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和草原的愛恨情仇—關注一場審判
1968—2018，上山下鄉五十周年，知青們歡呼雀躍，著書立傳編寫花名冊，表演聚餐追憶似水年華，北京知青念念不忘草原人民的大恩大德，為草原義演賑災，一大款帶頭為高力罕打了幾百口機井，還有一知青二十年如一日拖著病體為草原治理幹涸的湖泊，這樣的情操就不單單是對草原的一往情深了，難怪受到了聯合國的表彰。知青們為草原病兒募捐，牧民來看病，大家跑前跑後熱情相助，婉如家人，老知青們以各種形式反哺草原。
蒙古族牧民淳樸厚道，額吉阿爸老喇嘛與生具有菩薩心腸，牧馬人的彪悍，生性寬厚善良的馬上民族讓知青們永遠難忘，許多人以草原人為傲，感恩牧民，向往寬廣無垠的草原，藍天綠草雪白的羊群，與幾十年前慌不擇路逃之夭夭判若兩人。
5月，一場法庭審判迎麵而來，知青遺孀及後代起訴原插隊牧業大隊的官司即將在西烏珠穆沁旗法院開庭。想了解這場曠世少見的民事訴訟，先從我的新浪博客文章《火勒旮棄》（小偷）說起，原告正是文中主人公陳文生的遺孀及子女。
興安嘎查（大隊）知青，曾是陳文生同一蒙古包的戰友，把拙文拿到東烏知青的一個群裏，眾說紛紜，泛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漣漪。
霍勒嘿！（可憐）陳文生！
陳文生算是底層弱勢的知青了。
這位陳文生與我是同一個學校，同一批到白音華蘇木，並在同一個蒙古包生活了多年的插友。
混的實在太慘了！
他的經曆很是耐人尋味，既讓人同情，也叫人痛恨！
悲劇中的悲劇！
時代和個人共同釀造的悲劇。
我相信在那個荒誕的年代什麽樣的悲慘命運都會發生，隻不過是由冷明清澈見底的筆記錄了草原知青陳文生和他初戀情人的命運。還記得白描（筆名）筆下四個陝北女知青的命運，更是血淚凝成的血淋淋的事實。
為了解決陳文生家屬子女的草場問題，我們曾經一起下鄉現從事律師工作的知青協助他們向西烏旗法院提起訴訟，想通過法律程序來爭取自己的生存權利，但幾經周折都沒能取得好的結果，與蘇木、大隊的領導牧民搞的也很僵持。
那個荒誕的年代雖然過去了，可那些更荒誕的事又回來了！
試想一下，如果我們這些知青都沒返程，都在草原紮根生兒育女，那和牧民爭分草場的矛盾會造成什麽景象呢！
我們隊的陳麗霞曾經也被打發去過烏尼特牧場，回隊後也正沒趕上分畜群，後來老鄉們不忍看她們那麽淒慘，隻好從每家湊了一百多隻羊給她家。但因此也被受冷遇和傷害，那些分到的羊，畢竟是從人家已到嘴裏扣出來的肉呀。88年我和武征回去看她時，喝的是黑茶水，連碗奶茶都喝不上，因為沒分到一頭奶牛。老咩那幾年真難熬，她也是多少次想到死，一了此生。
如果都不回北京，那我們就都是牧民了，是外來戶。至於如何和牧民相處，那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了，肯定有人會融入牧民……
是呀，不少人想回到那個荒誕年代，但是我們不想在有生之年再受二茬罪了。想讓我們跟當年一樣沒頭沒腦的像傻子一樣擁護是萬萬不能的了。別把大家都當無腦兒，凡經過文革的人，頭都長回在自己肩膀和脖子上啦。
看來陳麗霞也有類似的經曆，但她畢竟是嫁給了當地人，又沒有像陳文生“火勒旮棄”的前科，所以她能得到牧民的同情，而烏珠穆沁牧民是最恨偷盜之人，更別想分羊分草場了！但從道義上講，陳文生的後代是無辜的！
我們若留下當牧民，趕上分畜群，估計有個別牧民會計較，多數善良的人會包容我們的。
是。陳麗霞的丈夫前達門的家族也不少人，也會幫他們，但很有限。
我們要是留在草原，可能就像華人在美國，有人會融入主流社會、有人被邊緣化、有人會成為“陳文生”……
是的。畢竟是背景離鄉的外來人。
那些不太會說蒙話的知青生活肯定會不盡人意。
現從西烏旗政府有關部門表示，與蘇木，嘎查兩級政府無法協調一致，隻能從政府拿出一些錢來資助陳的家屬，因陳畢竟是當年的知青。
據我所知前達門和陳麗霞家從西烏旗遷回大隊後按戶籍人口分到了草場，而大隊裏有些牧民的孩子出生晚了幾天卻分不到草場。
65年插隊到我們大隊的幾位未走的錫盟知青，80年也一同被旗知青辦安排到西烏旗某牧場。
分草場以戶口和八零年分牲畜為條件，有個原則，增人不增草場，減人不減草場，理論上講當時分牲畜，草場不會太難，沒牧業戶口肯定分不上，錫盟有個情況蘇木所在地非牧業戶口的都不能分草場，牲畜，這個是政策，現在這部分人最難了，既沒地就業，既便是租草場放牧，有關政策，法律不允許，他們很可憐，政府也很無奈。
所以陳麗霞他們，及時從西烏旗牧場遷回大隊分到了草場，還是幸運的，具體沒有分到牲畜是什麽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我想你們那個知青戶口什麽的可能不在大隊，當時分羊，分草場有部分人還沒從文革中轉變觀念呢，應該屬於非牧業戶。如果有當時牧業戶口，應該是能找回來一點，因為草場分完了，各隊隻有點集體草場。
知青的戶口應該在大隊，由公社掌管，自己手裏有糧本兒可到糧站買糧。70年代末，有些知青已經是正式職工、國家幹部，為了回北京，也隻能辭退工作返回大隊，辦理知青病退、困退回京。
大家對陳文生充滿了同情與不解，陳的經曆與眾不同，79年分配到寶日格斯台牧場工作，因盜竊，很快被判刑入獄，但一家人的戶口始終在白音華公社興安大隊。79年大隊分牲畜，後來分草場不分給他似乎名正言順，何況人走茶涼是特色國的國情。
問題是陳文生數年後釋放，寶日格斯台牧場的工作丟了，他想回興安隊，他住過的房子大隊給了別人，隊裏不收留他，隻能投奔哈日根台公社農業隊的老丈人家，一家人的戶口始終在白音華興安隊。
我道聽途說，對陳文生家人陷入了怎樣的困境想像不出，據了解詳情的人講，陳文生死後，既沒牲畜也沒有草場，病與貧總是如影相隨，要不老祖宗怎麽留下“貧病交加”這樣一個膾炙人口的成語，他有三個孩子，其中一個也死了，剩下一兒一女和他遺孀住在貧民窟似的土房裏，破棄拉撒，慘不忍睹，一家人靠打零工過日子，吃了上頓沒下頓，早已淪落為社會的最底層。還有比這家更窮的嗎？陳的老伴因嘎查（大隊）不承認她家在興安的戶口，連最起碼的低保也無法享受。
在最絕望的時候，聽說內蒙有政策，凡80（82？）年戶口在牧業大隊的應分給牲畜和草場，可這一家口呐筆拙又不會蒙話，一個北京知青的後代誰尿你，正所謂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興安隊的北京女知青祁春芳挺身而出。祁春芳一生坎坷，甚至充滿傳奇，是“赤展”式的人物，90年回的北京，好在孩子長大了，都有出息，她在北京可以安度晚年，雖然經曆過悲苦，卻看不得別人的慘狀，她不顧年事已高，一趟趟跑西烏，白音華，興安嘎查，找各級領導溝通協商，希望能為陳的家人落實政策，分些牲畜、草場，卻遭到大隊拒絕。六十年代草原收養了三千上海孤兒，文革初接納了數萬名知識青年，草原額吉博大的胸懷讓不少知青至今提起來熱淚盈眶。祁春芳仿佛得到了額吉的真傳，為窮人雪中送炭誰能說不是最大的善舉。
在一家人走投無路的時候，錫盟知青律師滿達建議他們拿起法律武器，並主動幫助他們，否則要文化沒文化，要錢沒錢的窮知青後代，哪個律師肯無償幫忙。案子起訴到法院，馬上就要開庭。滿達是蒙古族，在與興安大隊一河之隔的金星大隊插隊多年，與牧民的關係極好，為牧民在法律事務方麵沒少幫忙，為陳文生家人代理出庭，車馬舟船差旅費自掏腰包，恐怕連一頓飯也混不上，何況他要麵對的一方是他最要好的牧民朋友，一方卻是窮得掉渣讓人唯恐避之不及的知青後人。滿達敢於仗義執言，他是否懷著悲壯的心情走上莊嚴的法庭，麵對曾經朝夕相處的父老鄉親，卻為一名不沾親帶故的知青振振有詞，我們對這位豪爽善飲的蒙古族老知青真要刮目相看了，在他粗獷的外表下藏著怎樣一顆悲天憫人的心！
古今中外匡扶正義劫富濟貧的大俠永遠是故事的主角，麵對這樣一場官司，知青們誰也不好意思發聲，嘎查（大隊）、知青，無所謂正義邪惡，都是上山下鄉運動的受害者。
知青們回第二故鄉，牧民傾其所有熱情招待，美酒炒米手把肉今夜喝個夠，老知青著書立傳歌頌草原，感謝當年的救命之恩，草原人民作夢也想不到遇見陳文生這樣一個可憐又可恨的敗類。但歌頌的前提是這樣：79年以前知青在大隊與牧民沒有什麽利益之爭，無非是放牲畜或幹零活，掙工分；79年分牲畜分草場，各戶按人口均等，假如知青們沒走，結婚生兒育女，一個大隊牧民不過四五百人，知青近百人，分牲畜占去四五分之一，肯定會出現不和諧的音符。回不了城，我們每個人都會跟牧民爭草場，爭牲畜，你多一份，牧民就會少一點。陳文生口碑不佳，趕上這個隊的領導也不是什麽等閑之輩，不管什麽政策不政策，不給，就是不給！
下過鄉受過罪，不妨礙人們有深深的草原情結，有些人恨不能回到過去，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想說，那是你呆的時間不夠長，東烏的老咩（陳麗霞），西烏的陳文生就是明證。
說起來大隊也是夠冤的，一個禍國殃民的上山下鄉運動，正如鄧小平所說：知青不滿意，知青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卻讓我們一個牧業大隊背黑禍，我們憑什麽要為一個北京知青的後代買單？！
這個事情如果從法律的層麵上說，政策就是政策，法律就是法律，80年陳一家人的戶口在你們大隊，你們就得分給他們牲畜草場，至於公平不公平是國家的事。國際上有“人權大於主權”一說，用在這個案子上也許有點牽強，但這一家，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家徒四壁，吃了上頓沒下頓，靠打零工過活，他們要生存的權利一點也不過分。
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官司，一方麵，北京知青與草原牧民情同手足，一方麵，但凡有點同情心的人都希望“火勒旮棄”的家人會得到救助，希望在這個偉大的國度裏北京知青後代有房住有飯吃。
關注5月份西烏珠穆沁旗法院的庭審，關注給上山下鄉抹黑的陳文生一家。插隊的故事總是由學者專家事業有成衣食無憂的人書寫，有病的，窮困潦倒的，為生活為子女憂心重重朝不保夕的，他們也是知青中重要組成部分。
五十周年，紀念什麽？“火勒旮棄”一家人的結局就是上山下鄉最好的腳注。
注：一家人打贏了官司，嘎查拒不執行，法律也無能為力。
2018、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