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的知青靈魂和《蒼白的杭蓋》
黎京的知青靈魂和《蒼白的杭蓋》
簡楊
黎京的經曆幾乎是一代人的經曆。從他出生起，中國就一直處在連續不斷的政治動蕩中。先是中蘇友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風反右，然後是大躍進，中蘇之間 的蜜月結束，再後是文革，上山下鄉，林彪事件，四五事件，知青返城……由於特殊的家庭背景，每一次的政治運動，在黎京那裏都是一次痛苦的心靈磨難。
在上述事件中，最影響黎京的是整風反右和上山下鄉。一九五七年，黎京的父親被“引蛇出洞”，成為了全國五十萬右派中的一員，後來被押送東北黑龍江省的興凱 湖勞改農場服刑。黎京那時尚未成年，一次和夥伴在外玩耍時，在一個宣傳櫥窗裏發現了醜化他父親的漫畫。從那時起，他就不能不感到身為異類的恥辱。在一篇回 憶文章中黎京這樣寫道，“對這些往事的回憶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沒有過這種親身的經曆，很難體會到對於一個不滿七歲的孩子來說，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種什麽樣 的後果。就在這一年的夏天，我的心靈深處就已經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帶著這個哀怨度過了我的前半生。也許把它轉換成仇恨會更好些，但無論是哀怨亦或是仇恨， 都無法治愈心中的創傷。”“我雖然生長在一個擁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卻時時感到心中充滿了孤獨，常常一個人徘徊在北京的街頭巷 尾。”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一個通知，公開批評北京市市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並撤消了小組及其辦事機構，同時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 小組。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一六通知”，它標誌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正式開始。後來的曆史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空前絕後的民族浩劫，在中中華民族的發 展史上，散發著比焚書坑儒還要濃烈的血腥之氣。對於黎京這個早已是社會異類的人來說，文革是又一場無法躲過的劫難，因為甚囂塵上的“血統論”讓他連可憐的 異類都做不成了，而把他徹底地變成了一個政治賤民。紅衛兵在全國範圍內的武鬥串聯，逐漸如燎原之火越燒越旺，使一貫喜歡播放火種的領袖也對之無可奈何。為 了轉移他們狂熱的“革命”熱情和旺盛的破壞精力，也為了減輕城市的壓力，更為了一個用血換來的政權得到穩定，領袖的巨手再一次揮舞，全國範圍內的上山下鄉 運動開始了。正在北京郊區學農的黎京，也因此做出了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插隊落戶。在談到那段曆史時，他說，“我之所以做出了那樣的決定，口號是很響亮， 但是私底下，卻是想離開那個影響我政治前途的家”，“基於人性，無可厚非。我其實就是在這樣一種情緒的支配下去的內蒙。想用改變自己出身的行為，為自己子 女的今後掙一條出路，因為我太清楚出身給孩子和家庭帶來的是什麽了”。1967年11月16日，和四百多名在京中學生一起，他踏上了開往內蒙的汽車，從此 開始了艱難萬狀的青春之旅。
每個人在一生之中都會經曆一次或多次對他影響深遠的事件。黎京的人生分水嶺很特別，和一個民族所經曆的空前絕後的浩劫聯係在一起。盡管在這場浩劫中所有的 國民都無法幸免，但因青少年們正處在特殊的人生階段，心智極度起伏脆弱，身心感受和付出代價也就最為沉重。黎京也無法逃脫。但樹變成了煤，平原變成了山 穀，昆蟲變成了化石，舊我總是在痛苦漫長的嬗變中慢慢死去後，全然不同的新我才能得以誕生。區別一個少年和男人的標誌不光是體格的變化，更是對人生風暴的 體驗和感悟。到內蒙插隊的經曆永遠地改變了黎京，他在《蒼白的杭蓋》中寫道，“從一個十七八的孩子到二十幾歲，這之間在人生漫長的道路上雖然顯得很短暫， 可真正懂得事情也還就是在這幾年裏。他們的嗓音變得低沉渾厚了，嘴巴上也長出堅硬的胡茬，胳膊上繃起條條凸起的肌肉，胸肌像兩麵盔甲，保護著年輕的肌 體。”再回到北京時，黎京已經二十多歲了。北京雖不陌生，但內蒙草原卻象變成了第二個故鄉，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這種影響的突出表現是，他與出 生地北京昔日象嬰兒與母親般的紐帶不那麽強壯了，代之而來的是對內蒙草原和知青生活的魂牽夢繞的回憶思考。黎京至今完成的小說中，除了一篇之外，都不涉及 北京城內的市井生活，卻與內蒙草原或知青有關。特殊的生活經曆讓他常常萌發一種難以克製的欲望和衝動，將筆觸伸向一段日漸模糊的曆史。象直接反應知青生活 的小說《小芬和樹林》、《孤獨中的思考》、《草原軼事》，以及反映後知青時代的《工人的故事》，無一不是對那段曆史的沉重反思。人生的苦難讓他學會了用自 己的方式記著，表達著。
《蒼白的杭蓋》是黎京以往小說嚐試的延續，即怎麽記下一段曆史，怎麽還原它的麵貌。小說反映的是一批北京知青的“兵團生活”。兵團生活對今天的很多讀者來 說，已經十分陌生。在當年“上山下鄉”的潮流中，除了到農村“插隊落戶”的人之外，還有一部分人加入了“生產建設兵團”，在準軍事化的管理下從事農業勞 動。內蒙古建設兵團建立於1967年。中蘇關係惡化之後，毛澤東發出了“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等一係列指示，大小城市一時積極備戰，軍工企業紛 紛搬往邊遠山區。從1969年到1970年，在50年代原有建設兵團的基礎上，全國增加了十幾個生產建設兵團和農墾師。這種增加固然與當時的政治氣候有 關，但也是中央政府的巧妙設計，即在全民備戰的同時一箭雙雕，將城市失業青年收編到兵團之內，用軍裝和理想吸引那些思想單純的青年，以達到減輕城市壓力和 穩定社會治安的目的。與在農村插隊的知青相比，軍團知青雖然能領到工資，但生活並不輕鬆。除了要每天參加沉重的體力勞動之外，還要應付軍事化訓練，麵對兵 團中極度敏感的政治氣氛。黎京的小說從文革寫起，到進入二十一世紀結束，通過一個北京知青的雙眼，展示了一個今天已經不複存在的兵團世界。
杭蓋是蒙語，代表一個有著藍天、白雲、草原和河流的美好世界。這個世界的色彩應該有著天空的湛藍，鮮花的繽紛，原野的碧綠，小溪的清澈。在黎京的這篇小說 裏，卻隻有一個顏色，即雪的顏色。杭蓋蒼白無邊，寒冷徹骨。小說象一幅巨大的基調低暗的油畫，籠罩著凝重的壓抑氣氛。在這張畫上，站立著好幾個悲劇人物。 第一個映入讀者視線的是兵團的第一任連長。他曾是一位功勳卓著的老軍人，因文革中他的下屬卷入了地方武鬥，到上級整頓部隊紀律重塑軍隊的形象時，他成了政 治運動的理所當然的替罪羊，被下放到兵團。他名為帶兵，實則墾荒。他善良怯懦，在啞炮麵前猶豫不決，沉默地抽了好一陣煙後才下定了決心，不讓年輕的北京知 青意去單獨排炮送命。他的死有兩層意義，既是這篇小說悲劇情調的開始，也引發了連隊的人事變化，導致了以後的更多悲劇。第二個出現的是郭富強(鍋盔)。他 年少失父，因母親多病和弟妹年幼，總是自覺地把生活的重壓留給自己。他被迫來到內蒙兵團之後，母親很快就病故了。但繼任連長出於報複，不僅不讓他回京奔 喪，還誣蔑他用母親的病情撒謊。在絕望之中，郭富強選擇了出走。那位連長為了維護自己的形象和表明自己的決定正確，竟繼續假公濟私，拒絕配合找人，致使郭 富強凍死在了荒原。第三個出現的悲劇人物是不堪政治重壓也不願出賣朋友的祥子。為了保全自己的人格，他隻好裝瘋賣傻。他沉默寡言，但原則很強。在一場草原 大火中為了救連隊的衛生員，被燒成了重傷。第四個是有過小偷小摸曆史但天真無邪的滿江。為了救連隊指導員，他被大樹壓斷了一條腿。他救人的動機很單純，絲 毫沒有考慮後果。指導員後來被證明是一個心靈扭曲的時代怪胎，滿江終生殘廢的代價也就更有了悲劇意義。第五個人物的結局最為慘烈。善良孱弱的女盲流郭富英 在經曆了喪母失兄(郭富強)、戀人被隔離改造、自己幾乎病死的一係列遭遇後，還是無法躲開邪惡的命運，在有希望與戀人雙雙返回北京之前，被殺害於荒原。
這篇作品的基調在一些人看來也許過於灰暗冰冷。但隻要回顧一下內蒙兵團的曆史，我們就會知道，籠罩那段時間的色彩就是這種扼殺生命和青春的透著冰冷的“蒼 白”。就象戰爭不可能避免血腥，災荒一定會誘發絕望，浩劫絕對不會帶來獻花滿地，它必將以很多人的生命和青春作為代價。內蒙兵團於1969年成立，組建了 4個師，24個團，246個連隊，當時的北京知青多達兩萬三千人以上。到1975年兵團解散七萬知青全歸地方管理之前，病退、逃亡和滯留城市的數字日益增 長，招工和上學的知青也日益增多，兵團管理日漸困難。在一份1974年的統計報告中，兵團的死亡人數已達二百多人，逾假不歸、逃跑和被批準回家養病的知青 達數千人。昔日光鮮燦爛的革命理想，在現實麵前漸漸顯出了它蒼白無助的本色。黎京的小說用平靜的真實，為這些簡單的數字提供了詳細的注腳。
在這篇小說裏，黎京除了寫出曆史真實外，還寫出了人性的複雜。如內心舉棋不定但表麵還要維護自己形象的粗連長，如前麵粗暴極左後來幡然醒悟的第三任連長。 但最能體現人性之迷的是連隊指導員。指導員是一個在內心深處不斷和自己的魔鬼搏鬥著的形象。他雖然是連隊領導，但因為有全家受父親牽連被下放農村的經曆， 在感情上對牛子等知青同情理解，所以在郭富強走失之後，能公開地站在兵團戰士一邊。他因具有大學學曆，又為人細膩，所以會看不慣兩屆連長粗暴剛愎的作風， 也深得牛子等知青的尊重。但他的內心又極度不平衡，長期的兩地分居讓他對富英產生了感情，竟失態地要強行和她發生性關係。等冷靜下來之後，他又意識到自己 的行為和禽獸無異，連連向她道歉。在和牛子溝通靠近的時候，他又嫉妒牛子和富英的感情以及牛子在兵團知青中的實際地位。這種潛意識的不滿導致了滿江被大樹 壓傷，而事故發生後指導員又沒有勇氣承擔責任，使之朝惡性的方向發展，他自己也徹底失去了在軍隊晉升發展的機會。絕望之餘，他又一次盯上了富英。這是一個 內心相當痛苦和失衡的人，讀後讓我印象很深。
黎京在寫作這篇小說時，盡力追求一種平靜的表達。即拋棄小說創作的窠臼，不要前奏、鋪墊、高潮，也不去集中刻劃某個人某件事，也沒有使用將人物清楚地分為 主角和配角，讓配角為主角活動突出主角在小說中的控製地位等等手段。他讓一切還原於生活。讀《蒼白的杭蓋》時，我覺得自己象置身在一群人之中，在不斷認識 著他們，觀察著他們。這種寫法需要對生活極度了解和對細節極度自信，否則小說很容易變成流水帳，失去對讀者的引導和對發展線索的控製。讀完全篇小說之後， 我的感覺是這裏沒有一個人可以稱得上是主角，沒有一個人是象眾星捧月般地凸現在那裏，但每一個人物都留下了自己的特點。從表麵看，牛子似乎是小說的主角， 但事實上，他隻是一個聯係人。特殊的地位使得他成為兵團知青愛戴的頭兒，同他們一起經曆了艱難痛苦的生活，特殊的地位也使得他和連隊領導能夠近距離接觸， 看到軍隊基層幹部間的衝突和矛盾。又因為和富英的戀愛關係，他有機會接觸牧民，體驗了與兵團截然不同的寧靜和平的牧民生活。但作者並沒有因為牛子活動的舞 台廣大，就給了他特別重的戲分，而隻是讓他穿線引線。對習慣了小說傳統的集中刻劃描寫的人來說，這種“平靜”不啻於一種挑戰。小說雖無集中描寫，但情節豐 富，文筆毫不散漫，似潺潺流水自如地順著河道流動，漣漪，起伏，風暴，暗礁，一一俱現。黎京的創作意圖似乎就是要塑造一群人，牛子隻是這群人裏的一個。所 以和別的角色比，黎京沒有讓牛子的身材變得非常高大，肌肉也不特別健美，五官也不格外英俊，思想也並不十分成熟。一般的群像塑造中，都會有一個中心人物。 這篇小說裏沒有，牛子如果有什麽特別的地方的話，那就是他是一個幸存者。他幸運地站在那些人的身側，見證著一切。這種寫法也許會引起爭議，但為了體現時代 的悲劇特點而讓筆墨分散到眾多的人物身上，比起把所有悲劇全部加給主角、讓情節離奇得無以複加直到讀者產生了感情疲勞，黎京有一定道理。
寫完這篇小說之後，黎京不無遺憾地說，他感到還有很多話都沒有寫出來。我自己也覺得小說還有修改和完善的餘地。好在網絡不同於紙張，對一個作品如果不滿意，作者可以不斷修改。
就全文來看，我覺得時代氣氛可以再加強一些。例如，林彪事件對全民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思想衝擊，使得普通人對領袖的神化宣傳發生了不少疑問。兵團知青駐紮在 離林彪喪身地不遠的內蒙，內心經受的震撼一定很強烈。盡管對於理想和革命的疑問象耳語一樣不能公開，但在林彪事件的誘發之下，病退、怠工和回城等一係列消 極抵抗行為愈演愈烈。小說對此卻隻是粗略帶過。另外，當時與內蒙兵團直接有關的重大政治事件“王亞卓事件”，也沒有在小說中反映，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1973年，一個北京小學生被政客們利用操縱，公開對所謂的“師道尊嚴”喊出了反潮流的口號。內蒙兵團的三位知青王文堯、恩亞立、邢卓對她的行為非常擔 心，於1974年1月14日以“王亞卓”的筆名寫信給她規勸她。後來此信被《人民日報》刊登，王亞卓三人在全國範圍內被當成反革命批判。這個情節應該用在 小說描寫政治氣氛的地方，以增加作品的時代感。還有，兵團墾荒對草原沙化的影響，兵團劃歸為地方之後對領導和知青的心理衝擊，知青返城潮開始後兵團的慘淡 氣氛等，作者都寫得匆忙了一些。最後，富英之死到底由誰發現答案最為合適，也值得考慮。在尾聲中突然安排一個從未露麵的人物(肖麗)出現，讀者難免會覺得 突兀。如果能在前文對鑫鈴返城後的去向稍做安排並讓她來揭開謎底，效果會更好一些。因為她從始到終和富英都很親密，是富英曾經的戰友，親密的姐妹，總在嗬 護和關心她。
內蒙草原和知青文學的聯係是一個讓我非常著迷的題目。從八十年代初張承誌用《黑駿馬》的人文思考震動文壇，到1987年老鬼用《血色黃昏》的控訴為一段曆 史還原了真實，到2001年野蓮、逍遙用《落荒》和《羊油燈》追溯了一代人生命與精神的曾經迷失，內蒙知青作家群裏的大多數人，一直懷有一種對曆史和未來 的強烈的責任感。黎京並不是專業作家，但他的創作追求和他那些往昔的同伴們一樣，令我十分欽佩。在為老鬼的《血色黃昏》再版做特約編輯時，嶽建一先生曾這 樣寫道，“10年過去了。老鬼和我，也從滿頭黑發變得兩鬢斑白。1996年冬，當我重新見到擁別整整7年的老鬼時， 我們再次緊緊擁抱，萬千感慨。我們彼此都知道，時光可以改變世態炎涼，但是，永難更改、不會泯滅的是我們依然擁有一顆雖然普通卻閃亮的中國知青靈魂。這最 個人的也是最集體的知青靈魂，竟然使我們曆盡風雨而難舍難棄，如此珍視。”
黎京，願你的知青靈魂永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