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值多少錢
冷明
姐夫在大院裏與幾個年輕人對弈，輕鬆自如，行雲流水，自命不凡的高手們一個個被斬於馬下，我心中不忿，臭棋簍子，來來來，我來。我自恃有點小聰明，插隊時曾是公社裏中國象棋、國際象棋雙料冠軍。
一來二去，拔得頭籌。再來，再來。許多年未下棋，沒想到自己功力不減。未及喜形於色，風雲突變，隻見血流成河，殺人於無形，我的天，再也沒開和。後來他告訴我，文革中他樂得逍遙，西城區的冠軍、市裏的不少名家都敗在他手下。
姐夫出身不好，他的父輩與國民黨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是近親。傳說中四大家族的萬貫家財他們沒享用過，與國民黨大亨卻有千絲萬縷脫不清的幹係。姐夫文革前就讀於一所重點中學，因為家庭，腦門上被終身刻上了“此生不宜錄取”的烙印。人貴有自知知明，他高中畢業好歹找了份工作。也不是什麽好工作，建築公司工人，苦力。
文革後，劫後餘生的芸芸眾生急於擺脫知識斷層的沉屙，諾大的北京城更是求賢若渴，公司領導想起了這個老高中生，偶爾讓他去職大代課。在許多老師眼裏深奧的高等數學，天書般的微積分、數列，講起來得心應手。英語沒人教，他學的是俄文，教起這些工人大學生來，英語也說的一級棒。他成了沒有名份的幹部，沒有學曆的脫產教師。他告別了十幾年的水泥、沙子、石塊，告別了將他的大拇指打的粉碎的混凝土攪拌機。
人到中年，姐夫脫穎而出，不費吹灰之力拿下大學文憑，晉升過程一帆風順，工程師，高級工程師。曆史就是這樣的詭異，一會兒說出身剝削階級，一會兒說書香門第。本該飛黃騰達一飛衝天，他卻我行我素，既不入黨，也不當官，每天早起晚歸，爬高樓，監督、檢查一絲不苟。學生裏心眼活泛的不少成了大老板，他卻每天穿著一成不變的舊衣服，擠公交。迂腐的老夫子學不會與時俱進。
臨到退休，他的“工程監理證”成了聚寶盆，街坊鄰居個個羨慕，說，是金子總會發光，活該小李子要發財。
工程監理好似導演，大到鋼筋的粗細，小到磚頭的強度，一麵牆平不平，一袋水泥合格不合格，事無巨細，挑個刺，找個茬，哪個老板不緊趕著上供。
姐夫名聲在外，客戶紛紛找上門，請他去當監理。都說工資好商量，你去把關我們一百個放心。
姐夫拿著雙份工資，後來，晚輩中有人開上了奔馳、寶馬，他依舊胸前掛著交通卡。
在寒風凜冽四麵透風的半成品樓上，他這個總監工，把身上穿的厚厚的工作服一次次脫給凍得瑟瑟發抖的民工，一件，兩件，三件，“對不起，我隻有最後一件了。”
在冰冷刺骨的建築工地，民工們揣著手凍成一團，偷奸取巧人之常情，何況天冷的實在有些伸不出手。有個貴州小夥子，衣衫襤褸，腳上的一雙球鞋綻開笑容，露出裏麵的肉，唯獨他一人，虔誠地趴在冰冷的水泥地上，伸出黑瘦的手，哆哆嗦嗦堅持不懈地把鋼筋縫裏的煙頭紙屑草棍一點點往外掏。“你把他叫過來。”姐夫衝包工頭說。“過來過來。”小夥子嚇壞了，以為犯了什麽錯，戰戰兢兢。姐夫掏出一百元大票，遞給他，“明天去買雙鞋。”第二天，所有的民工都乖乖地趴在地上幹活，眼巴巴地望著他，分明在央求：老板，我們都老老實實幹活，發錢吧。
沒過幾年，姐夫突然說，我不想幹了。老板勸說，你這麽大歲數了，不用往高樓上爬了，隻要掛個名，簽個字，工資照拿。在母親家，酒酣耳熱之後，他說，太黑暗了，我寧可不幹也不簽字，我得對的起自己的良心。我真想拽一句：朽木不可雕也，良心值幾個錢！偷工減料司空見慣，唯利是圖的又豈止建築業一家。在笑貧不笑娼的時代，安貧樂道恐怕要讓人笑掉大牙。
當一座座新修的高架橋接二連三轟然崩塌，當慘絕人寰的汶川大地震發生時，距震中近在咫尺，竟有一座學校的樓房沒倒，我才掂量出良心的價值。
2013、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