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風窗》文章：青春如火，草原如歌—— 第一批內蒙古知青的故事 (2008-05-13 04:37:04)
本刊記者 陽 敏
1967年11月16日，20多輛汽車載著400多名中學生由天安門廣場緩緩西行，開往內蒙古大草原——這是第一批自願報名去內蒙，響應毛主席號召與工農結合的好青年。次年，全國範圍內的“上山下鄉”運動才展開。
這支隊伍自然受到高度重視，一路上敲鑼打鼓，從盟裏到旗裏，都受到高規格的接待。9天後，其中200多名知青到達錫林郭勒盟的東烏珠穆沁旗。不過，那114名到達滿都寶力格牧場的知青，卻險些與日後承載了他們激情歲月的牧業隊失之交臂。
為什麽呢？
當時，場部的當權派“6•18”很希望知青們留在場部“搞革命”，先是給他們大講睡熱炕、住房子的好處，沒過幾天，又提出來年給他們單獨辦個分牧場，美其名曰“特殊待遇”。那些響應毛主席號召一心要“和貧下中牧結合”的知青，怎麽甘心享受與牧民隔離的特殊待遇呢？去、留雙方經過一場大辯論後，“6•18”一派大敗，倉猝決定：全體下牧業隊。
於是，知青們下到了緊鄰外蒙邊境的滿都寶力格牧場，分散在4個牧業大隊裏——《狼圖騰》的作者薑戎等21名知青住進了陶森（音譯）大隊的蒙古包裏。
講述陶森大隊知青的故事，並以此描繪內蒙知青精神圖譜，正是此文的主旨。
蒙古包裏出馬列
陶森大隊的北京知青，雖說都是按毛主席指出的青年運動的大方向自願去到內蒙，不過他們各人家庭出身迥異，各自“下鄉”的初衷終究也不盡相同。
劉小佈，“老高三”，到內蒙草原那年還不到20歲，他的姥爺劉瀾波是新中國電力部的第一任部長。劉小佈曾是學校革委會主任，解放軍軍管後還當上了市紅衛兵代表大會的作戰部部長，不過他骨子裏沒有“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意識，厭倦了“打派戰”的生活，在女友的“慫恿”下，辭去革委會主任的職務，兩人當起了“逍遙派”，天天泡在北京圖書館裏。
張華，劉小佈的高中女友。她的父親出身舊官吏，解放前夕參加了民主運動，父親的堂哥是國民黨軍隊的將軍，解放前夕逃到台灣，雖然解放後父親被送到“革大”學習，參加過土改運動，之後調到北京，在民革中央工作，但在“文革”中，國民黨和民社黨的經曆成了他抹不去的汙點。
素來怕聞火藥味的張華，自然厭惡階級鬥爭。1967年10月，張華聽說北京有10個學生到內蒙古插隊，決定報名——從高二起，有人就天天痛表決心，高喊上山下鄉，但命運開了個大玩笑，張華這個“資產階級小姐”倒是走到了最前麵。
“文革”剛開始，劉小佈的姥姥和姥爺就被造反派揪了出來，尤其姥爺，處境更糟，天天坐“噴氣式”。再往後，毛主席的話也沒保住劉瀾波，革命派天天到家裏折騰。1967年5月2日，母親被水電部造反派批鬥後突然辭世，從小跟隨在姥姥和姥爺身邊的劉小佈，對運動的方向發生質疑，決定擺脫學校的運動，與女友一道插隊內蒙，下鄉鍛煉，走向社會。
全隊隻有兩名女生，張華和張紅軍。張華第一次見到張紅軍，看她比分頭還短的頭發被軍帽遮得嚴嚴實實，穿一身褪色軍裝，中間紮一根刺眼的武裝帶，就知道她是軍隊的幹部子弟，是貨真價實的“老兵兒”——的確，張紅軍的父親是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文革”時被提拔為湖北省軍區副司令。
張紅軍為什麽去內蒙插隊？據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張紅軍美院附中的同學李永存回憶，呂嘉民上內蒙古之前對他說，“我為什麽上內蒙？上內蒙就是要把思想改造好，改造好就可以殺回來掌權”，於是呂拉了幾個男同學陪著同去，還拉了一個女同學張紅軍。
“張紅軍是一個單純的傻丫頭，當時老在校門口低頭坐著懺悔自己當老兵所犯的‘錯誤’。她是一個特別真誠的革命青年，一心想跟著毛主席，她認為自己犯了錯誤。呂嘉民給她指了一條光明大道：下鄉改造思想。她馬上打起鋪蓋就走。”李永存說，呂嘉民一拉張紅軍，他就知道張紅軍要當壓寨夫人去了。
不出李永存所料，到滿都寶力格牧場一個月左右，張紅軍與呂嘉民住進了同一個蒙古包，後成為他的第一任妻子。
呂嘉民，正是時下暢銷書《狼圖騰》的作者薑戎的本名。
在其他知青的眼中，呂嘉民是“幹部子弟的另類”。其父呂炳奎，據呂嘉民講參加革命前曾是江湖郎中，醫術高明，結交過三教九流，抗戰初期揭竿而起，拉起一支地方武裝，後加入新四軍，參加抗日。建國後，呂炳奎曾任江蘇省衛生廳廳長，後調任國家衛生部中醫司司長。據說，呂嘉民的母親，曾在上海當過女工，參加革命比其父早，黨內地位也比其父高，做地下工作時，曾與江青共事。
呂嘉民的哥哥呂嘉平，和他父親是一對生死冤家。從呂嘉平寄到牧場的小字報中，知青們得知，呂父在老家曾有元配，參加革命後，隱瞞實情與呂母再婚。呂母知道後，已經是孩子一大堆，也無可奈何，隻好關起門來吵。後來，呂母患上了癌症，重病期間，她安排讓呂嘉民的姐妹和大弟改姓，由軍界的舅舅撫養。母親死後，父親與家中小他20歲的小保姆結婚。對呂父所為，呂嘉平堅決抵製，呂嘉民則與哥哥站到了同一條戰壕，如此一來，他站到了父親的對立麵，也被排除在幹部子弟的群體之外。
據呂嘉平回憶，呂嘉民“上初中時曾受到其父和後母的殘酷虐待，當時他年小體弱，因受折磨而得了肺結核，但身為中醫司司長的父親不僅不給治療，反而在生活上百般苛刻，精神上橫加打擊，後母則更是謾罵不絕，大打出手，他們將他趕到別處一間小屋子裏死活不管，又揚言要將他趕出去，致使他的病情加劇，瀕臨死亡的邊緣……”在哥哥的救助下，呂嘉民逐漸康複，並在哥哥的調教下，學習繪畫，初中畢業考上了美院附中，生活總算有了一線曙光。
“但自此（患肺結核病危）之後，我發現他逐漸變了，比如經常在我和其父之間用撒謊和挑動矛盾的手法兩邊騙錢，然後上館子大吃大喝；他開始追求女同學，對女色和性關係特別關注；他特別崇拜拿破侖和希特勒，對‘無毒不丈夫’、‘寧可我負天下人，決不可天下人負我’讚不絕口……”呂嘉平說，他多次批評，呂嘉民卻不以為然。
對於所謂“家醜”乃至生活的貧寒，呂嘉民當時在知青中並不諱言並廣為宣傳，與其兄在小字報中披露情況相符。
不過，雖說薑戎是“幹部子弟的另類”，但如近期《南方周末》（2008年4月3日）刊登某文所言，“和那個年代所有幹部子弟一樣，薑戎從小接受的是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精英教育”。隻是，他似乎比大多的幹部子弟在“精英主義”這條路上走得更遠——如薑戎第一任妻子張紅軍所說，“帝王情結是薑戎政治理想的核心”。
何以見得？
到內蒙後，某日知青聚會晚飯後聊天，薑戎侃侃而談，話題不離“接班人問題”，還特別提出，接班不應該等待，要“搶班奪權”。把在場的知青聽得一頭霧水，被薑戎“指點”為“中央委員”的知青嚇得夠嗆，要知道，如在北京說這番話就得戴著“陰謀家”的高帽子遊街了。
不久，薑戎要創建“蒙古包裏的馬列主義”、做“職業革命家”的理想路人皆知，他也公開宣稱自己將來是“紅太陽”。“薑戎高度評價秦始皇稱霸天下，延伸出去，就有成吉思汗、曹操、蔣介石、希特勒和江青。他最讚賞的是希特勒和《我的奮鬥》”，張紅軍說：“他認為自己的性格理想都很像毛澤東。每次他打了我，他要取得原諒的理由就是……對於他這個要創建蒙古包裏的馬列主義的職業革命家的脾氣，要學會容忍和理解。”
張紅軍的回憶，容易讓人聯想到德國漢學家顧彬那句“最激烈的批評”：“《狼圖騰》對我們德國人來說是法西斯主義，這本書讓中國丟臉。”
很自然，薑戎被一些人視為“野心家”，也贏得了一些知青的崇拜。“文革”紅小兵“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依舊蔓延在如歌的草原。不過，雖說毛主席讓大家都關心國家大事，將革命進行到底，但運動搞到這個份上，很多人都灰了心，到草原沒多久，也就隻有劉小佈、薑戎、閔琦和吟一（化名）幾個從小受政治熏陶長大的幹部子弟還關心“革命”。
牧場的“六月風暴”
“文革”後，滿都寶力格牧場的舊領導班子基本陷於癱瘓。知青到陶森隊不到一個月，大隊開始醞釀成立新的生產班子。
那時，滿都寶力格牧場就分為兩派。一派因保牧場黨委書記哈木圖，被稱為保守派，絕大多數成員是當地的貧下中牧；另一派叫“6•18”，專造哈書記的反，堅決支持“挖肅”運動，骨幹多為“盲流”，再加上新遷來的布林大隊——因為大雪災布林隊失去了草場，旗裏讓他們遷徙到滿都寶力格牧場，離鄉背井，心裏有怨氣。
所謂“盲流”，在當地指一些從東北農區輾轉逃荒來草原的漢人和東北蒙古人，他們聚集於場部，幹些零碎活兒，春天撿蘑菇，夏天打獺子。牧民指責“盲流”吃不了放牧的苦，愛幹偷雞摸狗的勾當，而“盲流”則抱怨自己沒有放牧的“特權”，怨本地牧民排外。多年的積怨在“文革”中爆發，外來人組成“6.18”與貧下中牧唱對台戲，堅決造哈書記的反。
經過一段時間，劉小佈和薑戎從知青中脫穎而出，成了公認的知青領袖。這回大隊成立新班子，希望有一名知青代表加入，劉小佈經知青推選出來，成為生產隊副隊長。不久，場部辦學習班，開始討論“革命委員會大聯合籌委會”的問題。
臨別北京，劉小佈的姥爺送給他一條毛主席語錄，那是1949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新疆之前，毛主席給王震、王恩茂同誌的電報指示：“你們到那裏去，要本著替曆史上無數壓迫少數民族的反動統治者還債的精神在那裏工作。” 於是，劉小佈義不容辭地做起了貧下中牧的代言——既然貧下中牧說哈書記是好書記，知青就理所應當拚死保護他，應當反對“挖肅”。
經過一番鬥爭，醞釀多時的“籌委會”終於成立，成員包括哈木圖等3名場部領導另加兩名“6•18幹將”。可惜，兩個多月後，籌委會又垮台了。不久，場部傳來消息，“6•18”又把哈書記揪了出來。接下來的批鬥變本加厲，挨打、掛牌子……3個大隊的貧下中牧隻好向劉小佈這些知青求助，最後大家決定：把哈書記搶到陶森隊。
知青把哈書記搶到陶森隊保護起來，也就意味著他們徹底與“6•18”派鬧翻了。當時，場部已被“6•18”控製，知青的日子不再太平。頭一回，幾個知青去場部，遭“造反團”打手李樹人（化名）一頓毒打。接著，薑戎和閔琦高燒不退，去場部看病，李樹人又找上門打人，不但人挨了打，衣服還被撕成碎片。有一次，知青派人趕牛車去場部買糧，李樹人扣押了牛車，還恐嚇知青不得再去場部。
1968年6月1日，“搶牛車事件”的第二天，知青群情激憤，集合起來到場部找李樹人算賬，哈木圖書記攔也攔不住。之前，大家商量好，隻講理，不動手，即便動手也是打胳膊和腿，讓他失去打人的能力。不過，事情沒有按照設計好的方向發展，知青們進屋就把李樹人打趴下了。
陶森隊知青一走，“6•18”骨幹們抬起李樹人，塞到卡車上。造反團的中堅，木醫生（化名）給李樹人打了一針興奮劑，把他平放在卡車上，顛簸300裏，直奔旗醫院，到醫院後人死了。
幾天後，旗革委會和軍管會派武裝部政委等人下來，了解“六一事件”真相。6月9號，武裝部政委又帶一幫人到牧場，準備拘留主犯，但知青和3個大隊的牧民集體抵製，旗裏的第一次抓人行動未果。不過，“六一事件”並沒有不了了之，最終釀成了牢獄之災。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