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父親（2）

第二篇： 勤奮工作

父親在1946年從上海交大畢業後，先在一家名為中國紡織公司的企業當助理技術員。可能是因為這家公司的主業是紡織業，而父親是學電機的，在那裏他的專業隻能用於維護設備，所以在那裏工作了兩年後，父親加入了私營的大成電機廠。在新的工作環境，他的專業可以充分派上用場。敬業、努力工作是父親的本能。剛進廠時, 父親是助理工程師, 在工廠試驗室工作。他很喜歡自己的本職工作， 總是很快地做出試驗報告，並能分析產品通不過試驗的原因。他的試驗報告被工廠的老板，一位姓何的老交大畢業生所賞識，何老板立即提拔父親為試驗室主任，讓他負責這個五個人的小單位的工作。 父親在這家工廠工作了不到一年，有一天何老板宣布要把大成電機廠全部搬到老解放區的山東省淄博市的博山區去，成為公私合營的工廠。這個消息使全廠都炸了鍋。 這家工廠在上海幹得挺紅火，所有工人和技術人員都住在上海，原料采購和產品銷售都可在上海就地解決，這老板不知是哪根神經短了路。全體工廠管理和技術人員都不願去山東，因為他們認為那裏是荒野地一片，遠比不了上海。在一片疑惑聲中，父親是第一個報名的知識分子。他分析說，咱們這樣廠在上海比比皆是，在同行中既當不了雞頭，離雞尾也不太遠了。可到了山東這樣的廠就是老大了，咱們的技術和裝備都將是那裏最好的，肯定大有發展的。在他的帶動下，技術人員中有三分之一報了名，多半是不到三十歲的年輕人。工人中有一半以上報了名。父親在報名前，曾和母親商量過此事。當時母親已生了老大和老二，和爺爺他們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為在家照顧著這兩個相差一歲半的男孩，她不能在外工作了。她聽說要到外地去，自己要當小家庭的主婦，頓時就很讚成。因為她和孩子們整日和十幾二十號人的大家庭住在一起，要多不方便有多不方便。她說，一到了山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兩間房子雖然采光不好，也比較小一些，但心情舒暢，快樂得就像自由的鳥兒一樣。那是1949年底的事情， 工廠的名稱也由上海大成電機廠改為公私合營博山大成電機廠。從繁華的上海搬往“荒野一片的山東”，這在別人眼中絕對不幹的事情，年輕的父親又一次重演了他大無畏奔赴重慶求學的拓荒精神， 憑著他天生具有的基於理性分析得出的堅定信念，舉家前往山東博山，執著地堅信那裏將是他的用武之地。 父親在新的博山大成電機廠裏除了主管產品試驗，又兼管了產品質量檢驗。他以極其認真的工作態度而聞名於全廠。後來，他成為質檢科科長。有一段時間，產品銷售不太好，老板又讓他負責銷售科。父親認為要增加銷售量，首先要獲得客戶的信任。而要得到客戶的好評，必須做好售後服務，即要把客戶買去的出了毛病的電機修好。於是他抓緊檢修已賣出的電機，經常自己帶著幾個技工，到省內外的各使用單位給別人診斷電機的毛病，並及使修理。在經常修理電機的實踐中，父親了解了電機損壞的原因，提出要改進電機製造的一些工藝和設備。後來他又成了工廠的工藝科長。沒當多久，又讓他改任計劃科長。按照那時主導的計劃經濟體製，計劃科長是所有工廠部門中最重要的部門。總之，父親的十幾年的跨部門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遠遠把那些一輩子蜷縮在一個崗位或一個部門的單調職業人士拋在了身後。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使他幾乎負責過工廠的所有重要部門，漸漸地，他全麵的工作能力得到發揮，他對整個電機廠的生產和管理過程都已了熟於心。 隨著父親在工廠的工作不斷進步，我們的家庭也在不斷發展壯大。1951年老三在博山出生了，因而他的名字中有一個字是博字。老四是妹妹，1953年出生的，老五小弟弟是在1956年出生的。此後，父母親都認為不能再要孩子了。我們的外婆在她的一生中生過十五個孩子，長大成人的隻有五個。這樣的事不能再重演了，於是母親在那時開始采取節育措施。此事被山東省的《大眾日報》知道了，讓母親寫了一篇文章宣傳計劃生育。因為當時在當時“人多力量大的”年月裏，婦女實行計劃生育可是件稀罕事。記得那篇文章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我有五個孩子。”想必是母親當年在訪問中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豪語吧。 在建國初期的數年裏，父親在工廠裏的事業也隨著新成立國家的興旺而發展著。他除了白天努力工作外，晚上還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因為他從解放前後的中國狀況對比中真心誠意地擁護共產黨，認為隻有共產黨才能把國家搞富強。父親在他的青少年時代, 親眼目睹和身受當時中國政府的腐敗無能，老百姓受氣遭殃的情景他此生難忘。父親在上中學時的一天，親眼看見上海虹口公園前的“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人小誌大的他認為這是國人莫大的恥辱，他發誓以後再也不走那條掛著恥辱之牌的路。這恐怕也是一個熱血少年在那種環境下唯一能做的無聲的反抗。那時，他認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學救國。現在，終於盼來了興業強國的好時代，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工作和學習上。由於他對參加政治學習的態度和對業務工作的精通，他成了當時廠裏又紅又專的典型。他在1954年成了山東省淄博市第一屆人民代表，淄博專區工業勞動模範。不久，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55年工廠成了國營企業後，電機製造的規模擴大了一倍，成了華東地區同行業的領頭羊。那時領導班子中需要有一位懂業務的知識分子副廠長，於是父親就眾望所歸地成了抓生產技術的副廠長。那年，他三十二歲。當然，那時廠領導中幾乎都是三十多歲的人。廠長，廠黨委書記和副書記都是三十出頭，他們都是十幾歲參加遊擊隊的老革命。 如果說，從那時開始中國的企業一直朝著以生產，經營，利潤或社會的需求為目標前進，那麽中國的社會和企業不知道現在有多發達。五十年代初，香港的發達程度還不如上海，廣州等內地大城市。可是三十年後，就是瞎子也感覺得出香港與內地城市的現代化程度相差有多大。這說明，五十年代後半期, 我們的社會走上了一條現在看來是很不該走的左傾之路。 父親所在的工廠在1957年也和全國所有地方一樣, 開始了反右派的鬥爭。開始是大鳴大放，可以給隨便什麽人寫大字報。 估計那時父親的政治思想、工作表現和生活作風各方麵幾乎都是無可挑剔的，所以對他本人寫的大字報幾乎沒有。但是對他的兒子們倒是貼了一張大字報，題目就是“俞廠長的兒子”。說得是俞廠長的兒子們經常在外調皮搗蛋，打架生事，甚至與市委的子弟打架，暗示他們是仗勢做壞事。實際上那時老大九歲， 老二不到八歲，老三才不到六歲，他們幾乎不知道父親的職務和工作情況。平時，他們不到吃飯時間是不回家的，放了學就在外麵和廠裏其他子弟瞎玩，其中一項經常性的活動就是摔跤和打架，不管誰的父親是幹什麽的，誰的力氣大誰就是好漢，可以在小孩中威風一陣，但也威風不了幾天，不久就又開始爭霸。父親看到了那張大字報後，把我們弟兄叫在一起好好地教訓了一通。再次給我們講了人和人必須平等友愛的道理。他還說，好孩子不光要在學校裏表現得好，回家也要表現得好，否則，不就成了京戲裏的人，戴著一個假麵具。這時老大心裏在想，爹爹怎麽知道鄰居女同學罵我是假麵具的？從那時起，他開始暗下決心：要作表裏如一的人，在學校老師麵前和在校外要一個樣。 過了不久廠裏反右鬥爭的矛頭轉了方向，父親再沒有被帖大字報。所有大字報的矛頭都指向了廠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一天，我們宿舍附近的一個會議室傳出了許多人的憤怒的叫罵聲和拍桌子聲。幾個孩子好奇走過去看，原來是人們在批判黨委副書記的反黨罪行。人們的憤怒表情和叫喊聲是我們孩子們前所未見的，被批鬥的人低著頭站在那裏，聽著別人的罵聲像汙水一樣潑到自己身上，卻不得有任何申辯和解釋。孩子們注意到批鬥的人和被批鬥的人中都沒有自己父親，就鬆了口氣。回到家附近，他們看見鄰居老太太，即那位被批鬥的副書記的老母親正在傷心地哭泣。這為老奶奶平時經常拿些自己包的餃子給鄰居家孩子們吃，哪怕是素韭菜餃子也是特別香。但現在她是傷心欲絕。後來，這個老奶奶被作為地主婆遣送回鄉下。 這是孩子們所見的第一個階級鬥爭的場麵。後來，從父親和母親支言片語中，他們覺察到父親對他這兩位同事的同情和他對上麵讓他參加揭發的抵觸情緒。原來，廠黨委書記對資格和自己一樣老的市委書記不服氣，有所冒犯，於是市裏就指示把他打成了右派分子，他的哥們副書記也就稍帶著成了右派。從此以後的幾十年裏，他們由社會上受人尊敬的工廠領導人變成了被社會拋棄的人。 難忘的1958年來到了。我們全家七口人從山東淄博搬遷到了四川省成都市。在途中，我們路過了北京。我們全家在天安門前照了一張全家像。我們幾兄妹穿著七上八下的衣服，像一群從農村來的土孩子，天安門廣場燦爛的陽光使大家幾乎都眯著眼睛。這張照片現在珍藏在我們每個小家庭中。父親的新工作崗位是成都電機長（906廠）的總工程師。工廠帶上了編號即是與軍工生產有關。按照計劃，這家工廠將不再生產普通電機，而是生產為軍備服務的微型電機。當時中國還沒有微電機，所以要由前蘇聯老大哥來援建。父親得知他將到蘇聯去考察學習幾個月的消息後，就在業餘時間抓緊自學俄語。和他一起執行考察任務還有兩位工程師，都是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工程師。 關於父親在前蘇聯的情況我們知道的很少。隻知道他住在離莫斯科幾十公裏的一個小鎮裏，每天到一個工廠去學習。到每個車間和科室去了解和熟悉微電機的設計和製造過程。那時的蘇聯對中國的確很友好。隻要是本行業務問題，父親他們想知道什麽就可以得到有關的資料。除了定點的那家工廠外， 父親還參觀了其他類似工廠。總的感覺是，當時的蘇聯的工業的確比中國發達的多。不少人已經買上了自己的小汽車，公路建設也很好，到處是柏油路。父親最驚奇的是公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有加油站，這對一個來自工業不發達的缺油國家的人來說， 真是非常令人羨慕的。 在業餘時間，父親也觀光了莫斯科的各名勝古跡。他那張在莫斯科大學主樓的羅蒙諾索夫塑像前照的照片，看起來真是很神氣：頭戴皮帽，身穿有一個很大皮領的大衣，年輕英俊的麵容上戴著一副眼鏡，平靜而又充滿信心地注視著前方。難怪父親他們回國後，其中的一位同事和我母親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個故事：他們在一個工廠實習時，有一位會說英語的年輕蘇聯女工程師想和父親交朋友，當父親直率地告訴她， 他已是五個孩子的父親了，那位女工程師就嚇跑了。父親在那裏也遇到過不愉快的事。有一次他在莫斯科擠公共汽車，被小偷把他的大衣口袋割了一個口子， 裏麵的護照和一個月的生活費都被盜了。中國駐蘇大使館給他補發了這些被盜物品，但告訴他不得將這件事說出去，說是怕給蘇聯老大哥臉上抹黑。我們家裏人知道這件事已是在二十年以後的“文革”時期。 父親的工廠在大躍進的1958年裏不用說一切都是亂糟糟的。有一段時間, 廠裏的一幫幹部在我們宿舍旁的一小塊地方建起了一座煉鋼爐，那裏不分晝夜地吵鬧著，忙碌著。幾個晝夜下來，一個個都是臉青麵黑，焦頭爛額的。廠裏的文書小劉，一個平時總是穿戴整齊的奶油小生，這下幾乎變成剛從煤礦裏出來的老礦工，他一邊擦汗一邊說，累得幾乎分不出東南西北了。他拿一塊黑呼呼的直徑在10厘米左右的圓柱形東西給父親看，讓父親鑒別一下這個“寶貝疙瘩”的質量。父親不便多說，隻說，你最好去鑒別一下含碳量就知道這是塊鐵還是鋼了。這句話在十幾年後的“文革”中，成了父親反對大躍進、反對大煉鋼鐵的鐵證。從那時起，父親對各種運動越來越不感興趣。他一心想著的是怎樣早些把國防需要的各種微電機設計並製造出來。下班以後，他很少再拿政治書籍回家了，總是拿著俄文的，英文的技術書籍或雜誌回家。 來到成都這家工廠後，有一件事對父親來說是件很幸運的事，就是他有了一位好領導和同事，即工廠的行政一把手宋廠長。這位宋廠長也是在山東抗日遊擊隊出身的，他身材魁梧,而且心胸也象他的身材一樣坦蕩。宋廠長剛解放時擔任浙江省一個縣的縣委書記，不久就調到一家國營企業，很早就從事工業建設了。在到成都這家工廠來之前當過哈爾濱電機廠的副廠長。他是一位有見識有能力的領導幹部，他作的報告生動有趣，富有煽動力，人們喜歡聽。他知道工程技術人員對於辦現代工業的重要性，所以技術上的事就放手讓父親去主持，去操辦，決不橫加幹涉。父親當時最熱衷於新產品試製。他在完成必要的生產指標後，集中了主要的技術骨幹研製新產品。 他知道我國在整個行業上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非要花大力氣才能縮小差距。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不管是來自名牌大學的，還是來自普通中專的，不管是不是黨團員，隻要積極工作，不講價錢，能出成果，誰就是好人，能人。在59年反右傾運動又來了。當時上級有管領導要求廠裏一切都實行機械化，包括食堂的掏米，切菜，做饅頭都要實行機械化。父親反對把技術力量抽去搞這些事。他說，我們的資源有限，要把好鋼用在刀刃上。至於食堂的機械化，放在幾十年後也不遲，我們有的是人，多招幾個炊事員就是了。他的直來直去的性格使得當時的黨委書記下不了台。但是，由於宋廠長對他的支持，當時的大環境使反右傾在基層不了了之，他可以繼續按自己的計劃執行。在61年中蘇關係惡化，來父親工廠工作的三位蘇聯專家回國了，父親的研製工作卻沒有受到影響，因為他和廠裏的工程師們已經掌握了專家們肚裏的技術。那時，盡管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所有人都在餓肚子，父親一個月的定糧隻有19斤，廠裏食堂經常靠賣蟬豆皮餅，米糠饅頭或麥趺窩頭等來填充人們的肚子，父親仍然堅持不懈地進行新產品研製。他和他的同事們的力氣沒有白費，後來我國自行研製的導彈擊落了美製的U2高空偵察機，父親所在的工廠因為其研製成功的零部件裝在了這種導彈上而受到了上級的嘉獎。到了1965年，整個國家由於實行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現實主義路線從“三年自然災害”中恢複過來了，父親所在的工廠也到了鼎盛時期。這家工廠是當時我國最大的微特型電機製造廠和研製中心。盡管當時上級主管部門定板的研製中心不是這家工廠，而是授給了一個研究所，但是父親他們的工廠卻用自己業績搞成了一個的事實上的研製中心。而且，父親根據他的經驗和學術研究， 認為微特電機從其使用性能和研製方法上都已和傳統的電機大不一樣，應從電機這個傳統行業脫開。當時，父親是全國微電機小組的副組長，與當時該小組的組長即清華大學的一位教授展開討論。本來，這僅僅是學術上的不同看法。到了一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父親就又多了一條所謂的爭奪全國微電機行業的領導權的罪狀。 實際上，父親在工廠裏的日子從1964年“四清”運動開始，就不太好過了。那一年，上麵給廠裏調來了新的黨委書記。 這位書記個子很小，小綠豆眼睛，大鷹勾鼻，姓王。 這位三八式的老幹部，原來在國家保衛局工作的軍銜為上校的處長，本來在北京過得好好的，不知怎麽來到了外省的一家工廠當了書記。本來，他本人或許也是極左路線的犧牲品，在壯年時離開要害部門下放到外地，可能就是因為他娶了一位國民黨將軍的女兒做老婆的緣故。但是實際上，他是以整人為職業、為本能的，就象受過傷的狼，照樣要咬人。總之，這位“左” 得要命的書記一來，使得工廠發生了巨變。 首先，他以各種方式宣傳本工廠自建廠以來就是執行的一條修正主義路線。在四清運動中，他組織了廠裏那些不懂業務從軍隊專業來的中層幹部攻擊以宋和俞為領導的廠領導班子是隻專不紅，重用壞人，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不是無產階級階級專政。他們找了一個突破口，就是把父親手下一位得力的姓楊的工藝科長打成了階級異己分子。這位楊伯伯在上海時就和父親一起工作，後來一起到山東，就住在我們家隔壁。然後一起到了成都。這個人不是黨員，對政治可以說從來不感興趣。但是他的技術是一流的，而且非常敬業。他的習慣就是把工業裝備搞得完善齊備，生產出的產品要求精益求精。 對這樣一個生產骨幹，廠裏政工部門動員了人力物力，跑到他江蘇老家去調查。他們查到他在上學放暑假時，曾在老家與一個農村姑娘好過，但最後未與那位姑娘結婚，就硬把他說成了一個漏網惡霸地主，比電影演的惡霸地主黃世仁還壞。有一次晚上全廠職工在大食堂兼會場開大會批鬥楊伯伯。已上高中的老大從學校回來路過食堂門口，聽見裏麵傳出了驚雷般的口號聲。他進去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氣。越往下聽他越是出了一身冷汗：這麽熟悉的人原來是壞人，原來階級鬥爭真是無處不在，階級敵人真是就在在眼前。當時，全國所有地方，階級鬥爭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把所有的人，特別是年輕人給搞得完全沒有腦筋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這個楊伯伯的清查出來，作為反革命分子開除出廠，遣送回鄉，正是準備拿父親開刀的前奏曲。 在這樣的氣氛下，盡管父親已為工廠嘔心瀝血地工作，仍要進行所謂的“洗澡下樓”，即作檢查，說自己的革命警惕性不高，被壞人鑽了空子，讓“革命群眾”諒解。好不容易，父親總算是“下了樓”了。在那個時候，父親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不是搞建設的依靠對象，而是所謂“團結，幫助和監督”對象了。除了所謂的路線問題外，父親對於新來的王書記的個人品德十分鄙視。這個人的外表與內心一樣醜陋。他總是在嘴上說團結，在背後捅別人一刀。相處了一年左右，心中有數的宋廠長知道和這樣的書記無法共事，就打了報告申請調動工作。他的領導能力和業績使上級將他調到了一家規模更大的軍工企業當了廠長。他離開父親所在的工廠後，那位心懷叵測的書記就把父親看成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代表，需要整倒的第一對象了。這時， 整個中國已到了風雲變幻，狂風暴雨即將來臨的“文化大革命”前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