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知識分子的一生-----回憶父親（1）

2004年12月4日, 一個陽光明媚的清晨, 我們兄弟姊妹五人與他們的伴侶, 以及兩位在身邊的孫女, 一同來到成都東郊的金龍山, 將我們敬愛父親的骨灰安放在這青鬆翠柏的墓地裏。 睿智健朗的父親，您一定會喜歡兒孫們為您安排的這個樹木蔥蘢的休憩之地。您看，您的身邊有親家和長期老朋友作伴，有花木自然，與您一生豁達率真、無私熱情的性格多麽協調。 親愛的父親， 您可以放心地安息了。您的形象在我們心目中是那樣的高大完美，您將永遠活在我們心裏, 我們的愛裏。您永遠是我們學習、 工作和生活的楷模。 站在這綠水青山中， 麵對著遺像中父親那清秀和藹的麵容，我們情不自禁地回憶起父親與我們相處的點滴往事，您的音容笑貌，您的正直與善良，您的聰明才智、深邃廣博的知識的慈愛形象，象電影一樣清析地出現在我們的腦海裏。 父親名叫俞鼎鉎, 曾長期擔任原國營成都電機（第906）廠總工程師, 廠長和技術顧問。他的職務和業績也許不能用偉大和輝煌來形容， 但是他的品德，性格，才能和學識，應是那一代人的佼佼者。如果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主要以人對社會的真正價值為標準來衡量一個人的時代，那他一定會對國家和社會承擔了更大的任和作出了更大的貢獻。

第一篇：青年時代

父親於1923年2月23日出生在現在的浙江省餘姚市。他的父親早年曾經當過米店的學徒，後來到了上海，慢慢地往社會的上層爬，大概過了中年以後，他成為上海一家叫做匯中銀行的小銀行的副經理。在他這棵大樹的庇護下，子女、親戚和朋友等數百人從餘姚陸續遷到了上海。父親是他的兄弟姐妹四人中最小的一個。他是在上中學的時候來到了上海。父親天資聰穎，他在讀中學時，年齡是班裏較小的，成績卻始終名列前茅。1941年，18歲的他參加了高考。考化學那天，他因身體不舒服晚到考場一個小時，他想，完了，這次肯定是明落孫山了。哪知道由於他的數學，物理和英文考得特別好，居然榜上有名。聰明的父親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學，而且進了在當時很難錄取的交大電機係。那時的電機係，就和現在的IT行業一樣，是相當熱門的。但是，父親的良知和愛國心使他不願意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領地繼續他的高等教育。他要到當時中國的大後方重慶去念大學。 那時，重慶是中國的陪都，即臨時首都。上海交大的一部分已搬到那裏。父親拿著大學的轉學證書，約了其他兩個夥伴，告別了親人們，特別是忍痛告別了已經和他心心相印的青梅竹馬愛人阿芳，即後來成為我們母親的黃毓芳，踏上了長達半年之久的轉學之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毅然離開繁華的上海，離開溫暖的家和青梅竹馬的戀人，甘願選擇長途跋涉半個中國，冒著生命危險奔赴重慶讀書，僅僅是為了不願在日本人控製的地盤上忍氣吞聲地完成學業，這也是一種青春激情和愛國情懷！ 那時的中國, 早已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戰火燒得遍體鱗傷, 要想跨越數省, 穿過無數條戰線, 防線和封鎖線, 遇到的艱難險阻以及生命危險, 是現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首先，作為一個學生離開日本人占領的上海去外地求學是危險的，如果被查出，有可能喪失性命。父親掩蓋自己學生身份的辦法是: 把他的皮鞋的後跟取下，挖一個小洞，把學校的證明書放到洞裏再釘牢。在父親他們啟程的一行三人中， 父親的年齡是最小的，他們三人中有一位是要到美國去學物理的研究生，一位也是到大後方去上學的學生。但是，過了不久，父親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們的主心骨。因為在錯綜複雜的局麵中，遇到危險或困難時，需要當機立斷做出判斷，並且判斷要迅速準確，否則可能是滅頂之災。例如，他們離開上海，到達浙江省後，那位研究生老兄就急著到一個海邊城市去坐船到美國去。根據當時的時局，父親判斷分析說：“如果按我們的速度，日本軍隊一定會早於我們到達那裏，等我們抵達時港口早被封鎖，不可能有船出海的。”於是他們改變了行走路線，朝福建方向進發。幾天後，從那個海邊城市逃出來的難民證實了父親的判斷是對的。那位研究生老兄順利離開他們前往香港，坐船去了美國（四十年後他作為美籍核物理學家回國講學，父親在北京與他見了麵，他們曾經很感慨地回憶起當年這段不平凡的往事）。又有一次，他們趕路的前方又成了敵占區了。要到達國統區隻有兩條路可走：要麽繼續往前走，再次進入敵占區；要麽繞很遠的道，經過共產黨的遊擊區，再進入國統區。此時父親身邊餘下的這位夥伴非常猶疑：一是不想再繞很遠的路，二是聽說共產黨遊擊隊是殺人不眨眼的暴民隊伍，不敢往那裏去。父親對他說，他讀過美國記者埃德加 • 斯諾寫的《紅星照耀著中國》一書, 裏麵描述的共產黨的部隊根本不是什麽土匪, 而是一支由一批為理想為國家而獻身的知識分子領導的, 是一支組織嚴格、紀律嚴明的軍隊, 經過共產黨的遊擊區肯定是比重返敵占區要安全得多。到敵占區隻能是死路一條。在父親有力的說服下，這位夥伴振作精神，和我父親一起進入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地區。 一天夜裏，在一個小山村的客棧裏，他們被一夥挎著短槍的便衣隊伍叫起來。父親和他的同伴被這些人輪流審問。父親見這些人態度嚴厲但不失禮貌，特別是他們對父親的鋼筆，墨水和筆記本很感興趣時，他就判斷他們是有文化有理性的人，可能就是共產黨的隊伍。他友好地說：“這幾樣東西就送給你們吧，我到了學校可以再買。”這些人就收下了這三件東西，然後取出一個銀元要拿給父親，父親堅持不收。推辭一陣，他們說，“那就算你小弟為抗日作的貢獻吧。”然後這些人就離開了小客棧。 進入國統區後，父親他們沒有生命危險了，但是路途的艱險依然不少。盡管省吃儉用，他們的盤纏經過幾個月的開銷， 已經所剩無幾了。 到了貴州省界，哪怕是通汽車的地方，他們已買不起汽車票了，全靠走路和搭順風車。有一次，父親他們和一支國民黨的從前線下來的軍隊走在一起。隊伍中的一位營長是個有文化的人，他聽說父親是交大電機係的，就要求父親幫他們修一個無線電發報機。父親憑著自己的電學知識和做試驗的經驗，馬上答應了。由於沒有檢查儀器，父親也無法檢查元件是否損壞，他隻是把所有的接線處重新焊接了一遍，試一試, 這個發報機就立刻能用了。原來，這幫大兵中沒有一個人懂電器的。那個營長很高興，就允許父親和他的同伴一路免費搭車和吃飯。 搭車的經曆也給父親帶來了一點意外。有一次，汽車在爬坡時熄火了，大家下來推車上坡。坡很陡, 父親一邊推，一邊隨時把一塊契型木塊塞在車輪下，以免車子朝下滑。有一次父親把木塊塞在輪子下沒有及時抽回右手，大拇指指甲被下滑的木塊刮掉了，痛得他幾乎昏過去。 經過六個多月艱難險阻的長途拔涉，父親終於到達了重慶交通大學，開始他的大學生活。父親在大學裏的生活, 我們知道得較少, 這可能是因為相比起他在轉學途中的冒險旅程要平靜一些。我們隻知道，他除了學好他的主課外， 對許多別的學科也感興趣。他參加了學校的無線電協會, 學習這個當代最有發展前景技術的知識和運用。哪知道這個活動成了以後“文革”期間把他整倒的“鋼鞭”材料。文科方麵的書他也讀了不少。他對馬克思，達爾文，弗羅尹德，莎士比亞等的著作都有研究。他的課外活動就是泡在圖書館裏。他的英文水平在那時就很高了，因為那時他的所有教科書，包括自己選讀的世界曆史，世界地理等，都是全英文的。到了寒暑假，父親經朋友介紹到雲南省東北部的昭通飛機場工地工作，掙一些收入以繼續他的學業。由於長期營養不良和勞累，父親在大學的第三年得了傷寒病。這在當時是非常可怕的病。幸好那時他在重慶的一位姓徐的餘姚同鄉給了他很大的幫助。靠著這位朋友經濟上和生活上的支持，父親才得以脫離危險，慢慢地恢複了健康。 這位餘姚人當年大該四十歲出頭, 他先前也是靠著祖父的幫助從餘姚來到上海做了裁縫，抗戰時期到了重慶，在市中區現在的解放碑附近開了一家裁縫店。當他知道父親在大學裏得了重病，就把父親接到他家裏，好好治病調養。他的家就在那家裁縫店的樓上。他的妻兒老小當時都還在浙江老家，他在重慶又有了一個臨時太太。那是一個農村來的年輕女人。這個女人心很善良，她嚴格按徐裁縫給她的指令照顧病中的父親：隻準給我父親喂米湯，別的什麽東西都不準吃。原來，傷寒病在恢複初期，人的腸道非常虛弱，但又特別想吃東西，稍有不慎，吃了不該吃的東西，就會有生命危險。那一年，正值父親十分虛弱，隻能臥床休息下不了病床時，日本飛機呼呼地飛來轟炸重慶。平常，若日本飛機一飛來轟炸，徐裁縫和他的抗戰夫人總是像其他重慶老百姓一樣，跑到附近的較場口防空洞去躲避。有一天，日本飛機又來轟炸了，徐裁縫家裏有臥床的重病人，他們也無法將父親抬到擠滿了人的較場口防空洞去，於是隻好決定大家都呆在家裏，聽天由命，祈求炸彈不要落到自己家裏。那天，他們真是命不該絕, 日本飛機的炸彈恰恰炸中了較場口防空洞，炸塌了洞口到洞內的一大段距離，數千人在洞裏窒息而死。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較場口慘案。由於是父親的原因徐裁縫兩口子才沒去防空洞，僥幸逃過了一劫。徐裁縫後來見人就說父親是福星高照，有封凶化吉的運氣，他對父親照顧得更為周到。父親在徐家住了幾個月，在身體完全恢複後，才回到學校去住。由於生病時間太長，這一年的功課是趕不上了，因此他在大學裏多呆了一年。 父親在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後來又一直忙於工作，幾乎三十年未與老徐聯係。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父親從被關六年的“牛棚”日子中剛走出來，他說他感到了人生莫測，對過去有救命之恩的人應盡早聯係，及時報答。就讓當時在重慶北邊達縣地區工作的大兒子在路過重慶時，到解放碑附近去打聽老徐一家的下落。老大帶著當時稀罕的罐頭食品和其他禮品，居然找到了當時已七十多歲的徐老伯和他的一大家子人。原來，解放後，徐裁縫的原配夫人帶著幾個孩子從浙江來團聚了，那位善良的重慶女子隻得黯然離去，幾年後，她在“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在鄉下。徐老伯告訴老大，這幾年（“文革”期間），有許多幹部模樣的人到他這裏來讓他交代父親在重慶交大上學時的“罪行”。他對那些人說, 一個二十歲的學生娃有什麽罪行，他一點也看不出來，他倒覺得父親人品很好。父親得知找到徐家的消息後，在後來老徐的有生之年裏，抽出時間到重慶去與老徐重逢多次。 1945年, 在中國大陸和亞洲橫行了八年的日本強盜終於投降了。聽到這個消息, 父親和當時所有受盡戰爭煎熬的中國老百姓一樣, 歡喜若狂。那天晚上， 他整夜未睡， 思量著怎樣能早些回到上海， 與分別了整整四年而且音訊杳無的親人團圓。他特別惦念著四年前已和他定下終身的阿芳。他那位比他大兩個月的文靜而又賢惠的未婚妻現在怎麽樣了，是還在等著他呢，還是早已嫁給了別人？因為那個時代很少有哪個姑娘能等到二十五六歲不出嫁的。父親焦急等地等待著那時重慶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工具，長江航運----的客船票，終於，有一天他等上了回上海的客輪。而在上海，我們的母親黃毓芳，即阿芳，也是度日如年，盼望著自己的那位小書生（親戚們是這樣稱呼父親的）愛人早日回來。她在父親離開上海不久，去一所小學當了教師。人們見她長期單身一人，不免有人給她介紹男朋友，她一律不予考慮。後來連了解她心思的外婆也沉不住氣了，勸說他嫁給一位東吳大學的助教（是我們的教授外祖父的學生），那個助教在各方麵也是比較不錯的。外婆說，阿芳，你也老大不小了，一直等了四年，也算對得起鼎鉎了；再說，他一去幾年，音信全無，死活不知，你不能一直等到老呀。母親說， 我是鐵了心了，等到老也要等。這樣，老天不負他們的忠貞愛情，終於讓他們等到了團聚的那一天。可以想象，他們在籌辦婚禮時心裏有多高興，難怪他們倆的結婚照，哪怕是幾張簡單的黑白照片，也是顯得多麽神采奕奕，喜氣洋洋，充溢著濃烈的幸福氣息。其中一張父親穿著筆挺的西服輕挽著母親，母親穿著聖潔的西式婚紗，長長波浪形的紗綢輕罩著秀美的臉。。。用我們幾兄弟中最有藝術細胞的老五的話來說，這張結婚照是他所見到的最有風度，最有姿態和最有氣質的結婚照。這是父親去世後，他在將家裏的舊照片掃描進電腦時說的。我們弟兄裏最活潑的老三也開玩笑地說，難怪“文革”時的左派們要讓父親掛著這張照片批鬥，原來他們也對藝術有點“鑒賞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