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我們永遠的楷模
(4)
“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也是兵慌馬亂的,對中國老百姓來說決不是什麽好日子。這一年一開始, 上海的造反派, 即為當時的左派領導人支持的群眾組織, 奪了原上海市委的權, 在當時的中央號召下,全國各地紛紛效仿,到處開展奪權,各地政府都被新成立的“革命委員會”所取代。父親的工廠也和全國所有單位一樣,由各群眾組織奪了工廠黨委的權。為了鞏固新政權,當時的四川省革命委員會在成都市檔次和高度都是最高的錦江賓館組織了學習班,讓各企業和事業單位各派三個原領導人參加學習,讓他們轉變立場,支持群眾組織的奪權。父親也作為工廠裏去參加學習的三個人之一,到那裏去閉門學習。真是風水輪流轉,當時的廠黨委已經靠邊站了,而一貫以左派自居的王書記因為整人太厲害,被所有的群眾組織所拋棄,成為了被打倒的走資派了。這時,他被各群眾組織輪流批鬥,日子比運動初期父親的日子還難過。
在關禁閉式的學習班裏呆了幾個月後,父親終於回到家裏。這時,他想繼續安靜地呆在家裏幾乎已成為不可能。首先是廠裏的三個中層幹部來找他帶頭表態支持革命群眾,造原廠黨委的反。他們是一位姓劉的原廠黨委宣傳部長,原設計科長栗世榮和勞資科長張敬厚。父親本來不想卷入廠裏的政治運動,他從被批鬥和勞改中出來就一直呆在家裏,哪裏也不去。但這幾位老兄天天來動員,並向他保證一旦他表態支持革命群眾組織,肯定會得到全廠的支持。他們還寫好了一份聲明,讓父親在上麵簽字。大概是聲明裏關於“造以王祈庚為首的一小撮走資派”的字樣的誘惑力實在是太大,父親終於沒有拒絕這些人的要求,在一份聲明上簽了字,於是在全廠掀起了又一次運動的高潮。父親的聲明一旦以大字報的形式出現,全廠所有的角落都出現了支持他的革命行動的大字報和大標語,這個聲勢遠比他在一年前被打成“牛鬼蛇神”更要轟轟烈烈。當時,全廠每個群眾組織,不管是屬於兩個對立麵的造反派組織,還是屬於所謂的保守派組織,或者是所謂的獨立組織,即既不屬於造反派,又不屬於保守派,但又自我標榜為革命派組織,全部都表態支持父親的革命行動。這時,父親在全廠範圍內再也沒有人說他是“牛鬼蛇神”或是“走資派”了,他成了響當當的革命領導幹部。作為一個技術幹部,在運動初期已經被“批倒批臭,再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了,現在又得到了這樣一邊倒的支持和擁戴,這在周圍的單位幾乎找不到第二個例子。
父親的情況無疑對與他有類似經曆的人是一種鼓勵和榜樣。不多久,他的朋友,紛紛找上門來請教他自我翻案和摘帽的經驗。其中有當時的四機部第十研究所的總工程師童誌鵬,40信箱和6號信箱(都是附近的軍工企業)的總工程師史繼濤和吳祖愷等。他們經常來找父親商談,後來還聯名寫了一封信給“偉大領袖毛主席”,申訴了文革以來知識份子,特別是擔負重要責任的高級知識份子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認為如果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必定給國家的科學技術以及軍工生產帶來很大影響。這封信是否被毛主席收到不得而知,但對他們四位在信上聯名簽字者肯定是沒有好結果的。
文革進入第三年即1968年後,全國的局麵更為混亂,到處是兩派對立的群眾組織的混戰。在四川省的各個城市,雙方甚至出現了動用坦克,重機槍,炮艇等重型武器來交火。父親的工廠裏 也停了產,所有人都離開了工廠,車間裏到處是空蕩蕩的,除了機器外,一個人都沒有。有一天我們幾兄弟到車間裏去,開動了砂輪機,用幾把銼刀磨成了幾把匕首,也無人過問。回到家裏,父親看見我們手裏的匕首,就問我們哪裏去了,我們告訴他在車間裏看到的情況,他氣得直搖頭。我們兄弟中,老大表現得比較熱衷於參加文革運動。他曾經參加了他們中學群眾組織的一派,經常到外麵去參加活動。有一次,他所在的一個廣播站被對立麵的武鬥隊攻下來了,他隻身從二樓窗上跳下,受了一點傷,好歹逃脫了,其他來不及逃的人都被抓了俘虜,每人屁股上挨了一刀,跪在地上舉著悔過的標語牌被照了像後才被放回。這還是武鬥初期的情況。父親認為,他必須讓老大明白對有些事情的是非觀念,不能再參加運動了。於是父親開始了一次對老大一生中最有決定意義的談話。
父親先介紹了兩本書讓老大看,這是當時內部出版的“軍事無線電技術”的(1)和(2)。父親說,你先看看這一套書,從一個側麵了解世界技術發展的情況。現在,世界各國都在爭相發展工農業生產。生產力發展決定其他因素的發展,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近年來發達國家的生產力已經發展到我們很難想象的地步。如在美國,3%的農民生產出了足夠全國人吃的糧食。在日本,一兩個最大的鋼鐵企業生產的鋼材比我們全國所有鋼鐵企業加在一起還多。等等。他們的發達主要不是靠人的幹勁大,而是靠技術。從這套書裏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美國依靠電子計算機做的工作,一年相當於40億個人辛苦工作一年的工作量。如果這些事都由人來做的話,這好比全世界的人一大半人都要為美國人工作。所以,我們中國人要做的事太多了,而最不該做的就是大家放下自己的工作去打派仗。你說你們有些同學很勇敢,半夜提著衝鋒槍去襲擊對方的堡壘。其實這些人是在幹傻事。你們學校那位姓張的頭頭不是已經被打死了嗎?他的父母親不知有多難過。所以,在這樣的事情上是勇敢不得的。你們三兄弟現在都在家,這很好。老三剛上初中,還小,他還沒到做錯事的年齡。老二現在已經對無線電非常感興趣了。他從單管機裝起,已經在裝八管機了。我看他的技術能力已相當不差,連我的老朋友,量具刃具廠的王總工程師都自己買了晶體管收音機的元件請他安裝。他的路肯定是對的。將來國家最需要的人就是幹實事,鑽技術的人。現在我最擔心的人就是你了。你從小學習成績不錯,但考慮到你對技術或是動手的事不是很感興趣,我和你母親本來希望你能繼承你外公的事業,成為一個曆史學家。你外公小時候小學還未畢業,因生活所迫,隻好去當學徒。後來他全靠自學成了有名的學者, 被聘為大學教授。現在繼承外公這個計劃是不能執行了。但你也不能無所事事,更不能加入那些打砸強的隊伍,你應該自己尋找學習的機會和目標。
父親的話無疑是對的。的確,“文化大革命”兩年了,無數人挨了批鬥,許多人慘死在皮鞭,棍棒,刀槍下,而另一些人成了批判專家,打人高手甚至是殺人凶手。學校停課,工廠停工,機關不辦工,整個國家處於空前的混亂中,把自己投身到這樣的運動中,說不定把命丟了還不知道怎麽回事。前幾天的一個傍晚,我們幾兄弟和幾個職工子弟在球場上玩時,突然幾十米外的二環路上響起了一陣爆炒豆子般清脆的槍聲。所有人都本能地趴在地上。兩分鍾後槍聲驟停。過了一會,人們到馬路上一看,隻見一輛吉普車上和其周圍的
可惜的是,那一年父親和全家人由於躲避武鬥而團聚在一起的平安日子沒隔多久,全國的政治大氣候又變了。“文革”的發起人用“亂”打倒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等的務實領導人,奪得了權力,現在要鞏固他們的權力,要“治”了。他們派工人進駐學校,軍隊進駐企事業單位,開展起了“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其目的是要找一些活靶子,好讓所有人的箭都朝他們射,這樣“革命派”就能大聯合了。這些活靶子,主要是運動初期揭發出來的牛鬼蛇神,一部分群眾組織的頭目及新查到的有所謂曆史問題的人。工廠那時的第一把手是軍管會主任,第二把手是被軍管會選中的原廠黨委會王書記。他們一上台,馬上把父親搞進了被清理的人中去,並派人到全國各地去調查父親的曆史。於是,長長的被揪鬥的隊伍又出現了,他們被批鬥得比在文革初期更慘。父親被加的罪名除了運動初期的幾頂帽子外,又加上了在上大學時參加過一個叫無線電協會的所謂反動組織,在文革運動中支持造反派,為給自己和同類反動分子翻案而給偉大領袖寫歪信等等。總之他又一次成了被揪鬥的核心人物。而且這一次,批鬥得更為猛烈和凶狠。每一次揪鬥,不像過去,直接從台下押到台上進行批鬥,而是要從大會場的最後一排座位開始,由四個人扭著雙手,扯著頭發,在長長的過道中快速地衝過去,一直衝到主席台下,即進行所謂的坐“噴氣式飛機”,然後,才押到台上進行批鬥。有一次,父親在被坐“噴氣式”的速度太快,一下子倒在地上,那些扭住他的手和頭發的人也跟著撲倒在他身上,使他的臉撞到地上,撞出了一大塊青記。每一次風暴,總有一些人被認清了其真麵目本性。例如,過去那位來勸說父親站出來亮相,支持群從組織反對王書記的勞資科長,現在經不起幾次揪鬥,就出來痛哭流涕地揭發說,他是擁護王書記的,是父親把他這個13歲就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動員到造反這一邊的,等等。而父親在被揪鬥的態度卻是從來不推卸責任,凡是自己說過得話,自己辦過得事,從來不往別人身上推。他的這種品德,許多年後還被那些當事人稱讚著。而且,這一次,父親得到不少人的內心同情。當父親的工資被宣布凍結時,就有人提出這不符合政策,於是這項要命的決定執行了不多久就停止了。
1969年開始了。這一年是我們全家最難過的一年。年初的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們將要下鄉插隊的三兄弟到父親那裏去告別。他被關押在廠裏的臨時牢房裏,沒有床,睡在冰冷的地上。所有被關押的人都住在一間大房子裏。我們順便給父親理了發。父親對我們說,“從現在起你們要走上社會了,你們要全靠自己了。”他還說,我們全家都有可能搬遷到鄉下去落戶。現在報紙上已經在造輿論了,要把城市的閑散人口遷移到農村去。父親的話被一個討厭的聲音打斷了,原來是關押父親他們的一個所謂的“群眾專政大軍”的頭目要給我們幾兄弟訓話。這是一個摸樣十分讓人討厭的家夥,更不用說他的傲慢態度,使得我們這些當時也是血氣方剛的小夥子恨不得給他兩巴掌。但考慮到如果我們使他麵子上下不來得話,他一定會以更暴力的方式折磨父親,所以我們一句話不說。等他講完了那些套話,然後我們再向父親告別。這時,我們父子四人每個人的心裏都有一種生離死別的感覺。誰都不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麽事,有什麽樣的倒黴結局在等著我們。
三個大孩子離家到農村插隊後,家裏隻剩下母親和年幼的四妹和五弟。過不多久,廠裏就通知他們搬家,讓他們從這套三間房間的房子搬到廠裏標準最低的一棟房子裏去。這是一棟在58年大躍進時期用幹打壘方式蓋起來的房子。以現在的眼光來看無疑是危險建築:因為其承重的磚牆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承重牆。為節省材料,每一塊水平磚上砌兩塊豎直的,中間是空心的,用的砂漿含水泥量很少,用手指甲都挖得出洞。特別不方便的是每一層四五家住戶隻有一個小廁所和一個水龍頭。這次搬家真把母親,四妹和五弟三人整苦了。那時他們是階級敵人的家屬,誰都不敢出來幫忙,他們隻好一件一件自己搬。把每個物件從三樓搬下來,扛著,抬著穿過好幾棟宿舍樓,除了身體的勞累外,還要經過一些人的白眼和嘲笑,最後在經過狹窄的樓梯,到達在那棟危險建築的三樓上兩間十分狹小的房間裏。
這段時間,除了被批鬥外,父親的勞改也比以前繁重了。那些左派們不再讓他們幹打掃食堂等稍微輕一點的工作,而是讓父親這一幫年齡在中年以上的以知識分子為主的人當建築小工,用人工攪拌混凝土,在用肩膀把兩隻裝滿混凝土的鐵桶一步一步挑上腳手架。父親咬著牙幹了幾個月,終於病倒了,得了黃膽性肝炎,需要隔離,這樣那些掌權者不得不讓他回家治病。
這一段度日如年的日子直到1971年林彪集團倒台才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