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的名義
德方
最高指示:
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
嶽建一：
你像個孩子似的用手比劃成“手槍”瞄準我說：“我就是要逼你寫出你的全部感受！”
刹那間，白毛風尖利悲涼的呼嘯竟像充滿了你的辦公室，那陰暗寒冷的小屋又顯現在眼前。我的淚奪眶而出。
也許你以為這不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所以認為我會坦然細膩地講述這個胖兒給自己接生的故事，可你不知道，它實際上就是我生活的組成。那天發生的事情，隻有我和胖兒知道，我們本是行同陌路的兩個人，卻被一個私生子連到了一塊兒，使一件原與我毫不相幹的事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揮之不去。
胖兒的感受、想法，沒人知道。她用沉默封存了往事，一直到她再也不用張口。她的沉默——在我們相處的那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讓我領受得夠夠的——正如不久前一位朋友所說：那種麵無表情下的封閉、封鎖，那種日日無言的相對、審視，代表了怎樣嚴密的防衛、時時刻刻的戒備？需要怎樣嚴酷的環境才能逐步形成？難以想像。
當我們所有的沉痛和悲傷都隻能用沉默和無為顯示的時候，生命就必然在精神層麵提出生存的索求。在陽光、空氣、水和食物……之外，精神的生存需要著另外的空間。由肉體與精神構成的生命不能永不統一，不能總是缺失著自己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瘋狂地撕裂與扭曲中，我們開始追求生命的完整，開始尋求人性的善良。
隻是由於你選擇了“中國知青情戀報告”這個大題目，我才能在《以活著的名義》中講述了胖兒的事情，因為隻有這樣，才能使人看到，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但我沒想到，你卻還要揭開傷疤，麵對潰瘍的傷口，讓我寫出我的全部感受。這樣的回憶往事，永遠使人撕心裂肺！
我想到了納粹的集中營、毒氣室。毒氣室造成成千上萬人肉體上的死亡。幾十年過去了，人們還在說、還在寫、還在展示、還在提醒：不要忘記！不要忘記！！不要忘記！！！
而我們的經曆，回憶起來時，多像透過毒氣室的觀察孔在觀看，觀看我們自己在精神毒氣的窒息中無望地掙紮——它比肉體的死亡更殘忍。
我不知道能否完成你提出的這個“活體解剖”的任務。我將盡力。
或許我們的經曆真能成為一種借鑒？
60年代末，說是為了屯墾戍邊，曾經在中蒙邊境組建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1976年冬天，照例很早便放了假，返城和探親的人們一走，各連隊的人就所剩無幾了。即便是這樣，煤依然眼看著一天天少下去。大雪早已封了路。聽人講，師部招待所的床桌椅凳都被來往的兵團戰士劈了燒了。有什麽可說的，零下四十多度，又沒有煤，不生火就意味著凍死。
這段時間，成批的兵團戰士離開了，插隊的知青被抽調上來，補充團部所在地連隊的空缺，我也到了團部。
同屋的兵團戰士小茹辦病退走了，那一排宿舍，大大小小五六間土坯房，隻剩下我一人。選了一間居中的小屋，把煤從各屋收集起來，也不過兩麻袋，存在後牆的小儲藏室裏，好像存住了溫暖。
這排宿舍，是兵團戰士們剛來時（1969年？1970年？）自己脫坯蓋的，幾年來少維修，牆上掛的灰皮已經脫落了不少，殘餘的懸在那裏，狂風大作時就細聲呻吟並瑟瑟發抖。我猜，這排宿舍可能是他們蓋的第一座建築，因為它的布局完全是內地式的，沒建防止大風直入房間的走廊，也沒安雙層的玻璃窗。現在，單層的窗玻璃上，冰花已經結得快三指厚了。爐邊水缸裏的水也已經凍透。爐子是用半截汽油桶做的，不是不好燒，而是沒的燒。
在我們那兒，冬天，房子基本上隻起擋風的作用，一沒火，屋裏的溫度很快就會降到和外邊一樣。而我的小屋，室內與室外相比，隻有風力大小而不是溫度高低的差別。
門外，是連隊修理車間前的大片空地，很難見到人影。風悄悄地趕著雪，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房後屋腳就已堆積起漸漸齊到房簷的高高的雪坡。
離門口六七步遠，凍得硬硬的一個小垃圾堆，是我每天倒髒水和爐渣的地方。水是不能亂潑的，否則門前就成了溜冰場，但是要在嚴寒中走得更遠點兒，又實在太不情願。
那時，我白天在外麵串門，晚上回來點火、化冰，燒一點兒熱水，洗洗自己、暖暖屋子。然後用極快的速度鑽進被窩，飛速地摩擦全身，把自己身上擦出點兒熱氣，否則，到天亮時腳還是冷冰冰的。直到如今，想起那段日子，還不由得緊咬牙關，心生寒意。
盡管這樣，我仍不願與這個連隊其他的人擠到一起。
我有我的仍在北邊牧業連隊裏的朋友們，每當他們到來時，在爐子裏燒起早就撿好備用的舊輪胎、破蓄電瓶殼……各種雖有異味但能發熱的東西，屋裏便變成了一處溫暖的小天地，可以讓我們窩在裏邊說東道西了。
胖兒，連隊的會計，平時見麵連招呼都不打的，這會兒僅僅憑著一句說明性的話——“連裏說讓大家住緊一些，省點兒煤”——就闖進了我的宿舍。這真令我很不高興。我與胖兒原來牧業隊的一些知青是朋友，知道胖兒在她們被審查的時候曾看管過她們，並苛刻地對待她們，是那種落井下石的人，所以，她的入住就是幹擾，我的宿舍不再是我和朋友們自由聚會的天地。
我和胖兒的格格不入彼此心照不宣。小茹病退的手續剛到，胖兒就來預定床位。那晚，我坐在床上，正嗒嗒地敲著撿來的那架被稱為“打字機”的破手風琴教小茹唱《紅河穀》。小茹被這首優美的外國民歌迷住了，見胖兒說完正事，馬上盛情邀請她跟我們一塊兒唱歌，胖兒卻一下拉下臉，不屑地說：“我從來不唱這種歌。”小茹愣在了那兒。我覺得胖兒欺人太甚，就在一邊說：“噢，我忘了，你隻會唱《東方紅》。”
胖兒搬來大約半個月了。我們井水不犯河水地住在一起，倒也安然無事。
一天我和小偉、阿明在他們暖和的宿舍裏不知不覺聊到夜裏3點多。踏著哢哢作響的積雪從基建連返回時，沒有風，天上的星星亮得特別透澈，而月亮卻裹著一團濃濃的暈。一看就知道，又要變天了。剛才被小偉灌了幾口酒，臉頰發起燙來，成了我焐手的暖爐。哈氣忙著在上下睫毛上結著冰珠，眼睛眨慢了它們就會凍在一起。幾隻狗遠遠地叫著，四野顯得更空蕩、更寂靜。
推開門，黑暗中，在門軸吱嘎的響聲裏，我聽見胖兒像一直沒睡似的清晰地問：“怎麽這麽晚？”
“聊天。”我隨口答著，驚奇著她這從來沒有過的關心。
很快我就睡著了，但不久，卻被隱隱的哭聲驚醒。那是一種被拚命壓抑後終於衝出胸腔的窒息的哭聲，如果沒有我的存在，那該是怎樣的長號啊！
“你怎麽了？”被哭聲攪擾得實在無法入睡，盡管同樣的問話剛才沒有得到回應，我仍再次支起身子問她。半天，她抽了一口氣，終於回答了我，雖然帶著哭腔，話卻冷冷的、沉沉的，就像凍結的黑暗：“沒什麽……鼻子不通氣。”
那明擺著的謊言帶著一股寒氣鑽進耳朵，我鑽回被窩兒，重新將自己緊緊裹嚴。唉，又在自找沒趣，我自嘲著。
難道她該哭的理由還少嗎？
就在她搬來的那天晚上，我回屋時，看見剛剛洗完澡的她，正坐在幾乎擺在屋子中間的椅子上，抻直身子半閉眼睛在籲吐長氣。她恣情愜意地享受著洗浴後的滿足、輕鬆、慵懶，就像很久沒痛快地洗過澡了。我疑惑地看著她那被棉毛衫緊緊繃著並怪異地凸起的胖”肚子，不由得心裏一沉，她懷孕了？沒過幾天，這個猜測就得到了證實，我聽到了家屬們的議論，說胖兒快生了。從此，胖兒在我心裏成了極虛偽的人。如果說《紅河穀》是黃歌，我們唱唱就是罪過，那她未婚先孕，算什麽顏色的行為呢？
所以，第二天淩晨，又被她的抽泣和喘息聲驚醒時，我連動都沒動，並且下定決心，不管發生了什麽事兒，決不再自找沒趣。從她牙縫間溜出的長歎幾乎立刻就被屋外嗚咽著的風聲掩沒了。修理車間沒有玻璃的門窗在大風中砰砰亂撞。
第二天，1976年12月24日，胖兒在那天早晨生下了她的孩子。
你們東北兵團那邊也很冷吧？不知道你們那裏會冷到什麽程度。聽比我早來的知青講，我們這兒最冷的那年到過零下五十多度。我曾很仔細地追問他確切的度數，因為我想告訴北京的朋友們。他說，那是老牧主家一個很高級的溫度表，最低刻度是零下五十度，沒有確切度數的原因是溫度表凍炸了。
我們後牆的小儲藏室掛滿霜花，就像現在該除霜的冰櫃。屋裏的東西樣樣冰手，在不戴手套的時候，我常常用袖口當墊兒用，所以我棉襖的袖口碎成了條兒。
屋子很小，我和胖兒的床成直角靠著最裏邊的牆，床頭對著床頭。我們的頭幾乎挨在了一起。我睡眠極輕。凡在牧區放牧下過夜的知青，睡覺時都極為警覺，也算是職業習慣吧。就是這樣，在這麽近的距離，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下，一直到嬰兒哭起來，我才發現：胖兒已經給自己接了生。
起初，蒙矓中我聽到一隻瑟縮在寒冷中的小貓在哀哀地叫，它柔弱地淒切地哀求著，像在乞求著一點兒溫暖。半睡中的我很奇怪，哪兒來的這麽小的小貓呢？不可能啊，整個團部都沒有一隻貓呀……接著，心中一抖，孩子，小孩子的哭聲！我嚇醒了，在嬰兒細微斷續的哭聲中一下子翻身坐起來，同時聽見剪子哢嚓響了一聲。這是剪斷臍帶的聲音，宣告著接生主要程序的結束。昏暗中，剪子的銳響冷靜、幹脆、果斷，一如胖兒以往旁若無人般的冷漠。
胖兒就坐在我的眼前。看著她隻穿著單衣的後背，我愣住了。一瞬間，我感到貼身的襯衣一下子變得冰涼。我跳下床，捅開爐子，扔下凍得粘手的通條，返身看著胖兒：“要我幫忙嗎？”
胖兒沒理我。她手托赤裸的嬰兒坐在鋪滿報紙的床上，頭都沒動一下兒。
寒氣嘶嘶地朝骨頭裏滲著，我趕緊穿衣疊被，不管胖兒的態度怎麽樣，我總得有所準備。
我們屋，把火捅開半個小時後，才能有點兒熱氣。胖兒隻穿著單衣坐在報紙上，該有多久了？……屋外白毛風的嗚咽似乎比以往更淒厲。結著厚厚冰花的窗戶透進光來，天亮起來了。
等我穿完衣服再看胖兒的時候，胖兒還托著嬰兒坐在那兒，就像凍住了，姿勢都沒變。昏暗中，胖兒身下有灘黑乎乎黏膩膩的血跡，而嬰兒顫抖著身子，似乎哭不出聲了。我有點兒害怕，那嬰兒好像快要凍死了。在這麽冷的屋子裏，身上帶著血和羊水，該是多麽冰涼……
我朝胖兒的床上看去，空蕩蕩的床上還放著一把剪子。就是平常用的普通的黑剪子。
你問我那剪子是否消過毒。如果冷凍也可算作消毒方式的話，我們屋及屋裏的一切都消過毒了。
我又往我的床上看過去，看見了放在最上麵的枕巾。枕巾不幹淨，我不由得痛心地說：“連包她的東西也沒有……”我以為，隻能用那塊髒枕巾應急了。
胖兒打斷我的話：“還包什麽，扔了算了！”嚴寒中那聲音竟一如以往，凜然、冰冷、平穩、平淡，沒有語氣和重音，我一下兒就傻了。
她順手從身邊拿起一張沒沾上血的報紙，三下兩下地把那小小的嬰兒包了起來。報紙發著脆響包在孩子的身體上，似乎那隻是一件物品。然後，她從坐著的報紙下麵抽出一條小棉被，在報紙外麵再包了一層，隨手把孩子放在了牆和枕頭之間。
這條兩尺見方的、她早就蓋在腳下的“壓腳被”，曾因其太小而引起女生宿舍所有人的注意和嘲諷，卻沒人想到是為孩子準備的。
胖兒的舉動將我定在地上，動彈不得。
在牧業連隊的時候，每到4月中，接羔期就開始了。相對而言，那時的春寒勝過北京的嚴冬。出牧時，老天常常突然變臉，風雪交加席卷而來。如果沒帶裝小羔的氈口袋，我們就把剛生的身上沾滿黏液的小羔揣在懷裏給它保溫，從沒有人怕過髒。胖兒縫了小被子，為孩子的出生做了準備，可這會兒卻又這樣，她怎麽了？
一位生過孩子的中年婦女說：“孩子的皮膚多嬌嫩啊，用新布包都覺得硬，用報紙？那麽黑乎乎的，那麽髒……”
是啊，報紙是黑乎乎的，那麽髒，但是，還有寒冷呢！寒冷使報紙更脆硬。
胖兒為什麽不把孩子直接包在小棉被裏？
滿床厚厚的報紙，隨著胖兒的每個動作哢嚓哢嚓地響著，因胎盤的脫落而再次湧出的血都沒有浸透它們。等胖兒把所有的報紙卷成一團兒扔到床底下，露出幹幹淨淨的床單，一點點兒生孩子的跡象都沒有留下時，留給我的便隻剩下了沉默。
麵對一個活孩子保持沉默。
對她猝然的出生保持沉默，對她麵臨的死亡保持沉默。
作為一個目擊者，這樣的沉默就是對殺嬰的默許，也就是——很長時間使我內疚而又害怕承認的——殺嬰的幫凶。
有人向我形容，女人生孩子就像過鬼門關。像胖兒這樣生孩子，不僅是她，孩子和我都被逼到了鬼門關。
怎麽會這樣？！
我不能說我對胖兒生孩子一點兒精神準備都沒有。我知道她懷孕了，也知道她快生了，否則怎能猜出那柔細的聲音是嬰兒的哭啼。
我看出了胖兒的遮掩。雖然沒有明顯的表露，但也做了相應的準備。我想過，生孩子最大的危險是難產、大出血。衛生隊的醫生我都認識，找到他們並不難。我知道胖兒的血型，也認識幾個與她血型相同的人，隻要需要，可以隨時找到他們。
我從沒給人接過生，但我給羊接過生，幾年的接羔經驗積累下來，或許也能頂半個人醫？不知道胖兒搬來時是不是也考慮到了這一點。我想過，對胖兒的幫助可能要從她陣痛時的叫喊開始，或許她的叫喊能夠打破我們之間的封閉？
我一直以為事到臨頭時，胖兒就會是個敢生敢養的人。她是個那麽有主見的人，一向給人非常敢做敢當的印象，所以，從沒認為胖兒的懷孕會與我有什麽關係，也沒當成什麽大事。我隻是想，誰還沒個難處，該幫時幫一把就是了，大不了開批判會時陪陪綁，還能怎麽樣了？
我沒料到她一聲不吭地生下了孩子，更沒料到她要把孩子扔掉。所有的事情都超出了預料，比我的設想得壞得多的現實擺在麵前，我嚇壞了。
那天，白毛風刮得昏天暗地。在窗外不斷傳來的催促聲中，胖兒打開塑料床單，把孩子罩住，就穿戴好去上班了。她步履艱難地往前挪動著。我默默地站在門口，目送著她，一直到她在風雪中顯得很模糊的身影拐過了房角。那風聲像哭泣。
一位好朋友在看了上篇稿子後，等不及天亮就打電話罵我，質問我為什麽不幫胖兒找個理由不去上班，為什麽至今仍認為她自作自受，並極憤怒地指責我冷酷、冷血……
可是，胖兒那麽堅韌地咽下了每一次陣痛時的呻吟、咬住了每一聲撕裂身體時的慘叫，那麽刻意地用報紙遮掩了一切生孩子的痕跡，那麽苦心地隱瞞著懷孕及生孩子的事實，那她又怎麽能不去上班呢？
我想，胖兒穿著單衣坐在嚴寒裏，是因為我們都隻有一身棉裝，如果棉襖被血沾汙，她就無法照常外出。而胖兒忍了常人不能忍的痛苦，做了常人不能做的事情，不就是為了能顯得與往常一樣嗎？
正因為事實上什麽都不一樣了，所以在胖兒上班後，我無論如何也不能若無其事地與這孩子共處一室。壓抑？窒息？恐懼？絕？……我不知如何才能說明當時的感受：明明天已經亮了，屋裏卻顯得更黑；平時我的門外冷冷清清，這天卻總有人走來走去；孩子的哭聲幾乎聽不到了，咳嗽聲卻異常清晰；幾次走近床邊想看看孩子，卻伸不出揭開床單的手；拿起一本書看著，卻發現自己在發呆；怕有人推門而入把門插上，卻又怕更引人注意……我在屋裏不知所措地轉著，心在咚咚地打鼓，腦子裏一片空白，而耳朵和頭發卻立著。直到覺得沒法再呆在這間屋子裏時，我逃跑了。我把爐子封上，把門鎖上，走了。而孩子，被包在報紙裏，躺在牆和枕頭之間，在凍得硬邦邦的塑料床單下麵咳嗽。
但是，就這樣不吭聲地等著這個嬰兒死去嗎？
我站在鎖上的房門前，讓風卷著雪沙打在臉上，盡量使自己清醒起來。看著不遠處的家屬區，我決定去找同從牧業隊調上來的珠子。
珠子正在為她的第二個孩子做衣服。屋裏處處顯現出對即將出生的嬰兒的關心和等待，與我們屋子的陰冷形成強烈的對照。我不敢細看珠子向我展示的“嬰兒係列用品”，在這種溫馨的環境中，隻覺得自己更無法思考了。
或許作為一個母親，珠子會幫助我？我決定“選擇性地不沉默”，在終於再也忍受不住完全沉默的時候，向珠子講了剛剛發生的事。我們坐在炕沿上麵麵相覷，半天，她用我問她的話問我：“怎麽辦？……你說怎麽辦？……”我隻好又從她家逃走了。
後來，我到了小偉那兒。小偉想了一會兒，說，看來我們隻能做一件事了，就是不把這事兒說出去。小偉勸我等到9點以後再回去，那時團部熄了燈，四周更黑了，要給胖兒留出扔孩子的時間。
我們沒有辦法幫助孩子了。我們沒有任何經驗，不能找到大人和孩子雙保全的辦法，就選擇了保存前者。
我從沒想到，這種選擇所造成的譴責會延續這麽久，變成了我的心病，變成了我必須償還的心債！
一位朋友尖銳地說：“你們不能直接動手殺死孩子，就把孩子放在嚴寒裏，是死是活由她去。假裝自己沒有責任，逃避良心對自己的譴責。你們實際上是有良心的人，卻拿良心賭一把！”
朋友們的評論使我向自己內心深處注視。
假手寒冷來做我不能直接去做的事情，自欺地認為能因此而逃避良心的審判，為什麽？因為良心礙事？因為那是個不要良心的年代？那麽，良心又是什麽？是那天地間總是冷冷看著我的眼睛嗎？每當回首往事的時候，它在這事兒上從沒原諒過我。
我從小所受的社會教育、學校教育使我一直以為，對於我們這些要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一切的一代人，“犧牲”就是我的宿命。習慣了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的教導，習慣了越小的個體越要承擔越大的犧牲的現實，所以，我就以為這個不該出世的、不會說話的孩子是沒有權利的——那時，我不知道，就在1776年，整整的兩百年前，《美國獨立宣言》已使 “天賦人權，不可侵犯”的呼聲震撼天地，而我更不知道，人權到底是些什麽。那個時候的我，隻知道“人權是資產階級騙人的鬼話”，而美國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是無產階級的頭號敵人。
正因為在現實的環境中，有力者獲利處處可見，使我那時一直認為“權力”和“權利”意義相同，所以在成人的失誤中，就以為用孩子無辜的生命保護成人的利益也是合情合理的。
可是，我為什麽沒有問一問自己：我們總說弱肉強食是動物世界的特征，那麽，人的世界強在哪裏？強者本該承擔更多的責任，但為什麽強者的失誤卻要由弱者來承擔惡果？
那天晚上，熄燈以後，我懷著聽天由命的念頭向宿舍走去。天黑黑的，風還在刮著。高原的嚴寒包圍著我，我的心中一片茫然……
推開門的時候，我被鎮住了，這間冰窖小屋居然使人有了暖洋洋的感覺。隻見爐子裏火光熊熊，好像一冬天的煤都在裏邊燒著。原先扔在儲藏室角落裏的那些灰頭土臉的自製的煤油燈，這會兒全被擦得明晃晃的，在桌子上、窗台上和釘在牆上的小玻璃條架上閃閃發光。我離開時還陰慘慘的小屋，此刻竟有了豪華奢侈金碧輝煌的氣勢。就在這間變得燈火灼灼春意融融的小屋裏，胖兒坐在床上，靜靜地看著貼在胸上的孩子，在閃爍跳躍的燈火映襯下，像一尊塑像。聽到我進門，胖兒緩緩地抬起眼睛，溫暖地微笑著，用我從沒聽過的柔軟的聲音說：“你回來了？”我沒法說話，背靠在門上，腿有點兒發軟。
看著那隻在胖兒胸前晃動著的小手，我知道孩子還活著。胖兒決定把孩子留下了？往後該怎麽辦？……一連串的問題閃過，卻沒有一個有答案。我徒勞地想著。背後突如其來的敲門聲嚇了我一跳，我緊緊地頂住門，直到胖兒迅速地把孩子放回了牆角，才轉身開門。
胖兒用與以往相同的平靜與進門的咪咪夫婦寒暄，咪咪臉上並沒有往日陽光般的微笑，卻隱含著一種沉思。不知他們為什麽來到這裝滿秘密的小屋，因此寒暄過後的冷場使人心驚肉跳。
許久，孩子的咳嗽打破了尷尬。
“是男孩兒還是女孩兒？”咪咪問胖兒的口氣，顯然是一直在等著這點兒動靜。
“女孩兒。”胖兒隨著回答，坦然地把孩子抱起來，低下頭看著。
“你準備怎麽辦？”
“反正也沒奶，過幾天還不就死了。”
這是胖兒一天裏第二次提到“死”。我感到寒冷回到了屋裏，滿屋的燈光也不再明亮。我看不見胖兒的臉，但她的聲音已經變得又冷又硬。我以為，晚上的爐火燈光表達了迎接新生命的決心，卻不料它們與早上的寒冷黑暗意義相同。我又錯了。
還是冷場。最後，咪咪說：“你看這樣好嗎，我們先把孩子抱走，你好好休息，我們明天過來再談。”
咪咪的丈夫抖開他夾來的小被子，把一聲不響的孩子裹嚴，抱走了。
好多好多年後，直到“西風壓倒東風”時，我才知道，這天正是平安夜……
第二天，我到咪咪家詢問，才知道我離開珠子家之後，坐立不安的珠子也“選擇性地不沉默”，她找了另外一個家屬討主意。
你肯定想不到，就在幾天前，我再次與珠子談起胖兒時，她又補充了幾段往事。
珠子說，她和那個家屬當時就決定去看看孩子。她們去時，胖兒正在洗臉，床上鋪著幹幹淨淨的白床單，根本沒有孩子。她們直言不諱地向胖兒要孩子。剛開頭，胖兒不承認，後來實在沒辦法了，才從床底下摸出一團兒塑料布、爛報紙，打開後見到了還活著的孩子——她確實準備找機會把孩子扔了，隻是還沒來得及。
“怎麽能這樣呢？這是條小生命啊！是活孩子啊！”珠子回憶著對我說，“我們對她講，你這樣是犯罪啊！”
“幸虧有你們！”我欣慰地說，“那時我昏了頭，一點兒主意也沒有了。沒有你們，那孩子就完了。”
“你哪兒能有主意，”珠子寬厚地對我說，“那時也不知道你跑到哪兒去了。後來想，就是把孩子送人，也得先找個奶媽呀，就想到了咪咪。咪咪和胖兒原來在一個隊裏，而且咪咪的孩子還小，咪咪的奶也夠。”
就這樣，幾個人商量的結果是：天黑以後，咪咪夫婦去看看情況，如果孩子果然沒扔，就先由咪咪照料一下，然後大家都幫著打聽，隻要有人想領養孩子，就送出去。
送人？我怎麽就沒有想到呢？
把孩子送人，必須要承認孩子的出生。對一個連孩子的出生都要隱瞞的母親，不會想到把孩子送人。而對一心隻想幫助隱瞞的我，更不會想到這個辦法。
隻有送人，才能使母親與孩子幹幹淨淨地劃清界限：隻有失去孩子，才能使母親獲得人身的解脫；隻有永離生母淪為孤兒，才能使孩子獲得清白的曆史，獲得生存的權利。
曾經以為剛出生的嬰兒最清白，在那個年代才知道是錯的，因為個人的出身是查到前三代的。既然有“自來紅” 的革命者，當然也有“自來白” 的反革命。那時有多少人想求個孤兒的身份而不可得啊：他們宣布著與自己的父母斷絕關係，所求的不就是孤兒的這點兒悲涼的清白嗎？
一條小生命就這樣保存了下來。
咪咪與胖兒的談話是我沒想到的。咪咪讓胖兒主動寫份檢查，使事情公開了，然後再麵對現實：反正事情已經這樣了，還在乎別人的態度嗎？
胖兒仍是沒有一點兒表情地聽咪咪講著，什麽也沒說，然後趴在床邊兒，寫起了她的“檢查”。
經過一位朋友的提示，我才明白，為什麽珠子和咪咪一開始就不想隱瞞這件事。因為她們都生過孩子，都知道，就算真把孩子扔了，這事兒也瞞不住。而且，她們更知道，剛生完孩子的人應該得到認真的照顧。
受政治壓倒一切的影響，我從小就習慣了把政治生命放在首位的思維模式。但正如許多挨過整的人一樣，我不希望為“黑五類”的隊伍增添人丁，所以，我想幫胖兒隱瞞。可我沒有看到，大自然的懲罰會落到一切不尊重它規律的人的頭上：即使我們真的能把一切隱瞞得天衣無縫，胖兒的身體能承受“正常工作”嗎？對她來說，正常工作就等於摧殘。
我為沉默終於被打破感到輕鬆，也為秘密平和地被揭開感到慶幸。當沉默將人引入絕地時，還能沉默下去，就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的了。所幸我的不沉默沒有引來災禍。
而我最初選擇了沉默，是因為我以為沉默也是解脫之道。後來才明白，沉默是思想、感情宣泄前的一道閘門。正因為沉默常常不是正常狀態，甚至往往是預警現象，所以才有人愛說：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發。
胖兒呢？我不知道她是否也感到了輕鬆。或許幾個月裏靈肉的折磨已使她疲憊不堪，這樣倒也是種解脫？或許她早已麻木，無所謂公開不公開？或許盡管她仍不願公開，但因已經走漏了風聲，想不公開也不行了？
胖兒在她力所能及的極有限的條件下，經過嚴謹地安排，完成了她大部分的計劃：在當過赤腳醫生的基礎上，她跟著醫生玉蓮進行接生實習；在縝密的操作下，她給自己的接生完成得幹淨利落；在周密的布置中，她使自己產後能馬上抹去一切痕跡。但是，如果她能找到一間空屋子，如果她能使我不吭聲……她真能把一切處理得人不知鬼不覺嗎？
我沒有告訴胖兒家屬們對她的議論。在這件事兒發生之前，我從不知道，那些婦女們有著怎樣入骨三分的觀察力。我不知道，在她們閑來無事時，都交流些什麽見聞，隻是覺得似乎什麽也瞞不過她們的眼睛。如果我早點兒讓胖兒知道了這事兒，她還用費心費力地瞞著嗎？報紙隻能抹掉一些痕跡，事情早已被在人們看在眼裏，不能挖出來了。
胖兒瞞住了所有能幫助她的人，就以為瞞住了一切的人。她不知道，她隻能瞞住她自己。在那些洞若觀火的旁觀者中間，也有等著看熱鬧的人。
這次，一位朋友聽別人說我在寫胖兒的事，馬上打電話給我，他說 ：“就在頭一天我還見到她，就在你們宿舍裏。我還說她，說你怎麽搞的，怎麽連擻火都彎不下腰了？她還說她胖呢！第二天，她就生了孩子。”
我驚問：“第二天？……你怎麽知道的？”
“她不是查賬去了嗎，起來的時候，椅子上都是血，就趕快讓她回去休息了。當時，我就在那兒。”
我一下想起第三天，指導員在炊事班問我情況時花瓶兒插的話：“其實，好多人都看出來了。那天，龐胡子就說胖兒出事了，今兒上午對完賬坐在那兒半天沒起來。我傻乎乎地還追著問呢……當時屋裏的人全笑我，我哪兒能想到是這種事！”
那可是冬天，穿的可是棉褲啊！
第三天，指導員從師部開完會回來了。聽珠子說了我才知道：那天，指導員一進家門，一群男生就把他團團圍住，說，指導員，你可得問出那男的是誰。她給我們開工資時從來連頭都不抬的。我們得知道是誰那麽有本事，能讓她有了孩子。問不出來，我們就說那孩子是你的。——你可要小心了！
指導員把我叫去了解這件已鬧開了的事兒，我把胖兒的“檢查”交給了他。在“檢查”中，胖兒寫著，家裏正給她辦回京手續，一結婚，按政策就不再算是知青，也就回不去了。
看完“檢查”，指導員半天不出聲。最後，他長歎了口氣，感慨萬分地說了一句：“三十歲了，還沒個家，沒個孩子……”
後來，指導員告訴那些男生說，孩子的父親已在回城後死於唐山地震。
其實，孩子的父親活著，倒不是什麽頭頭腦腦的人物，而隻是個普普通通的兵團戰士。他比胖兒小好幾歲，兩人曾在一個毛選學習小組共同學習。聽人說，胖兒是想結婚的，但那男的家裏不同意。
我非常奇怪胖兒為什麽會找個那麽小的兵團戰士。有人告訴我，幾年前，有個北京知青想與胖兒交朋友，胖兒說“你去學學王國福”——那是當時樹立的“拉革命車不鬆套，一直拉到共產主義”的“小車不倒隻管推”的典型，是隻重革命事業不重個人生活的英雄人物。這件事惹了眾怒：不同意就不同意好了，犯得上說這種話嗎？從此沒人再去找她。
是啊，革命革到隻重事業時，還成家幹什麽？
第四天，咪咪把孩子送回來了。胖兒下了點兒奶，可以自己喂孩子了。孩子極安靜，除了餓了、拉了、尿了，沒有一點兒哭聲。
這是什麽樣的胎教？從這麽小就知道不該生出來，從這麽小就知道應該保持沉默！
有人在紛紛的議論中說：“孩子哪能一下兒就生出來，會不會頭天就開始了？也不知道她難受了多長時間，咋忍的？”
我想到了那天夜裏，那窒息的哭聲。
當我們隻能靠粗糙的心去體驗生活的時候，是幸運，還是不幸？
第六天，胖兒接到了家信，通知胖兒辦手續回京接班。
我把這事兒告訴了咪咪。因一時找不到要領養孩子的人，咪咪讓胖兒做個思想準備：也許她得把孩子抱回北京去。
胖兒喂孩子也喂了幾天了。我聽家屬們講，親身喂過孩子的母親與沒喂過的感覺完全不一樣。她們對我說：“奶過孩子以後，再與孩子分開，就像從身上硬生生扯下一塊肉來。”
胖兒一言未發，頭也不抬，隻看著孩子。
這個孩子實在有著極頑強的生命力，居然挺過了那樣的嚴寒。我給孩子起了個名字叫“達娜”，是蒙語“結實”的意思。含有希望，含有祝願，也含有內疚。
第十八天的下午，隨著門外的刹車聲，咪咪推門進來，告訴我們，領養孩子的人接孩子來了。盡管咪咪曾說過“要讓我跟我的孩子分開，我肯定受不了”，但她還得幫著胖兒把達娜送出去。
分別的時刻就這樣突然降臨，像達娜的出生一樣，讓人猝不及防。
我已經習慣了達娜靜悄悄的存在，習慣了默默的看著她。她會那麽善解人意地用那大大的黑黑的眼睛憂鬱地注視著你，這麽小就已經會用眼睛說話。後來，我曾在許多孩子的眼中發現過達娜的眼神，有那種眼神的孩子心中都含著辛酸。
雖然胖兒麵無表情地看著接孩子的夫妻倆歡天喜地地抱著達娜，什麽話也沒說，咪咪仍然把達娜要了過來，讓胖兒給她喂最後一次奶。
我背對著胖兒站在窗前，靜靜地聽著達娜吧噠吧噠地吸吮著胖兒的奶水。似乎同樣不忍再看的咪咪也走過來，和我並肩站著。
達娜肯定還是像以往那樣知足地閉著她的黑眼睛，把一隻小手搭在胖兒的乳房上……
達娜的每一口吮吸是不是都在胖兒的心上劃開了一道傷口？達娜的每一下輕輕的觸摸是不是都在那傷口上撒了一把鹽？那傷口會不會永遠不能愈合？那鹽會不會永遠浸漚？死別用句號把一切結束，而生離的後麵延續著無窮無盡的問號。生命可能承受這重？……
小車好像怕胖兒追出來似的飛快地跑掉了，胖兒其實並沒有出門。她站在窗前，默默看著那條把達娜帶走的路。那路鋪滿著雪，慘白慘白的在陽光下晶瑩閃爍。她的臉上毫無表情。
夜裏，胖兒的啜泣讓我心驚。她並沒有大聲嚎啕，嚎啕會使人感到傾吐的力度，但胖兒的抽泣讓人肝腸寸斷。她在真正旁若無人地哭泣，不再是壓抑的、掩飾的。她沉浸在自己悲痛的世界裏，身外的一切已與她無關。我在她的淚水中漂流。人的一生一世中會有多少淚能這樣地流淌？我不知道……
再也沒有“達娜”了，她的養父母給她起了別的名字。
終歸已是1976年底，“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摧枯拉朽的階段已經過去。胖兒總算平安地過了關。
上篇稿子出書後，我托人帶給小偉看。在書的扉頁上寫著：以此紀念我們以心相扶的歲月。
幾天後，小偉、阿明和我再次相聚。
西下的陽光從對麵商場的玻璃牆上反射進小偉的宿舍。在漸漸變暗的房間裏，一向亂扔東西的小偉急急忙忙騰出桌子椅子，細心的阿明把帶來的下酒菜一樣樣攤開擺好，我把茶水小心地倒在自己的玻璃酒盅裏，這樣，不帶茶葉的茶水就很像啤酒了。三人舉杯，碰杯，一飲而盡。
回憶起上一次三人喝酒正在胖兒出事的前一天，小偉斟了一盅酒，沉默了一會兒，問我：“你要不要知道胖兒最後的事？”
見我們驚訝地看著他，就說，他在胖兒臨終前幾天去看望過她。
“胖兒的一個朋友找到了我，”小偉講給我們聽，“她說胖兒已經絕食好幾天了，希望我與胖兒聊聊，讓她重新吃飯。”
………
就在這次見麵的時候，小偉向我講了胖兒最後的事情。你可能想不到，剛剛寫完上麵的那段話，我就寫不下去了。
我曾以為，回到北京，胖兒的苦難也就走到了盡頭。但沒料到，更悲慘的情節卻在北京展開。不知是什麽人在什麽時候出於什麽心態，向胖兒的丈夫講述了那段往事，胖兒餘下的生命，便在冷言惡語中碾軋。
這是我連想也不敢想下去的悲哀，它讓我的心緊縮起來。我不知道這種天良絕滅的“人”都是些什麽東西。我原以為胖兒因生達娜身患絕症，這已足夠令人歎息，但沒料到那竟僅僅是悲劇的開始！
我攥著拳頭坐在桌旁看著眼前的稿紙，聽著座鍾滴答滴答響著，想起了二十多年前那陰慘昏暗的早晨，那如泣如訴的風聲……
為了使緊縮的心和手指鬆開來，我必須打斷自己的思路。
其實，在小偉告訴我們的時候，我已經不能安安靜靜地坐在他對麵聽了。對我早已隻是一個名字的胖兒，在我心中活了過來，一片無名的悲涼掩向心頭。我在屋裏轉著，胸口憋得像要炸開，可眼淚還在往心裏倒灌。終於，我不可遏止地開始大罵，罵胖兒的丈夫、罵那多嘴多舌的人，罵那些專以刺探別人隱私為能事、以傳講渲染緋聞為樂趣並給人設下陷阱的人……
他們為什麽要把那份傷痛延續成這樣？他們為什麽喜歡觸碰那血淋淋的鮮活的、而且注定不能愈合的傷口？他們為什麽要把別人的生活變成無望的痛苦的煎熬？這是從怎樣陰森淒冷的地獄中帶來的邪惡？是什麽原因，又是為了什麽要讓它這樣彌散！……
現在（兩個多小時後），試著再寫。
小偉說：
“胖兒見到我時雙目無光，她無力而疑惑地問我怎麽會來看她。我說，是你的朋友們請我來的，因為她們認為隻有我能把話說開。
“我直截了當地告訴她，孩子的事兒大家早就知道了。我又開門見山地問她，這麽多年，她們對你的態度改變過嗎？
“正因為你以為她們還不知道，你還想瞞，還怕她們知道，她們隻好請我來向你說破。捅開這層窗戶紙，大家才好講心裏話，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對吧？
“她們找我來，是為了勸你恢複吃飯。你的朋友都希望你能好起來。既然她們始終對你是這麽好的話，你有什麽理由離開她們呢？再說，你身邊還有一個孩子呢，他也需要你呀。”
小偉告訴我們，他從胖兒的眼睛裏看到了深淵般的淒涼，但也流露出對死的不甘願。他說他可以感到胖兒絕食是因為活著實在太痛苦，這是她萬般無奈中最下策的選擇——胖兒依然與過去一樣，她不懼怕肉體的痛苦，隻是不知如何擺脫精神的摧殘。在看不到光明的心中，這該多麽淒慘。
小偉說，隻有提到達娜時，胖兒的眼裏才能微微有些亮光。胖兒請小偉幫助找尋達娜，她想見見這個孩子。達娜應該二十歲了。
小偉說，他拒絕了胖兒：“不要打破孩子的平靜了。”
我不必再寫小偉列舉的種種理由，那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我隻知道，胖兒從那天，1977年1月10日，從那輛小車帶走達娜起，直到她離開這個世界，她再也沒有見過達娜，那個曾把小手搭在她的乳房上，不著急不著慌地吸吮著她的奶水的孩子。
我不能忘記那條鋪滿雪的帶走達娜的路，也不能忘記那天晚上胖兒的啜泣……
我想起我問醫生玉蓮的話：“我真不知道她是怎麽忍的。”
“唉，到了那個地步，想不忍也不行啊！”
今天，我把這些話從記憶裏順序整理出來，心中又顯現出一句問話：是什麽力量在把一顆心擊碎時，竟連呻吟都沒有？
小偉說，他與胖兒說完話的第二天，胖兒恢複了進食。但胖兒丈夫的話也更難聽了。又過了兩天，胖兒去世了。
聽說，去世前，胖兒拒絕了所有的探視，也拒絕了最後的告別。
有個姑娘看到這裏，瞪著困惑的眼睛問我：“為什麽不讓她們母女見麵？”
我反問她：“你也是知青的後代，如果你發現這裏寫的達娜就是你，你能承受嗎？”
她定住眼神想了一會兒，搖搖頭。
在我們小時候曾上演過一出話劇，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詞：“以革命的名義想想過去，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後來我才知道，不是每個人都能挑起“真實”這個重擔的。所以，我們往往願意忘記過去。
胖兒去世後一個星期，她的朋友們到她家表示慰問。不料胖兒的丈夫早把胖兒的相片從牆上清除一淨，把房子粉刷一新，他已迫不及待地著手“向前看”了。
有人說胖兒不該絕食，因為她還有一個孩子，絕食不合邏輯。而一個身邊有孩子的母親竟會自殺，要按邏輯分析，這生活又該是怎樣的無法忍受？我不能再想……
至今為止，每當提到胖兒的事情，我隻能說出一個“慘”字。它慘在我們心靈上的扭曲，扭曲得讓人不堪回首。
而你會不會看到，在整個事情發生過程中，我的理智，甚至是下意識的選擇中所包含的理智都讓人感到冷冰冰的？這使一些人接受不了。其實，這也是使我自己都接受不了的，所以，我才會提筆，才會接受你的要求，在自己身上動“手術”。
正因為有那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經曆，我的感受就要從更深的地方挖掘。
1973年夏天，平凡曾在我們放羊的小河邊說：“在把光明都寫在了報紙上給人看的時候，是不是就把黑暗寫在人心裏去了呢？”
不少人問我，胖兒為什麽會主動搬進你的宿舍？
也曾不止一次地問過自己這個問題。
因為她懷孕了，而且她懷的是私生子？
這種懷孕，用當時很濃厚的封建意識看，是傷風敗俗、下流墮落。兵團戰士小葉在胖兒生了孩子以後對我說：“……在我們家鄉，像胖兒這樣肯定是沒人理的，家裏人也不理的，覺得丟人……”
在當時，就是因為這種封建意識，使不少知青因戀愛、懷孕而被自己的同類所排斥，認為他們“給知青丟人”。他們成了不可接觸的賤民，從此沉淪下去。
而用“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標準衡量，這樣則是極端腐化的資產階級糜爛的生活方式、是道德敗壞的性解放……隨著懷孕而來的，是一頂已高高懸在頭頂的“壞分子”的帽子。如果此事敗露，胖兒被黨組織重點培養多年的身份、一貫的正人君子的形象就將蕩然無存，身敗名裂萬劫不複的前景近在眼前。
是因為她要掩蓋？
煤荒嚴重的團部空房雖多，已不可能找到享有配給煤的單身宿舍——盡管那些煤非常有限，得像“忙時吃幹，閑時吃稀”那樣分配，但總不至讓人凍死——胖兒隻能與人合住。誰都知道，人多眼雜，瞞一個人總比瞞三四個人容易。現在小茹的病退造成了空位，為脫離眾目睽睽的處境提供了條件，早在盤算和期待的胖兒怎麽肯錯過這個機會？與我的四處漏風的土坯小屋相比，她住的是“溫暖舒適”的磚瓦房。在那間屋裏，住著唐山、保定、呼市的兵團戰士，都比胖兒小好多歲。那是炊事班的女生宿舍，為了省煤，天天在那兒炒菜做飯。與我的冷清僻靜的小屋相比，那裏可謂人煙稠密熱鬧非凡了。
她為什麽要掩蓋？
那時，誰能料到，十幾年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會使人工流產簡便易行，而有情人未婚同居，也可算是正常的家庭組建形式？在那個年代裏，未婚生子意味著當父母的馬上會被列入“壞分子"的行列，成為“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隊伍中的一員。而政治生命沾上的汙點，使人跳進黃河洗不清。掌權者們，通過沒完沒了地填寫個人履曆表來不斷地向人們提示著“曆史清白”的重要。表格上的政治麵目、家庭出身、個人成分等欄目翻著白眼等著你，像等在陷阱裏的困獸，隨時準備撲向新的犧牲。對於被列為“黑五類” 及其子女的人們，就這樣在自己政治生命的死亡判決書上簽著字，一次又一次……
現在的人們喜歡調侃，但以後的年輕人還會知道什麽是“黑五類”嗎？還會知道在那場“大革命”中，由人而不是由糧食組成的“黑五類”們，每天遭受的颶風般的革命洗禮如何“毀人不倦”嗎？ 所以，正如很多人拒絕“樣板戲”一樣，我對超市食品架上的“黑五類”十分反感。這種輕佻調侃與黑色幽默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層次。“黑五類”的稱呼在它誕生的年代帶給許多人的摧折、屈辱，正如南京大屠殺一樣，是不能當笑話講與聽的。
胖兒不願丟人現眼，更不願成為“黑五類”的一員，就要掩蓋自己的懷孕。
她為什麽不打胎？
打胎就要去醫院。
在那個對全民族“全麵專政”的時期，醫院、學校、舞台……都是無產階級對階級敵人進行專政的場所。革命的大好形式在不斷深入展開，“階級鬥爭”需要更多的新的敵人暴露出來，尤其是那些“無形的”敵人。為了使無形的敵人無處藏身，每個“革命群眾”都要百倍警惕：又要找到階級敵人，又不能讓別人抓到自己頭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就這樣在“群眾運動”，也就是運動群眾的鍛煉中百煉成鋼：為了自保，就要謹小慎微沉默是金；為了“進步”，就要整人告密心硬如鐵。
醫院裏也是如此。打胎必須有單位開的證明。沒有單位證明，醫生不給手術，有的醫生、醫院還會通知懷孕人的單位，使“壞分子”逃不出恢恢天網。
正門的關閉迫使人們轉向後門。或者開份假證明，或者求助於醫生，或醫生的熟人。而長年在外的知青，碰上這種事兒，如不能求助於親朋好友，就一籌莫展了。
難道她沒有親朋好友？
這事兒第一要瞞的必然是父母及親屬，除非再也瞞不下去。而“朋友”，在那個年代，往往正是出賣你的人。
似乎她沒找過任何人。或許因她曾苛刻地對待過一些人，所以她不敢相信別人？或許因她曾用那些極左的口號要求過別人，所以更害怕同樣的標準？
她為什麽選擇了我的宿舍？
我知道胖兒認為我“風流”，有人告訴過我。“風流”在當時是不檢點的同義詞，與“壞分子”似乎隻隔層窗戶紙，而我猜不出她的根據。我有一本精裝的丹納寫的《藝術哲學》，上麵有一些裸體畫，但她這個北京著名女中高三的學生能不知道那些都是名畫？我有朋友們抄寫寄來的不少外國民歌，即便就是唱些“一條小路曲曲彎彎細又長……”，又怎麽了？我跟男生們的交往多，的確如此，從小我就愛和男孩們一起瘋玩兒，上房爬樹，網蜻蜓扣蛐蛐，根本就不知道還有“男女授受不親”一說。而今，我的女友們不是嫁了就是走了，難道我就隻能向隅而泣？如果胖兒因我的“風流”搬到這屋，是要引我為“同類”，取同流合汙之意？但在界定“風流”的標準上，我們顯然不同。
我的出身不好，而且“不求上進”，不求上進就不會拿人當墊腳石，因此在功名利祿上，對人就不會構成威脅。如果怕被告密，或許我這裏很安全？但這樣，她是否就選擇了一個“異類”而否定了自己？
或許，她根本就無法選擇？在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原則下，她隻能搬進我的宿舍？
也許，我的猜測完全錯誤。我知道有這種可能。我們同在那個年代走過，我們犯過相似的錯誤，我們曾有太多的共同的教條作為標準，當我們從惟獨沒有人性標準的年代返回頭來，才明白，在人性尋找回歸善良之路的時候，自認是善良的我們，必要破滅許多幻想。我與胖兒的區別，僅僅是五十步與百步的差距。
我為什麽沒向任何人談起過胖兒的懷孕？
1975年秋天，我和小祥在牧業隊參加打草。因為任務很重，團裏調來了一些外連隊的兵團戰士幫忙。在這夥兒兵團戰士中，有一個幫廚的女生，懷著明顯的身孕卻得不到一點兒照顧，她無聲無息地生活在充滿鄙視的眼神中間。不久，我和小祥發現，哪怕無意中對她有稍許關照，都會從她那似乎是木然的眼裏流露出感謝，這種無言的感謝令人心碎！聽說她因懷孕而被批判過多次，寫過許多檢查。同樣的勞動，對她則含著懲罰與示眾的意味。同樣的藍天白雲下，她沒有其他兵團戰士那樣的青春的歡笑。
胖兒的懷孕、生子一旦敗露，她將怎麽麵對她周圍的人們？我不知道。
而如果因我透露了胖兒的懷孕而使她受到批判、處分，我就會被我所看重的朋友們看不起。他們會認為我“不是人”、“不幹人事兒”、“賣人”……會認為我隻求解脫自己而不顧他人死活。我將無顏麵對我周圍的人們。
在那時，哪怕是平常最招人討厭的人，一旦挨整，不管表麵煽惑得多熱鬧，總會有相當數量的人默默不語冷眼相看。一個在對方不能還嘴的時候，“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批判別人的人，不管他的批判稿如何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可在這些沉默著的人們眼裏，這個人已經沒有了人品。
沉默的內涵是很廣泛的。
有位二十左右的男孩子看了這封信稿後，失神地在屋子裏繞著圈兒，幾次停下來站在我麵前，又幾次轉開去。最後終於黯然地看著我：“你當時為什麽不救孩子？”
我愣住了。雖然覺得有滿肚子的話，但麵對這個如此年輕的孩子，卻又張口結舌不知從何說起。為什麽？為什麽！我嘴裏重複著這句問話，眼淚溢滿眼眶……
是的，我當時想都沒想過我可以把孩子抱過來，我可以把孩子包起來。那麽，除了胖兒的原因外，還有沒有別的什麽？我為什麽馬上接受了胖兒的決定？我為什麽能夠接受這樣的決定？
我知道，如果胖兒在別人屋裏生了孩子，我會幸災樂禍，我也知道，如果在雪地裏見到一個棄嬰，我會把他抱回家。我並不認為私生子及其母親有罪，但為什麽一個私生子在我的屋裏出生，就把我逼到了犯罪的邊緣？
我怎麽了？
我怎麽會這麽冷酷、殘忍地做這種事？
如果替孩子選擇生存，孩子的出生就不能隱瞞，需要馬上報告領導，這是當時的規範行為。按這種規範行事，我不會冒任何政治風險，也不會承擔殺嬰幫凶的內心譴責，還會“幹淨”得讓很多人無話可說。但在內心呢？在我明知道這是個政治風雲瞬息萬變的年代，在我明知道胖兒和孩子很可能因此而被列入“黑五類”的時候，我該如何選擇？如果因我而使她們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我將如何自處？我是替孩子選擇嗎？不，實際上我是在為自己選擇，選擇如何做人。
也曾有朋友對我說過，要是我，我才不管胖兒同意不同意呐，上去就把孩子包起來，哪能讓孩子這麽凍著！從她的話語裏透出了對我的譴責。那是一記重拳，狠狠地打在心上。後來，隔了很久以後，在我終於能夠觸碰這個問題時，我了解到她父母受衝擊時，已是文革期間。那天，我們才發現，有過家庭溫暖金色童年的人和沒有這種經曆的人，麵對人生的選擇時會有怎樣巨大的差距。
我的出身不好，從八九歲起，就開始在這個骨子裏透出酷冷的世界生活。我那時覺得：與其這樣年年月月被提醒著，懺悔那莫名其妙的“父輩的原罪”；時時刻刻被監督著，劃著那不知如何才能劃清的“與家庭的界限”，還不如滿門抄斬、滅盡九族呢！死了倒幹脆！
就像現在很多人支持“安樂死”一樣，當生存將由無數的噩夢綴成時，按“長痛不如短痛”的原則，我默認了胖兒為孩子選擇的路是最好的。那是個連自殺都不自由的年代，自殺者會因其“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而株連親友，使他們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人不能那樣狹隘，那樣自私，在用死去尋求自身的解脫時，卻使親人陷於困境。——假如可以自由選擇生死的話，我也會為自己選擇死路的。我一直認為，好死勝於賴活著。
孩子的存在就是使她的媽媽成為“壞分子”的人證，而她的“私生子”的身份也會被某些高尚者廣為傳播，使她在很小的時候就知道人還分層分等。她還得戴著“壞分子子女”的帽子，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隊伍中排隊，甚至在上學的時候，也要在一定的百分比之內去碰運氣。而這種碰運氣的前提是：她必須對她媽媽冷酷到“像秋風掃落葉”一樣。
而我，一個連結婚都不敢想的人，自己是“黑五類”子女，再帶上個“黑五類”子女，這孩子的命運將會如何？我知道私生子是沒罪的，正如我知道自己沒罪一樣。可我知道有什麽用？我又是什麽？總說出身是沒法選擇的，但是，我們從出生就頂著的“罪”字，是誰寫上去的？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精神的生存，而不是肉體的存在。如果心靈時時處在政治旋風的裹脅之中，怎麽能不傷痕累累？在那樣的泥潭中摸爬滾打，在自己都常常想到死的時候，在自己都救不了自己的時候，怎麽救孩子？
而在連一個孩子都救不了的時候，怎麽救得了全世界？
你還記得嗎，那時總有人在提醒我們：無產階級隻有解放了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那是一個什麽位置？而我，是該被消滅的，還是該被解放的？
或許看到這裏時你會認為我其實還是善良的？不希望任何人受傷害，也不希望傷害任何人，甚至看到這傷害無法避開時，仍然希望把這傷害減到最小？然而，能讓善良顯得這樣冷酷的世界，應該如何麵對它？！
上篇稿子寫完後，我曾因與胖兒相處時間太短而懷疑自己的判斷。遠遠近近地詢問了一些朋友，小華在電話裏說：“她（胖兒）就是你寫的那樣，不陰不陽的。不過，我沒想到她把孩子送人後還會哭，看到她這會兒才有點兒人味兒，我都忍不住掉了淚……”
我也曾對胖兒的冷漠及她那張不變的臉驚奇，直到有位母親說“我覺得，胖兒死的心都有”時，才發現，自以為已經對胖兒非常關照的我，是多麽麻木，多麽不諳世事。
因為出身問題，使我不喜歡別人打聽我的事，也使我不愛主動詢問別人的事情。不知道你是否還記得日本電影《望鄉》，阿崎婆為什麽不問那女學者的來曆？心中沒有隱痛的人是很難理解的。所以，盡管胖兒選擇了與我同住，但在思想上我們並不交往。我們就像站在一堵玻璃牆的兩邊兒，咫尺天涯。
我總以為她早做好了一切準備，胸有成竹。可實際上，她是不是在無奈中沉浮，自己也不知道會漂向何方？她是不是找不到依托，隻好用冷硬的外表支撐軟弱的內心？我不知道。
我的直覺感到，她有時需要我，可她需要的似乎並不是任何具體的幫助。更多的時候她推開我，因為我的存在使她無法遁形？她為什麽那麽害怕別人的接近，她怎麽會有那麽深的恐懼？
我總以為我也做好了一切準備，應對有方。可實際上，我是在無知中冒險。在可能要對兩條生命負責的時候，我竟渾然不察。在胖兒的眼裏，我是不是也冷漠、麻木得永遠是一張不變的臉？
我沒有看到、沒有感到，我們共守著一個根本保不住的秘密，正一同走向絕境。
如果我能像珠子、咪咪那樣正視現實，在我發現胖兒懷孕時就果斷地撕去她的偽裝，或許一切就會改變？但我順應了胖兒的沉默，幫助了胖兒的虛偽，所以在二十多年後，我仍不能用我與胖兒之間的封閉來替自己開脫。
在這樣殘酷的生與死之間進行選擇，就沒有第三個位置可以存放我的良心了——我沒有幫助孩子，就是幫凶。
考驗我的，不是胖兒的沉默或是虛偽，而是達娜的無助。她來到了一個有我在其中的冰冷、昏暗、扭曲、冷漠、荒涼……的世界，她是那麽無辜，那麽無奈。她從出生的一瞬間就乞求著溫暖，但我卻把火封上、把門鎖上，隻留給她寒冷和死寂。
我那時那麽喜歡看魯迅的書，卻沒有在意那“救救孩子”的呼聲。如果那呼聲不能洞穿這世間的虛偽與隔膜，我們的生存又是為了什麽？
倘若我們的生活果真是為了子子孫孫無窮盡的幸福，迎接孩子們的，就應該是溫暖、光明、坦率、熱情、豐富……的世界。
你可以看到，我提到了許多人的話。在回憶往事的時候，我才發覺自己冷漠盔甲下的心靈已經麻木。我不得不借助他人的眼光來穿透自己，把以往隱藏的感受挖掘出來。我甚至不得不借助他人的良心來監視自己，使自己不致在直麵淋漓的鮮血、慘淡的人生時抬不起頭來。
盡管這樣，我仍不能寫出我的全部感受，這是現在的我力所不及的。請理解我，因為我已盡了全力。我隻是想，在生活中我們必須自救、助人，而冷漠、封閉會把我們拖入深淵。
有人說胖兒生不逢時：早一代會是個烈士；晚一代能成個良母；這一代隻扭出個“四不像”。可我們隻活在這一代。當我們最後脫下各色戲裝，光溜溜地告別人生舞台時，檢查自己的一生，活過，但在“天賦人權，不可侵犯”的標準下，對自己、對別人、對天對地、對這個世界，我們活出個人樣了嗎？
阿明在給我的信中這樣寫著：
“如今死者已成灰燼，我想臨終時的病痛一定淨化了她的靈魂，這樣的靈魂是可以入天國的。而恥辱則永遠地留給了社會，留給了苟活至今的如我之輩。
我也曾流下幾滴清淚，但無顏去祭灑亡靈，隻望能洗去自己靈魂中的些許汙濁。”
在三十多年後，回想那段生活，有些事兒似乎可以看得更清楚。就像阿明給我的信中所寫的：“對於人性的回歸，一切都是可以原諒的。”
我們總聽到各種“響徹雲霄的凱歌”，總用“失敗是成功之母”這句格言開脫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敗和失誤。那場“文化大革命”，公開地、赤裸裸地動員全民投入這人性的大表演、大競賽，把我們民族的文化的傳統中的陰的、獨的、狠的，發揚光大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曆史潮流不可阻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我不知道僅僅被我們口頭上否定的那整整一個時代，造就著什麽樣的“未來”。但如今，讓無辜者承受苦難與死亡的事情雖然仍存在著，而我已不再沉默。
插隊使我們善良的人性從迷茫與踐踏中凸現出來。
人罵人時愛說“禽獸”，而人性負麵的內涵，其實是禽獸所不具備的。在牧區生活久了，就不愛用動物與人類比。比如狗是我們的朋友、助手，罵狗的話就不愛聽。在自然界中的動物，沒有湊合事兒的家庭、沒有強奸。它們總在最適合子女生存的季節、地點築巢搭窩。它們在該繁殖的時候繁殖，在該遷徙的時候遷徙……它們按自己的生活規律活著，沒有口號，也沒有宣言。它們真實地、坦然地活著，不製造仇恨，也不樹立敵人。威脅它們生存的是人類的殘忍、貪婪。
很多知青生育都很晚。
“覆巢之下無完卵”，做父母的，不能不為孩子們著想。在那個無處築巢的年代，胖兒的悲劇實在不難理解。曾有名言說“生命之樹長青”，知青卻站在朽木上。
我們生下來的時候本該都是一張白紙。
等終於知道什麽是新什麽是美的時候，我已不再是一張白紙。
我所寫的都是幾十年的經曆寫在我身上的東西。
正如牲口身上的記號是人為了辨認的方便而做出的一樣，我們身上的烙印也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德方
1999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