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劫遇

“文革”過去 36 年了。這麽長一段時間，是個嬰兒也長成個中年人了。可是，人們對文革的認識，不能說是很透徹很成熟的。可不，直到現在，還有人在說文革是中國人民反對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自下而上的全民民主運動，是全體弱小群體翻身做主人的時候，是老百姓揚眉吐氣的時候；或者說文革的發起者內心是好的，隻是客觀上未達到良好效果，等等。在我這個當年文革的親曆者看來，說這些話的人，如果不是故意閉著眼睛說瞎話，繼續用指鹿為馬，顛倒黑白的戈培爾手法，來欺騙百姓的文革餘孽，也至少是對文革的情況不了解，或不想了解，進而想以文革方式來改變當前社會不良現象的糊塗憤青。對於無知的後者，想用文革的方式來改變社會，其愚蠢，無異於想給病人治病，卻給了能置人於死命的毒藥處方。

作為一個文革的過來人，我想讓我的後輩知道，那段時間絕對不是所有百姓的好日子，恰恰相反，那時中國人曆史上的又一場大悲劇，是所有中國人的大災難。正如文革最賣力的執行者四人幫倒台時，全體中國人所公認的那樣，文革是一場地地道道的前所未有的浩劫。當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文革所做的決議，是符合民意和實際情況的。而且，在我看來，這場悲劇最可悲的是，除了全民所遭受的身體上心理上苦難外，還應該包括我們全體中國人被愚弄，被欺騙，身不由己，既害別人又害自己地參與了這樣一場長達十年的悲劇。我們，包括我在內的絕大多數當時的中國人，心甘情願地，狂熱地，愚蠢地被一小撮無恥的玩權者利用了，在無休止的內鬥中，造成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空前大災難。同時，作為老百姓整個群體，如果說文革以前人們的私心相對來說還較少，相互間欺騙，傾軋，損人利己還不很普遍的話，經過了這災難的十年，看見了這麽多的謊言，造謠，誣陷，落井下石，整人，鬥毆，折磨 ……, 等等，我們全體中國人的道德和素質急速下滑，社會風氣走向敗壞，這是一個明擺著的，千真萬確的事實。

以下是我本人在那個時代 , 以一個普通中學生的身份，所親身經曆過的一些荒唐事。相信和很多同輩人所經曆的驚濤駭浪相比，這些事隻是小兒科了。當時在全國各地，不知發生了多少比我看見和經曆過的更殘忍，更醜惡，更值得譴責和引以為戒的事情。現在幾十年過去了，對文革是怎麽回事，人們都遺忘了，或者被遺忘了。文革後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老作家巴金就提議建立文革紀念館，像歐洲人不忘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那樣，設立許多類似奧斯維辛集中營紀念館那樣的場所，我們中國人也應該以各種方式，永遠記住文革的教訓，提醒和提高人們的良知。可惜，這個建議未得到支持。所以，我們經曆過這段曆史的人，要用自己的記憶，自己的筆和博客，把那時的情況如實地記載下來，讓後輩人知道當時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不再重複過去的錯誤。

(1) 文化宮裏 : 遭遇武鬥

1966 年年中，當全體中國人都卷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我正在上高二，剛滿 18 周歲。經過多年的宣傳和灌輸，每個人的腦子裏都充滿了革命思想，包括無限忠於偉大領袖，打倒世界上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等等。特別是對偉大領袖的崇拜，熱愛，迷信等等思想，通過每天的廣播，電視，報紙，電影，報告，書籍以及各地各單位的各級黨團組織和宣傳部門無時不刻的教育，說服，動員，批評等無孔不入的灌輸，每個人，不說 100% ，也是 99.99% 的人是深信不疑，並身體力行地“融化在血液中，落實到行動上”的。

所以，當某一天早上，學校的廣播裏播出全國的大，中，小學一律停課鬧革命的消息時，我們每個人都為能有幸參加這場大革命而感到興奮不已：不再上課，不再做作業，不再考試，而是一心一意地寫大字報，批判資產階級，搞革命。誰都沒有想到，正是從那一刻起，正是在我們這輩人應該求知識求技藝的大好年華時，我們卻從此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失去了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機會，失去了了解和學習人類文明良知的機會。而且，對我們絕大部分人來說，是永不複返地失去了這個機會。後來，隨著革命的烈火越燒越旺，處於豆蔻年華的我們，批判老師，批判校長，到街上去破四舊，抄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家，無償地剝奪這些人的家產，無情地毆打他們，有的地方甚至把人活活打死。外鬥完了又開始內鬥，學生中所謂出身好的同學批鬥出身不好的同學。這些批鬥中，根本沒有任何理性或道理可言，開口就罵，出手就打。

遠的不說，在我所在的班上，有一次，有一位男同學和一位女同學就遭到批鬥。其實，這兩位同學還不是上述那五類“黑色”家庭出身的人，因為我所在的班裏還找不出“黑五類”家庭出身的。那位男生是因為學習成績好過一些革命家庭出身的人，並據說有挖苦他們的言論，因而獲罪。那位女生則是因為在積極要求加入共青團組織時，向團支書匯報了自己的困惑和自我譴責 , 說她上小學時，居然有過一次這樣的行為：既然偉大領袖像神仙一樣，是無所不知和無所不在的，她試著小聲罵了他一聲，看看自己是否受到懲罰。如果文革還沒發生，她的行為並不會有多嚴重後果。但是，在那全國全民都繃緊了“階級鬥爭”這根鉉的情況下，她的虔誠的懺悔，真心的檢討，一旦被人說出來，就成了竟敢咒罵偉大領袖的十惡不赦的罪狀。就這樣，這兩位同學受到了無情的懲罰，被批鬥，罰跪，鞭打，臉上被潑了墨水，頭發被剃成了“陰陽頭”。這樣的折磨強加於他們好多天，直到那些紅五類同學開始去北京朝拜偉大革命領袖後，他們才得以恢複自由。可能是受自己的親密同學的傷害太深，幾十年來，這兩位同學再也沒有在同班同學麵前出現過。

這時不得不參加這些批鬥會的我，由於父親已經成了他所在單位的批鬥對像，再加上母親一再告誡我們兄弟們，出去參加“破四舊”抄家時千萬不要動手打人，這是不文明，不道德的行為。所以，慢慢地我對文革中的這些行為越來越反感了。每當批鬥那兩位同學時，我遠遠站在批鬥人群的外麵，一聲不吭，但也不敢出來製止那些可惡的行為。那段時間，全校各班級都在搞這樣的“紅色恐怖”活動，有一天，教學樓的門口“嘭”的一聲響，從三樓上摔下來一個人。我們趕快跑去看，原來是一位高三女同學，因出身不好，受到同班的和來自初中班級的同學的批鬥和侮辱，跳樓自殺。看見她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死活不知，我想大多數人都看在眼裏，難受在心裏，但也有個別人在叫罵著：“畏罪自殺，死了活該！”聽說後來這位跳樓的同學活了過來，但落得終身殘廢。

一天，一位和我平常關係較好的“紅五類”同學告訴我，要我當心，有些人也想給我一些“教訓”，因為我對自己父親成了黑幫分子隱瞞不報。我那天緊張得一夜沒睡著，腦子裏一直在想，到了輪到我倒黴的時候該怎麽辦：是忍受住這些人的拳打腳踢呢，還是和他們拚了。這是我從小長到大的第一次整夜失眠。第二天我等了一整天，沒有人來找我麻煩。後來據說那幾個“紅五類”同學改變了主意，不打算來揪鬥我了。我想，大概是由於我和大多數同學關係不錯，再加上我平常愛去練舉重，胳膊上有點肌肉，萬一批鬥我時我不服，發生衝突不太好辦，他們便作罷了。

一年以後，文革初期耀武揚威的老紅衛兵成了臭狗屎，因為文革的矛頭指向了他們的父輩：各級黨政領導和官員們。文革的辯護士說這體現了偉大領袖整治官僚主義的決心。實際上，後來的足夠事實已經證明，這是文革的發動者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把各地黨政領導人都歸到了他的對手劉少奇的陣營裏去了。當各級黨和政府機關被中央文革小組支持的造反派轟垮後，各地的造反派又分成兩大派開始互鬥。一個使我很不理解的現象是，所有的兩大派群眾組織，都是喊著同樣的最最忠於偉大領袖的口號，標榜著自己是最最符合革命路線的組織，同時又用最惡毒的語言攻擊對方，用無中生有的謠言抹黑對方，最後，開始了用拳頭，然後是長矛等冷兵器，再後來是現代武器，包括步槍，機槍，大炮，坦克等等來互相殘殺。

在文革的大漩渦中，人們就像一滴水，不由自主地要陷入到這個漩渦中去。看見同學們都參加了某個造反派，我也參加了當時兩大派中的一派。我當時是一個沒有主心骨的人，既不能像我兄弟仁孫那樣完全脫離運動，一心撲入安裝晶體管收音機的“線路鬥爭”中，又不能像有些同學那樣全力以赴地參加本校的運動，成為某個組織的“鐵杆戰士”。在一個同學的介紹下， 1967 年夏天的一天，我在我們這一派的一個所謂聯絡站工作，主要工作是刻寫蠟紙，印刷和散發傳單。這個聯絡站設在成都市中心的文化宮一棟三層樓上。我覺得那個聯絡站裏的工作比較自由一些，幾十個工作人員都是來自不同的大學和中學，互相約束不很嚴。另外，那裏還放著幾部手風琴，我想，要是學好了，成了手風琴手也不錯。那時，個人是很少能買得起手風琴的，一般都是借用公家的東西來學。

可是，我這個小算盤沒實行幾天就破產了。那是 6 月的一天，中午飯後，我正在三樓的一個大房間裏睡覺，忽然被一陣吵鬧聲驚醒。那是來自外麵的吵鬧聲，似乎有很多人在吵著要砸爛我們這個聯絡站。我站起身來，下到二樓想去看看究竟是怎麽回事。在二樓，我聽見外麵有很多人在砸我們一樓的大門，吆喝聲，砸門聲和砸玻璃窗聲響成一片。我進了一個廁所，想解了小便後就撤到三樓去，我還天真地認為，如果把二樓的樓梯口封住，下麵的人就上不來了。當時，成都的兩大對立派還剛剛開始 高喊“響應江青同誌‘文攻武衛’”的口號 , 處於用拳打，用腳踢狀態，還沒有開始冷兵器階段，所以我還沒有認識到那時情況的嚴重性。

我從二樓廁所出來，一走進樓道，立刻就傻眼了：隻見一群頭戴綠色鋼盔，手握鋼釺的人從樓梯口湧上來，朝三樓衝去。其中有幾個人看見了在樓道盡頭的我，馬上喊著，那裏還有一個！端著鋼釺就朝我衝過來。這時，我本能地退回廁所，想鎖住廁所的門，但鎖和門插銷都是壞的。我趕緊跑到唯一的窗口旁，朝下一看，下麵是一條封閉的小巷，沒有人。沒有任何猶豫，我就爬出窗口，想踩到下麵矮房子伸到窗下的瓦片屋頂上逃出去。誰知那瓦片根本經不住一踩，我腳下一空，身子一下就摔到下麵小巷的混凝土地麵上。

在我身體右側重重地摔在地麵的一瞬間，我的腦子裏出現的第一個念頭是：我完了。但是不等出現第二個念頭，身體的本能使我立即爬起來，尋找逃路。這條封閉小巷的右邊有個小門，從門玻璃上看出去是文化宮的茶館。還好，這扇小門沒有鎖住，我開了門，從茶館走出去，就脫離了被包圍的聯絡站。一到茶館外麵，隻見我們聯絡站的小樓被人群團團圍住，他們在叫喊著，往上扔石塊，砸玻璃和聯絡站的那些掛在電杆上的大喇叭。我忍著右腹部和右胳膊傷口的疼痛，從那些人群的後麵走過。這時隻要有人指認我是樓上聯絡站的人，我即使不被那些狂熱的人群打死，起碼也是重傷。幸好，人們的注意力都朝著前麵的攻擊目標，沒有人注意到背後的我。我離開了那座還在受攻擊的小樓，走出了文化宮的大門，朝一號橋走去。過了一號橋就是我所在的一派控製的地盤東郊了，我的家就在那一帶的工廠區裏。我堅持著走了一個鍾頭，回到家就躺在床上了。工廠裏一位屬於我們這一派，生著一頭卷發的醫生來給我包紮了傷口，量了體溫，說我有些發燒，給了一些藥。我躺了幾天就可以起來了，隻是右手手腕到肘關節留下了一些永久的黑斑。另外在半年之內不能和別人掰手腕比手勁了。

相比我那些還在文化宮聯絡站樓上的夥伴們，我要幸運多了。他們那天都還沒弄清楚是怎麽回事，更來不及抵抗，被對方衝上來的武鬥隊全部俘虜了。我們後來才知道，對方那些殺氣騰騰的武鬥人員，是來自重慶的一個叫“金猴”的武鬥隊，他們跑到成都來，給他們的武鬥同行們做榜樣來了。相比重慶，成都那時顯得“溫良恭儉讓”得多。重慶的武鬥隊一來，立即使成都的武鬥生了級。我們這個聯絡站是他們來到成都後攻下的第一個據點。他們把所有被他們抓去的人關起來，然後實行已在重慶武鬥中普及的做派：把攻下來的地方洗劫一空，把抓住的人打罵一通，逼著他們寫悔過書，跪下舉手照投降照，然後給每個人屁股上捅一刀，押上汽車，從汽車上仍到大街上。

我們聯絡站的一位頭頭，原成都大學計劃經濟係的大學生，就是這樣受的傷。當時市區內都為對立派勢力控製了，他沒有安全的立足之處，而且隨時有再被抓的危險，他就被夥伴們輾轉送到東郊這個安全島的我家裏來養傷。我父母看見他臉色蠟黃，奄奄一息的樣子，毫不遲疑就把他收下了。這段時間裏，我們全家七個人的糧食定量，就由八個人來分享。一個月後，在他傷口痊愈，人也養得精神了，才送他上火車回到他在宜賓的家裏。

（ 2 ）二環路上 : 此路不通

過了一個多月，成都的武鬥就升級到了四處槍聲不斷，經常發生打死人的事。有一天，我從宿舍區附近的沙河邊路過，看見河裏飄著一個死人，衣服破爛，雙手被綁著，兩隻眼大睜著，真是慘不忍睹。一個老頭一邊用竹竿把這屍體鉤到河邊來，一邊說著，不管這是哪一派的人，都不能把人朝死裏整！又有一天，我正和一幫工廠子弟在二環路附近的球場打球，忽然聽見一陣槍聲，像暴風雨那樣猛烈，又像炒豆子般清脆，聲音近得就好像在跟前。我們每個人都本能地趴在地上。槍聲隻響了幾十秒，我們趴了幾分鍾，見沒有動靜了，就走到二環路上看是怎麽回事。隻見馬路上停著一輛敞篷吉普車，車上是血淋淋的三個人，一個趴在駕駛座上，一個倒在後排座位上，一個歪倒在側麵擋板上，馬路上距吉普車 50 米範圍內，另外四個人四仰八叉地倒在那裏，這些人都是 20 歲左右的年輕人，已經全部沒命了。原來，這幫人是我們這派一個叫“野鴨子”的武鬥隊隊員，他們前一天去附近的量具刃具廠食堂胡鬧，不但搶東西吃還打人，這一天他們又去搞事時，在半路上中了該廠武鬥隊（也是屬於同一派）的埋伏，全部死於非命。

過了不幾天，這條馬路上居然出現了一輛土坦克。這不知是附近哪家工廠的工人自製的，裝甲車的上半身，下半部卻是履帶輪。這輛坦克從人們跟前飛馳而過，感覺到它的速度達到每小時七八十公裏。坦克的出現說明兩大派的武鬥再次升級了。一派占據了整個市區，一派占據了東郊工業區，雙方在交界的兩座橋，即一號橋和二號橋激烈開戰。每天晚上那兩座橋附近槍聲不斷。有段時間，消息傳來，占領市區的一派占了優勢，準備要攻陷東郊和“血洗”東郊。如果是這樣的話，遭殃的肯定是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了。住在工廠宿舍區的人們紛紛找地方避難。那段時間，父親和對門的宋伯伯都在市裏的“學習班”封閉學習，回不了家。母親就和宋伯母結伴帶著兩家最小的孩子們去了鳳凰山農村租了房子，住在那裏躲避武鬥之災。兩家的大孩子們留下看家。後來，軍隊出來製止了雙方的血腥戰鬥，我們住的東郊看來不會被“血洗”了，兩家的母親才帶著小孩子們才搬回家裏。

成都市裏大規模的武鬥是停下來了，但崇尚暴力的社會風氣和人們的瘋狂行為，卻由此開了頭。就像神話中的潘多拉瓶子裏的魔鬼，出來了就不再回去了。那時工廠全都停工，學校全部停課，到處空曠，敗落的景象。在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的那段時期，有一天我心血來潮，想去看一位在學拉小提琴的同學。這位同學家住在西郊鐵二局的職工宿舍裏，我沿著二環路一直朝西走，就可以到他家。那天，我騎著我們家剛買不到一年的金鹿牌自行車，興衝衝地穿過臨近量具刃具廠，來到一片空曠的開闊地。

說起我家這輛自行車，是當時全家最值錢的東西。父親說，家裏幾個孩子都長大了，應該有一輛自行車代步了，起碼孩子們不用再每月幾次到指定的聖燈寺糧店去，用肩膀輪流扛著五十斤重的米口袋走兩裏路回家了。那時，要想買國產的名牌貨，如“永久”“飛鴿”等都要票證，我們沒有票，就買了這輛不需要票的腳刹式金鹿牌自行車。僅管不要票證，錢還是沒少花。當時父親在電機廠的工資算是全廠第三高的：每月 150 元人民幣，正好是這輛自行車的價。這筆錢，在當時可以買豬肉 234 斤或是大米 1500 斤。當然，豬肉和大米都是按人頭定量的，超過定量，錢再多也買不來。

這時，我看著眼前的車行走在碎石馬路，心裏正在心疼自行車的輪胎在這樣的路麵上會加速磨損的，突然聽到一個稚氣的喊聲：“下來！下來！”我回頭一看，是一個初中生模樣的人站在馬路邊上朝我喊叫著。我沒有理會他，繼續朝前騎著。哪知道這個瘦小的人又喊了一聲，並跑上來拖住我的自行車後麵的貨架。我跳下車，正想對這家夥發作，但我剛一回頭，喊到嘴邊的類似“你吃飽撐了”的話立刻噎住了，而且倒吸一口冷氣：在這個年齡比我小幾歲的仔仔手裏，一個黑洞洞的槍口對準了我。然後我聽到了下一道命令：把車停在路邊，手舉起來。我不敢不按他的命令辦，因為我知道他手裏那把手槍的厲害。前些日子，在同一條二環路上，那幾個青少年在半分鍾內就被射殺的慘狀仍然曆曆在目。

我想，首先一定不要讓他認為我是他的敵人，然後再想什麽辦法脫身。我大聲喊：“我哪一派都沒有參加，我是逍遙派。”“什麽逍遙派，現在哪有人沒事還跑出來 ! 你從東郊那邊過來，不是 XX 派的人才見鬼了！”這家夥絲毫沒有放鬆警惕，死死把槍口對著我。確實，這條馬路上，大白天的確見不見一輛車，一個人影。不過，馬路上沒有人，不等於其他地方沒有人。我正集中注意力放在跟前的這個人和他手裏的搶上，沒注意從身後的壕溝裏又出來了十來個人，手裏拿著槍支，把我和自行車圍在中間。我心想，這下完了，無論如何都是跑不掉了。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他們手下留情了。我重複著我哪一派都不是的話，同時眼睛看著對方這些人的臉色。

這時，我忽然感到對麵人群中有一個高個子身上紮著軍人武裝帶的學生似乎在哪裏見過。我的心猛然收緊，腦子裏苦苦搜索者：這個人是誰？我在哪裏碰見過？突然，我腦子開竅了：他的眼睛和眉毛很像一個人，這個人誰呢？是三年前我在成都量具刃具廠子弟中學上初中時的同班女同學朱 X 仙。我立刻就對著這高個子喊起來：“你是朱 X 仙的弟弟吧，我是她的同學俞 XX ！”這句話一下就起了神奇的作用：這個人臉上的敵意一下就消失了，說了一句：想不到碰到了你。他就朝其他人揮了揮手，讓他們散開，放我走。很顯然，他還是這群人的小頭目。我趕緊道了謝，騎上車飛快地脫離了這個是非之地。我也不去鐵二局同學的家了，到了下一個路口，我就朝南走，繞道已經解除封鎖的一號橋，穿過電訊工程學院中間的林蔭大道，直奔家裏。

幾個月後的一天，成都市內的兩派武鬥完全停止了，我在量具刃具廠宿舍區運動場裏遇見了那位在二環路上放我一馬的老弟。這下我們一下就認出了對方。他問我，他從來沒見過我，我怎麽認出他來的。他還對我說，那天我的生命危險倒是沒有，但他們的確是想搶幾輛自行車玩玩。如果我沒認出他來，我的自行車早沒了。我想起這件事，也有點後怕，雖然生命沒危險，但如果自行車丟了，我也無法向全家人交代：那輛自行車的價值，比我們全家七個人一個月的生活費還多。真是要謝謝那兩位姐弟，誰叫他們倆長得這麽相像。

（ 3 ）佛教聖地：遭遇搶劫

在家沒過多久的平穩日子，我又想出去走走了。這時已是 1968 年的春天，全省大規模的武鬥停息了，“新生的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有幾位同學相約著去著名的峨眉山去玩，我也參加了。

記得從峨眉山下往上走時，山下已是春暖花開。走了兩天後，四周已是白茫茫一片，到處為積雪覆蓋。第三天從洗象池到金頂的那段路，則完全像在北方冬天的雪地裏走。幾十年過去了，峨眉山的許多景點的名字已經忘記，唯獨洗象池的名字忘不了，因為在那裏我和同伴們真是遇“劫”了。

那是我們峨眉山之遊的第四天，因為想看金頂的佛光，我們清晨起來在山頂上等著，領略了金頂上刺骨的寒冷以後，我們並沒有碰上好運看見佛光，於是就打道回家。順便說一下，我們幾個四中的同學在上山路上結識了成都 X 中的幾位女生。她們都是屬於對立麵那派的，其中一位高三的女生還是該校那派的喇叭花，即廣播員。我們雙方都屬於派性不嚴重，或叫革命造反精神不強的人，都還談得到一起。對於她們來說，我們是重點中學的人，雖沒有哪位像她們那位喇叭花那樣出眾，她們願意和我們結伴。我們覺得她們活潑開朗，特別是那位喇叭花不但人長得漂亮，說話也有水平和氣質，也就不再 拘泥 於我校文革前的光榮傳統：男女授受不親，而樂意與她們一起瀏覽山上風光。

我們這一行十來個人走下來，快到洗象池時，路很窄，兩邊都是樹林，我們排成單行慢慢行進著。突然，我們的兩邊出現了一些武裝人員，把我們圍住，用幾條槍對著我們，讓我們站住不動。他們中為首的人是個戴著一頂軍帽的年輕人，提著一把在國產戰爭片經常出現的駁殼槍，向我們喊道：“你們是來峨眉山玩的，我們是既來玩，還要為我們的組織籌集經費。現在我命令你們，不準動，讓我們來搜查。誰動就打死誰！”

然後，有兩個人過來分頭從我們一行人的兩頭開始搜索我們的身上。他們搜查很仔細，外衣內衣口袋都搜遍，每個人的錢和糧票都拿走了，交到他們的頭手裏。那個領頭的再拿出一小部分，讓分配給我們被搶的人每人一斤糧票和一元錢，說是他們發揚“革命的人道主義”，給大家回家路上用的。就這樣我們拿著這點錢和糧票，從他們的槍口前走過去，趕快離開了這個倒黴的地方。

到了當天下午，我們還沒有走出峨眉山，大家又餓又累，就到一家小飯館吃點飯。正當我們坐在飯館裏吃著每人的一碗飯和一碗湯時，前麵路上來了兩個中年人，其中一個帶著眼鏡，匆忙走來。見到我們一夥人坐在那裏吃飯，他們就說，你們還有心在這裏坐著，上麵打死人了！我們趕忙問怎麽回事。他們匆忙地給我們說了幾句，就趕緊下山走了。原來，上午洗劫了我們的那幫傢夥，又在洗象池到金頂的路上搶另一批人的時候出了事。被搶的那些人正坐在一個亭子裏休息，猛然聽見“不許動！舉起手來！”的命令。其中有個人大概是嚇糊塗了，他沒有立即舉起手來，而是把雙手伸向自己的衣襟。他大約是想把自己的衣服撩起來，讓對方看自己身上沒有搶。哪知道搞搶劫的這夥人中，有人也是膽戰心驚的，看見對方有人把手伸到上衣下麵，以為是在掏槍準備反擊，馬上一扣扳機，把這個人打死了。

聽見出了這樣的事，我們都怕再遇到那幫劫匪，就趕快吃完飯連夜往火車站趕。半夜的峨眉火車站，等車的人還是很多，那時候的火車站像趕集一樣，人多車次少，很多人挑著擔子，背著籮筐，裏麵有雞鴨生豬等等，到處擁擠不堪。我們手裏的錢也根本不夠買火車票全票的，大部分人就買了隻乘一站的車票，也有人繞道進了車站，不買票就上了火車。那時候的火車也很不正規，沒有人查票。實際上也幾乎無法查票，因為整個車廂連廁所和走廊都擠滿了人和物，根本就是水泄不通。當然，這時火車的擁擠程度比起兩年前的紅衛兵大串聯來，還差一個檔次。

我們十來個人在火車上不吃不喝不拉地站了幾個小時，終於火車進了成都火車站。我們下了火車後，不敢朝出站口走，因為那裏最終還要檢查一次車票。我們沿著火車軌道朝東走去，想從遠離站台的地方繞出火車站。站台走過了，我們沿著黑漆漆的圍牆走著，還沒等走出圍牆，後麵來了一夥荷槍實彈的人把我們叫住了。他們叫嚷著：你們這幫 XX 派的人，竟敢跑到我們這邊地盤上亂竄，現在就叫你們吃不了兜著走。然後，我們全部被帶到一座黑洞洞的房子裏。

我們幾個男生知道，自武鬥以來，成都火車站是被我們這派的武鬥隊控製著。所以我們就說，大家都是一派的人，不要誤會。我們的解釋立刻被人吼叫著打斷了：“你哄個鬼！誰不知道你們當中有個 XX 派的大喇叭花！ ” 然後不由分說，上來幾個人來搜我們的身。房子裏漆黑一片，看不見其他人是怎麽被搜查的。隻感到那個來搜我家夥很仔細，比在峨眉山上被搶還搜查得仔細，不但上身摸了，還摸了下身，結果自然是什麽都沒有。

為了盡快脫身，我們幾個又申辯說我們是四中的與他們是一派的。那幾個女生是我們過去的熟人，她們沒有什麽派性，那個廣播員也不是他們那派的“鐵杆”，請放了我們。這幫家夥還是不相信，把我們幾個的名字記下來，說，等把你們的謊話戳穿了再給你們算賬。然後，把我們男生和女生分開，說是要分別審問。

我們坐在黑屋子的地板上等了有一個鍾頭，門開了，那個記下我們名字的武鬥隊員回來了，對我們說，和你們學校的武鬥隊聯係上了，你們幾個人是我們這邊的，你們可以走了。我們說那幾位女生在哪裏，把她們也放了吧。他一下子來火了，說，你們高中生真是迂腐，這是什麽年代，自己連個火車站都混出不去，還想管別人！趕快走！我們覺得就這樣自己走了，讓那幾個女生留在這裏，實在說不過去，就再三說請讓那幾位女生和我們一起走，否則我們無法向她們父母交待。在我們再三的請求下，他們終於同意讓她們也走。在朦朧的晨光裏，另一扇門打開了，那幾位女生走出來了。看見她們個個頭發蓬亂，精神恍惚，我們也不好開口和她們說什麽，大家默默地走出了火車站，各自東西了。從此以後我們這兩撥人就再也沒有見過麵。幾十年過去了，我的腦海裏還依稀記得那位可愛的喇叭花，她先前是那麽靚麗，朝氣蓬勃，而在離開火車站的那時刻，卻是顯得麵無血色，萎靡不振，那麽的絕望和痛苦。那可惡的世道，不知造就了多少惡魔，摧殘了多少花朵！

（ 4 ）五通橋：橋上遇險

我在量具刃具廠子弟中學上初中的時候，有一位最要好的同班同學，名叫劉小平。當時我們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因為，一是別人都說我倆長得相像：都是圓臉，胖呼呼的，說他像哥，我像弟。二是我們學習成績相當，每次期末考試，全班（全年級隻有一個班）不是他第一就是我第一。上高中時，我到了四中，他在川師附中，我們都住在各自的學校，但還是要經常找機會聚一聚。

文革爆發後，他參加了 XXX 派，我參加的是他們的對立麵派別，但這絲毫不影響我們之間的友誼。在武鬥最緊張的期間，他們學校的 XXX 派被四川師範學院和附屬中學的對立派趕出了學校，作為一個武鬥隊的小頭目，他和他的隊員們在四川大學，即 XXX 派的總部住著。這時候，他還總是邀請我到他們那裏去玩和“打油泡子”（四川話聚餐）。每次我去的時候，他總是提醒我不要走二環路，不要從川棉廠門前經過，要從一環路一直往東走，他在川大門口等我。

在川大他們的駐地，他毫不忌諱地把我介紹給他的夥伴們。其中一個高個子東北人，是他們的總頭目，姓崔，對我很熱情，說“肥頭”（劉小平的外號，意思是肥胖的頭目）的哥們就是他的哥們，不管是哪派的和哪個學校的都歡迎。他還帶著我去看他們的家當。那是在一間大教室裏，這些中學生在擺弄各種槍支和迫擊炮等。我說要是走了火怎麽辦，他說不會的，他們有教官。

我覺得還是離武器遠點好，就進了他們的宿舍，看見床上，桌上亂扔著一些破舊不堪的書籍，就拿起來看看是些什麽書。結果一看，就把我吸引住了，這些書原來是文革前出版的一些世界名著，如莫泊桑的短篇小說集和長篇小說《俊友》，司湯達的《紅與黑》，大仲馬的《三劍客》，狄更斯的《大衛 . 科波菲爾》以及傑克 . 倫敦的《毒日頭》等等，我就想把這些書借回家去慢慢看。但是，他們組織的另外一個外號叫“橫杆”的頭目，不讓我把這些書拿走，說這些都是“封，資，修”的大毒草，看了要中毒的。我的朋友劉小平對他說，你算了吧，我看見你自己看得津津有味的，現在還裝什麽正神！他就不管他願不願意，把我想要看的書統統裝進了一個書包，讓我帶走。

就這樣，我曾經多次去川大劉小平那裏借書和還書。有一天半夜，我從川大騎車回東郊，在一環路上居然有一段路一片漆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我在馬路當中飛快地騎著。突然，我覺得頭上和身上受到重重一擊，連人帶車倒在地上。我抬頭一看，側麵也倒著一個人和一輛自行車。原來我們兩人都騎在了路當中，都沒看見對方而迎頭相撞了。他比我還慘，因為他自行車後還有一筐東西，他倒下後，車連著筐一起壓在他身上。我起來幫著他扶正了車和筐，讓他爬起來。那個年代的人似乎都很皮實，兩個人都沒有受什麽傷，然後大哥不說二哥，各自拍拍身上的灰，各奔東西了。

那段時間，我看了這些和以往的革命書籍均然不同的書，我感到很有興趣也很驚奇，原來西方世界的人一百多年前就過上了另外一種和我們大不一樣的生活。另外，看了這些書，書中必不可少的對愛情的描寫，燃起了我心中對愛情的向往。我想我也有二十歲了，我也該嚐嚐愛情的美味了，於是我就開始幻想起來，想著該把我的愛情施放到哪個人身上。但是，我還未來得及實施我的夢想，一場意想不到的災禍與我擦肩而過，差點讓我一輩子嚐不到愛情的滋味。

那是四川省的兩大派已經“大聯合”，新生的紅色政權 --- “省革命委員會”也成立了。所有學校都上繳了武器，不再武鬥，要搞“複課鬧革命”了。大概是覺得自由自在的日子快結束了，有一天，劉小平和他的夥伴們要到樂山專區的五通橋去玩，讓我也加入，我就欣然前往了。我們總共有二十人左右，站在一輛敞篷的解放牌卡車上，吵吵嚷嚷地出發了。

到了五通橋的那個晚上，在一所中學安排好住處後，我們都出來逛街景。“橫杆”和他們的十來個人走在前麵，不久，他們就從我們視線裏消失了。我和劉小平，崔頭等七八個人在街上慢慢走著，瀏覽著這裏的特殊景色，原來，五通橋鎮是座落在岷江河汊上的一個島鎮。這裏有許多橋把被水隔開的街區聯通。我們走到一條街的拐彎處，看見一夥人圍著一個西瓜店，邊吃西瓜邊和西瓜店的人在爭吵著。走近一看，原來是“橫杆”他們一夥人。崔頭喊了他們一聲，說：出來玩，不要惹事。然後我們慢慢朝前走去。劉小平說，“橫杆”這個人，老放縱那些初中娃兒幹偷雞摸狗占小便宜的事，有損我們形象。崔頭笑著說，橫杠這個人可不能小瞧，你不要看他在我們學校不咋樣，在外麵可威風著呢。他在文革初期時一個人去拉薩串聯，曾經代表首都紅衛兵給西藏數千黨政軍幹部做過形勢報告。那時，他頭戴軍帽，身披軍大衣，坐在主席台上，指點江山，信口雌黃，而台下的人鴉雀無聲，畢恭畢敬地聽著。他那時真是威風十足。我插了一句嘴說，真是亂世出英雄。劉小平笑著說，他要是英雄就好了，別看他嘴上厲害，哪次出去執行任務他沒梭邊邊？

我們一行一邊說著話，一邊走上了一座懸索橋。這橋大概不到一百米長，寬度隻有三米左右，很窄，隻能走行人，不能走汽車。橋下麵是滔滔江水，看久了腦袋會暈。我們在橋中間站了一會兒，“橫杆”他們也走過來加入我們，兩批人合成了一批人。正當大家準備朝前走，想到橋的另一頭去看看時，隻聽見兩邊橋頭人聲嘲雜，人頭攢動，好像發生了什麽事。我們壓根兒還沒想到這兩橋頭的騷亂與我們這群人有關，就看見石塊接二連三地飛過來，呯呯碰碰地砸在身前身後的幾米處，還聽見“打死這些外地操哥！”的叫罵聲。

當時，我站在我們這一長排人的最朝橋頭的一側。看見石頭飛來，拿著棍棒砍刀的人群從兩邊朝中間逼過來，我知道大事不好，大禍臨頭了。如果按本能，我應該朝後躲，但我卻朝石塊飛來，人群湧來的橋頭方向迎麵走過去。我腦子裏隻有一個念頭：我不應該是他們要打的人。我快步地走出石塊落地的區域，來到對麵殺氣騰騰的人群麵前，繼續不停步地朝裏走。在我前麵，有一條扁擔檔住了我的半邊身子，我用左手輕輕地把它撥開，側著身子走進了這個敵對的群體。真是上帝有眼，這群當地人朝橋中央前扔石塊，叫喊著從我身旁衝過去，而且沒有一個人碰我一下。我完好無恙地穿過了這個撲過來想要致別人於死地的人群，走過橋頭，來到對麵的馬路上。站在周圍看熱鬧的當地人群裏，我回過頭來：天哪，真是慘不忍賭！隻見兩頭的持刀舞棒的人群在橋中央合攏，朝著我一分鍾前還和他們站在一起的同伴們，就是一陣猛打，刹那間，有好幾個人被打倒了，發出慘叫。還有一些人不顧身上的傷痛，用手護著頭部，或擋開棍棒，拚命朝外衝，衝出了兩邊的橋頭，被當地人追逐著打。在所有能跑的人都跑散了後，隻聽見幾聲哨子響，那些手持凶器的打人歹徒，全部跑進大街小巷裏消失了。

我這時趕快從看熱鬧的人群裏出來，朝懸索橋當中走回去。眼前的慘象，使我的心收緊了：橋當中躺著七，八個人，頭上身上流著血，有人呻吟，有人叫罵，還有人已經失去知覺，一聲不吭。我的好朋友劉小平就屬於最壞的情況，他的頭部流著血，在地上形成了一小灘，眼睛緊閉，已經昏迷過去。其他幾個傷者，沒有我認識的人。等了一陣，先前衝出去的崔頭和“橫杆”帶著幾個軍人過來了，那些衝出包圍逃到馬路上的人也回來了。大家把傷員抬到了停在馬路邊上的軍車裏，一起到了五通橋的一家醫院。經醫生檢查，劉小平的傷勢最重，頭部有一條傷口，還挨了棍擊，腦震蕩，一條肋骨和小腿骨骨折。其他人傷情不等，包括崔頭和“橫杆”也受了輕傷。“橫杆”的左手用綁帶掛在胸前。

原來，崔頭和“橫杆”猛跑出包圍圈後，就朝軍隊的駐地跑去，半路上遇到軍隊的巡邏車，就趕緊攔住，把軍車帶到了出事地點。把傷員安置到醫院後，他們又跑去見了當地駐軍領導，說我們成都來的 XXX 革命造反派來五通橋無緣無故受到襲擊，這麽多人傷重致殘，生命垂危，要求當地軍管會（即軍事管製委員會，當時各地的實際掌權單位）一定要盡快嚴懲凶手，否則，將會有一千個成都的造反派戰士趕來“血洗五通橋”。當地駐軍也很討厭那幫地頭蛇，他們答應立即將凶手抓捕，並說隻要不擴大事態，處理凶手的事好辦。原來，前來攻打我們的那幫人領頭的就是西瓜店老板娘的兒子，我們中少數行為不端者把當地的地頭蛇惹毛了，造成了這個慘禍。

其後的一個多星期，我一直住在醫院裏，看護著我的好朋友和其他傷員。大約在醫院裏住了五天後的一天中午，崔頭和“橫杆”等十來個人來到醫院，顯得興高采烈的。他們說，為首的三個打人凶手已被抓住了，並由他們被害者“審訊”，要不是最後解放軍把他們三個硬押回去，他們不是死也要比我們的人傷得更慘。我看見“橫杆”很得意的樣子，就說，你就憑著一隻手也去打了“太平拳”（即打那些無還手之力的人）？他馬上就反擊我說，我們全體人中就你一個人毫毛無損，你腳底板抹的油真不少！崔頭對他說，他是我們的客人，他沒有挨打，那是他福大命大造化大，誰都責怪不了他！劉小平當時傷好了不少，也能說話了。他責備“橫杆”說，這場災禍要怪就隻能怪你們幾個惹事的人，你們不去多吃別人的西瓜，不去辱罵西瓜店的老板娘，我們哪會無緣無故地挨這頓暴打！

幾天後，在所有傷員都能起來走路後，我們就返回成都了。幾個月後，劉小平就隨著他們學校的同學下鄉到了青神縣插隊落戶。我在寧南縣下鄉後，還和他保持著聯係。但是，在後來的幾年裏，劉小平的身體再也沒有恢複他過去身強力壯的樣子，相反地，卻是越來越差，成了長期吃藥的病人。我想，那次他在五通橋的重傷，肯定是他身體由好變壞的轉折點。他在農村好幾年，每次招工和推薦工農兵大學生，都因為體檢不合格，或是他父親的原因（他父親是解放前參加川東地下黨的老幹部，因犯了一次男女關係問題的錯誤，受了處分，被撤銷原成都鋼廠廠長的職務）沒有他的份。他母親見他身體越來越差，不能再在農村堅持下去了，就提前退休，讓兒子按政策回城頂替母親的工作指標。但是，即使回城了，劉小平的身體每況愈下，到了八十年代初，他才三十出頭，就與世長辭了。

聽到少年時的好朋友去世的消息，在難過之時，我不禁在想，如果在正常社會，他或許會成為一個好工匠，工程師，農藝師，醫生，甚至或許會是科學家，學者等大有作為的人，而現在，一個本是身強力壯的人，卻英年夭折了。我想，這也是文革所造成的罪惡之孽海中的一滴水吧。這一滴水雖小，給父母兄弟姊妹，給愛人，給朋友心裏造成的傷害卻是永久的。對於文革，真是該永久地揭露，譴責和詛咒！

“革命！革命！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我記不起這是哪位名人的名言了，就權當我這篇回憶錄的結束語吧！

四次劫遇  2012.1.16記入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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