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5)

父親----我們永遠的揩模

 

(5)

 

著名作家餘秋雨先生在他的書“借我一生”中說，林彪事件是文化大革命邏輯上的終點。 這個觀點應該說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林彪事件發生後，所有的關於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路線和資產階級路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鬥爭等等說法，在老百姓心中失去了邏輯依據。一個吹捧得那麽高的人，一個最高舉和最緊跟思想紅旗，已經寫進黨章裏作為法定繼承人的人，突然倒台而且死無葬身之地，被批判得全無是處，這說明文革到了這個時候，在邏輯上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人們已經認識到，一會打倒這個，一會打倒那個，這和封建社會裏兄弟間，父子間，君臣間為爭王位而互相殺戮沒有多大區別。這時候，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老幹部順應潮流地批判極左思潮，開始抓工農業生產無疑是正確的和得民心的。

 

在父親的工廠裏，作為第一把手的軍管會主任要開始抓生產，打算把一些生產技術骨幹從牛鬼蛇神的隊伍裏解脫出來返回到原來的生產崗位上去，而第二把手王書記則要繼續抓革命，把這些人留著當活靶子繼續批判。這兩個人鬥的結果是第一把手勝了，王書記被調離工廠。這個死對頭走後，父親就被解脫出來，參加到廠裏的生產組下的技術組當一名普通工作人員。這樣，父親在離開了工廠車間整整六年後，才得以回來，重新開始他熟悉和熱愛的工作。俗話說，江山好移，秉性難改。父親的秉性就是工作，他不管自己的位置和處境，一出了“牛棚”，看見廠裏整整六年不但未搞出一個新產品，連老產品都搞得一塌糊塗，既無產量又無質量，心裏急得就象火在燎。這時他還未徹底平反，僅僅是作為“可改造”的人員進行工作，但他把個人恩怨和委屈，統統都放在腦後，一個勁地想把過去的好產品恢複起來。他的幹勁和忘我工作，使得廠裏的技術工作開始走上軌道。他向領導積極提建議，把那些由於種種政治原因而被迫離開技術崗位的人找回來。同時，他努力把文革以前的質量管理製度，產品檢驗製度以及各車間各工種必要的操作程序恢複起來。盡管當時的大環境使他的努力事倍功半，他仍不泄氣，不停地向各方解釋，勸說，呼籲，希望盡快地重建生產秩序。幾個月後，廠裏的專案組對父親的所謂曆史問題查不出個所以然來，於是來個不了了之。不久父親就被任命為廠裏的技術組組長，實際上是恢複了文革前的工廠技術負責人的職務。

 

1973年來到了。這一年，選送到大學去的工農兵學員要經過文化考試。當時在車間裏當工人的老三報了名。他是與廠裏其他子弟一起從農村招上來的。他回廠後，盡管父親已出來工作了，但廠裏的左派們硬是給他分配了一個最差的工種，衝工。當時車間裏大量使用一種缺乏勞動保護的衝床來製造電機的金屬殼，搞不好手指頭就會被衝掉一根。老三在車間裏工作得很好，車間裏沒有阻擋他報名上大學。在全廠報名的幾十個考生中，他的考試成績位居第二。位居第一的就是後來聞名於世的四川希望集團四兄弟中的老大劉永年，他當時也是該廠的一個工人。成績公布後廠裏的左派們不想讓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考生去上大學，借口是這兩個人的父親的曆史問題還未徹底搞清楚。一些朋友也為父親的處境擔心，怕他作為考評負責人之一讓自己的兒子上了大學，有走後門的嫌疑。父親的頭腦特別清楚，他說：“中國的古人都知道，推薦賢士，要‘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所有人在成績麵前人人平等，沒有什麽可顧慮的。”盡管這以後發生了張鐵生交白卷的鬧劇，還是沒有改變大學對廠裏考生的錄取名單，老三和他的朋友老劉一起進了電子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係。這無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巨大轉折。

 

可是到了下一年，在四妹要上大學時，廠裏的左派們真是對父親背後搞了名堂。四妹是在1972年和廠裏的子弟一起下到了川北的旺蒼縣。她在那裏努力勞動，和生產隊的農民們也相處得很好，所以74年有大學到她下鄉的地方去招生時，她被當地生產隊第一個推薦了。廠裏也派人到鄉下去幫助大學的招生工作。廠裏派去的管此事的人是一個陰險的中年人，一方麵他收到了不得讓前走資派的子女上大學的指示，他對學校來人說四妹的父親是有政治問題的人，使該大學的人改變主意招了一個各方麵都差了許多的子弟。另一方麵，他又回來散布四妹已被四川大學外語係錄取的謠言。等到真相大白，別人已經去上大學而四妹還留在農村天天勞動時，生米已做成熟飯，一切都已成為事實，改變不了了。四妹又繼續在那偏僻的山裏呆了兩年，然後有一個中專學校來招生，她就去報考，被錄取了，就到了那個中專校去學習水力發電。

 

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時，父親由衷地為滿目蒼痍的國家得到大刀闊斧的整頓而高興。他興致勃勃說，鄧小平的能力在國家領導人中是第一流的。他給兒子們說，宋廠長過去參加過鄧小平主持的國務會議，印象非常深刻。鄧小平召開的會議決不會冗長，他總是抓住主要問題快刀斬亂麻地加以解決，次要問題留給部下解決，決不胡子眉毛一把抓。現在讓鄧小平出來抓工作，在各方麵全麵進行整頓，國民經濟有望恢複和發展了。趁著這個整頓的潮流，父親對廠裏的技術工作也進行了整頓。他把過去行之有效的製度重新頒發，要求各科室和車間執行。他認為國家建設了這麽大的一個微電機工廠，不能隻滿足於按計劃給一些整機廠生產配套零件，應該有自己的設計單位開發和研製新產品。他向廠領導提建議，做方案，要人員和材料，但是這時候的各級領導人忙於政治運動和眼前的生產任務還應接不遐，哪有腦筋考慮開發新產品。到了這一年的年末，政治風向變了，所謂的反擊右傾反案風開始了，掌握國家權力的四人幫天天叫喊著“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使工廠的領導人都不敢理直氣壯地抓生產了。在四人幫的極左路線統治下，哪個企業領導人想把生產搞上去， 都沒有好結果。父親的好朋友，後來成了老二的老丈人的宋廠長，有一次在他的工廠裏想促一下工人的積極性，發了一點獎金，結果被人告到北京去。他被叫到北京四人幫中央去，在那裏挨了四人幫之一的王洪文嚴厲訓斥不說，回來更是在全省工交係統被批判。那年他被撤職又被批鬥，被整得很慘。

 

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年真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年初，當時最受人尊敬的周恩來總理去世了，接周總理班的鄧小平又被打倒了。這幾乎是斷掉了中國人要求有正常秩序的僅有一線希望。許多人發自內心地流了眼淚。在這種情況下，四人幫真是瞎了眼，或者是利令智昏到了極點：他們下令不準祭悼周總理。這引起了全國老百姓的憤怒， 在4月5日清明節時，達到了頂點。當時，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的人自發地聚集在一起，高喊反對掌權的四人幫，擁護周總理以及鄧小平的口號。到處是人們發自內心寫出來的詩歌和標語。這在新中國成立快三十年來還是第一次。北京掀起的浪潮很快波及到了全國。對這場真正的群眾運動，父親的立場是再明顯不過了，他像年輕人一樣，抄寫了許多優秀的詩詞，不僅自己誦讀，還寄給了遠在達縣山溝裏工作的老大和老二。記得有一首詩這樣寫著：神州鬧鬼叫, 我哭豺狼笑。把酒祭英烈，橫眉劍出鞘。盡管這次運動被四人幫鎮壓下去了，但是人民心裏對專製的憤恨和對進步的渴望，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遲早會衝垮那腐朽的籬笆的。

 

7月底，傳來了河北省的唐山發生大地震的消息。這次地震發生在一個百萬人口城市的市中心，房屋百分之百地倒塌了，據以後公布的消息，死亡人口總數為24萬多人，比去年年底印度洋發生強烈海嘯各國死亡人數的總數還多。可是當時的中國受災老百姓沒有得到別的國家的任何援助。中國的老百姓連是否有權要求得到援助都不知道，可以說，當時的中國人肯定是世界上對自己對社會權力最少的人民。老大和老二所在的建築企業在唐山大地震後不久就奉命開拔到唐山去，在一片廢墟上去建設新唐山。唐山市區震後的那種慘狀，非本文所能描述得出來的。

 

中國人的忍耐精神可說是世界上一流的， 隻要他們有一口飯吃，就一定不會起來造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造反，真是地地道道的跪著造反，世界上哪有高呼著權力最大的人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造反？對中國人真是不幸中的萬幸是他老人家終於在那年的9月份去世了。在這之後不到一個月，不可一勢的實際上是狗仗人勢的四人幫就倒台了。

 

聽到這個大快人心的消息，父親的心裏真是高興得樂開了花。他說，這是十幾年來最值得高興的事，這下國家有希望了，四個現代化有希望了。在父親樂觀情緒的感染下，我們全家都沉侵沁在歡樂和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中。不久，工廠換了廠領導，由一位姓朱的女士來當廠長兼黨委書記。她是一位老八路女戰士，由於辦事幹練，作風潑辣，在當時的四機部裏號稱是四大女幹將之一。在她的手下，父親成了負責生產技術的副廠長（當時企業還未恢複總工程師的職位）。父親立即著手成立了設計所，專門負責新產品研究和試製。他認為，一個生產建設的高潮就要到來，如果本廠隻是守著現有的幾個軍用產品當飯吃，不思進取的話，將來的路隻會越走越窄。所以，他主張不僅要研製軍品，也要開始搞民用產品，這是一個有無限用武之地的市場。

 

除了抓技術更新和新產品以外。父親也認為工廠的規章製度到了非抓不可的時候了。那時，全體工人和職員已經十年沒有正兒八經地上過班了。說來好笑，那時的人連遵守上下班的作息時間都作不到了。許多人早上9點才到工廠裏晃一下，10點半就大搖大擺地走出廠門，到外麵自由市場去買了菜，回家做完飯，剛好到下班時間。下午也是一樣，本來是一點半要上班的，結果是3點才到廠裏晃一下，4點半就又走了。如果說那時就采取嚴格考勤，按鍾點付工資的話，那肯定車間已被養成壞習氣的工人們推倒了。記得那時父親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廠領導輪流去看守廠大門，不到下班時間任何人不準離廠， 哪怕是沒事幹也得在廠裏呆著。而且，父親是第一個前去守大門的廠領導。據別人講，也是守得最認真的一位。大約過了好幾個月，人們遲到早退的習慣才慢慢得到扭轉。

 

1980年電子工業部組織了一個微電機代表團到日本去考察。父親作為該代表團的團長，在那裏進行了仔細地考察和研究。回來到達北京後，當時老大老二在距北京隻有兩個小時路程的唐山工作，就到北京來看他。他談起了這次考察的感想，說這二十年日本發展得真快，我們和日本在電子行業的差距在這二十年加大了很多。一個很小的工廠，隻有我們廠一個倉庫那麽大，占地麵積不到我們的十分之一，生產的產品產值相當於我們的兩倍還多。他送給老大一個計算器，給老二一隻手表。這兩件物品在當時的中國是很貴重的東西了，但他說這些東西在日本是放在雜貨店裏麵賣的， 價格相當於在日本吃兩碗炸醬麵。他還告訴我們，現在到了我們中國人奮起直追的時候了。我們如果再像文革那樣耽誤十年的話，到時候甲午海戰和抗戰初期的局麵就會重演，我們中國人在世界上就無立錐之地了。父親的話，使他們更感到時間的緊迫。他們倆都是屬於被文革耽誤了的老三屆中學生。在文革時期，他們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機會。四人幫倒台後的第一年，他們都參加了高考，成績都過了錄取分數線，可是左等右等不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的到來。過了許多年他們才知道原來他們所在的企業出於本位主義，根本就沒有把他們的擋案交給招生學校，也不讓他們知道。 那時任何學校都不會招收無擋案的學生的，哪怕成績再合格。在那之後兩年，老大得了個機會去上了企業辦的電視大學，而老二連上電大的機會都沒有給，理由就是一句話：工作需要。所以，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抓緊時間學習，盡量使業餘時間過得充實有意義。

 

1982年，父親的上司朱老太婆因身體吃不消，要求卸去廠長的職務，並讓父親接替她擔任廠長。父親希望由比他年輕的人擔任，而他則專心抓技術工作。但上麵堅持要讓他擔這個擔子，最後父親答應幹兩年，在選定能接替他的人後他就退下來。對於父親擔任工廠的行政第一把手期間的業績，我們知道的不多。大概是因為當時已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每個人都在忙自己的事了，他也忙，給我們講得很少。83年夏天，老大在北京等去利比亞施工的簽證，遇到來北京開會的父親。父親給他講了一些廠裏經營方麵的事。那時，工廠生產的一種民用電機銷路很好，主管部門的意見是每隻電機漲價5角錢，這樣這一年這個產品可以多賺兩百萬。父親堅持不漲價戰略，他認為最重要的是占領更大的市場份額。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的決定是正確的。父親在位期間有一件事為我們全家所反對，那就是他沒有用他的權力將四妹從旺蒼縣水利局調回成都來。我們家唯一的女兒那時仍在邊遠的山區工作。四個兒子，除老大在外地工作外，其他都在成都工作了，而且都先後從電子科大畢業，其中老五是文革後入學的研究生。相比之下，四妹的境遇要差一些。我們都要求父親將四妹調回廠裏工作，有的部下已經做好了安排，就等父親點頭同意了。但父親始終未點頭，這樣四妹就一直在那裏工作著，直到二十年後，她才從旺蒼退休回到成都來照顧年邁患病的父親。

 

在廠長的崗位上父親幹了兩年多。過了六十歲， 他就離開了這個職務，改任技術顧問。此外，作為我國微電子行業的專家和創始人之一，他還兼著電子工業部的一些學術團體的名譽職務。這時的國營906廠可以說是它的最昌盛時期。這從父親離開崗位後，不時來我家與父親聊天的老同事老部下的談話中可以看出。父親在5年後的1988年完全退休。由於他是在1949年以後參加工作的，他退休後的待遇是不可想象得低。廠裏不少退休中層幹部，在49年前是國民黨的大兵，在解放前夕被俘虜，當了共產黨的大兵，他們退休以後是按照離休幹部的待遇，收入幾乎是父親的一倍。對此，父親的心裏從來沒有產生不平衡。他說，我對國家盡了力，盡到了責任，我心裏很舒坦。現在隻要吃的飽，穿的暖，有房子住就行了。有時，對於別人出自對他的同情而發的牢騷話，他不以為然。他說，三國演義裏的曹操說寧肯我負天下人，而不能讓天下人負我。我們應該反著來才對。

 

時代的車輪進入了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許多國營企業，隨著其體製的僵化，設備的老化，管理者的腐化，而進入了暮年。過去成都東郊的工廠區曾經是最令人羨慕的地方，現在成了貧困區，一些工廠甚至靠賣地賣設備等手段給職工發一點工資和獎金。這時，老二和老三認識到，在這樣日益衰敗的國營企業繼續幹下去，總有一天會成為殉葬品，於是他們邀約了在電子科大當教師的老五，創辦了民營企業“鼎盛電子研究所”。這個名字一語雙關，既表示對企業的展望，又用了父親名字的諧音。父親對此事從一開始就很支持，很積極地出謀劃策。“鼎盛電子”成立十年來，在三兄弟和他們各內當家的辛勤操持下，從無到有，規模雖不算大，其產品在四川省打開了銷路，累計為國家上繳了上百萬元的利稅，自身也有了辦公室，車間和設備。這件事肯定是父親在晚年中最使他高興得事。順便提一下，除了俞氏三兄弟辦的企業，在本廠子弟中還有一家民營企業也辦得不錯。這就是楊祖懷家父子三人辦的金屬加工企業。楊老伯就是在四十年前被打成黃世仁式的惡霸地主被遣送回鄉的那位工藝科長。 兩年前父親生病住院期間，楊老伯和他的兩個兒子來看父親，碰見我們幾兄弟。楊老伯對父親談起他的經曆。 他說：“那年我被批得一塌糊塗，成了十足的壞人，我幾乎不想活了。我也沒來找你俞總求情，因為我知道你雖然是個好人，但那時也是自身難保。幸好我被押送到了老家後，鄉親們並不這樣看我。他們先讓我當了農機廠的工人，然後讓我搞設計產品，後來幹脆讓我什麽都管。我就這樣一直幹下來了。改革開放後，廠裏給我平了反，讓我回成都來退休。我退了休沒事幹，就把過去給鄉親們幹的事拿到成都來照樣辦，就這樣辦起了工廠。我兩個兒子一個喜歡技術，一個喜歡經營，生意做得不錯，我這是因禍得福。” 聽到這裏，父親借用了“百毛女”中的台詞說：真是文革把人變成了鬼，改革把鬼變成了人。大家都高興地笑了。

 

父親的一生，在時間上看，盡管不幸的多災多難的年代多過好日子的年代，但他總是保持著平和而穩定的情緒。用現代人的話來說，就是智商高，情商也高。這既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後天形成的性格。從後者的角度來分析，可能由於他愛好廣泛，對生活總是滿懷信心和期望。 盡管他的專業是電子工業，他的興趣確沒有隻局限在專業上。 他的閱讀很廣泛。他的書架上除了過去要求他看的馬克司列寧的著作外，還有許多涉及哲學， 曆史， 科學史，文學，等“雜”書。我們記得的這些書的作者有牛頓，愛因斯坦，洪保德，康德，歌德，達爾文，赫胥裏，弗洛伊得，莎士比亞等大師的著作，也有中國古代和現代的許多曆史和文學作品，包括論語，史記，三國誌，三國演義，水滸，儒林外史和魯迅，茅盾和巴金等名家的著作。他說他在年輕時很喜歡讀巴金的急流三部曲，認為當時這套小說鼓舞了一代知識青年。他不喜歡“紅樓夢”，說年輕人如果陷入了賈寶玉和林黛玉這樣一種境地，一天到晚哭哭涕涕，卿卿我我，肯定是不會有出息的，古代和現代都一樣。在藝術領域中， 父親喜歡看京劇。小時候我們住在淄博時，經常有些有名的劇團來演出。那時就父親帶我們三兄弟去看京劇。如“三叉口”，“四郎探母”，“捉放曹”，“草船借箭”，……等等。在樂器中父親喜歡拉二胡。他自己也拉過。在我們臨離開山東省以前，父親專門帶著我們坐車幾小時去“聊齋誌異”作者蒲鬆齡的故居去參觀。 對外國的藝術，他也願意去接觸和了解。他在前蘇聯學習時，為了看一場當代最有名的巴蕾舞大師烏蘭諾娃的“天鵝湖”，不惜花掉了自己一個月的生活費。可惜，他的這些愛好都是在我們懂事前表現的，我們進入青年後，這些全成了“封資修”的東西，所以這些文藝細胞我們都未感染上。但是，毫無疑問，這些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化遺產對他的世界觀的形成，對他的性格的培養肯定是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在平常，這種影響可能不會被人注意到，但是在關鍵的要命的時刻，可能就決定了他的行為，使他能把事情看深一些，遠一些，比別人更有信心和辦法渡過難關。這恐怕就是人們所說的文化底蘊。由此可以看出，父親這一生， 在物資財富上並不富有，而在精神財富上卻很富有。 我們感覺到，他這一生從對幸福的感受上，應該不比那些大字識不了一筐的，或者是僅僅以數錢為樂趣的千萬富翁要差。

 

在父親生命中的最後幾年，僅管他已體弱多病，但他始終保持著心態平衡，情緒樂觀，精神豁達。他要求在他去世後將自己的角膜捐獻出來給失明者。他說，人的最終死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就像一條河流，從涓涓細流開始，逐漸擴大，離源頭越走越遠，最後變成了一條寬闊的大河流入大海。人來自自然，最後歸於自然，就像河流流入大海一樣。現在，父親已經與青山翠柏為伴了。他的精神，品格，才智，業績和貢獻將永遠留在我們後輩人的心裏，與我們永存。

 

                                                                                            2005年2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