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同學“小平頭”劉迪》
王驥
10月18日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中的“小平頭”劉迪的忌日，他離開我們11年了。11年前的10月18日晚上23點，在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的病房中，他裹著一個白色的被單去了另外一個世界，永遠離開了我們師大附小（北京第一實驗小學）63屆這個集體。我們拍攝了他離開這個世界前的最後一張照片，看著他那卷曲在被單中的幹枯的身體，讓我想起了另外一張十分相似的照片，那是裹在白布中的一位印度人——甘地。
劉迪生前很崇拜聖雄甘地，和甘地一樣劉迪也是非暴力主義者。兩人離開這個世界，臨走時最後的樣子竟然是如此相似。
劉迪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們同在1957年通過2000人參加的入學考試，被師大附小錄取。在漫長的歲月中，我們從同學變成朋友，一起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他的離去，使我們實驗小學1963屆的同學們失去了一位最好的夥伴。
劉迪1950年7月6日出生於一個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父親劉雋湘是科學家，我國傑出的免疫學學者。剛上小學時，劉迪住在天壇西門外的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宿舍（現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所在地）一幢別墅式的平房，木地板、有現代化的洗浴設備和廚房……。
當時的劉迪年紀雖然小，但是他有屬於自己的房間和書櫃，有大量的課外書，讀書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內容。有時他父親去北京圖書館（現文津街國家圖書館古籍館）查閱資料，也會帶上他。
由於從小就養成了愛讀書的習慣，他在我們那一群小學同學中是讀書最多的。他不但閱讀中文圖書，而且還可以借助詞典閱讀英文書籍，在他的小腦瓜裏，已然有大量的知識儲備，在我們的同學和朋友中，有這樣一句形容他的話“天上的事他知道一半，地上的事他全知道”。
隨著年齡的增長，劉迪的學識也越來越淵博，在當年的封閉環境裏，我們把他當作身邊的百科全書，了解世界文明的一扇窗口，大家有什麽不清楚的問題首先就找他谘詢。
作為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劉迪從小就沒有和同學打架的經曆。任何問題都是講道理、以理服人，從來不動手，也不會罵人，不說髒話，即便在髒話最盛行的文革中也是如此。
在小學同學裏，我和袁澍是我們班甚至是全年級喜歡用暴力解決問題的人。不過性格上的差異，並沒有影響我們和劉迪的友情，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習慣就是愛看書，這讓我們的性格在交往中形成互補。除了劉迪、袁澍，愛看書的還有武宗夏、葛和華等同學，我們成了最好的朋友。
小學沒有畢業時，劉迪父母工作的衛生部生物製品研究所搬到了朝陽區三間房，劉迪隨著父母也搬到那裏新建的研究所宿舍居住。由於上學的路程太遠，交通不便，他不得不寄宿在父母的朋友家，北新橋頭條的一個四合院中。那是畫家司徒喬的弟弟雕塑家司徒傑的家，這對劉迪在美術方麵知識的補充以及對美術作品鑒賞能力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影響。
俄羅斯名畫畫冊中列賓、蘇裏科夫等大師的作品把他引入俄羅斯文學和音樂領域，他給我講解列賓的《伊凡雷帝和他的兒子》、蘇裏科夫《近衛軍臨刑的早晨》和《女貴族莫洛卓娃》這些作品時，特別詳細地講述了權利鬥爭的殘酷，越是國家的最高權利就更是殘酷……他還研究俄法戰爭、俄羅斯的農奴製度、日俄戰爭、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後的蘇聯……
匈牙利事件後，中蘇兩黨出現分歧、開始論戰，我們班上的一位美國共產黨重要人物的兒子何比得，不得不和來華援建的父母一同離開北京返回美國。一年以後，蘇聯籍的李·亞曆山大同學也跟著在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工作的父母返回蘇聯，蘇共變成了“蘇修”，後來老大哥蘇聯又成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劉迪通過自己掌握的知識，不斷向我詳細講述這段曆史，使我對蘇聯和今天的俄羅斯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
1966年8月份，文革鬧的熱火朝天的時候，雕塑家司徒傑教授的家遭到了紅衛兵的搶掠，他家的私人房產也被街道積極分子強占了幾間，再沒有空餘住房讓劉迪借宿。在城裏，劉迪似乎已經沒有了棲身之地，進城來隻能到我當時上學的師大二附中宿舍過夜，有時也到我家住宿，我們經常是整夜暢聊。
文革期間，我在師大二附中的宿舍被我搞成了一個以師大子弟為主的北京市拳擊練習點，同時也成了我們小學同學的一個聚會點。劉迪、袁澍、武宗夏等同學，經常約好到宿舍找我，然後一同去大專院校看大字報，了解文革形勢。
劉迪思維清晰、政治嗅覺很敏感，剛一聽到清華大學紅衛兵批鬥王光美的消息，劉迪就斷言鬥爭的矛頭是指向劉少奇主席的，劉少奇會很慘！
有一次劉迪、武宗夏和我一同去人民大學看大字報，聽說曾經擔任過朱德秘書的人民大學黨委書記孫泱已經被紅衛兵打死，並被紅衛兵宣布為自殺，劉迪立刻感覺到有人要動朱老總了。他對武宗夏說：“回家去照顧好你爸爸媽媽吧……”武宗夏的爸爸武劍西在德國留學時的兩位入黨介紹人，就是朱德和被紅衛兵打死的孫泱的父親孫炳文烈士。
那一年的冬天，我和劉迪兩個人騎著自行車去十三陵，他想去看看明朝那些“地主階級總頭子”——曆代皇帝的陵墓是否已經被紅衛兵徹底毀壞。到十三陵後，我們看到四處都是破磚爛瓦，思陵雖然還可以隨意進出，但四周圍牆已經部分坍塌。其它陵墓都已經被封，隻能看到還沒有遭到嚴重破壞的外牆和大門。劉迪給我講述著我所不知道的有關明朝皇族背後殘酷的爭鬥事件，從朱元璋開始一直講到在景山上吊自殺的崇禎帝。他對明史的了解，已經可以說是研究，其內容的豐富和深入的程度已經超過了我所接觸過的一些曆史老師，每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和深遠影響，甚至於一些細小的情節，他都講得非常清楚。文革中研究曆史是他生活的一項主要內容，他沒有參加任何群眾組織，也不和任何人進行觀點辯論。他的觀點其實很明確，但是不能輕易對其他人說，隻有我們這幾個人明白。“那一場運動，一切就是內鬥、胡鬧、瞎折騰、一撥人殘害另一撥人” 。
這些年我們經常在小學同學的微信群裏回憶和劉迪在一起的日子，兩天前袁澍講述了我們在文革中的一件事。
有一次劉迪、袁澍、我，還有譚天劍四個人去頤和園。公園裏沒有什麽人，四處空空如也，我們“撿到”一條船，在昆明湖劃船一直到天黑。
寬闊寂靜的昆明湖上，說什麽都沒關係，不怕隔牆有耳。我們從西太後過生日動用建設海軍的經費，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到戊戌變法，以及在菜市口大街上被斬的六君子。砍頭就會有血染黃沙，於是又聊起了魯迅的人血饅頭，再到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誕可笑的事情，以及社會上的怪現象。難得這麽大的一個昆明湖，隻有我們四個人乘坐一葉小舟，談論時事激昂文字。
譚天劍是早期共產黨人譚平山的孫子，他發言不多，靜聽劉迪講述。袁澍做的一些隻言片語的補充，起到了畫龍點睛突出問題本質的作用。雖然大家都是十幾歲的少年，言談話語中卻顯示出對於民族的憂慮，對於國家的熱愛。
武宗夏的堂姐武素梅是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在大串聯時，到過海南島一個農場（據說是武素梅的姐姐武向梅文革前在海南島拍攝電影《紅色娘子軍》時認識了農場領導），就和那裏的農場領導相約，畢業後想到這個農場來工作，免得去農村接受“再教育”。堂姐把這一信息告訴了武宗夏。武宗夏邀劉迪和我爭取一同去那個農場工作。我從小怕蛇，不想去南方，我謝絕了武宗夏的好意。
武宗夏、劉迪二人坐火車分別前往海南島。誰料在廣西境段正趕上兩派武鬥，那是真刀真槍的戰鬥。先行的武宗夏和隨後跟來的劉迪都先後落入了造反派的手中。造反派翻看學生證知道了他們是北京的中學生，懷疑是對立派的探子，於是立刻將他們關押，還進行吊打、嚴刑逼供，生殺大權盡在他們手中。
劉迪和所有被關押的人一樣，每天隻有六兩糧食，吃的是粗米，還要幹很重的活，為造反派修武鬥工事。後來，武宗夏先被釋放，劉迪又被繼續關押了一個月才獲得釋放。回到北京後，他顧不上洗澡、換衣服，直接來到我的宿舍，人的外形整個小了一圈。他打消了和武宗夏一起去海南農場工作的想法，決定服從學校分配去山西定襄縣插隊落戶。
出發的時間安排在1968年12月8日。他家離城裏很遠，因為不會蹬三輪車，他從父母工作單位借了一輛平板兒三輪車，請我幫他把上山下鄉的行裝，從生研所的家裏拉到學校集中托運。
按照學校要求，劉迪提前三天托運行李。那是感恩節過去一個星期後，在生研所高音喇叭播出的“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的歌聲中，我蹬著三輪車，經過掌權的造反派的嚴格檢查之後，從生物製品研究所的北大門出來，奔朝陽門方向騎行，劉迪和弟弟兩個人各騎一輛自行車，在後麵幫我推著。當時路麵不好，而且光線昏暗，騎行了四十多分鍾到了十裏鋪，突然一輛捷克“佳瓦牌”摩托車衝到麵前，攔住了我們的三輪車。從摩托車上下來兩個穿著棉大衣，戴著紅袖章的人，他們是生研所革委會的造反派，要求我們把三輪車重新蹬回去，再做一次檢查。劉迪和他們爭辯說：“出門之前革委會已經派人檢查過了，經過批準我們才從所裏出來的。”兩個開摩托車的人完全不聽解釋，仍然命令我們回去。那年月沒有說理的地方，沒辦法，我們隻好把三輪車又蹬回生研所。這時已經是晚上10點多了，劉迪讓我先回家，我擔心他們不會蹬三輪車，劉迪說就是推著三輪車走，也會按時把行李送到學校。
劉迪和弟弟吃力地推著三輪車返回生研所，因為摩托車速度快，無法與推行的三輪車一起行駛，造反派隻好開一小段路，停下來等三輪車，再接著向前開，走走停停，回到生研所已經是夜裏12點了。造反派們又對每一件物品進行了細致檢查後，才允許重新把三輪車推走。劉迪把一車行李推到北京二中時，天已大亮。
12月8日，劉迪帶著弟弟赴山西插隊接受再教育，臨行之前想和被關在單位“牛棚”的父親告別，革委會不允許，造反派們還特意為他們舉行了一個特殊的“送行儀式”。經軍代表同意，臨時舉行批鬥會，批鬥劉迪的爸爸“反動學術權威劉雋湘”。劉迪兄弟二人在批鬥現場高音喇叭傳出的“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劉雋湘！”“劉雋湘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口號聲中，離開了家。
劉迪去山西插隊之後，我去了陝北黃土高原插隊落戶。我和劉迪書信往來比較頻繁，談到陝北缺醫少藥，劉迪給我寄了很多今天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所在地中醫以及現代醫學基礎理論書籍。按照書本兒我練氣功、練針灸、學習中醫理論。村裏修大寨田挖出深埋地下的古代人體殘骸，我參照解剖學方法觀察剖析，學習人體骨骼結構，為我後來進入醫學界，甚至成為奧運會的醫學官員邁出了第一步。
插隊期間我們經常回北京。袁澍遠在新疆，武宗夏在海南，隻要回到北京，大家都要見麵聚一聚，暢所欲言，聊一聊各地見聞。武宗夏的爸爸武劍西是二級教授、行政8級的國家幹部，曾在高教部以及高等教育、人民教育等出版社擔任領導職務，屬於文革中教育部等待落實政策的老幹部。劉西堯擔任教育部長時，撥亂反正，落實老幹部政策，將武宗夏從海南農場調回北京，送到中醫學院學習，畢業後在中醫研究院工作。我辦理病退回北京後，先是在基層單位做醫務工作，後調入體育係統進入國際體育組織。此後武宗夏接受了我的建議，調入國家體委奧林匹克中心，為幾支不同項目的國家隊作醫療保障工作，葛和華出國留學深造，袁澍在大學任教，劉迪則艱難地辦理了病退回到北京。
轉眼間就到了文革的第十個年頭。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去世，大家心情十分沉重，全國人民沉浸在空前悲痛的氣氛中。四月初清明節前幾天，幾乎全北京的人都自發到過天安門廣場，為逝去的周總理敬獻花圈，有不少人還寫出悼念詞或追悼詩，站在紀念碑台階上朗誦，場麵十分感人。多年後，曾任《光明日報》出版社副總編的徐曉，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對當時的情景動情地描述：
“1976年清明，是北京人民最富於詩意的一個春天，紀念碑周圍花圈如海，連鬆牆上都紮著白花，到處貼滿了手抄的詩歌，最著名的一首是：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
當時我的同學，不論是在北京的，還是在外地工作出差來北京的，都自發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抄詩、拍照，寄托對總理的哀思。晚上大家又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換信息、分析形勢。4月4日晚上我和劉迪等同學相約第二天再去廣場。
5日上午，劉迪比我早半個小時到了廣場，我們看到紀念碑前的花圈不知去向，紀念碑四周被軍人和工人民兵圍了起來，還設了警戒線，前來悼念的群眾不斷被驅散。廣場上的人群與軍人對峙著，越積越多，“四人幫”壓製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的行徑，激起大家的強烈義憤，“火山”終於爆發了，公安局一輛安裝高音喇叭的華沙牌小轎車，被群眾推翻在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北側……
因為要上班，我不得不和劉迪分手，先離開了廣場。後來的情況，劉曉在文章中做了詳細記錄，就在這一天，廣場上爆發了載入史冊的天安門“四五”事件。
當年天安門東南角有一座三層灰磚小樓，後因為建設毛澤東紀念堂而被拆除，紀念堂的位置原本是一片小鬆林，穿過這片鬆林正好到達小樓。小樓是警衛部隊的營房，被臨時用作“首都人民悼念總理委員會”的指揮部。被激怒的群眾更加踴躍地走進廣場，集中在紀念碑前，聚集在小樓前麵，人們質問：為什麽不準悼念周總理？是誰的指示？群眾要求歸還那些被轉移的花圈。有人宣讀《告士兵書》：“你們的衣服是人民做的，你們的糧食是農民生產的，你們的槍是工人製造的，你們應該和人民站在一起。”
這時，有一個青年拿著半導體話筒重複地大聲喊：“大家不要擠，我們不是來鬧事的，是要花圈、要戰友來的。第一，不許打人；第二，不許破壞公物。”這個喊話的人正是劉迪。在這場運動被鎮壓之後的許多天，人們都會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最著名的播音員用圓潤渾厚的嗓音，向全中國人民播報：“一個留著小平頭的家夥……”自此，全中國人民都知道了這個符號般的命名。
據後來在廣場上的目擊者回憶，當時廣場上共有兩個半導體話筒，一位是宣讀《告士兵書》的青年工人侯玉良，後來他與另外四人作為群眾談判代表進了小樓。另外一個拿話筒的是戴黑邊眼鏡穿藍色衣服的青年。劉迪本來並非是現場的組織者，也不是有備而來。他看到警察正向拿話筒的青年靠近，就一把奪過話筒讓他快跑。談判代表被群眾抬著從頭頂上傳進了小樓之後，隔幾分鍾便有人從樓裏出來向現場的群眾通報談判情況，劉迪成了現場的指揮。
這些行動體現了劉迪的兩個特質。
第一，劉迪是個絲毫沒有野心的人，不到萬不得已，他不會充當群眾運動的領袖。以後幾十年交往，朋友們都知道他在私下裏做了許多事情，在危險時刻挺身而出，代人“受過”，但卻從來不出頭露麵。為了解脫那個無名青年，他才衝上去做了現場指揮。
在“四五”事件發生三十年後，劉迪在接受采訪中說，“當時許多人都把自行車牌摘掉，這種行為本身表明了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是要失敗的，如果認為要勝利那還摘車牌幹什麽？”這說明劉迪對於自己將麵臨的危險處境非常清楚。
第二，麵對如此偶然發生的群眾運動，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能在現場發出這麽理性的聲音，說明劉迪有著極高的公民素質和超前的思想修養。如果知道紅衛兵在文革中都做了什麽，如果知道在文革的政治生態中，中國的百姓是怎樣盲從地被利用，就知道劉迪在現場的表現是多麽難能可貴。
“四五”第二天新華社發通稿，在《人民日報》刊登“四五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報道文章，文章中以非凡勇氣站出來維持秩序、勸阻群眾不可以采取任何暴力和過激行為的劉迪同學被冠以“小平頭”之名，劉迪因此受到警方通緝。知情的同學都盡可能地掩護劉迪同學，並相互提醒必須“提高警惕”。
一時間，全國上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到6月17日，“四人幫”在北京公安局的親信共收繳詩詞、悼文原件583件，強迫群眾交出的詩詞、悼文照片以及現場照片10.8萬多件。“四人幫”從中選取重點600餘件編成所謂的《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罪證集》，加上其他“重點線索”，總計立案追查1984件，連同“天安門事件”在內，共拘捕群眾388人。因為沒有抓到“小平頭”劉迪，於是下發通緝令全國抓捕，並抓走了劉迪的父親和劉迪的一些朋友、同學、一起插隊的知青……我們師大附小同學之間持續多年的聯誼活動也就此中斷了。
“小平頭”劉迪在逃亡一個多月之後，在山東因誤了火車不慎被抓，在北京半步橋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關押10個多月，粉碎四人幫後，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主任劉傳新自殺，劉迪無罪釋放出獄。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為受迫害的同誌一律平反、恢複名譽。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宣布：“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以天安門事件為中心的全國億萬人民沉痛悼念周恩來同誌、憤怒聲討‘四人幫’的偉大革命群眾運動，為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群眾基礎。全會決定撤銷中央發出的有關‘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和天安門事件的錯誤文件。”天安門事件終於得到平反昭雪，這是曆史作出的結論。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撥亂反正，政治生態逐漸恢複正常，“四五”天安門事件得以平反，劉迪以及所有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抓捕、審訊和受到株連的同學也得到了平反。以1963屆四（2）班為主的師大附小同學之間的聯係和聚會又正常延續下來。
2011年初，我接到武宗夏的電話，說劉迪有段時間沒有和大家聯係，可能身體出現一些問題……我和一位小學同學趕到了劉迪家，感覺他很虛弱，但他從來不去醫院看病。我們勸他到醫院做一個徹底的檢查，他說自己調養一下就會好的。我們又去他家裏看望幾次，他堅持不去醫院檢查，自己調整。
8月18日 我接到劉迪的電話，他告訴我，他在北大醫院觀察室，還沒有確診，讓我去醫院。我到醫院後，他讓我用輪椅把他推到院子裏，想呼吸新鮮空氣，在院子裏，40多分鍾的談話已經讓他感到很疲勞。幾天以後他感覺自己情況不太好，於是住進了清華大學附屬玉泉醫院。在北大醫院觀察室的時候，他已經被確診為肺癌晚期。在玉泉醫院兩個月的治療沒能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最終他還是離我們而去。
劉迪去世後我們召開了追悼會和追思會，十一年來，我們經常去他的墓地看望他，和他說說心裏話。疫情三年，小學同學和朋友們沒能舉辦較大的聚會追思劉迪，隻是在線上、微信中表達對他的哀思。
阿貝姐是雕塑家司徒傑的大女兒，她是看著劉迪長大的。兩天前在回憶劉迪的微信中她說到，“劉迪是我最敬重的一個人，也是情感上無法分割的人。以前常常誤解他，但又心疼他，惦記他。現在我也老了，卻慢慢開始更理解他了。塑造他的性格理念的教育，常讓我覺得是英國皇家的要求，‘榮譽，奉獻，犧牲，忍耐和尊嚴’，這正是我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接觸過的，所以總無法理解他。他總是穿著最幹淨的，卻又是極破舊的衣服，騎著一輛撿破爛都不要的自行車。不論到哪裏，不論有多遠，他從不留宿，而是不計時間的代價，騎車回到自己的家，一副三輪車工人的形象。他內中被最高規格的品格裝配，滿是英國貴族騎士的靈魂和自愛。如今的知識分子或是有錢者，絕不會有此品德。我無法說清楚這些從哪裏來，隻覺得是上帝給予他的特別的禮物。盡管他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但並沒有具備像他一樣人格上的高貴騎士精神。讀過曆史的人很多，說自己知書達理的更不在少數，但是多數是滔滔不絕，行為與‘貴族’氣質不著邊，更談不上用騎士行為對待自己和別人。而劉迪是我見到的少有的真正的‘貴族’， 完美地走完一生而沒有背叛自己的理念。”
為了自己最愛的人少受傷害，離開人世前劉迪拒絕所有朋友、同學，包括阿貝姐及家裏人探望和告別，這也是他對自己的超強自律。
阿貝姐感歎“世上沒有完美的人，但是劉迪所為從沒隨波逐流。如今知道了我的弟弟（劉迪）為何許人也，為他驕傲欣慰， 也為自己的進步而能欣賞他釋放出的不一樣的能量，而感到高興。以前我們不具備這種能力所以不理解，我多次希望幫他都未如願，這也是我終身的遺憾。”
一位小學同學在回憶劉迪時這樣說， “老劉（劉迪）有種特殊的人格、崇高的信念、忘我的精神，世間少有，老劉具有奇辟的思想、敏銳的觀察力，老劉的見解完全是來自他本人獨立的思考，十分難得可貴……”
劉迪活著的時候從來不為自己謀私利，總是主動幫助別人，又謝絕別人的幫助。有人說他很“紳士”。沒錯，劉迪的精神與氣度確實很“紳士”。如果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有他這種紳士的風度、內在的知識積累和社會責任感，我們的國家會更加強大，人民的日子會過得更好。
平實無華的語言訴說著一個讓人心酸的故事。感謝分享！！你的這份懷念是他的最大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