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追思會現場發言記錄（圖）
劉迪追思會部分與會者合影
【新世紀特稿2011年11月16日
追 思 劉 迪
2011年11月6日上午，劉迪追思會在北京召開。
參會人員都是劉迪生前的親朋摯友,同學故交。其中有曾與劉迪一起參加1976年“四五”運動和“八九民運”的同仁、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和原《今天》編輯部成員，以及劉迪生前長期擔任誌願者的“自然之友”代表等。謝小玲代表弟弟謝小慶參會。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和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代表家屬到會。
追思會由畢誼民（小畢）主持。劉迪姐姐劉衛平女士首先向大家介紹了劉迪的成長經曆。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回憶了與劉迪相處的歲月和經曆的人生，表達了對劉迪的深切思念與崇高敬意。原《之春》主編周為民講了那個時代的民主精神與理想的追求。陳子明、曹思源、馬波（老鬼）、徐曉、程玉、孫名、賀延光、孫慶祝、張平等人回憶了劉迪感人的故事，以及他為實現中國民主所做的貢獻。劉迪青少年時代的同學王驥回憶了劉迪在學生時代和文革中的經曆。“自然之友”理事長楊東平教授介紹了劉迪參加社會公益的事跡。劉迪夫人張永冠女士講了與劉迪相伴的人生和最後的時光，並對所有關愛劉迪的朋友表示真摯的感謝！
與會者一致感受到，懷念劉迪，不僅是對死者的讚賞與評價，更是生者反思自我的機會。在當下物欲橫流和信仰缺失的社會環境中，更顯示出堅持理想的追求、人格的高貴和信仰的恪守是多麽重要！與會者表示，要向劉迪一樣，為實現中國民主化進程，盡到一個公民的社會責任。
會議主持人：
畢誼民（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與會人：
張永冠（劉迪的夫人）
劉偉平（劉迪的姐姐）
周為民（原《北京之春》主編，四五運動參與者）
邵明瑞（原《世界文學》雜誌社）
楊東平（“自然之友”理事長）
陳子明（原《北京之春》編委，四五運動與八九民運參與者）
王之虹（生前友好，陳子明夫人）
曹思源（生前友好，獨立學者，並代表夫人陳彬彬）
徐曉（前《今天》編輯部成員）
李鴻桂（前《今天》編輯部成員）
程玉（前《今天》編輯部成員）
老鬼（馬波，《血色黃昏》作者）
張麗娜（生前好友，老鬼夫人）
王驥（劉迪小學、中學同學）
謝小玲（生前好友，謝韜之女，並代表謝小慶）
賀延光（著名攝影師，四五運動參加者）
張平（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孫慶祝（原《北京之春》編輯部成員，四五運動參與者）
孫名（生前好友）
張爽（生前好友）
黃河 （獨立學者）
畢誼民：
為劉迪靜思一分鍾。禮畢。
今天來的都是劉迪的至親好友，跟劉迪一起走過了風風雨雨，相伴人生，劉迪給我們這些人帶來了快樂。劉迪的一生，清純透明，豁達大度，飄逸瀟灑。劉迪是一個很注意社會道德和責任的人，是很看重朋友的感情的人，他是一個非常本真的人。這些年我們和劉迪相處，大家都從他身上，從不同的時間段得到了人生的一種感悟或者一種徹悟。
今天到會的有劉迪同學發小王驥，他和劉迪一起在學校度過了清純的年代。這裏也有和劉迪在西山插隊住在土窯洞裏邊、麵朝黃土背朝天戰天鬥地苦賺工分的夥伴；這裏也有在天安門廣場“四五”運動中與劉迪一起為著中國的民主、法製一起呐喊的熱血青年；這裏有和劉迪一起為著中國的民主憲政進程，不遺餘力地奉獻的誌士仁人，還有劉迪的親人故友，劉迪的生死之交，劉迪的紅顏知己。劉迪給予了我們很多很多，我們從劉迪身上也得到很多很多。今天我們聚在一起追思劉迪，不僅是對逝者的一種尊重，也是對我們自我情懷的一種感念。
今天還有些人因故沒有來，張思之張老特意讓我代表他向劉迪的家屬表示慰問。還有能沒來的我也轉達一下他們的慰問，黑大春、肖遠、魯麗玲、王捷，還有閔琦和他的夫人、、、就不一一點名了。
程玉有個建議非常好，劉迪是個很快樂的人，很happy的人，我們追思也不能悲傷。不管什麽人，跟劉迪在一塊兒就能享受人間樂趣，跟他聊天，有些奇談怪論，你又駁不倒他。今天我們追思會，大家從各個角度聊一聊和劉迪的故事，他的為人。我們想到他很沉痛，但是今天我們用具體的故事把我們和劉迪的交往說一說，可能有很多故事大家彼此之間都不知道，埋在各人心中，今天要當寶貝一樣獻出來。
78年我在《偉大的四五運動》寫作組，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組織召集編寫的是“童懷周”，有十幾個人參加了這個工作，其中有鄭曉龍，嚴江征、李舟生還有嚴家其等人。我們搜集資料，找已經平反的參加“四五”的人士，當時我們見麵都在這個時候，周為民、陳子明、王軍濤、賀延光、孫慶柱等等。還有很重要的工作是，要到各個機關去調查事件過程，比如北京市公安局預審處。我和嚴江征去的，手持蓋著大紅章的北京出版社介紹信，去公安局查受迫害人士，你抓了多少人呀？這些人現在是怎麽處理的？據我們了解還有人給關著呢，例如北航的一個人，他因為天安門“四五”事件進去的，但給他打了別的罪名，我們後來寫內參以後，這人給放了。聊起劉迪，預審員說起兩個事情，劉迪在裏邊，人家說好在哪兒？他這個人從來不說違心的話，這個評價是很高的。有些人在裏麵還要檢討怎麽樣的，他不是這樣。再一個是什麽呢，因為劉迪的事，而且還把他父親牽連進去，因為沒抓到劉迪，就抓他父親。他父親在裏邊就說了，我為我兒子感到自豪。
“四五”小平上來以後，先給“天安門事件”平反，回來的老公安都是受迫害的，從幹校回來。這些老公安對“四五”對這些人同情，有敬意，他們也是深受其害。他們也特別崇尚這些人的獻身，你們這些人上廣場去了，促使了“四人幫“的倒台，有你們的功勞，我們被解放也有你們的功勞。他們是這麽談的。對這“四五”些人有尊敬和感激的心情，就把預審的情向我能提供。
那時在劉迪家住的時間比較長，他夫人張永冠在廊坊上班，一周回來一次，我和劉迪朝夕相處，還住在一個屋，當時我和劉迪同居的時間要超過他夫人，但是他對我一點沒有講過他父親。我就知道他家庭環境很好，父親是教授，我還是聽別人說的，當時一月就好幾百塊錢的工資。劉迪是一個內斂的人，他對功名利祿看得很淡，他不是拿來炫耀。我對他家庭的了解是在以後，才知道他父親有這麽大的成就，對社會對人類有這麽大的貢獻。
劉衛平：
我想說這麽幾個方麵，他是4月份生病的，8月份住院，10月份就去世了。10月18日夜裏23點51分去世的，走的時候很平靜。他住院時間很短，後期非常虛弱，當時也沒有力氣跟大夥兒談話，甚至也沒有力氣去聽別人說話，也就不願意朋友們去看他。我在這兒就代表他對大夥兒表示歉意。有些朋友想看他最後沒來得及去，希望大家記住他和大家在一起的好的時候，那種美好的時光。我女兒說，我們家族隻有兩個人在中國曆史上為社會做了事情的，一個是她姥爺，就是我和劉迪的父親劉雋湘。他是在北京和平解放前，中斷學業從哈佛回到北京，保護了人民的財產，和平解放後，單位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政府的手裏，屬於功臣之一。再有我女兒講，她的大舅舅劉迪，“四五”時在天安門做的事情，他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英雄，他說我是趕上了，如果別人趕上了也會這樣做。而我覺得一個人一生中能做一件事就很不簡單，即便是趕上了，他也是做了這件事情。後來他也是幫助了一些朋友，或者說和朋友交往中給大家一些陽光，一些親切，一些正氣，使得朋友們愛他想念他。我覺得他沒有白來一世，希望大家能把和他交往當中做的一些事情能夠珍藏在自己心裏，也傳遞給我們親屬。我的女兒有孩子。劉迪因為他沒有自己的子女，我女兒說，她的孩子也是劉迪的後代，不管他們將來在中國還是在什麽地方，她都要告訴她的孩子他有一個舅爺爺。我跟他也說過，我的孩子的孩子也是你的後代。希望能繼承家族的血脈，民族的血脈，傳承下去，不管是在世界的哪個地方，血脈不絕，我小弟弟的兒子也是他的後代。
非常感謝大家，上次送別時就很莊重，大家都想念他愛他，為他做了許多事情，再次感謝大家。
周為民：
昨天和小畢聊了《北京之春》的事，我們和劉迪和在座的很多人，這個聯係是因為“四五”運動，後來才有了《北京之春》。《北京之春》這批人最大的特點是兩個：一個是大部分人參加了“四五”運動，被抓的這批人。第二呢，這批人大部分還是共產黨的子弟。在《之春》的人裏，沒想到劉迪是第一個離開我們的人。這兩年參加追悼會的次數比較多。前幾年是送我們的叔叔阿姨、父親母親。這幾年又開始送我們的同輩人，前年是老包，去年是白南生，沒想到今年這麽快劉迪就離開了。《之春》那段時間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在劉迪家裏印刷《北京之春》的後幾期。《之春》最早在呂嘉民家裏印過，後在閔琦家裏印，後來就跑到劉迪家裏印。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是劉迪那時正在準備考研究生，那時印的也慢，大概兩三天才能出一期。劉迪把考研究生的時間耽誤了，因此後來再也沒有機會回到學院裏去，這是留給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就在想，我們《北京之春》的人走到現在境遇也不盡相同，有的還在體製裏，大部分在體製外，還有在境外的。我現在算職業經理，像子明現在還受到各種限製，還有一些也分道揚鑣了，相互也再不聯係了。我們這批人，劉迪算是很特殊的，有劉迪的時候就有笑聲就有歡樂，給我留下印象最深。所以我也希望今天這個追思會能夠如劉迪所願，不要開成化悲痛為力量式的會。
我還有感觸就是，我們這代人呀，從反思起來看，還有我們生長的那個年代、毛年代的痕跡。盡管我們也很清楚堅決地反對這個東西，但是不知不覺的在自己身上還有很多那個年代的東西，在這批人身上反映得還很充分。
小畢、大姐都講了，“四五”運動，劉迪被抓時他父親也一塊兒被抓了。他父親很自豪地對公安人員說，我很自豪有劉迪這樣的兒子！很了不起，真的，有劉老先生這樣的人才有劉迪。中國民主的路可能會很長，很艱難，我們這代人反思自己，還要做很長遠的準備，希望傳承下去。大家啊，保重自己的身體，使朋友之間有更長久的友誼和回憶，對社會也有更長遠的作用。我特別感到幾十年的友誼，很多人多少年沒見到這次又見到了。小畢呀，小玉呀，做這次追思，提供這個機會，謝謝，非常想謝謝大家。
楊東平：
當時，劉迪走的時候我沒在，小畢告訴我有個追思會，我肯定要過來。
我在“四五”時和劉迪並沒有個人接觸，隻是後來參加了子明、軍濤、勝平他們的活動。剛才那些照片很遺憾沒有70年代80年代的，黑白照片，大家找一找。我記得我有一張劉迪的照片，我拍的，在民主牆上發《北京之春》，這段曆史還是應該補上。我用兩個概念來表達對劉迪的評價，他挺身而出，成為那時“四五”青年的一個符號，這不完全是一個個人行為，我們在座的許多是從“四五”走出來的。他當時還是一個知青，對“四五”運動和那一代人的評價，是怎麽評價也不為過的。在中國社會危機最為深重的時候一些青年人挺身而出，劉迪—天安門廣場的“小平頭”，成為永傳曆史的一代人的形象，非常難能可貴。越是在今天，這種敢於承擔、敢於挺身而出的精神就越為珍貴。這種衝擊、批判社會的力量主要是青年，這種精神今天並沒有消失，今天還是有新一代的青年在繼承這種精神。特別表現在維權律師，甫誌強啊等人跑到臨沂去的這批人，他們是在延續“四五”精神。從“四五”走出的這一代和這種精神還是要傳承下去，也正在得到傳承，這是令人欣慰的。
第二點呢，劉迪是個有情有義的人，朋友們回憶他時往往並不強調他鬥士的那個形象，強調他是重情重義樂觀透明。我們個人接觸是90年代初，《自然之友》做一個中國***的環境意識調查，劉迪，李南，還有幾個人作為誌願者參見了我們幾年的***環境意識調查的工作。在這種工作中體現出他的另外一麵，非常認真嚴謹低調，從不以他的社會經曆榮譽等等來出現。
我覺得今天這種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也是一種比較珍貴的資源，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重情重義。因為今天社會，道德塌陷，文化混亂，物欲橫流，這麽一個背景下，劉迪的精神、人格愈來愈顯示出他得價值不同凡響，這正是我們懷念追思他得地方。我們每個人在自己的位置上來繼承發揚這種精神，促進我們社會的變革和民主化。謝謝大家。
邵明瑞：
我沒和劉迪直接接觸過，辦《北京之春》，還是嚴家其把這些人搞到一起的。當時這個《之春》民刊雜誌為什麽能印出，就是因為我是搞出版的，負責兩個刊物，《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動態》。外文印刷廠和我非常熟，我把稿子拿去了，那時民刊想鉛印很困難，因為全是公家的，沒有一點民間個人的東西。和我很熟的人還有點猶豫，我說這個稿子沒問題，現在看來仍然沒問題。後來出了，出了馬上就被封殺了，編輯過程是我和呂嘉民。後來我到香港去了，他們評論那個期間的出版物，特別提到《北京之春》這個印刷的刊物，水平很高。現在印刷也未必趕上那個水平，因為外文印刷廠的設備比新華印刷廠還厲害，對外出口的，那時達到那個水平相當不錯了，現在我手頭沒有，全分掉了。（主持人：大概印了1萬本）那時要冒很大風險，都要公家蓋章。（陳子明：嚴家其後來帶了幾十本，到理論務虛會上散發了。）
我為什麽沒被抓，出了《北京之春》之後，上邊馬上就知道了，一調查外文出版社，一下到我們單位社科院去了。我們單位一個人事處長很不錯，保我，說老邵很不錯，部隊出身，解放以前參加革命的，他隻是幫助出出刊物。他擋了駕，這個人已去世了。公安部有我的檔案，我隻是邊緣人士。
關於“四五”、“西單民主牆”，我曾親自跟鄧力群講過，有很多資料很重要，應該保留下來，這是我的建議。但是大家知道，鄧力群是比較保守的，他謝絕了。資料都沒了，後來我就不介入了，到了香港，工作非常忙。劉迪的樣子我現在有點想起來了，聽大家介紹，這是一個非常值得尊重的人，我們生活在這個世上都是普通一份子，真正能在人心目中留下的也就是親朋好友，我78歲了，準備80歲留下遺言，給後輩留下一點東西。我今天帶來一個小東西，一個心形的蠟燭點起來，送給家屬保留吧，大家的心是懷念劉迪。
程玉：
我也不知道該講什麽好，可能每個人角度不一樣吧，也不知道劉迪怎麽看民主呀怎麽的，其實就是一個世道人心，劉迪就是有一個特別純正的世道人心的體現。
我第一次知道“小平頭”，不是從報上。我姐姐他們當時在廣場，說有這樣一個人，他向廣場角上一個灰色的小樓那邊的人喊話。他說“八一”南昌起義，建軍是周恩來總理領導，認祖歸宗麽，我們現在是來悼念總理，應該理解群眾的心情，你們軍隊是周恩來總理締造的。我姐姐一回來就說有這麽一個梳小平頭的人對著小樓的那些士兵喊話，挺勇敢的。
“六四”的時候，我家在天安門附近，學生遊行的時候從那兒走，我們倆就站那兒看，劉迪也說到這個氣，他說這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元氣、正氣的表現。那時我們對當時的大學生，不是80後，是70後吧，大家都覺得大學生有幾派，什麽跳舞的，搓麻將的，考出國的托派，什麽的，都不關心國家的事情，但是沒想到出了“六四”這樣一個運動，這個運動出來以後學生表現出來的就是子明說的正氣，生在人心，是人性中很深處的一個東西。所以劉迪特別高興，他跑去給學生當顧問，就是他看到了這些東西非常興奮，非常欣慰。
我講一個事吧。八幾年時我回來，我們一塊兒聊天，當時兵馬俑開始展覽了，我們倆就特興奮特別想去看。劉迪就挺激動地說，哎，要不然咱們明天就買張票去西安吧。當時我回來時間短，我媽就生氣我朋友特別多，老占用我時間。我說我根本走不了呀，劉迪挺遺憾，說想激動地跑出去一趟，也成不了行。然後他就說，哎，算了，也許到那兒不好，一看到那個場景我也許會哭的，他說可能會哭的。我說劉迪是個特別性情的人，也讓他感動的事情或是什麽事情，可能和一般人也不太一樣。他說他會哭的，我印象挺深的。後來我說好吧，我們一定要去看，咱倆一定要去看我們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大概是06、07年，鐵生太太是西安人，要去西安，桂桂、老鄂要跟鐵生去西安。哎呀我一想，我們可能有這個機會去秦皇，給劉迪打電話說我們一塊兒去吧。劉迪說不行，我不能出門，我家有好幾隻貓。其實我知道他出不了門，他根本就沒有身份證（主持人：最後小玉也沒去秦皇墓)。我不會去了，我和劉迪說我們倆一塊兒去的，我是不會去了。剛才我和小畢也說過我不喜歡開追思會，我也不會參加任何追思會了（哭泣)
劉迪是挺開心的，反正和他在一起時很開心，玩的時候都喜歡找劉迪，劉迪來了以後就很高興（悲痛）。
曹思源：
剛才程玉說大家都有不同的角度，我這個角度有點特殊性。在座的都和劉迪有接觸，我呢，既有近距離也有遠距離。我第一次知道劉迪是在江西景德鎮，生產隊，晚上聽廣播，北京發生了反革命事件，廣播員說有一個“小平頭”，我不知道劉迪，是遠距離的。而後，若幹年考研究生考到北京來了，和呂嘉民同學，同班。和周為民，小畢，還有徐曉，我都接觸了，才跟劉迪有了近距離接觸。有什麽好處呢，作為遠距離我不認識劉迪，過去的評價，現在的評價，有一點代表性，我認為劉迪是中國特殊時代的無名英雄的代表。劉迪不是一個英雄主義者，但他確實是我們時代的無名英雄。現在很多人知道“小平頭”（賀延光：知道的比真名的多，微博跟帖400多），他就代表了那個時代。要幹麽？這個時代要推翻“四人幫”！這個太重要了！那個時候中國是苦不堪言呐（賀延光：和現在朝鮮差不多）。“四五”運動幫了共產黨一把！如果再搞下去沒有“四五”運動的話，那肯定打內戰呀！葉劍英和王洪文他們要打內戰呀，全國四分五裂了，共產黨可能就垮台了！“四五”運動救了共產黨，救了鄧小平。沒有“四五”運動，“四人幫”打黑槍就把鄧幹掉了，我看是極有可能。因為鄧小平好厲害，“四人幫”都是怕他的，把他幹掉算了，鄧小平上台還得了。由於有“四五”運動，促進了華國鋒下決心，把四個人抓起來（主持人：他看到了民心所向）。對，這個民心所向怎麽顯示出來的？當然是以無名英雄“小平頭”代表的，當然也包括在座的，小畢、周為民，子明。在座的朋友們也都是這個時代的無名英雄，對共產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有不可磨滅的功勞。很可惜啊，“六四”付出的代價比“四五”要大！原因在什麽地方，今天不是理論分析，有感想麽，區別在什麽地方？劉迪和你們這些朋友所代表的“四五”運動和黨內的改革結合起來了，所以才有後來的粉碎“四人幫”和三中全會這些變化，這是一個規律啊。社會要有重大的突質的變化，恐怕需要內外結合。“四五”就是代表了內外結合。由於種種原因後來沒有顯示出來。我談感想也是有中心啊，一個中心，我對劉迪和諸位的評價是這個時代的無名英雄，我不在其中，我還在景德鎮呢。我沒功勞，是你們，曆史就是這樣推動的，這樣大的桌子怎麽搬哪？就是有人去推它？
趕上了你還要幹嘛，你不幹不就可惜了嗎？你們確實是曆史的功臣，不管人家怎麽不了解，一了解了就會有公平的評價。
第二點，劉迪壯誌未酬！我們特別痛苦特別舍不得劉迪。後來我到了北京來了，和諸位有了聯係，劉迪和我有了近距離接觸。我住石景山，劉迪到我家去過好幾次，我深感惋惜就是劉迪壯誌未酬，他希望改變的沒有改變。現在怎麽辦？我們還是應該去“酬”它！我發現有點可怕，人各有誌，誰都有自己的想法，現在很多人都不考慮那個“誌”了，不管國家大事。好多人，包括老家的人，都反複勸我：老曹呀，你不要傻了，你還動那個腦筋幹嗎呀!他們看我總是睡不醒的樣子，眼睛布滿血絲，說你還拚命幹什麽，你要保保自己的命，國家不要去管它（主持人：趕快回老家弄幾個官窯）。現在人要保命，要身體好，當然這也有合理成分，當然要身體好，身體不好走得太宰也可惜了。但是我們現在接觸的人都沒有“四五”的精神啦，沒有要粉碎“四人幫”的那種鬥誌啦，我認為，追思劉迪的時候要有這種壯誌。壯誌被嘲笑，我認為不好，還要繼承，我看到材料，口頭的，文字的，都說中國到了最危險地時候！（敲桌子）現在已經到了最危險地時候了，怎麽辦？《炎黃春秋》十一期，就提到了粉碎“四人幫”35周年，很多人認為我們國家矛盾重重，認為最好的辦法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拯救中國，回到了文革前的狀態。這個想法就很可怕了，這不曆史大倒退嗎！究竟怎麽辦？再來一次文革還是再來一次“四五”？我想，如果我們來挽救中國恐怕還是要走“四五”的道路。“四五”的特點是黨內黨外結合，不搞結合，一刀兩斷，斷不了呀！中共有8000萬黨員，這都是我們的同胞我們的戰友啊，不能統統放到對立麵去，那不行的。我帶來一篇文章，我對《美國之音》的談話，我建議黨內改革，分權製衡，紀念謝韜老的文件裏有全文，特別強調現在需要黨內改革。有地人看了說，你傻不傻呀，這共產黨還救得了麽？救不了！哈哈哈！一個救不了一個不值得救，該不該？很多人絕然對立，這樣結果推不動啊！我們還是要走“四五”道路，內外結合，讓中國前進，讓老百姓的苦難有一個終止啊。如果你采取絕然的對立態度，沒有實際效果；要有實效就要走“四五”的道路。我早就認為你們是功臣是無名英雄，這個事業還要往前推進。（掌聲）
徐曉：
剛才老曹講他是在景德鎮聽到“小平頭”這個名字，我是在半步橋監獄聽到的。我是75年1月被抓的，監獄每天晚上7點到7點半聽廣播，每天會發一張報紙。但那幾天廣播就停了，可能廣播就有那個內容，不讓我們知道吧。還老聽到樓道裏的聲音，開門關門，我們窗外是犯人提審的必經之路，後來就把窗戶用墨汁塗上了。後來廣播了也看到過期的報紙了，就知道了。後來等於跟劉迪在王八樓是鄰居了，還有小玉（小玉：我也在王八樓）。
到76年12月30號我被釋放，我和“四五”沒有關係，把我算成跟反“四人幫”有關的案件。中央有個精神，必須要在年底釋放，凡是跟“四人幫”有關的，我等於在最後一天。我想說的是什麽呢，參與“四五”的人我覺得等於幫我了，否則不知道還要在裏邊呆多久，我一共呆了23個月，將近兩年。另外我看到資料，劉迪當時他並不是有準備的要去天安門做一個指揮，因為是沒有組織的麽，我聽說是一個青年拿著半導體喇叭在廣播，劉迪遠遠看到警察在向這個人靠攏，他為了保護這個人，覺得這個人可能被抓，他就把喇叭奪過來，成了一個現場指揮，。那個人再也沒有出現過，據說這麽多年也沒有人來認領這個位置。當時劉迪用喇叭說了幾句，說大家不能亂，第一不能打人，第二不能破壞公物。我體會兩點，第一，劉迪代人受過，他自己沒有那種英雄主義情結，但是他會在別人有困難有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還有一點，那個現場，我們那時還年輕，現在會有這個意識，當時誰也沒經曆過那麽大的群眾運動，特別是那一代人是紅衛兵起家的。但是劉迪當時能說到這兩點，第一不許打人，第二不許破壞公物，我覺得他有非常好的素養。
我還有幾句話，說到劉迪的父親，我看了資料才知道他父親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物製品專家，現在輸血是抽出來把它分離，紅細胞白細胞分離，再輸回人體，這樣獻血對人的傷害就更小。這個技術是他父親推動的，是推動者，研究時是60年代，他去世9年後，國家有了法規，關於獻血的法規，就是他們當時製定的。
劉迪的父親是被湯非凡邀請回來的（劉衛平：湯當時是所長，他是湯手下的骨幹之一）。湯非凡居然是沙眼病的衣原體的分離者，他使砂眼的發病率從90%下降到10%，這個絕對是夠諾貝爾醫學獎的。國際上有提名的，可是外國人根本就不知道湯非凡已經在反右中自殺，死了20年了。這是一個大的曆史。
陳子明：
我為上星期準備開的會寫了個發言稿，因為沒開成，我就寄出去了，現在這個叫《本分，犧牲，正氣——劉迪精神解讀》，網上現在破網也能看到了，《人權雙周刊》也登出來了，我就不念了。按照會議組織者的要求，我就講個故事，然後把發言稿的意思說一下。
我跟劉迪兩個人聊天，次數不是很多，但是有一次聊的時候，我詳細問了他怎麽被抓的。他被抓以及“四五”當天的一些事情，我還是有一些資料的。“四五”當天我對劉迪沒有印象，他什麽時候拿的話筒呢，我沒有印象，我印象中廣場至少有兩支話筒，一個在人民大會堂那邊，致人民解放軍信，侯玉良就拿著念。小灰樓那個話筒是我從工人民兵手裏搶過來的，在這個過程中，臉也破了，流了血，我之所以當上群眾談判代表跟這個有關係，搶了話筒還負傷了。我們從工人民兵頭上爬過去，我也喊了幾個口號。劉迪講他是看到一個戴眼鏡的人有危險，他去想把他保護下來，這個人呢，我有印象，他當時起了相當的組織作用。我沒有認出劉迪來，以後再見到他也想不起來那天有沒有接觸。我知道劉迪是怎麽被抓的，當時有一個叫侯玉良的，進小樓談判的人，有人寫文章說四個，有人說五個，嚴家其寫四個人，四個人的名字是知道的，孫慶祝、我、侯玉良、趙世堅，即使有第五個人，不知道是誰了。我的印象是五個人，侯良玉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談判出來後也自稱是首席代表。他當時要求跟前人把名字給他留下來，像小孫，就把他名字留下來了，這樣侯良玉被抓後順藤摸瓜就把小孫也抓了。劉迪和我呢，歲數大一點，經驗豐富一點，我75年已經是反革命了，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再被抓住，那要抓住的話肯定會給運動帶來麻煩，所以我根本就沒留名字就走了，劉迪呢，留了個假名字。後來劉迪說對他的全國通緝就是這個假名字和真照片。官方並不知道他叫劉迪，抓捕地點就是剛才講的，在泰安那兒。為什麽抓他？還是有全國通緝的，並不是不想抓他而是偶然碰上的。後來為什麽知道他是劉迪呢，據說是他一個街坊看到通緝令照片，說這不是劉迪嗎！我是親口問劉迪的。
另外我這篇文章裏麵說，劉迪是一個不太愛寫東西的人，他也不在乎曆史怎麽去評價他，也不在乎給曆史留下多少文字，表現出他的這種瀟灑倜儻。但是很難得的是在2006年編一本“四五”運動30周年文集時，他跟張平、小孫做過一次訪談，我給起了一個名字：“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正氣的表現”。我概括了三個詞：本分、犧牲、正氣。
本分，我覺得劉迪在這個問題上和吳思是相通的，吳思說權利、利權，這些對right翻譯都不到位，比較到位的是“分”或“本分”。劉迪在這裏也講到本分，他說做工是工人的本分，種地是農民的本分，但是本分不限於這個，因為本分是個權利的概念，也有一定的義務的概念，所以他說：“奮起造反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的本分”。他去參加“四五”運動他認為是一個本分，我覺得非常重要，奮起造反是古今中外都共通的概念。他在訪談中引了毛澤東的名言，“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他又講了中國自遠古時代就有民主傳統平等傳統，堯舜禹都是禪讓繼承，中國傳統文化也提倡反抗暴君，反抗暴政，武王伐紂就是一種正義的行動。孔孟之道也是鼓勵反對暴政，從這個角度說，造反有理這句話是對的。孟子講過，“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所以我說孟子、美國獨立宣言的作者傑斐遜、馬克思、毛澤東，乃至隱士劉迪都一致認為：反抗暴政是一種本分，一種權利，我們應該這樣理解本分。
第二個意思，劉迪在這裏還講了一個詞，他說，我參加這次運動就像許多北京青年是出於一種義憤，一種血性。我覺得血性很重要，血性就是犧牲精神，過去犧牲就是祭拜祖先時要殺生，就是要見血。劉迪就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你別看他平時喜歡調侃喜歡一些很瀟灑的事，但他也是一個有血性的中華好男兒。他說當時我們沒想那麽多，也知道肯定要失敗，失敗了也沒好果子吃。當時許多參加“四五”運動的人，他們把自行車牌子都摘掉，這種行為本身就表明他們意識到這種抗議行動是要敗的，如果認為會勝利的話還摘車牌子幹什麽呢？他是有這個犧牲的準備的。他認為作為中國人的一個本分，暴政到了這樣一種程度，他如果沒有一點犧牲精神他對不起曆史，對不起祖先。我寫著文章時“穀歌”了一下，“穀歌”到嚴家其的悼念文章《劉迪參與了兩次天安門運動》。文章寫道，“我在想劉迪為什麽要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答案是，劉迪的胸中燃燒著一團正義的熊熊火焰，他知道在中國大地上正義一定會得到伸張！”我想說嚴家其本人也是參加兩次天安門運動，在座的很多人也參加過兩次，但我還是要說劉迪是我們之中最富有正義感最具有犧牲精神的人。
我的文章和剛才周為民說的很一致。1979年夏天《北京之春》編委中有幾個人是要考研究生的，一個呂嘉民，一個我，一個劉迪，我們三個人。呂嘉民那次就和老曹一起考上研究生了。我考清華大學，但是因為我沒有學高等數學，覺得自己自學能力很強，自己看看東西就行了，沒想到考了49分，沒做很多題，就沒考上。第二年我下決心好好弄，做了許多題，結果考了個95分，考上了科學院的研究生。但是當時劉迪知道當局已經要鎮壓民主牆要取締這些民刊，原來的印刷地點在這種壓力下也就不能再用，就把印刷場所放到他家。他是非常有犧牲精神的，作為要考研究生的人，把這些東西放到家裏就意味著要有大量的投入，作為一個主要的操持人他要工作，這件事他的犧牲是非常大的。當時南京大學一位教授跟他已經有聯係，也很願意要他，如果他考的話也不是很難的，他這是為了《北京之春》的生存而犧牲了自己的前程。
第二件事，“六四”之後我也被判了很重的刑。但是有外國記者問我，你“六四”那天在不在廣場，我說我不在，實際上整個八九民運過程中我就去過一次天安門廣場。我知道有兩個人一直在廣場，一個是後來寫出兩本關於鎮壓“六四”的書的吳仁華，他現在在美國，他是天天跟學生在一塊兒的。劉迪呢也是很多天在廣場，當時我們都不知道的，但是廣場上的學生知道，劉迪主動給他們當顧問，也說明他的犧牲精神。
第三點呢，我把劉迪去世告訴我媽媽，我媽媽就大吃一驚，她也很熟悉劉迪，我就有點奇怪了，劉迪你怎麽會認識呢？“六四”以後我和劉迪見麵次數很少，我出獄後不主動見人，別人來見我，我很歡迎，在我那種嚴管狀況下，我有個原則不主動找人。但是之虹跟我媽媽和劉迪見麵的次數反而比我還多，這說明了什麽呢？當你需要幫助的時候，劉迪就出現了，當你向劉迪表示感謝的時候，他就消失了。我說這就是劉迪，這就是劉迪身上所繼承和發揚了的中國自古以來的那種俠義精神。大家都說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見到劉迪，在我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在王軍濤身上也是個生動的體現。劉迪也給侯曉天、王軍濤的父母很大的幫助安慰。非常難能可貴。
還有一點，劉迪強調一個正氣的概念。他說江澤民講正氣很可笑，中國現在一切以權為中心一切向著錢看，這都是邪氣。正氣與邪氣的交鋒也是貫穿整個中國曆史的，雖然我們現在看到邪氣很重，但是我們不用失望，因為中國人的正氣這是有幾千年文明傳統的，也是不時不時地就會冒出來的。因為這個正氣是蘊藏在人性的深處的，它是不可能被什麽東西消滅的，它隻是被掩蓋，但它不可能徹底被消滅。我最近寫過幾篇文章，我就強調，現在已經是“九?一三”以後了，是“四五”前夕了，中國人的正氣現在正在一個積蓄的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疏導的辦法，它像“四五”運動那樣爆發出來那是必然的。我們為什麽要紀念劉迪，要弘揚劉迪的精神，實際上也就是弘揚中國的正氣，我們要走向一個新的紀元需要這樣的正氣。劉迪正是這個正氣的一個非常好非常好的代表，我就說這點兒。
孫慶祝：
76年那時我還小，18歲吧。“四五”那天廣場上有幾個人很是讓人注意，印象有三個人，一個叫王維衍的，針織廠的一個工人，後來聯係不多。還有一個戴著白色框眼鏡，穿一身藍衣服，從上午10點到下午，非常活躍。我見到劉迪大約是中午，他穿件洗的發白的藍衣服，比較莊嚴，領子扣都係上了，戴一雙白色絨手套。中午從小樓談判出來以後，剛才子明說的，我和侯玉良互相留下通訊地址，其他人就沒什麽聯係。關進王八樓以後直到粉碎“四人幫”，12月5號我和周為民同一天放出來，印象很深，咱們是一批，你還在那兒組織大家操練，早晨跑步，賀延光也是，劉迪可能晚吧。
10月22號送劉迪，小畢通知我了，我正在廣東也沒及時趕回來，心情很沉痛。剛才談到正氣正義，我覺得在劉迪身上非常充分，我給他寫了挽聯，這麽幾句話：
真人劉迪：
不煙不酒不淫不娼不驕不阿不移不屈。
敢怒敢言敢愛敢恨敢想敢幹敢闖敢當。
無私無畏無怨無悔無欲無求無後無錢。
就是這麽個劉迪。
畢誼民：
我再加一句，最後他連身份證都沒有。
當年廣場上的風雲人物，報紙上都有報導，賀延光、周為民、劉迪 ……“小平頭”成為一個象征。平反後，許多人還進入體製內，在團中央，王軍濤、韓誌雄、周為民、賀延光是候補委員。老周說過，劉迪是特別淡薄名利的，我悼念劉迪文章提到老周，“周為民，原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校黨委委員”。老周就說，這個東西不要這麽注明，這好像有一個官本位的情結吧。也許在這一點上我倆考慮的不一樣。在當時，“四五”你是反革命是暴徒，出來以後呢，你又成了“四五”英雄，我們當時誰也不認為自己是英雄，當然也更不是暴徒，但進入體製內我們覺得還是很光榮的，一種光榮，一種認可。我寫這個為什麽要注明一下呢，就是想說，當時在體製內給你這樣的榮譽，有這麽好的一個發展空間，可是這些人為了我們社會的民主憲政，社會進步，一直保持著一種獨立的人格，不是功利化的，不是投機的，完全是一種無畏的、沒有任何功利情結。我跟老周說，你們都在體製內，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後來你們自己從體製內出來。我可能還沒這個境界，還做不到，想起來很慚愧。這些天每每想起劉迪，對他的精神境界不僅是敬佩，反思後，也是讓我來警醒自己，要更加超脫一些，不要太世俗，這是我要向劉迪學習的。
王驥：
和劉迪是小學中學同學，插隊不在一塊兒，他去了山西，我去了陝西。文革時他是逍遙派。上山下鄉走的時候我幫他拉行車，都拉出來了，從三間房出來了，紅衛兵又要檢查行李，看有沒有資產階級的東西。
我個人受他影響很大，舉兩件事。小學我們關係非常好，我們倆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他從小是非暴力主義者，他從小沒打過任何一個人，我們回想，從沒罵過人，就說出言不遜也沒有，沒罵過任何一個同學，沒不尊重過任何一個老師。我跟他不一樣，我小時是靠武力解決問題的，用拳頭，我和謝小玲的弟弟謝小慶我們一起練過武術，後來一直到國家拳擊隊，打出正果來了，我是這樣的一個人。但是在劉迪對我的幫助下，我的很多觀念在改變，我覺得最終什麽問題都不是武力能解決的，武力是暫時地解決。我倆經常去十三陵，他給我講，哪朝哪朝皇帝怎麽亡的，講的特清楚，他知識特豐富。他講聖雄甘地，我當時不可思議，我從小是希望拿破侖那樣，拿刀去跟英國人打的。再一個呢，劉迪喜歡收養小動物，我以前什麽肉都吃的，包括鷹肉、獾子肉、猞猁肉。和劉迪慢慢接觸吧，我也收養流浪貓了，現在收養9隻流浪貓，絕對受劉迪影響。劉迪臨走前幾天我去的，我說我上奧林匹克公園了，我看著一吊死鬼，一種蟲子，它爬到我身上了，城裏見不到這種蟲子了。劉迪說，後來呢？我說，後來我把它拿下來了，我把它放到草裏了。劉迪說這要是以前你肯定要把他捏死的。我說是。劉迪跟姐姐說時間是會改變人的。就講這麽兩點，好吧。
張永冠：
我皈依上帝已經將近11年了，劉迪其實一直都不是，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的時候說“阿門”了，經過是這樣。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說了“阿門”，對我們作為一個基督徒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因為我們讚美上帝，和上帝聯係我們才能進天堂。我在他耳邊跟他說，我來天堂的時候你一定要在門口等我。（劉衛平：他已經很衰弱了，支撐不了多久，加拿大來的牧師，來祈禱。張永冠本人是基督徒，很希望她的丈夫皈依上帝，這樣他們就會在天堂相見）。
這些日子，從我心裏來講劉迪沒有走，他確實在我心裏是活生生的。但是我回到現實回到家裏，看到他的照片，看到他的骨灰壇子，我知道我身後的這堵牆沒有了。（哭泣）
在座各位平均年齡都在60歲以上，都讀過毛選，毛選上有句話說，人做一件好事並不難，難得是一輩子做好事。劉迪做到了，他自始自終用他的才華、他的智慧、他的德行，用他各方麵的品格走完了他很短暫的61年（主持人：是我們的榜樣）。你們都是年輕時和他在一起，我視你們為親人，特別地謝謝劉迪的爸爸媽媽，姐姐弟弟，你們的關愛對劉迪有很大的幫助，在座的你們在他心裏很重要。劉迪是一個不善於表達自己感情的人，他用行為，自己的動作，用他自己的關愛去表達對大家的感情，在這裏真的謝謝你們！
按照大夫跟我的說法，劉迪最後會特別難受，得他這個病會很痛苦。在最後，可是劉迪沒有，劉迪沒有那麽痛苦，很平安地走了。感謝上帝。
馬波：
我和劉迪接觸不是特別多，但80年代就認識了。那時我《血色黃昏》那本書在好些出版社碰釘子，出不了。後來鄭義看了，他特別肯定，但是他說你必須大改，徹底改，說什麽暴力，黑暗麵太多了，增添一點光明麵。當時我也說服不了鄭義，我說也不想改了，要真實地反映我們內蒙那段生活。不知道怎麽回事劉迪知道了，逐條反駁鄭義，他說真實第一，不要高大全，不要增加光明麵，就這樣保持原樣，不要媚俗。我印象特別深，跟劉迪也不特別熟悉，我需要他幫助他就幫我說話。鄭義看了劉迪的意見後就說行，不用大改了。這事印象特別深。還有，今年春天《我的母親楊沫》要再版，有個人叫***，劉迪也認識，可是這個人已經死了，有個徐阿姨，我想找，劉迪說，行，我陪你去找去。約好一個時間，他從三間房騎車到北師大，我一看地圖有50多裏地，跟我一塊開車到永定門，白跑一趟。我請他吃飯，死活不肯，這是我惟一和他吃的飯。過幾天他又說他能找到他弟弟，他就是特別熱心。剛才小畢說的特別仗義，別人有困難他會熱心主動去幫助。到8月份，他身體越來越不好時，李南問我你能不能讓劉迪住幾天，他特別愛小動物，他要到朋友家住有貓不方便。因為我平常住在延慶，我那房子也空著，就讓劉迪來住。後來他和李南說特感激，對我是舉手之勞的事。他後來打電話問一處的電話，別人不知道，我問子明後告訴他，他就感激我。他住那兒還過意不去，我愛人還跟他說呢：劉迪你直著進來不要橫著出去啊，他笑著說，沒事，不會橫著出去的。在我家住時特樂觀，雖然他老喘，可好多話要說，沒想到他這麽快就走了。劉迪就是這種人，別人有困難他就會幫助。
賀延光：
我和劉迪認識是在出獄以後，我們都是出獄以後認識的，我和劉迪接觸並不多，這些年各幹各的，但是在我心裏他一直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四五”運動中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開追悼會的那天，我是4點半的飛機到上海，我一定要去八寶山。上次追思會趕不上了，說被取消了，改成今天我就趕上了（主持人：就為等你）。他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代表人物，劉迪的幾十年，“四五”也好，“六四”也好，比我啊，我開竅的很晚，原來也是15歲的紅衛兵，很積極的，喊萬歲的。我就覺得我們這撥人的責任，現在是覺得追悼會上邊那句話非常好：“劉迪和我們在一起”。我們要把劉迪的精神，對民主自由、法製孜孜不倦的追求，還得影響下一撥人。我倒覺得啊，這是我們這撥人的責任。“四五”就是建國幾十年來第一次大規模的群眾反對專製的運動，自發的群眾運動，我們不是有組織的，還是要把這個精神傳承下去。現在這個情況我想--老曹我不知道我這感覺對不對啊--和75年真的差不多（曹思源：有同感，有同感，甚至更過）。後來網上要追謠言，我說你們追什麽謠言，75年中央就發文件了，七、八、九謠言四起，三個月謠言滿天飛，層層追查，最後追查他媽一年多把你們自己弄掉啦。很多社會現象，對社會不滿，製度不滿，不是一層人的事，是層層人，沒錢的人不滿，有錢的人也不滿，老百姓不滿，官員也不滿，我的感受是非常強烈。但是我能做什麽，個人的能力都有限。昨天我跟了一個帖，說隻要有平台就要表達，不管你是誰給我提供平台，我覺得這種精神是一代人的。我們是從左到右從混沌到清醒，這個反思過程一定要讓下一撥人了解。我現在也想和“四五”相比，包括許多年輕人，至少是比我當時還清醒，因為我當時去天安門是覺得反正得有人出來，能幹多少事幹多少事，當時是那個感覺。現在很多人，學者專家教授甚至年輕人、40多歲的人，昨晚我參加一個“讀庫”的聚會，那歲數我看都比咱們小，也相當厲害，至少比我參加天安門運動時還清醒。他們對民主對製度的訴求，從表麵看，大學生，沒準還像北大那樣，為了一個研究生被打死了遊行了好幾天，八幾年？我那時天天去，拍照片，整個情況還了解。
另外，劉迪又非常清苦又非常樂觀。有時我在想，哎，這撥人都挺樂觀的，從性格上，甚至一些老人，像張思之啊，春天見張思之他們，蔣彥永、李銳，這些老頭，都他媽挺樂觀!談笑風生，不像是受了這麽多委屈遭了這麽多難，大家聚會時談笑風生，根本不把那些當作一回事。為民剛才講了，這是一個過程，我們希望我們能做到，看不到也沒關係，我們一起去為它努力。所以我就覺得紀念劉迪，很多老百姓不知道劉迪的名字，但知道“小平頭”，都知道小平頭，我覺得能做多少做多少，不灰心。這個過程本身就有價值就有意義，謝謝。
張平：
大家談劉迪角度不一樣，談過的我就不重複。
劉迪是我一生中特別敬重十分佩服的老大哥之一。他羽化成仙，我心裏頭非常難過，本來不想來，但是畢兄讓我來我不能不來（小畢：你當然得來）。因為我來吧，你說劉迪是一個非常豐富的人，一個複雜的人，你談談，即有千言萬語又無話可說，我談幾點要點吧。
我79年2月份參加《北京之春》和劉迪認識的。30多年了，這30多年來，《之春》解散之後，我們幾個人始終保持著比較密切的聯係，接觸比較多，比如孫慶祝，我們隔斷時間就去看他，就聊一聊。
我認為，劉迪，於公而言，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好兒子，中華民族失去了一個脊梁分子；於私而言，我失去了一個好大哥好學長好朋友好榜樣。我佩服劉迪兄有多種原因，老周提到《北京之春》以紅二代為主體，這裏邊有兩個人給我印象深刻，一個是劉大哥，一個是陳子明，他倆是知識分子家庭出身，我特別注意這幾個人，幾個月以後據點就從三裏河閔琦家搬到老劉家。初期有一次聚會，劉迪當時給我們做菜，那手就被拉破了，拉破了，包那手。這一晃都30多年了，千言萬語，本來想些一篇長文，這幾天心情不平靜沒法靜下心來寫。
第一點我佩服他為理想追求了一生奮鬥了一生，始終忠貞不渝，曆經苦難癡心不改。另一方麵，在學識上受他許多啟發和教育，很多實例啊。雖然我把他當成一個大哥一個學兄，但在真理麵前也免不了真論探討，但我感覺他從沒有一次為私人思想去爭論。
第二感覺，劉迪呢還有一個貴族精神，這個難能可貴。這個貴族精神它反映在很多方麵，你和他討論問題，他完全用那種平等的態度，沒有那種霸氣，非得你聽他的，沒這個，漫談中，調侃中，這個是他比較突出的一個特點。
第三點感覺，他是一個傑出的愛國者。很多人談到他給別人帶來歡樂，我覺得在他歡樂的背後他的心很沉重，壓抑感是非常強的。
第四點，劉迪的骨頭是最硬朗的之一，因為他死號裏出來的麽。《北京之春》的人很多都從監獄裏出來的，有一批不是蹲死號，他是從死號裏出來的，他出來之後談笑風生。比如說，第二次從秦城回來，我馬上去看他，精神麵貌根本不是說那個什麽垂頭喪氣呀受到挫折呀，還那樣，沒有那個比較大的起伏，他的骨頭是最硬朗的。
另外，我覺得他是個體思想者。他的很多想法是很超前的，都有實例啊，我會寫出一篇文章出來。比方87年，子明請吃飯，人很多，聊著聊著西藏問題，就吵起來了。我和他談藏傳佛教，他對藏民族的那種關愛，我們發生了衝突麽，我們還是那狹隘的民族主義維護那大一統，他就說應該給藏族人民自治權等等。但他很平和，也很堅定地堅持他的觀點，不止我一個人和他爭，很超前。我還覺得劉迪政治水平一流，劉迪剛從秦城出來之後我去看他，帶著很大的困惑，主要的一個議題，就是陳（子明）王（軍濤）問題。我就問他，陳王會不會斃了?他說不可能，你放心，不可能。我說那會不會假釋啊，他說也不可能。他的那個判斷隔不多久就完全被證實了，他這個超前，所以說為什麽佩服他。他有他很多獨到的地方，我們說了很長時間啊，爭論討論。我問為什麽不可能斃了呢? 他說要沒有西方壓力肯定就斃啦，甭說，就斃啦，由於國外壓力太大，種種種種原因，斃不了。那斃不了呢，也不能輕判，輕判那等於李鵬就錯啦，中南海就錯啦，總得有人頂這個坑，頂這個雷。他說也不能輕判也不能斃，反正就在20年15年這個刑期，也不排除無期的可能，但這個刑期可能性最大。我認為，在那時不透明，大局都不清楚，他的預見性，他的政治水平一流，還有很多不便談的啊。
再有值得學習的，他才華橫溢知識麵和興趣非常廣泛，他這一生都是求知欲旺盛，而且不恥下問。不是說啊我什麽都懂，他不是這個和你探討問題交流，他不懂的也向你求教。我覺得劉迪的一生是悲壯的，何為悲? 他有坎坷的一麵，苦難的一麵。典型的那句：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對他呢比較適合，悲呢也在於他的理想沒實現。當時我聽到他去世的消息，我的第一感覺：中鋒在黎明前死去，因為這個時代正需要他這種人。我覺得我們這個民族的悲劇就是劉迪這種人太少，如果中國有100萬個劉迪，中國的今天絕不是這樣！這是我心裏話。
最後，劉迪活在我心中。他未竟的事業需要大家義無反顧地走下去，薪火相傳，特別是讓年輕一代知道他，了解他。這是曆史的需要，也是大家的責任。
另外在劉迪困難當中呢，老朋友老戰友還是盡自己能力給予了他一些幫助。特別記得一次我倆去看子明，子明還是在服刑期間吧，在家裏看押中，當時子明就拿出塊錢資1萬元幫助劉迪。他資助劉迪，我心裏也暖烘烘的，戰友情。劉迪呢，也不表態，他們之間也不用感謝。包括老孫去看他，吃什麽，你挑，他也特懂人情，大家都沒工作麽，比較艱難，從來沒挑，都是小吃。對生活中的劉迪也有很多話要講，我會寫出文章。
畢誼民：
劉迪的為人我們這些朋友都是心知肚明，對他很尊重。剛才子明說了，我們都是這個感觸：誰要有困難他一定會來到你的身邊，當你困難解決了，他又離開你，不接受任何感謝，誇獎。這是他得高風亮節，精神境界，這麽多年我們這些朋友都受到過劉迪的幫助。比如我愛人，89年我跑了，跑到溫州，兩年不通信，她帶著1歲寶寶跑到哈爾濱去了。90年，她回到北京，就找到劉迪，為什麽找他？是對他的信任。
他是一個非常幹淨的人！他不願意別人誇他，但他走後，我在悼文中還是要誇。“劉迪是個徹悟的人，看透人生，看透生命，他淡薄名利，清心寡欲，有食則居。他一生中沒有正式工作，沒有工資，隻在插隊時賺過可憐的工分，生活靠夫人微薄的工資和父母的接濟，一輛破舊的自行車是他的交通工具。在物質社會環境中，他不是不需要錢，而是把錢看的很輕，真的很輕！朋友有難，他即使再困難也會擠出錢來接濟，有著純粹的士大夫情結和狹義精神，這在當下的社會中是難能可貴的。物質上他是貧窮的，精神上他是富有的，他留給了社會一筆可貴的精神遺產”。我在悼念他的挽聯中寫道：“一生清白，沒錢沒車沒房，兩袖清風，有情有義有德”。
劉迪是個大度的人，很包容。有一次去大紅門找我，身上都給磕破了。我說怎麽了？他說讓摩托車撞飛了，昏過去了，開摩托車的人嚇得守著他。劉迪醒過來一看也沒什麽事，就讓肇事者走。這人到不幹了,反倒讓他賠車，最後鬧到派出所去，警察把那騎摩托車的人罵了一頓。
劉迪從來不麻煩別人，甚至家人。現在這個社會，大家都知道，道德淪喪、物欲橫流，劉迪一直保持心靈的純潔，人格的高貴，堅守著做人的原則和追求的理念。劉迪是人傑，是楷模。他一生很卑微卻很高貴，因為高貴來自卑微；劉迪他很平凡但又很偉大，因為偉大來自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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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6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