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楊：誰的青春布滿傷痕
發表於 2006 年 03 月 23 日 由 CND《華夏文摘》編輯
插幾句話
簡楊這篇關於長篇小說《落荒》的評論涉及到作者野蓮，而野蓮則是曾經在滿都寶力格牧場插隊的知青。
我雖然也是滿都寶力格牧場插隊知青，也是1967年11月一同來到牧場的，但是我並不認識野蓮。直到2007年7月幾位知青一同重返牧場才算是第一次有了直接接觸。
在見到野蓮之前就聽說過很多關於她的傳言。也算是當年滿都牧場知青裏麵的傳奇人物。而後讀到《落荒》《洋油燈》後才知道那些年傳聞的真實。
是我把這兩本書推薦給簡楊的，才有了這篇文字。
以前我主要是在國內新浪博客裏麵把一些寫的東西保存在那裏。習近平成為國家領導後，我的新浪博客便被封閉。裏麵各種雜文小說全部被禁封。現在利用還有能力搜集的機會 ，盡力把一些屬於資料性質的東西保存在文學城博客。
?簡 楊?
一
去年十月，一部叫作《落荒》的長篇紀實小說幾經輾轉，終於落到了我的書案前。從此，我便常常想起作者野蓮和她的青春經曆。
野蓮本名張雁濱，文革時改名為張紅軍，在《落荒》中她叫自己長征。較之當代中國作家，我對現代作家更感興趣，但這不是此文要講的內容。我覺得即使一個人再不熟悉現代文學，一見那些作家的名字，也不由會做些聯想，如卞之琳、鬱達夫、端木蕻良等，流露著書香，代表了一個民族在某個時代曾經有過的文化修養和積澱。麵對一個叫長征或紅軍的名字，我所想到的當然也和時代有關，但卻是一個讓人無比痛苦的黑暗時代，一場在中國當代史上對國家來說是浩劫、對個人來說是摧殘的政治運動。
張雁濱是一位解放軍高級軍官的女兒，從小熱愛藝術，１９６５年考入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她的父親是誰，我不願細考，但我在翻閱一本關於新中國將帥名錄的書時，視線曾固定在一個名字上。張父不是一般的軍人，而是一位將軍，文革中曾被連續批鬥六十場。但父親是父親，自己是自己，張雁濱並沒有把高幹出身當作是她的特權，反而選擇了放棄。她如果按照父母的期望去參軍從政的話，很可能會走一條比較平坦的人生道路。但在最狂熱的文革時代，她誌願去到內蒙古草原插隊落戶，經曆了淒涼萬端的青春之旅。１９９３年，回城之後的張雁濱和千千萬萬的普通人一樣，下崗失業。她貧病交加，生活極度困難。在巨大的社會變遷中，她那一度在國內非常優越的家庭出身，變得象昔日寫在街頭巷尾的紅字標語一樣，顏色褪去。但這種變化卻讓張雁濱有足夠的時間去思考，也讓她走到了一個人生的關鍵路口，不反思總結過去就無法麵對未來。
張紅軍或長征，是一個在文化大革命中迷失了的女青年。她是從１９６６年５月與無數狂熱青年同時迷失的。那些人曾戴著紅袖章，腰係武裝帶，身穿綠軍裝，手拿小紅書，在一雙巨手的陰影裏象傀儡一樣地踉蹌。他們曾經是溫室中的小苗，心無雜念地按照園丁的意圖成長。但在園丁充滿個人目的和野心的哺育之下，他們的根無限地扭曲膨大。如果說他們以前隻是裝點所謂幸福生活的小花的話，後來卻變成了怪物，不把裝置他們的花盆徹底粉碎，就無法長成園丁所期望的棟梁。這種粉碎，就是對一切傳統的背叛和破壞。紅軍或長征在去內蒙插隊之前，已經是一個非常“紅”的苗子了――當過學生幹部，負責組織過上千名外地來京的串聯學生。毛澤東八次接見紅衛兵，她就參加過五次，其中四次還是以紅衛兵領隊的身份參加的。
野蓮則是一場浩劫的幸存者。野蓮本是一種自生自滅的水生植物，每年夏天都會開滿南方，用美麗的紅花或白花裝點水麵。張雁濱把野蓮作為自己的筆名，顯然是想用它的頑強不屈來象征自己的人生經曆。她把最寶貴的青春獻給了內蒙古草原，卻也把最寶貴的東西失落在了那裏。她用十年的時間苦愛了一個不配她愛的人，又用了十二年的時間反思自己的人生之路在哪裏走錯，自己為什麽會受騙，受了誰的騙，騙子是那個知青領袖，還是他所象征的政治舵手。這樣思考之後，她既找回了張雁濱失落的自我，也升華成了一個叫野蓮的作家。作為作家的野蓮，開放出的花朵就是這本寫了１２年３８萬字的《落荒》。
二
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１６日，長征和北京四百多名青年一起離開了天安門。北京市的眾多官員到場送行。長征等人是文革中北京第一批誌願奔赴內蒙古的知青。在這批人中，政治派別複雜，有所謂的四三派，四四派，聯動派等。他們到內蒙插隊的動機也不一致。對大多數人來說，做革命事業可靠的接班人，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是他們的人生理想，插隊落戶即可以使這種理想升華，也可以實現自己在政治上的發展。但對另一部分人尤其是由於受家庭出身影響的人來說，到內蒙古草原去，除了是一種追求進步的體現外，同時也讓自己離開了北京那個日益變得敵意的環境。長征屬於第一類人，當時興高采烈，對自己紮根邊疆的行動充滿了自豪。
但這種自豪隻是她幼稚的錯覺罷了。因為自紅衛兵興起串聯之風後，政府就對全國失去了控製，對怎麽挽回局麵苦惱不已。當時除紅衛兵外，還有不少上山下鄉的青年也參與了串聯，在北京滯留的就有４０多萬人。對於如何安置這些人，有關人員一籌莫展。２月１１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抓革命、促生產，打響春耕生產第一炮”的社論，號召知識青年立即返回本地，和當地群眾一起鬧革命，積極參加備耕和春耕生產工作。６月９日，《人民日報》又發表了題為“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的社論，再次號召下鄉青年迅速返回，參加農村的“文化大革命”，搞好農業生產。但這些呼聲和青年們的“革命熱情”相比，實在是太微弱了。所以，當長征等人要求誌願離開北京時，那些送行的官員們肯定是輕輕舒了一口氣的。反正是走一個少一個。
在與長征同行的知青中，有一個人叫餘汝明。他是長征在美術附中的同學，也很快成了她的男友。他和長征是《落荒》一書的主人公。
《落荒》這部書與以往知青文學最大的不同，是同時塑造了餘汝明和長征這樣兩個完全不同、相互影響、相互牽製的形象。餘汝明是知青領袖，有明確的政治野心，要創造所謂“蒙古包裏的馬列主義”。長征是個單純的女孩子，去內蒙是為了走和工農結合的道路，完善自己的人生。餘汝明的理想是馭人，作知青的牧羊人，通過知青領袖的鍛煉最後步入政壇。長征則是他被牧的一頭羊，沒有自己的思想，即使偶有疑問，也總是會被餘汝明的思辨折服，重新回歸他的思路。餘汝明複雜，集帝王思想的腐朽和紅色政治家的狂熱為一體。長征單純，餘汝明就是她的一切。從二者的兩性關係看，餘汝明控製，長征被控。餘汝明施虐，長征受虐。
餘汝明這個形象的塑造非常成功。他具有強烈的政治野心，然而，野蓮真正認識其可怕，卻用了自己十年的時間，十年與他生活的慘痛經曆。餘汝明的特點可用四個字來概括：複雜，扭曲。他的話充滿了謬誤，但因為他會“活學活用”領袖的語錄，聽上去卻非常有煽動性和誘惑性。比如說，他愛長征，但同時也覬覦別的女人。為了控製長征，他就從精神上摧毀她。他侮辱她不如某個女人漂亮，不如某個女人開放，不如某個女人有才華。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思想有多麽陰暗，但他很會引用“真理和謬誤隻差一步”之類的說法，把共產主義說成是共產共妻的世界大同，為自己的肮髒辯護。他離不開長征，但為了掩飾自己對她的依戀，便用暴力表示他的強悍，經常對她拳打腳踢，讓她從心理上產生一種對他的畏懼，有一次竟將她踢得吐血。他對政治有一種象狼對獵物一樣的敏感，毫不掩飾自己的野心，自詡他和當時的領袖在人格上有驚人的相似，“領袖年輕時也血氣方剛，每當政局出現問題，心情便煩躁起來。”天既然降大命於斯人也，他的生命價值就比長征高，因此也有權要求長征象奴隸一樣為他服務和犧牲。他被知青們公認為有領袖的才幹，但事實卻證明他根本不具備領袖的人格。他因為反對林彪而被捕，似乎是先知先覺的英雄，其實是從哥哥那裏得到了內部消息。但在關鍵時刻，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又不惜出賣哥哥、嫂子。他的嫂子因為他的告密被判了死刑，要不是她當時身懷有孕被緩期一年執行和後來發生了林彪事件的話，她根本不可能保全性命。
餘汝明被捕之後，長征受到了牽連，被內蒙兵團軟禁監視。她一直等待上訴，終於等來了餘汝明獲得自由的那天。餘汝明出獄後，卻很快意識到長征對他的曆史作用已經完結。為了尋求對自己政治生命更為有利的配偶，他造謠中傷，用中國社會當時最致命的暗箭――性來陷害長征。他這樣做了之後，不僅如願以償達到了離婚的目的，還使長征在親人和朋友之間長期孤立，備受人們的指責和誤解。
餘汝明在每一時代都戴著一個讓人肅然起敬的光環：知青領袖，反林英雄，自封的四五鬥士，青年才俊。他是中國近四十年某些政治投機分子的化身，用野蓮的話來說，“他是一個政治動物，凡是重大政治事件，他如果不在場，他心裏就會失衡。”所以，在任何時代，他也總是受益者和弄潮兒。這樣一個帶有中國特色的於連的塑造，對知青文學來說，無疑是豐富了它的庫存，對整個當代文學來說，則是野蓮誠實勇敢的貢獻。她把一個政治野心家和虐待狂的形象，入木三分地呈現在了讀者麵前。
長征的塑造，在知青文學中也屬創新。野蓮用超乎尋常的勇氣，寫下了她生命中最為黑暗和恥辱的時刻，體現了一個作家對時代的責任和對自己的誠實。和一般知青不同，長征不單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還更是一個政治領袖的直接受害者。她和餘汝明之間的兩性關係，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男女關係。其實，不僅是餘汝明對政治有象狼對獵物一樣嗜血的狂熱，象長征這樣的普通青年，對當時所謂“積極要求進步”的政治分子，尤其是和領袖有相似人格的餘汝明們，也有一種狂熱的崇拜。她在餘汝明那些充滿誘惑的話語中漸漸失去了自己，“我的思想和靈魂已經被他攝去，耳畔隻回響著他一個人的聲音，腦子裏隻貯存著他高深莫測的觀點。”她始終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被他愛還是被他利用，她是在為他獻身，還是和他在愛情上處於同等。這種複雜的感情讓她時刻都在懷疑自己的人格，並產生了自輕自賤的念頭。書中寫道，餘汝明和她做愛之後，一想到自己對她過於依附和有損自己精神領袖的麵子，就要責備她誘惑了自己。又如，分明是餘汝明在引誘長征，他卻為自己找了一個遵照主席指示進行三大革命中“科學實踐”的幌子，讓一個少女在他那似是而非的說教中失去了最為寶貴的童貞。長征還是他當眾表演時的道具。為體現他要求進步，他鼓勵長征在抄家時表現得最積極。為了在知青們麵前表現他的無私，他讓長征在會上揭發他的軟弱，共演雙簧戲。在野蓮之前，沒有誰曾如此沉重地反思，青春究竟失落在了什麽地方，那種失落是否除了是時代的責任外，也有一部分是由於自己的輕信和盲從造成的。
豐子愷先生講過一個關於羊的故事。他說，“有一回我畫一個人牽兩隻羊，畫了兩根繩子。有一位先生教我：‘繩子隻要畫一根。牽了一隻羊，後麵的都會跟來。’我恍悟自己閱曆太少。後來留心觀察，看見果然：前頭牽了一隻羊走，後麵數十隻羊都會跟去。無論走向屠場，沒有一隻羊肯離群而另覓生路的。後來看見鴨也如此。趕鴨的人把數百隻鴨放在河裏，不須用繩子係住，群鴨自能互相追隨，聚在一塊。上岸的時候，趕鴨的人隻要趕上一二隻，其餘的都會跟了上岸。無論在四通八達的港口，沒有一隻鴨肯離群而走自己的路的。牧羊的和趕鴨的就利用它們這模仿性，以完成他們自己的事業。”
長征的意義和悲劇，正是豐子愷先生這個故事的要害。
三
《落荒》除餘汝明和長征外，還塑造了一個形象豐滿的知青群體。這些知青絕大多數是高幹和高級知識分子的後代，因受家庭影響，對當時政治氣氛的變化非常敏感。在這群人裏，除長征的父親是一位將軍外，還有人的父親寫過九評，有人的外公是國慶天安門觀禮時被毛澤東特意拉著站到自己身邊的部級幹部，有人的父母是著名的藝術家。一般知青小說中的人物關係比較簡單，不象《落荒》這樣錯綜複雜，從一個蒙古包或一個知青小隊，就同時折射出了中國社會高層和低層的變化。在康生大肆清洗內人黨時，絕大多數知青能夠和牧民站在一起，不僅不參與挖肅，還保護了牧場的幹部和牧民，這種判斷確實和他們特殊的家庭背景有關。但他們象任何一個普通的青年一樣，充滿了人生苦惱。有人因為具有懷疑精神，無法解釋草原發生的一切，導致了精神分裂，也有人離經叛道，成了兵團專政的對象，但也有人在摸索中意識到了自己生命的價值何在，永遠落戶在了內蒙草原，成為被蒙民們愛戴的醫生或技術幹部。
在這些人中，給長征留下重要影響的一個人叫石梅。石梅的原型是知青文學作家逍遙。逍遙著有一部叫《羊油燈》的長篇紀實小說，和野蓮的書一樣，寫同一群青年，同樣的事件，同一個地方――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烏珠穆泌旗（東烏）。我在讀《落荒》時，常把《羊油燈》拿來對照。野蓮和逍遙的友誼，從陌生到知心，經過了時間的痛苦流轉。
《落荒》這樣記載她們的初次見麵：“我用目光掃視著，終於發現一個包頭巾的女生。我望著她，準備給她一個微笑。她穿一件黑灰色大衣，戴著黑邊眼鏡，一縷黑發遮在寬寬的額前，頭巾下露出一雙細長的小辮子，鵝蛋形臉顯得很美。她驕傲地昂著頭，正跟一位穿軍大衣的男生說笑，根本不看我，我很失望。”而逍遙在《羊油燈》裏是這樣寫野蓮的，“全隊就兩位女生，再看那位同性：比分頭還短的頭發被軍帽遮得嚴嚴實實，一身褪色軍裝，中間紮一根刺眼的武裝帶，說話甕聲翁氣……不用問，就知道是軍隊的幹部子弟，一個貨真價實的‘老兵兒’。”兩個人當時相互的偏見之深，令我在閱讀時印象非常深刻。
到內蒙插隊之前，石梅已經有男朋友了，他叫文旭，也在同一個地方插隊。文旭很有辯才，和餘汝明一樣，很快也變成了深受大家擁戴的知青領袖。文旭和餘汝明後來又同時被捕。他們的被捕，把以前相互充滿偏見的長征和石梅推到了同樣孤立無援的境地，讓她們變成了生死相契的朋友。石梅因父親曾擔任過國民黨的要職，在中國後來連續不斷的社會動蕩中飽受過人們的冷眼和歧視，變得謹慎早熟。雖然她和長征是知青小隊裏僅有的兩個女生，卻沒有什麽深交。出於這些原因，又加上文旭平時對石梅無微不至的保護，長征覺得石梅冷淡，高傲，不可接近。直到文旭和餘汝明被捕，長征和石梅被迫去參加兵團辦的學習班時，她們才坐在了同一輛卡車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那也是她們第一次從心理上平等地坐在了一起，也從此變成了好朋友，開始了長達幾十年的友誼。
在被迫寫檢查材料的時候，長征毫不費力地寫下了自己一家三代革命的光榮曆史，卻發現一貫文采翩翩的石梅正望著一張表格發呆。她這才知道了石梅的“反動”出身。野蓮寫道：“就在那一瞬間，我終於理解了石梅的清高、冷漠、謹慎與矜持，也明白了她為什麽一直回避我。”但不論是老紅軍的後代，還是反動派的女兒，在男朋友的牽連下，都成了被革命改造和專政的對象。她們之間再無那些人為的鴻溝了。
一次，草原上下起了罕見的暴雨。長征回到帳篷後，突然想起了正在牧羊的石梅。野蓮在《落荒》裏這樣回憶道：“石梅――我相依為命的朋友，你等著，我馬上去幫你……我匆忙找到一匹白馬，飛馳而去，奔到小河邊。眼前的景象令我大驚，天哪，好大的一條河！那涓涓細流不見了，突然變成的大河足有數丈寬，翻滾著黃色的泥沙，沸水一樣地奔騰著，跳躍著，怒吼著，浩浩蕩蕩，一瀉而去。”石梅和羊群都被困在對岸的山坡上了，“急迫中，我驅動座騎，縱身躍入激流，隻露出了馬頭，我和馬兒的半截身體都浸沒在水裏中。馬兒奮力遊向彼岸，我抓緊它的鬃毛，雙腳一再猛擊馬肚子。”
逍遙是這樣寫的：“她突然聽到革命（即長征）有些沙啞的娃娃腔，象淹沒在水裏的人摸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心在狂跳：‘我在這兒……’兩人透過雨幕對望著，彼此的臉都模糊。冰冷的雨水淋潑得她們不住地哆嗦……不知什麽時候，她們把身體緊緊依偎在一起，企圖用彼此的身體來溫暖對方。仍舊是兩個顫抖、冰冷的身體，能感覺到的隻是彼此溫暖的呼吸。細細的一股暖流，呈環形回流，從一個身體流向另一個身體。兩顆孤寂的心同時感受到了些許暖意，心與心的距離越來越近…… ”
暴雨過後，她們和羊群又遭遇到了十幾條野狼的包圍。長征和石梅想盡辦法，與狼群對峙到了黎明。那個夜晚永遠銘刻在了她們的記憶裏。
１９９３年１０月，長征受國內下崗大潮的影響，失去了工作，生活極度貧困。石梅得知後，和當年在東烏插隊過的知青們一起，為長征寄去了二百元錢。後來，石梅又寄去三百元錢，鼓勵長征要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文旭也伸出了手，幫助長征的孩子支付日益高昂的學費。他們的友情，持久，動人。
逍遙是近年來一位十分活躍和有才華的作家，除《羊油燈》外，我還讀過她的其他作品。我覺得比之內蒙草原，她對北京生活的描寫也豪不遜色。基於一種簡單的認識，我曾經覺得她陷入了一個作家的誤區――她在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知青作家的同時，也意味著忽略了與年輕讀者的溝通。但事實上，新生代們早已有了形形色色的代言人，倒是一個民族缺乏象逍遙這樣負責的作家。她已經把自己的使命，和一個被人遺忘的部落――知青，永遠地聯係在了一起。她不懈地寫著他們曾經的失落和後來的掙紮。隔代的人們就是從她和無數知青作家的作品中，懂得自己今天能夠對權威和政治家們存疑發問，是因為已經有一代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對野蓮和逍遙等東烏知青來說，內蒙古草原已經永遠成為了生命的一部分。他們在返回城市後的的幾十年裏，常常回首尋找一些最珍貴的記憶，比如一種叫人性的東西，象那個夜晚野蓮和逍遙的經曆。那時，一度重要的人為障礙――階級、血統、政見、派別等都不複存在，隻有友誼。一個人一生之中，能有多少時刻會與他人心心相印，又有多少時刻在飽受了侮辱和孤獨之後，依然能見證人性無比的甘美？他們後來一次次回歸內蒙草原，就是基於一種永恒的內心召喚。
四
野蓮的《落荒》和逍遙的《羊油燈》是姊妹篇。當代文學中以同一時代、同一地方、同一事件、同一群人為背景，並寫出各自獨特深度的書，隻有這兩本。
這兩部書記載了無數個相同的事件，我已經在上麵敘述了一些。另外還有幾件事情的描寫，對理解那段曆史也非常重要。
一．對她們個人生活影響最大的，是一個盲流的死。這個盲流在野蓮的書裏叫桂克勇，在逍遙的書裏叫李樹人。
桂克勇據當時的內蒙知青看來，是牧場的造反派，要把牧場的權力從老幹部和牧民的手裏奪過來。此人起初想利用知青達到自己的目的，但後來因為文旭和餘汝明不買他的帳，便與知青反目，集結了一群人，暴打了包括餘汝明在內的幾位知青。知青們沒有服輸，找機會又圍攻了桂克勇。在打人之前，文旭是這樣叮囑大家的：“大家速戰速決，去了隻打屁股，把他小子屁股打疼，叫他忘不掉教訓就成。”但和桂克勇一交鋒，他們就失控了。當時有人用板凳，有人用棒子，多次打到了桂克勇的頭部，把他打倒在地。桂克勇在被送往醫院的路上便死去了。如果說這兩部書有何處最讓我體會到紅衛兵、暴力這二者間的聯係的話，那就是這個盲流的死了。
在那些知青看來，桂克勇是正義的反麵，和知青又有私仇，先動手打人，值得挨打。這種思維邏輯使他們失去了理智，打出了人命。事實上，無論是誰掌握著所謂的正義，無論哪一方以為自己的出發點多麽正確，打人就失去了正義，打死人就是犯罪。這批知青在離開北京到達草原後，一直很注意自己的形象，不想把紅衛兵的作派帶到草原，但這一打卻把潛在的麵目暴露無遺。野蓮寫道，“從此巴音淖爾的知青名聲大震。在場部，知青馬隊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詞，被人用來嚇唬愛哭的孩子。”然而，兩部小說對此事件都缺乏反思，兩位作者都缺乏對親人的自責。這是小說最大的不足。
桂克勇死了之後，公安部門多次到知青點抓捕嫌疑重犯。文旭和餘汝明作為知青領袖，不明智地多次拒絕合作。再加上餘汝明把反林思想都寫在日記本上（後丟失），揭發他“反動思想”的材料又被別人送到了兵團場部，這一切最終導致了二人的被捕。他們也因此連累了各自的女友。石梅和長征被兵團長期隔離軟禁，受盡了侮辱和折磨。
二．兩本書都記載了一個對內蒙和知青影響重大的挖“內人黨”或“挖肅”事件。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成員在張家口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標誌著內人黨的正式成立。但後來因多數成員自行解散或加入到了國共兩個大黨，從１９４５年內人黨便正式解散了。在文革期間，康生等人為了達到清洗異己的目的，拿“內人黨”大作文章，在內蒙展開了一場血腥的“挖肅”。
野蓮和逍遙到內蒙插隊時，正趕上了康生和滕海清等人策劃的挖肅運動的高峰。造反派們私設大牢，關押折磨前內人黨成員和無辜的群眾及牧民。《落荒》記錄了一個名叫朝魯的牧場幹部，被罰站三天三夜，不許吃飯睡覺。他被知青們救出大牢後，和他相依為命幾十年的妻子卻已經被迫害致死了。也就是在朝魯的問題上，一貫以精神領袖自居的餘汝明，第一次在知青麵前暴露出了見風使舵的投機麵目。據《羊油燈》記載，挖肅期間，內蒙有幾十萬人被批鬥，上萬人被迫害致死，數萬人因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因為祝力東《在康生與“內人黨”冤案》一文中，曾引用過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黨’等冤案，有三十四萬六千多名幹部、群眾遭到誣陷、迫害，一萬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對文革期間被所謂“內人黨”牽連的人員的遭遇，國內的正史至今依然含糊回避。
我第一次讀到《落荒》和《羊油燈》時，對封皮上的“民間”和“備忘”兩個詞有些不解：為什麽很多年已經過去了，這些聲音依然還是來自民間，而不是官方？如果正史能做到誠實記載的話，還需要什麽備忘？但不幸的是，近幾十年中國的正史常令人懷疑，確實成了胡適先生所說的那樣，“曆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官方提供的曆史書上，很多重大事件都是隻有線條、大概、脈絡，有時還被加上了人為的粉飾、遺漏甚至篡改。人們隻有從民間的聲音裏才能聽到民族的掙紮，從民間的記錄中看到曆史的真相。難怪策劃這兩本書的嶽建一先生會說：“縱觀我們民族的數千年曆史，民間記憶一直遭受著皇權殘暴的閹割、監禁、淩遲、淩辱、圍剿、挾持、兼並、壟斷；於是，一代代民間記憶徒剩形骸，奄奄一息；於是，浩如煙海的中國曆史從來沒有噴薄而出過民間記憶鮮紅的光華；於是，中國曆史失去了最本質的內容，成為權變風雲、權位更迭、權勢業績的曆史；於是，中國曆史的每一個毛孔都滲透著謊言和血腥，不僅嚴重誤導了中國文明的走向，更造成了解‘純粹真相’的極度困難；於是，下一代不知道上一代的真情，後人代價深重地重複著前人的不幸……”
三．這兩本書還都描寫了一個知青和一隻小狼的故事。在《落荒》裏，養狼的人是餘汝明，在《羊油燈》裏則是施朗，基於同一個人物原型。
《落荒》寫道：“一星期後，餘汝明回來了，從懷裏掏出一隻灰色絨絨的小狼崽……餘汝明製訂了一個馴狼計劃，準備把這隻狼崽馴成最好的牧羊狗，實踐一下原始古人們做過的事情。”《羊油燈》也寫了施朗馴養小狼失敗的情節，“一個初夏的中午，施朗安閑地靠著蒙古包，一邊曬太陽，一邊解開衣服捉虱子，精瘦的狼崽兒圍著他轉，跳來蹦去。暖洋洋的太陽照得施朗有點困，他打起了瞌睡。望著打盹兒的主人，狼崽兒突然立在原地不動了，目露凶光，盯住施朗光溜溜的肚皮。它突然撲上去，衝著施朗的肚皮咬了一口。”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位女作家並不是最早提到這隻小狼的人。在她們之前，已經有一位當年的內蒙知青、後來的畫家寫過一篇回憶文章，敘述了小狼被別人處死的過程。但這兩位女作家也不是最後提到它的人。《落荒》和《羊油燈》出版幾年後，另一位當年在內蒙插隊的北京知青也出了一本書，那隻狼的影子也又一次出現了。由於前兩本書在國內遭禁而後一本書走紅暢銷，了解誰前誰後的國內讀者並不多。我迄今隻見到一篇評論文章意識到了這個現象，但作者把幾本書情節重複的現象歸結為知青作家相互借鑒版本。這種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落荒》和《羊油燈》是紀實小說，寫的就是事實，而且它們成書都在２０００年，不存在借鑒誰的問題。唯一可以推斷的是，當年在東烏旗插隊的北京知青非常有才華，至少出了兩個女作家，一個男畫家和一個男作家，而且某知青和小狼的故事對他們的影響還很大。對於三本書同時描寫同一情節的問題，國內研究知青文學的專業人士應該深入探尋一下原因何在，否則，對曆史和文學都會顯得態度潦草。
看過這三本書的讀者，千萬不要把這隻小狼當作是內蒙知青作家們最喜愛的寵物。因為如何區分狼性和人性，無疑是《落荒》、《羊油燈》和後一部作品的根本分歧。通過這隻狼，野蓮和逍遙反映了一種和狼性非常相似的人性：貪婪、殘酷、自私、不擇手段，描寫了一個對東烏知青們影響深遠的坐牢事件，也體現了她們成熟地從當年知青領袖的陰影下走了出來，並懂得了為什麽對一些人和事要決不寬恕也決不忘記。我並不奇怪，為什麽同樣的情節會被不同的作者賦予不同的創作目的。從本質上來說，拷問靈魂是一種非常可貴的自省，來自於個人的良心。而良心是一種當身體其他部位感覺良好，但心卻在不安痛苦甚至掙紮滴血的清醒。一些人永遠都不可能具有拷問靈魂的勇氣，因為他們的整個生命就是建立在謊言之上的。嶽建一先生在談到現今諸多的知青文學時說，“大多數讀物沉溺於流行的文字和流行的記憶裏……缺乏生命真實的視覺、聽覺、直覺、痛覺和恥感，缺乏對心靈的深刻而細膩的觸摸，更缺乏靈魂的拷問；矯飾、輕浮、單薄、圓通；不僅不能解釋已經發生的曆史，而且造成曆史真相的模糊、殘缺、流失甚至是常識性顛覆。我常常想，我們是否配得上我們經曆的苦難和空前絕後的曆史。”
五
上山下鄉是中國當代曆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它以１９５３年１２月《人民日報》社論《組織高小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為發源，以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澤東發表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掀起全國範圍內的高潮，到１９８１年１０月國務院知青辦公室起草《二十五年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為結束，影響了三代青年，數億中國人，走過了從城市到農村又從農村回到城市的前所未有的反複。其中，以文革期間插隊的知青們經曆的一切最為慘烈。因為，當個人的成長被清晰地烙上時代的印記之後，那些心靈的掙紮就會比任何時候都要沉重，那些個人的悲歡離合也就不再僅僅屬於自己，而會變成一代人的縮影和幾代人的教訓。
對於《落荒》的出版，中國工人出版社的編輯嶽建一先生有很大的貢獻。《落荒》的終稿雖然充滿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但在有些地方文字依然顯得粗糙。因為這是作者三易其稿後才達到的水平，我有時會想象它的初稿是怎樣的。紀實小說是寫作和事實兩部分的組合。作為一部紀實作品，它曆史的價值和內在的意義遠比文學技巧更為重要，因為它們才是作品的靈魂和基石。嶽建一先生透過野蓮樸素無華的文字，看到了它獨特深刻的力量，幫助野蓮多次修改潤色，使一個普通女知青的簡單回憶，變成了一部一代人的心靈記錄。
２０００年初，中國工人出版社隆重推出了長篇紀實叢書《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在這套叢書中，除《落荒》和《羊油燈》之外，還有《無人部落》、《泣紅傳》、《狼性高原》、《審問靈魂》等其它四部長篇紀實小說。叢書出版之後立刻在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當月便重印了三次，印數達２萬套之多。
作家劉恒盛讚策劃和編輯這套叢書的嶽建一先生是“稱職而高超的催生婆”，並給予了這套叢書相當高的評價。他說：“這套書的中心詞是‘民間’。民間的表達往往缺少專業性，卻因此避免了陳腐的修飾感，使血淋淋的表達素材凸現在白紙上，讓人心驚之餘想到平時想不到的東西。民間的表達離主流化也遠，難以流行，但是不流行的同時也不易流逝，反而有了更強的生命力，因為它的根是深深地紮在曆史的土壤裏的。”“這套書的要害詞語是‘備忘’。人的記性值得懷疑，也令人困惑。我甚至認為，人類的價值所有悲劇並不是源於善惡之爭，而是源於健忘。健忘症的代價，雖然換來一時的舒服，不知不覺之中卻又跌到那個剛剛爬出來的深坑裏去了！隻要生存便有危機，這是舊有的共識。但是外在的危機不足慮，最慘的是自己走路，走在覆轍裏，卻陶醉地自以為踏上坦途了。這套‘備忘’的書是危機的警號，也是善意的祈禱，希望大家遠離苦難，永遠走在堅實而寬闊的路上，使民族不敗的旗幟永遠飄揚。”
由於對曆史無情的披露和對個人深刻的反思，這套叢書激發了無數讀者對文革的重新審視。這本來是作家們和策劃者的原意。但遺憾的是，這套叢書也因此難逃被禁的命運，還暫時沒有象人們期望的那樣，起到為全民備忘及讓民間記憶補充甚至質問正史的作用。野蓮慘痛的青春和一代人曾經走過的荒唐曆史，也暫時被遺忘在了一側。
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遺忘。野蓮讓她的同代人和隔代人，通過她的書重溫了一段被正史淡化或故意漠視的曆史；也不是所有的人會忽視嶽建一先生十幾年來的努力和付出，因為他在一個文化貧血的時代，給人們送來了真正的精神盛宴。
最後，讓我們重溫劉恒的話：
往事萬歲。
（注：文中凡引用嶽建一先生的話，均出自他為《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所寫的序言《希望在於民間版本》。關於劉恒的引言見《北京晚報》２００１年１月３１日《劉恒過節讀“知青”》。小狼情節請見楊剛的網上文字《養狼》以及逍遙和野蓮的書。）
□ 寄自加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