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南風窗》文章：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第一批內蒙古知青的故事 (2008-05-13 04:37:04)
本刊記者 陽 敏
誰出賣了哈書記？
1968年夏末，牧場接到了紅頭文件，當時自治區革委會主任騰海清的講話，大意是：解放後，內蒙古沒有劃過階級，應該補上這一課。內地的土改搞得轟轟烈烈，分田地、抄浮財，鬥地主，開訴苦會，鎮壓土豪劣紳……“文革”中有對“地富反壞右”進行過二次抄家，階級鬥爭很徹底。相比之下，內蒙古的劃階級隻是走了個過場，采取了贖買政策。
陶森隊有20多戶人家，牧主和富牧當初並不多，僅三四家。1945年，當時的蘇聯紅軍從蒙古打進來，內蒙古宣布解放，道爾基王爺帶著一大批牧主和牧民逃到蒙古。據說，這些王爺和牧主的結局也很不幸，都被關在蒙古的集中營裏，隻有個別的逃回家。
劃階級一開始，大家的覺悟就提高了，開始訪貧問苦，開憶苦思甜會。像張華在小說《洋油燈》中說的，一時“滿山遍野都是牧主”。對牧民的曆史，知青們一概不了解，隻能由貧下中牧說了算。
再往後，“抄家”和批鬥牧主開始，相當一部分解放後富裕起來的牧民也被定為牧主和富牧。劉小佈在學校時就反對抄家，他認為抄家就是掘祖墳，很缺德。但是，知青怎麽能管得了貧下中牧的事呢？他隻能做知青的工作。於是，劉小佈找薑戎商量，他倆各人負責兩個班組。兩天後，劉小佈去“拆匪包”串門，發現薑戎領著一班知青，歪歪斜斜靠著哈那，身邊堆滿了空酒瓶……原來，他們去抄家了。
知青們終究還是參加了牧民的抄家行動。牧民們看著滿地金銀財寶，吵著要分掉——這讓劉小佈想起了毛主席的話，“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他見勢阻擋不住，隻好橫插一杆：把每一筆分掉的財產登記在冊——多年後，給牧主、富牧落實政策，正是根據這個本子記錄退賠的。
1968年下半年，“挖肅”風也刮到了滿都寶力格牧場。
所謂“挖肅”，即揪鬥“內人黨”的運動。“內人黨”指“內蒙古人民黨”。解放前，黨為了有效動員和組織內蒙古人民的革命力量，派烏蘭夫到內蒙古領導革命，以“內蒙古人民黨”作為共產黨分支機構進行活動。“文革”期間，康生和江青把“內人黨”問題作為攻擊自治區主席烏蘭夫的炮彈，誣蔑“內人黨”是一個龐大的組織，隱藏了大批壞人，聲稱“烏蘭夫在內蒙古地區組織了‘新內人黨’反黨叛國集團”。一時間，“挖肅”風蔓延至整個草原，甚至刮到了全國，矛頭直指內蒙古自治區各級蒙古族幹部。
於是，開始有傳言說，哈木圖書記可能是“內人黨”，連過去保他的各級幹部及戰友也認定他是“內人黨”。沒多久，其他3個大隊的領導也動搖了，他們找劉小佈談話，說一來不了解哈書記曆史，不敢再保他，二來陶森隊離蒙古一步之遙，萬一發生叛國投修事件，麻煩就大了。
牧民代表的話，讓劉小佈含糊：萬一發生逃跑事件，陶森隊知青的政治生命全得完蛋，他如何交待？於是，他去找薑戎，提議把哈書記送回場部，派知青守著保護他人身安全。同時，劉小佈再去盟裏、旗裏外調，了解哈書記的曆史。剛開始，薑戎想不通，不同意，後經劉小佈曉以利害，他才勉強同意。
想到場部有薑戎照應，劉小佈放心地走了。不過，等他回到場部，形勢已經大亂。當晚，兩名知青前來告狀，大罵薑戎是投機分子。原來，劉小佈走後不久，旗裏派了10人工作組，全是“支左”軍人，專門來牧場幫助揭蓋子。軍人主動找在家主持運動的薑戎做工作，大講“挖肅”的必要性，薑戎立刻180度大轉彎，召開在家的知青開會，指出當前“挖肅”是大方向，“誰‘挖肅’誰主動，要求知青配合“6.18”抓哈木圖和牧民代表王殿生。
第二天，哈書記眼睜睜被造反派帶走，全體知青予以默認。據說，那些天薑戎“整天跟工作組的軍人泡在一起，就差稱兄道弟了”。
哈書記被帶走後，拒不承認自己是“內人黨”，遭到造反派毒打烙燙。哈書記無兒無女，隻有一個相依為命的老伴，她聽到消息後，在絕望中上吊自殺。造反派的倒行逆施日益猖獗，激起了公憤，貧下中牧和其他的陶森隊知青一道，衝破薑戎的阻撓，“接管”了造反派關押所謂“內人黨”的看守所。此後，3個大隊的牧民和烏蘭隊知青輪流在場部守著，與造反派僵持了半年多。“挖肅”運動結束，哈書記重獲自由，但她的妻子卻永遠地離開了。
張紅軍回憶說，“事後，薑戎把交出哈書記的過失推到了劉小佈身上，直到現在，哈木圖仍然認為是劉小佈出賣了他……薑戎在別人已驅趕了牢裏的‘挖肅派’之後，才和我一起出現在哈木圖麵前，讓哈以為他是救命恩人。薑戎讓劉小佈為他背了一輩子黑鍋。”
薑戎在“挖肅”中的投機行為失去了知青的信任，威信掃地。“失敗令他沮喪，他把怨氣全部發泄在我的身上，經常動手打罵，踐踏辱沒我的自尊，甚至將我踢得口吐鮮血昏倒在地。”張紅軍說。
在周總理的直接幹預下，“挖肅”運動總算走到了頭——據官方統計，整個內蒙古在揪鬥“內人黨”運動中，共有34萬多人被審查，揪鬥，關押，蒙古族占了75％，其中16622人被迫害致死，8.7萬多人因刑訊逼供終生致殘。不過，滿都寶力格牧場在“挖肅”運動中無一人直接死亡，陶森隊的知青確實立下了汗馬功勞。多年以後，旗裏的牧民還把劉小佈當作反“挖肅”的英雄頌揚。
反林彪的英雄
1969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正式接管了滿都寶力格牧場。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又在全國展開，草原也不例外。
1970年9月30日，國慶節的前一天，劉小佈和薑戎等3人被兵團保衛處派來的軍人拘押。同日，隊裏的18個知青被一輛卡車連同鋪蓋拉到團部。第二天，兵團保衛處宣布學習班正式開始，同時知青們被告知，他們中間存在一個“反革命小集團”，頭頭是劉小佈和薑戎，讓他們背靠背互相揭發，尤其要揭發主謀的罪行。
上文詳述的“六一事件”，也就是“李樹人之死”，為這次兵團抓人埋下了伏筆。然而，另外一根導火索則是薑戎的所謂“反林彪副統帥的反革命罪行”。
據知青回憶，當年薑戎常常在小圈子裏講林彪的“天才頂峰論”（“毛澤東思想是唯物主義的頂峰”）在理論上欠妥；說林彪的“大樹底下好乘涼”是要把毛主席架空，暴露了他越位篡權的野心；又說林彪隻有將才，沒有帥才，不懂理論，不適合當領袖和接班人……事後，人們才知道，這些其時“冒天下之大不韙”的觀點是薑戎從他哥哥呂嘉平那兒聽來的。
知青的學習班辦了快一個月才結束。
“薑戎很快承認自己犯了‘反林罪’，揭發他的哥哥是主犯，並將不知情的我也牽連入內，使我和張乃勇一起被關，張於一月後放回，而我被監督勞動，受盡屈辱。”張紅軍說。
1984年，其兄呂嘉平因薑戎拋棄第二任妻子德方（化名）一事去京，才透露因受“反林罪”牽連，1971年8月，他與愛人突然遭到搜捕，後遭關押，呂嘉平被判死刑，其妻被判死緩。“他（薑戎）在內蒙寫了我們的揭發材料，無中生有地誣陷我和愛人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其聯絡方法是把秘密材料放在空暖瓶中由我愛人來往於湘京之間傳遞……”呂嘉平說。
幸虧林彪及時倒台了。呂嘉平家庭幸免於難。
“9•13”事件後，“文革”進入了新階段，知青陸續返城。劉小佈等也滿以為即將重獲自由。事與願違，他和閔琦並未免除牢獄之災：劉小佈被判刑7年，理由是“他自己一直強調要負主要責任”，算主犯；閔琦，則被判刑5年。幸好，有張華等在北京活動，通過《人民日報》內參渠道將報告送達李先念副總理，李先念責成北京軍區派出工作組到內蒙調查落實，才將刑期改判為3年——問題落實時，劉小佈已經在牢房裏呆了3年零4個月。
薑戎雖比劉小佈晚出來幾個月，但自由的含義對於他倆不太一樣。劉小佈是勞改釋放，既沒有平反，也沒有恢複榮譽。薑戎頭上卻什麽帽子都沒戴，反而添了“反林彪英雄”的光環。
薑戎於1974年春夏之際返京後，常常對張華等知青大談其在“三招”經受的磨難。姑娘們聽得驚心動魄。後來，作家老鬼還把從薑戎那聽來的“蘇秦背劍”等種種酷刑寫入其代表作《血色黃昏》。然而，無人能證實獄中究竟發生過什麽。劉小佈不大談及獄中生活，他說，被關的幾個都是高幹子弟，兵團的人對他們還算客氣，倒是無邊的寂寞難捱。
1975年，張紅軍頂著與家庭決裂的壓力，回內蒙與薑戎結婚。不久，薑戎隨張紅軍回到南方家中。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四五事件”隨後發生。待薑戎回到北京，鎮壓已結束。次年，薑戎以他在獄中遭毒打失去性功能等種種理由說服張紅軍同意與其離婚。1978年，薑戎參加“民主牆”活動，並加入《北京之春》。其後，薑戎考上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研究生院，並與指揮家李德倫之外甥女、《北京之春》“同仁”德方（同是滿都寶力格牧場知青）結婚。1984年，薑戎與德方離婚後再婚，精神和肉體遭受雙重虐待的德方不堪重負，精神失常數年，生活貧病交加。薑戎研究生畢業後進入中國工運學院（現稱“中國勞動關係學院”）任教。
從中學到“上山下鄉”，從“反林彪英雄”到“民主牆”到“天安門廣場”，直至退休後寫出《狼圖騰》——薑戎認為《狼圖騰》是他“拿命換來的一個故事”，而在熟悉他的故人看來，此書“是對薑戎本人人生觀和世界觀的一個總結”。
劉小佈，“文革”後遠離政治，投身於電力工業，走上了“實業救國”之路。
更多的人，因“上山下鄉”耽誤了學業，也誤了前途。
滿都寶力格牧場知青們的命運，各不相同，卻正是那個時代的縮影。
（本文經采訪多名內蒙古知青後寫成，同時參考了《洋油燈》、《落荒》、《血色黃昏》等知青作品，並引用了內蒙古知青在有關《狼圖騰》研討會上的相關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