不可能完成。要下決心改,
在今年7 月的黨代會上一定要改過來。從此就完全主動了。同誌們,主動權是一個極端
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
情況對於人們頭腦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我們過去十
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中間經過許多錯誤的認識,逐
步改正這些錯誤,以歸於正確。現在就全黨同誌來說,他們的思想並不都是正確的,有
許多人並不懂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我們有責任幫助他們,特別是縣、社、
隊的同誌們。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
同意1959 年完成3000 萬噸鋼;12 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 萬噸,又在上海會議
同意了1650 萬噸。例如,1959 年3 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的賬可以不
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誌和湖北同誌的啟發,才堅決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
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鄭重的黨在於重視錯誤,
找出錯誤的原因,分析所以犯錯誤的的主觀和客觀的原因,公開改正。我黨的總路線是
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錯誤大概也是難於避免的。哪裏有完
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
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者,不是形而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
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完成的。對於我
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10 年的經驗了,已經懂得不少的東西了。但是
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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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必然王國,我們還不深刻地認識它。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
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對中國如此,
對整個世界也應如此。
這篇講話,據毛澤東自己說是用了2 個多小時寫成文字的講稿,問題的提法、分寸
到都是經過斟酌的。這是大躍進失敗以來,毛澤東第一次承認自己有錯誤。這次毛澤東
沒再批評周恩來“反冒進”的所謂錯誤,而是充滿感情地說:“1956 年周恩來同誌的第二
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多麽好啊!”“二五”計劃是
周恩來在八大提出來的,會後不久就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被認為是“右傾保守”,“消極
平衡”,不符合“兩本賬”的工作方法。如今承認“二五”計劃是好的,是間接地、迂回
地撤銷了原來的批評。毛澤東對1958 年8 月以來大煉鋼鐵問題上的失誤所作的回顧和檢
討,是避重就輕的“傑作”。他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錯誤2 是堅持要在1958 年實現鋼鐵
產量翻一番,完成1070 萬噸鋼;他不提1070 萬噸,大談不該提出1959 年完成3000 萬
噸,而後又一次次遞減,直減到1300 萬噸,“這才完全反映了客觀實際的可能性。”如此
說來,在大煉鋼鐵問題上沒有造成任何損失。他批評下邊,“管農業的”,“管工業的”,“管
商業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忘記了實事求是的原則;批評“縣、社、隊的同誌”,不懂
得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還是把自己擺在了堅持實事求是,堅持馬列主義的立
場、觀點、方法的一貫正確的位置上,強調“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實際工作也是
基本上做得好的。”這種說法下邊是很難心服的。
開完上海會議,7 月3 日毛澤東到了避暑勝地北戴河。他在繼續思考怎樣既轉好彎子,
又保住麵子,這時候,中南海北門外麵發生了一件驚天大案,使他的麵子掃地以盡。
一天上午,中南海北門外鐵灰色的宮牆下,站著一名身著藍色工裝的青年女子,雙
手各舉著一塊硬紙牌,一塊上寫著“消滅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餓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另
一塊上寫著“打倒毛澤東!彭德懷萬歲!”
中南海北牆外地那條街道名曰文津街,有多路公共汽車、無軌電車經過,但不設站。
那天隻有少數過路人看到這名青年女子雙手高舉著的反革命標語牌。青年女子很快被宮
牆外的便衣警察發現,拎小雞一般拎進北門去,在接待室給她銬上手拷,做了簡單的詢
問,口供筆錄如下:
問:你叫什麽名字?哪裏人?什麽成分?職業?要老實回答!
答:我叫劉桂陽,湖南衡南縣人,祖宗三代貧雇農。我本人是共青團員,鯉魚江火
力發電廠運煤車間工人。
問:你來北京,有沒有單位證明信?
答:沒有,但我有工作證,說明有照片
出生年月、家庭成分、政治麵貌等。你們搜出來看,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工廠去查對。
問:你的同夥呢?他們在哪裏?
答:沒有同夥,就我一個人,連我愛人都沒告訴,憑天地良心來告狀。
問:你這叫告狀?是不折不扣的現行反革命行為。
答:隨你們怎麽講,我反映的是真實情況。
問:你既然是貧雇農出身,本人又是工人、共青團員,為什麽要跑到黨中央、國務
院的門口來幹這種不要命的反革命勾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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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
答:同誌呀,天爺呀!你們住在北京,坐在中央,飽崽不知餓崽饑呀!不知道公社
社員吃野菜、樹葉,吃觀音土。。。。。鄉下連貓、狗都餓死了,一些人家滅了門。我叔叔
一家六口都餓死。。。。。。同誌呀,天爺呀,我從小沒有父母,叔叔嬸嬸把我養大,送我讀
初中,1956 年進電廠當學徒,三年沒回老家。心想大躍進、吃公共食堂,他們生活過得
好,我就粗心了。去年下半年聽講鄉下沒吃的,我還不相信,大半年也沒有寫信。今年5
月請假探親,回老家看望叔叔、嬸嬸、兄弟姐妹,沒想到都得水腫病,吃觀音土吃死了
呀。。。。。(嗚嗚嗚),新社會,餓死貧雇農造的什麽孽呀!我老家那村子,餓死30 幾口。。。。。
我找到一個堂叔,兩個堂妹,他們還沒有死,隻是偎在火塘邊,剩下一口氣。堂叔告訴
我,我叔叔一家六口,都是他拖出去埋的,一人一把茅草,連張裹屍的席子都沒有。。。。。
堂叔破衣爛衫,和我講話。隻是蹲在地上不起身,我的兩個堂妹也蹲在地下不起身,堂
叔說,妹子你帶有吃的,就留下一點,一家三口動不得,去山上挖觀音土都沒有力氣。。。。。
我們也出不得門,沒有東西遮下體呀,(嗚嗚嗚)。。。。同誌哥,老天爺!你們要關我、殺
我、槍斃打靶,也有聽我把話講完,把話講完。。。。。。我帶回去四包高價餅幹,隻好給了
堂叔、堂妹。他們接了餅幹,就當了我的麵沒命地吃啊,吃啊,四包餅幹,共是六斤,
一口氣吃光。。。。。。邊吃邊灌水。第二天一早,要我去辭行。你們猜哪樣了?堂叔和兩個
堂妹久餓猛吃猛灌水,都脹死了!(嗚嗚嗚)我造的哪樣孽呀!我哭天喊地,做了殺人凶
手呀。。。。。。我回到工廠,廣播裏天天喊三麵紅旗,大好形勢。我什麽話都不敢講,講了
就是反革命。(嗚嗚嗚)我曉得凶手是哪個。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我們
一個村就餓死30 幾口。還有更多的老人、小孩在等死。。。。。(嗚嗚嗚)我一個貧雇農的
後代想不通!一個共青團員想不通!一個電廠女工想不通!我就是到北京來喊口號,我
要打倒人民公社!我要打倒毛主席!我要喊彭德懷萬歲!萬萬歲!
在中南海北門接待室,青年女工又哭又鬧,戴著手銬還在地下打滾。隻好用抹布堵
上她的嘴,給她加上腳鐐,交北京市公安局去收押。
如此重大的反革命案情,新中國開國以來首宗平民女子大鬧中南海的惡性案件,北
門值班室人員不敢隱瞞,將口供謄寫清楚,作為急件送北戴河,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於百忙中看過,寫下六個字:“請少奇同誌閱。”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劉少奇看了
“口供筆錄”,臉色鐵青地批下一行字:“悲慘,湖南災情還算輕的,別的省區呢?此件
交會議簡報組印發。又:全黨幹部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會議之後,每位領導幹部都應
深入農村基層”,去看看那裏發生的事情。
載有這份“口供筆錄”的會議簡報,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田家英沒有呈送病中的毛澤
東主席。那不是打老人家的臉嗎。自有更“體己”的人拿給他看,並密奏劉少奇批發這
份簡報是別有用心。1960 年整個上半年毛澤東扔在號召“繼續躍進”,“全黨為1800 萬噸
鋼、6000 億斤糧食而奮鬥”。直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夕,他才勉強承認了全國出現大饑
荒的事實。真的死人了嗎?全國29 個省市自治區都糧食緊張嗎?死了一些人,值得這麽
大驚小怪嗎?但政治局委員的絕大多數,都明確肯定地向他匯報:有統計數字,各省區
的農村人口在成千上萬、成十萬、成百萬的減少,再不是個別地區的個別情況了。這個
湖南辣妹子使他徹底清醒了。一葉知秋。他知道自己的威信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已跌至
穀底,非有特殊手段是很難扳回這一局了。之後,毛澤東的健康情況轉差,他很少下海
遊泳,常常一個人獨坐不語。經過深思之後,他向中央請假治療,並說自己已經進入遲
暮之年,馬克思向他招手了。他並多次委托田家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意見:在他生病休
息期間,由劉少奇同誌代理黨主席職務。他決定暫時離開第一線,修養思考一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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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等人說服毛澤東,同意為100 多萬在反右傾運動被劃成右
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根本甄別平反,其中包括恢複鄧子恢的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
工作部部長職務。在一次常委碰頭會上,朱德還提出為彭德懷平反。毛澤東再不肯退讓,
他說:“把彭德懷請回來,廬山的事一風吹,三麵紅旗不要了?那好,我和林彪常住南方
養病,把北京交給你們。”劉少奇隻好在總司令和毛主席之間打圓場:“彭老總的事,放
後一步吧,先過了眼前的大難再講。”
此次中央全會(1960 年7 月5 日-8 月10 日北戴河工作會議)開了一個多月,確定
了“整頓、鞏固、充實、提高”的國民經濟八字方針。在最後一天的閉幕會上,毛澤東
一臉病容,可憐兮兮,心情沉重地作了檢討,承認自己不懂經濟,闖了大禍,發生這麽
大的饑荒,餓死了人,他是始作俑者,難逃責任。在座的中央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
委員、省市第一書記,也都難脫責任。責任人人一份。他宣布,這次全會之後,他要真
退居二線,不再過問經濟、黨務,不再指揮工農業生產;隻和林彪兩人管管軍事和國際
共運。還有就是讀書、養病,研究些理論問題。他並再次提議全會正式通過黨內文件,
在他養病期間,由劉少奇同誌代行黨主席職務。
總書記鄧小平在7 月31 日會議上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
息,就是少奇同誌主持。隻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複,我們把文
件搞好了,主席過問一下,日常工作歸我們處理了。”鄧宣布後,毛說:“我讚成,休息
一個時期。”
劉少奇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現在代不代理不要緊,要緊的是全國救災救人,承認血
淋淋的現實,立即調整政策,發放救濟糧款,分給社員自留地,允許農民種糧種菜,搞
小自由,開放農村集市,生產自救。人民公社那些條條框框先放一放吧,誰的麵子也顧
不上了。既然一名貧雇農的女兒、青年工人都敢到中南海門口來喊冤,老百姓麵對饑荒
死亡,還怕你關他班房殺他頭?你不讓人活,人會讓你活?邏輯就這麽簡單。全黨同誌
立即行動,同心同德,千方百計渡過饑荒,等到出了黃巢、李自成再來補救,就晚了。”
此次,毛澤東退居二線(但絕對不是放權),開始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
整頓恢複國民經濟的時期。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之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彭真、鄧子恢、
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分頭下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就地處理災情。隻有毛澤東、
林彪兩人沒有下去。毛澤東去了杭州療養,林彪常住蘇州養病。
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非正式地給周恩來“反冒進”的問題平反,恢複名譽,似乎
是讓他放手整頓百孔千瘡的國民經濟的一個信號。
周恩來機敏地接受了毛澤東的信號。在8 月國家計委討論編製1961 年的國民經濟控
製數字時,李富春提出:“1961 年國民經濟計劃應以調整、鞏固、提高為主,增加新的生
產能力為輔。8 月底,李富春向周恩來匯報時,周恩來同意計委的意見,並增加了“充實”
二字,變成“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其適用範圍則由計劃部門個工作方
針變成黨和政府調整整個國民經濟的方針,1960 年9 月30 日中共中央在批轉國家計委的
報告時肯定了八字方針,這標誌著大躍進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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