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小劉文生
冷明
文生與我同庚，我們同一年降生在古樹參天的四川會館，從記事起我們就整天膩在一起，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麵紅旗還沒有起飛前，北京有過一陣無政治運動的空檔期，大院人安居樂業，前所未有地成立了幼兒園。幼兒園設在四川會館西院，院子中間是一片空場，青磚鋪地，往北十幾層高台階，廊簷下是寬敞的大戲台，台下東西兩側擺放著一對大香爐，老槐樹下橫臥一塊大石碑。穆大爺家、文生家、肖遠威大哥家住在戲台上的幾間房子裏，何奶奶家和我家住在南廂房，北廂房曾是“新中國第一克格勃”的閔步瀛家。
小時不知觸動了我哪根神經，突然成了故事大王，在幼兒園小朋友們用一圈小板凳圍住我，聽我講永無窮盡的“一千零一夜”。好景不長，記不清從什麽時候起，少年的我突然啞火，何止是啞火，甚至有些口吃，不敢當眾說話，尤其不敢在大庭廣眾下講話。小小的年紀，隻要有人當麵提到“反革命”三個字，如五雷轟頂，頭暈目眩，眼前一片漆黑，類似一次癲癇小發作。“血統論”大概從那時起盛行，什麽都要講究“出身”，上學、工作、入團、入黨、參軍、搞對象、娶媳婦，我父親被打成了“反革命”，我不自覺地給自己戴上了這個緊箍咒。
在草原生活了22年，1990年我回到北京工作，一些單位請我去講課，我毫不費力，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天生我才必有用，何懼之有，這時才明白帶給一個少年的“恐懼”為何物。
三麵紅旗飄飄的時候我父親被打成反革命，饑餓成了我最深刻的記憶。每個星期天，我可以跟上文生到西四看望他姥姥，文生的姥姥姥爺是大連人，一口東北音，獨住一套小四合院，三年困難時期，每天饑腸轆轆，巴不得有個地方找到些吃食，姥姥家窗明幾淨，紅木家俱古色古香，一看就是大戶人家，小外孫每次去他們都會歡天喜地，管吃管喝，慈祥的老人知道我們是形影不離的好朋友，從沒嫌棄過我次次不落地蹭吃蹭喝，臨走還會給一兩毛車錢。有了錢，我倆什麽都不顧，先買兩根冰棍好好解解饞，從西單坐車到宣武門五分錢，如果從西四或缸瓦市上車就要一毛，錢不夠，買張五分的票，多坐兩站，到了宣武門，不等車停穩，趕緊擠下來。文生父母從來不給他零花錢，去時兩個七八歲的孩子滿懷希望，也不知道累，風塵仆仆一路走過去，回來時讓我們覺得西四到宣武門實在太遠，有一年冬天我倆用坐車錢看了電影，天黑了，我們不管不顧從西四上了車，偌大的公交車乘客寥寥無幾，售票員望著我們，買票呀學生。我倆低著頭，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好不容易到了站，聽著售票員的諷刺挖苦，匆忙跳下車。
上了小學，西院的幼兒園逐步擴大，戲台上的人家搬到了下斜街，離的遠了，也不影響我們經常走動，文生爸是下斜街王麻子刀剪廠的技術員，頂梁柱，文生媽高個子，夏天穿著漂亮的布拉吉連衣裙高跟鞋，是槐柏樹幼兒園園長——那可是平民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市委幹部子弟專屬幼兒園。文革一開始，文生家首當其衝，爸媽被揪鬥，他媽一頭長發被剃成了禿瓢，打的滿臉花瓜，在第一批抄家高潮中被紅衛兵掃地出門。
文生哥哥師範學院畢業，在遠郊區平穀縣中學當老師，一家人被趕走，文生卻固執地留了下來。少年劉文生長大了，寬寬的肩膀，方臉闊鼻，濃眉大眼，頭發微微自然卷，體格健壯，相貌堂堂，是個標準的美男子。他偶爾露一麵，我們知道他姥姥出身大資本家早被抄家轟走，母親問他住在哪兒，吃什麽，他眉頭緊皺一言不發，母親一定要留他吃飯，好像吃過一兩次，多半坐坐就走。文革來了，停課鬧革命，我們中學生就是習武摔跤找茬打架，我長期吃不飽，營養不良，身體越發瘦弱，隻有被人欺負的份，不久，江湖上傳來消息，風華少年劉文生在校場口一帶揚名立萬威震八方。他對我說，誰欺負你告訴我，看到他滿是仇恨的眼神我不寒而栗，相信他在這一帶天下無敵。
1968年我懷著報效祖國永遠忠於毛主席的崇高理想（主要是找飯轍）到草原插隊，聽說那一年文生也走了，去了山西。
79年我父母平反回京，文生的父親也回了北京，劫後餘生，互相探問，文生媽在文革中被批鬥羞辱，轟到農村後貧病交加，早死了，文生插隊十來年，大返城回京，落在平穀，找個當地姑娘結了婚。文生爸找廠子要求落實政策，廠裏說沒房，文生爸說，人走茶涼，那時候廠子離不開我，什麽技術革新、管理設計全靠我，現在人家說了，又不是廠裏轟你走的，上哪兒講理去。
翩翩少年窈窕淑女一晃成了爺爺奶奶，街坊發小一呼百應歡聚一堂，追憶失去的青春，找尋童年的“幸福”，大槐樹、露天電影、石碑、石猴、黑漆大門、戲樓、魁星樓、大雜院、小胡同，一切都成了美好的回憶，唯獨不見劉文生。文生，你知道嗎，用不了幾年儲庫營上斜街下斜街校場口也許就不複存在，四川會館也會永遠消失。
201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