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我們永遠的楷模
(3)
1966年, 凡在那個時代生活過的人都知道, 幾乎每天有驚人的事件發生。這一年的年初,輿論媒體連篇累牘地發表完全是同一個調子的批判文章。 如果說, 在前一年的報紙上登載的關於太平天國後期將領李秀成究竟是忠於太平天國的人還是叛徒的爭論,似乎還有點學術討論的味道,到了這一年批判“三家村”的鄧拓,吳晗,廖沫沙,那就是一片痛斥,嚴厲批判和劈頭蓋臉的怒罵,使對方完全沒有回話的餘地。 當時看了這些批判文章,我們老百姓似乎有這樣的感覺, 這個“三家村”真是吃了豹子膽了,連偉大領袖都敢表示不滿。在當時,經過了幾十年對偉大領袖的個人迷信宣傳,人們簡直把他當成了神仙,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簡直就是老百姓的上帝。所以,在偉大領袖的一聲號令下,中央揪出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在他的示意下,所謂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出籠,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從那一年起,我們的國家走進了長達十年的黑胡同,幾乎掉進了無底的深淵。從意識形態上,它與人類社會幾千年來的文明進步的潮流背道而馳;從經濟生產上,它使我國遠遠落在了當時同等發達水平國家的後麵;在生活水平上,更是下降到世界上人均水平最差檔次的國家之列。可悲的是,當時我們中的絕大多數人,經過了無數次的學習,批判,“憶苦思甜”教育,“新舊對比”教育,“鬥私批修”教育,反而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為我們生活在世界革命的根據地裏,肩負著發起世界革命,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使命。 而父親在當時, 應屬於少數有點清醒意識的人, 而且不可能不有所流露, 因此, 他不可能逃脫挨整的命運。 在折騰了十年之後,到頭來看到的是無數人家破人亡,無數場無謂爭鬥和無數個人間悲劇。人們的理想毀滅,良知喪失,生產更加落後,經濟更加衰敗。 這時回想起父親那個時候的所作所為所想,真是感到十分敬佩。 在那樣的情況下, 他已經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強盛起來盡其全力了。 對於“文化大革命”, 絕大多數從那個年代走出來的人,無論是父親那一代和我們這一代, 無不希望它是“空前絕後”, 永遠再不要發生第二次。
那一年父親43歲。這個年齡,本來是事業有成的最好時光。 按父親已積累的豐富經驗和充沛的精力,他本來可以為國家的微電機事業做出更多的成績和貢獻,但是,他卻突然從事業的頂峰跌到了人生的深淵,幾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這一年的夏季,突然有一天,父親所在工廠的裏裏外外,上上下下, 從每個車間到每個科室,從工廠的大門圍牆,到食堂,到宿舍,每個可粘貼紙張的地方,都貼滿了關於揭發、糾出、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牛鬼蛇神”俞鼎鉎的大標語和大字報。然後,幾千人召開批判大會,把父親及其他十幾個人扭送到會場前麵的舞台上,每個人脖子上掛著一塊鐵板做的牌子,上麵寫著每個人被安上的罪惡稱號。父親胸前的牌子上寫著“走資派,反動權威,牛鬼蛇神”和父親的名字,名子的每個字上打著大大的鮮紅的叉叉。他們每個人都彎著腰,弓著背,對著大家,聽著一個個接著上台來批判的人無情的揭發和辱罵。批判他們的人最常用的話是:老實交代!你抵賴!撒謊!然後高呼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有的人揭發得激動萬分,甚至拳打腳踢,以表示其憤怒和與被批鬥者劃清界限。那場麵真是鋪天蓋地,聲勢浩大,如泰山壓頂一般,使任何從未經曆過這種陣勢的人感到毫無招架和抵抗的念頭,完全落入心如死灰,身如行屍的境地。批判大會快結束時,主持會議的書記宣布,父親一行人全部離開各自的工作崗位,集中起來勞動改造,並隨時隨地接受批鬥。就這樣突然從受人尊敬變成了人人喊打,每個親身經曆過的人,在第一次陷入這種境地時,肯定有不想活了的念頭。後來了解到,當時許多人就是沒有經得起這突如其來的第一個衝擊波而選擇了自殺的道路。
那一天,父親第一次被批鬥後被人押送著回到家裏。當時,家裏隻有母親和尚在廠子弟學校上小學的四妹和五弟,三個在市裏上中學的孩子還未回來。父親的眼鏡被打歪了,臉色呈死灰色,胸前掛著一塊牌子,一塊沉重得足有幾十斤重的大鐵牌,被用鐵絲套在父親的脖子上,勒出一道血印。看見父親被人折磨成這樣,母親和兩個孩子都再也忍不住他們傷心的眼淚。那幾個押送父親回家的人似乎覺得他們的任務還未完,又把母親和兩個孩子教訓了幾句,要他們和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要站穩革命立場等等。他們一走,母親趕緊將父親脖子上的大鐵牌取下來,把他扶到凳子上坐下,給他倒上一杯水。母親邊流淚邊說, 別人說你什麽都不是真的,隻要我們知道你是好人就夠了。 那些把你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父親坐在那裏足有一個小時,什麽話都沒說。 他把自己的眼鏡取下來,用鏡頭布擦拭了一下,又帶上。然後,他突然很快地站起來,把那塊侮辱人的大鐵牌拿在手上, 說了一句, 我要去找王書記講講道理,然後就走出門去。 那位王書記就住在我家的樓下。當時, 全廠職工的住房是按家庭人口來分配的。我家七個人,住在第二大戶型的房子裏,共三間住房,一間小廁所和一個小廚房,沒有廳房。每層樓有兩戶,我家和宋廠長家住在三樓,雖然他已經調到附近一個工廠工作了,但仍可保持他的住房,隻要他願意,因為反正兩個廠的住房和工廠都是公家的財產。
父親走後,母親在家等了大約一個多小時,父親回來了。他還是非常生氣,看不出情緒上有任何好轉。事後從父親給我們講述那天晚上他去見王書記的情景,可以想象這位一輩子搞政工的書記有多深的城府和多麽老到的手段。在對父親的批鬥大會上,主持大會的正是這位書記。 在大會上,他是顯得多麽地正氣凜然,慷慨激昂和義憤填膺。那天父親走進王書記的家裏,他本來是準備在對方把他推出來以前呼籲幾句要按事實,要講道理的話,出乎意料的是,王書記見了敲門進來的父親,一副很和氣的表情說,我知道你老俞會來找我的。現在是群眾運動嘛,群眾運動總是有過火行為的,矯枉過正嘛。 總之,他把自己親自布置的要揪出哪些人,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安罪名,如何開大會批鬥,哪些人發言,批判稿怎麽寫,最終怎麽審定,等等傑作,推得一幹二淨。然後,他告訴父親,從過去曆次政治運動的經驗來看,總是一開始轟轟烈烈,出現過頭行為是常事。記得在延安整風時,柯大鼻子(當時已去世的原上海市和華東局第一書記,”左派”領導人之一)被鬥慘了,後來還不是平反了,成了革命領導幹部。所以,你老俞不要有抵觸情緒,要正確對待群眾,耐心接受群眾批判,要改造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父親說,您王書記搞了一輩馬列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現在一夜間就把我由一個國家幹部打成了反革命,這符合唯物辯證法嗎。我這一生從沒有做過壞事,為什麽要把我當敵人對待,還要我掛這塊牌子。王書記不回答這些問題,隻是說,你先回家休息吧,我明天讓人給你換一塊小一點的牌子。正說著,從外麵進來倆人,一個是戴眼睛的年輕人,父親的秘書,在批鬥大會上用標準的普通話揭發父親如何用資產階級白專道路思想對他, 一個貧農子弟的腐蝕。一個是姓陳的中層幹部,他是廠黨委宣傳部長,批鬥父親的急先鋒。 他倆一見父親,都有點詫異。那位年輕人把臉轉到了別處,畢竟他和父親朝夕相處了幾年,父親除了鼓勵他專業務外,還在關鍵的時刻幫了他一把,使他娶到了廠部最漂亮的女秘書,從內心講他揭發父親純粹是為了表示與已成了“反動派”的直接領導劃清界限,使自己今後的前途不受影響。而那個中層幹部則要老練多了。他一見父親就立即吼了起來,姓俞的,這是什麽時候了,你居然還敢跑到這裏來向王書記喊冤叫屈,趕快給我出去。說著,他把父親連推帶搡推出了王書記的家。
從那天開始,在以後的六年裏,父親再也沒有機會和權利走進他熱愛的車間和科室一次。他開始了一種監外勞改犯的生活。他的工作就是,在有批判會的時候,給人當批判的靶子,誰想怎麽批怎麽罵都請便,有的隻是大帽子和大棍子。 在左派們的嗓子喊啞了,需要休息不批判的時候,父親和他那幫已成了階級敵人的大約十幾個人就打掃食堂,馬路,廁所,在建築工地上用鐵鍬拌和混凝土,再用鐵桶把混凝土挑上四五層樓高的摸子裏,等等,總之,幹一切那些革命派認為是最累最遭罪的活。
周末了,在外麵上中學的三個兒子回家來了。他們通常周末回來,先飽餐一頓母親做的好飯菜,然後換洗穿了一周的髒衣服。而這次回來, 看見父親成了牛鬼蛇神,和他們天天在學校批鬥的那些反動校長老師一樣成了階級敵人,這個刺激真是夠大的, 他們無論如何不能相信自己這樣崇敬和愛戴的父親幾天不見就成了反革命。兒子們中平常比較關心政治,因而也就中階級鬥爭的毒較深的老大不禁悄悄地問母親:爹爹究竟犯了什麽錯誤,為什麽全廠的人都罵他是反革命? 母親流著淚說,你父親是好人,好幹部。他一心想的是工廠是工作,他沒有幹過一件壞事。人一輩子誰沒有說錯過話,說過幾句錯話就該用放大鏡照出來,被無限誇大和上綱,當成反革命打倒嗎? 當兒子們說在學校裏有人用軍用皮帶上的銅扣猛打那些牛鬼蛇神頭部和臉時,母親哭得更傷心了,說那是作孽啊,無論如何不能動手打人的,即使那人有錯,甚至有罪,也不能打。母親的話,讓兒子們心裏的震動非常大。母親在我們子女心目中始終是善良的化身。她在全廠的職工家屬中也是出了名的善良。記得過去我們家還在山東博山時,她總是力所能及地接濟那些家庭人口多,工資低的人家,盡管我們一家七口都靠父親一人的工資,也說不上比別人富了多少。當我們家離開山東的時候,有好些家裏孩子多,生活拮據的家庭婦女尚借了母親在當時看來是數目不小的錢,母親沒有向這些人提起任何錢的事就離開了那裏。這都是那位丈夫被遣送回鄉的楊家伯母後來說起的。所以,在所有被揪出人員的家屬都受到牽連,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氣挨整的情況下,母親從未挨過別人的罵,更沒有挨過打。
聽了母親發自肺腑的話, 兒子們不禁走到廠裏的大食堂裏,看那些所謂揭發父親的大字報,到底說了些什麽。看來看去,大多是重複著那幾條:
- 走白專道路,不但自己走,還鼓勵年輕人走。
- 崇洋媚外,有一次他曾和別人談起:現在我國的微電機行業比美國落後二十年,比蘇聯落後十年。
- 攻擊黨的政工幹部,有一次在一個晚會上輪到他向大家表演節目,他給大家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從前,海底的龍王大擺宴席,請了許多賓客。受邀賓客其體重必須超過一定標準。烏龜收到了邀請,但是蛇和蝦沒有得到邀請。於是他們想了一個辦法:讓蛇盤到烏龜的脖子上作為圍巾,蝦跳到烏龜的胸前作為徽章,讓後烏龜大搖大擺地經過了龍宮的大門,皆大歡喜。據揭發者分析,父親是以烏龜比喻黨的領導幹部,以蛇和蝦來比喻黨的政工幹部,說他們趨炎附勢。
- 攻擊黨的多快好省的總路線,說多快好省不符合辯證法,是做不到的事。
- 攻擊58年大煉鋼鐵運動,說煉出來的不是鋼是廢鐵。
- 攻擊人民公社,在有一次工廠組織下鄉幫助農村收割莊稼時,說現在實行了三自一包,農民的積極性起來了,莊稼長得好多了。
- 以封資修的思想腐蝕青年,有一次給他的秘書看有首唐朝白居易寫的詩,大意是花開了就去摘,等花開過了再去摘就太遲了。這是鼓勵年輕人去追求腐朽的風花雪月。
- 重用壞人,如讓黃世仁式的地主分子楊某人負責新產品試製的工業裝備,還有許多隻專不紅的人得到重用;打擊工農幹部,如將貧下中農出身的方某人調離設計科,等等。
還有許多雞毛蒜皮的事,羅列了許多。當年,老大已是十八歲的青年人了。他在中學班級的共青團裏擔任了一個小幹部,自認為有點政治覺悟。他看了所有給父親貼的大字報後,認為父親是說了不少錯話,辦了不少錯事,但是不應該當成反革命對待。 他認為如果揭發的是事實的話,父親最嚴重的罪行就是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進行了攻擊。 他很想知道父親是否是真的說了那些話,他很希望那些話僅僅是別人的捏造。但是有一天,當他試探著問父親,別人揭發他說的那些關於攻擊三麵紅旗的話是否是真的時,父親說,有些話是說過, 但是被人斷章取義地引用了。如說的關於我國微電機行業與外國相比的事,他後麵的鼓勵大家奮起直追的話就被人刪去了。還有關於用什麽樣的人的問題,父親說,國家選乒乓球運動員,就是看他能否拿到冠軍。別的行業也一樣,他不主張要辦的事情還未開始,就把別人的祖宗三代查一查。他又說,你也不小了,有些事情你應該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了。從小時候到長大成人,在我們懂事以後,父親總是和我們平等地朋友般地談論事情,討論問題,從不強迫我們服從他的意見,他總是以理服人,讓事實來下結論。
他說,孩子,你們的父親是做技術工作的,做技術工作和做別的工作一樣,需要認真負責地做,不能有虛假。做人也是這樣,不能做虛偽的人。我這一輩子做事要做真事,講話要講真話,如果環境不能讓我講真話,我寧願不說話也不能講假話。大字報上批判的那些關於三麵紅旗的話,我是講過。但是要分清講話的地點,場合和背景。例如, 我講過,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總的要求,總的目標,但是我們不能要求每件事都做到又多又快,同時又好又省。比如你們今天晚上做作業,如果你想很快就把很多道題做完,那出差錯的可能性就大。如果你要把每道題都作對,不要有差錯,那你必須仔細做,認真做,做完了後還要檢查一遍,那必然就要做得慢一些。這是客觀規律。我們做任何事情就要尊重客觀事實,按客觀規律辦事。關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事,我隻是看到了一些現象,我不敢說我看見的就是對的,但是,有些事情可能在當時,當代或許都得不出一個正確的結論。你們都知道,現在誰都知道地球是在繞著太陽運行。但是三百多年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認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陽是繞著地球在轉。後來有位天文學家叫哥白尼的,經過多年的天文觀測和研究,終於得出地球繞太陽運行的結論。但是他在世的時候不能公開和發表這個科學的理論,因為隻要他公開這個與當時公認的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唱反調的學說,他就有被處死的危險。他的理論的擁護者科學家布魯諾就是因為公開宣傳哥白尼的觀點被處以死刑。所以,我想告訴你們的就是,對任何事情,必須用科學的合乎客觀規律的觀點進行思考,不要盲目地幹,不要看見別人幹什麽自己也跟著幹。比如,現在到處在破四舊,不經過調查和合法的手續,到處把許多人的家抄了,挖地三尺,把別人的財產隨意拿走,這是錯誤的。又如,你們的學校,是一個有上千年曆史的文廟,現在,你們腦子一熱,就把廟裏的木匾和石碑統統砸毀,這是極其愚蠢和錯誤的。這些文物記載著曆史,我們建設現代國家也不能不要曆史,否定過去的一切肯定是錯的。沒有古代的人發明水稻,發明造紙,我們今天有大米飯吃,有書讀嗎?對外國的東西也一樣,別人的東西好就是好,我們跟他們學,學會了,再想法超過別人。但是不能把別人的好的非要說成壞的,閉著眼睛不顧客觀事實,這就連追趕的起跑線都找不到了。我今天給你們說的都是不合時宜,與你們從廣播裏聽見的,報紙上看見的肯定是反著來的。也許你們不理解,不讚成,但我是用作為父親的一片誠心和愛心來講給你們這些基本道理的。如果有人拿我今天講的話去告密的話,那我明天可能被亂棍打死。即使這樣,我也要讓你們知道認識世界的基本道理。如果我不能活著看到這些道理得到驗證的話,你們將來也肯定會看到的。至於所謂重用壞人,那要具體事情具體分析。至於什麽“烏龜赴宴”, 什麽“腐蝕青年”,純粹是牽強附會和胡說八道, 我都懶得駁斥了。
聽著父親的這番話, 再回憶著父親從來是多麽忘我的工作, 對我們從小就是恩威並重,既對每個孩子充滿著愛,但又不溺愛。記得我們住在山東時, 他曾經三次一個人帶著我們弟兄三個到上海去和杭州去。他從博山車站把我們一個個抱上火車悶罐車箱,到了張店,再一個個抱下,轉火車到濟南,再從濟南轉火車到上海。一路上,他給我們指點著這是黃河大橋,這是蒲口火車輪渡,等等。在我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祖國大好河山的美好印象。他從蘇聯考察回來,帶回家的最重的一件行李就是一副叫積鐵的玩具。用這一大盒裏帶孔角鐵和各種零件,參照著圖紙,我們可以裝配出汽車,火車,坦克和飛機等各種機械裝置。在我們弟兄中, 老二是最心靈手巧的一個。他最早喜歡上機械和電氣裝置,恐怕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在我們上小學五,六年級時,父親買來了礦石收音機的元件。老二按圖紙將線路接通後放到耳朵上一聽,居然有聲音了,從此他就喜歡上了無線電,幾十年鍥而不舍,成了這方麵的專才。總之, 父親在我們心目中是那樣的慈祥和優秀,他講的道理是那麽不可辯駁, 他在我們心裏的形象決不可能因為別人給他掛了大黑牌而改變。後來,我們幾個子女不但沒有按當時的潮流與“反革命”的父親劃清界限,反而經常跑到大食堂去幫父親掃地,後來在“牛鬼蛇神”統一關押時,擔心父親的腸胃受用不起食堂裏那鋼鐵般的飯菜,以及不願父親每餐都要在那另類的隊伍裏忍受著兩千人的白眼,母親每頓飯都自己做好,讓四妹和五弟給父親去送到廠裏的臨時拘留所去。 這兩個小弟妹是廠子弟小學的學生,除了受到成人們的白眼以外,還要受到同學的歧視,甚至辱罵,他們都默默地忍受住了。三個大孩子則按期帶著理發工具去給父親和別的被關押者理發。後來父親說,家庭的溫暖和理解,使體質偏弱的他挺過了那時的種種精神折磨和身體摧殘。他認識的不少有著和他類似經曆和處境的人,盡管原先身體比他好,卻沒有熬過那個年代。更使我們佩服的是,父親即使被打成“階級敵人”,也從未放棄自己的專業知識。不論他在白天經受了再劇烈的批鬥或是再勞累的“勞改”,晚上他總要閱讀或翻譯技術資料。
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過去了。這時,“文化大革命”就像是荒山野地裏燒起來的山火,一旦起來就四處漫延,不是那些把它點起來的人輕易就控製得了的。那時, 全國各地自我標榜的革命造反派都分裂成了互相對立的兩大派,先是用口鬥,再是動手,然後是用自製的長矛和大刀,後來幹脆動用了真槍實彈,甚至機關槍坦克。這兩大革命派都忙著和對立麵打仗, 顧不得再去揪鬥父親他們這些所謂的死老虎。 這樣, 父親得以回家, 暫時離開了那些批鬥和勞改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