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奇人物曹石峻
說明：2007年嶽母因病住院。我四月回國照顧老人。大約是五月份，嶽母出院後告訴我，她正在寫一篇文章，是關於曹石峻的。初稿已經寫好，但因每次想修改，隻要一想起那些往事就激動得睡不好覺。因此一直放在抽屜裏沒再動筆。其實這篇文章是嶽母和我舅媽李玨一起回憶後寫出的初稿。我聽說後覺得這可能是嶽母在世時最後一個心願，應該幫助她了結。
我與曹石峻先生的夫人錢挹珊有過幾麵之交。好像是在1973年的一個夏天。我在姥姥家。那天我媽媽也在，還來了個很熟的朋友在那裏吃飯。那人就是錢挹珊阿姨。看上去很普通的一位中年婦女，從裝扮上一眼就能看出是從幹校回來的。錢阿姨年輕時一定是個美人。媽媽說，錢挹珊阿姨大提琴拉得非常好。下午，媽媽找我說，你去送送阿姨，她要趕下午的火車回幹校。我說行。就把阿姨的東西捆在自行車後，推著車跟她來到和平西街104路無軌電車站。車來前，我說，在永定門車站見。就騎車先走了。等我趕到永定門，阿姨也剛到。車站上人潮洶湧的。我買了站台票把阿姨送上火車就回去了。從那次見麵後又隔了很久，才又見過阿姨。因為當時人很多，也沒說什麽。隻知道阿姨他們從幹校回來了。後來從親戚和媽媽那裏得知曹石峻夫婦的一些往事，才知道原來他們的一生充滿傳奇。
這次看到嶽母的手稿，細細讀下去。裏麵隻言片語的回憶卻蘊含著大量信息。也可以對他們那一代人有更深刻的了解。
我隻是在個別地方把文字捋順，因為不想改變文字的風格。後來舅媽找家報紙，把這篇文章發表。但編輯修改後很像一篇報告，不像回憶文章。我有些不滿。舅媽說，能有地方願意發表就不說什麽了。我想也是，這是嶽母的心願。想把曹石峻夫婦事跡寫出來。因為他們工作的原因，後來他們在海外的事情誰也不太清楚。也就是印象吧。
嶽母2008年3月去世。
李玨 瞿希賢
曹石峻是我們六十多年前的老朋友，那時我們還是上海國立音專的青年學生。在那風雲激蕩的年代，我們曾親眼目睹曹石峻從資本家成為革命者的全過程，而且深知他曾為音樂事業在中國的發展做過許多實際工作，為當年在上海學習音樂的年輕人解囊相助。他在入黨前後，為建立、建設一個新中國在很多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有些已載入曆史資料，但他從不居功自傲，也從不在人前炫耀，甚至就連我們這些多年老友也所知有限，至今他的家人也都緘口不提。作為曹石峻的故交，每當想起他，我們的心頭就不平靜。如今，當年與他有交往的音樂界人士，曾受惠於他的音樂青年，已有不少成為國內外知名音樂家。也許，寫下這樣一份殘缺不全的回憶會有助於了解上海四十年代的音樂界，了解我們的老友曹石峻在那個艱苦歲月中如何資助、支持中國音樂人在自己的國土上，為傳播西方音樂所做出的努力，更是為了紀念我們的老友，用他默默無聞的一生所做出的無人可以替代的無私奉獻。
曹石峻與音樂
曹石峻1910年生於天津，祖籍上海浦東縣。他本是擁有遠洋大輪船的老板，他的妻子錢挹珊是我們在上海國立音專的同學，主修大提琴，和李德倫在同一學科，是主科出色的學生。
曹石峻熱愛音樂也非常懂音樂，他家有高級唱機和許多珍貴的交響樂唱片，這在當年的舊上海是非常難得的。音樂界的朋友們經常到他家聽音樂，也常有朋友在他家演奏室內樂。例如：意大利音樂家富阿(Foa)，就在白賽仲路綠邨演奏過小提琴曲，由蘇聯鋼琴家辛格(Singer)伴奏；馬思聰的弟弟馬思宏也常和辛格在曹石峻家演奏奏鳴曲。愛好音樂的人們和音專同學常到曹石峻家聽音樂或參加活動，李德倫更是他家的常客。
解放前的上海，搞音樂是貧寒的職業，當時上海學音樂的學生為了糊口，大多是到一些劇場為話劇配音或到舞廳演奏掙些錢維持生計。上海的公共租界有一個工部局樂隊，成員基本上是外國人，隻有極個別的中國音樂家能夠參加，是專門為上海那些外國人演奏西洋音樂的樂團。曹石峻和李德倫商議，應成立一個以中國人為主的管弦樂隊，讓上海的音樂人士和學生能有機會參加樂隊演奏，積累更多的演奏經驗，同時也可以讓中國的音樂愛好者有機會欣賞到高雅的西方樂曲，這個主意得到大家的讚同。於是曹石峻出錢，李德倫出力，開始著手組建樂隊。曹石峻還介紹了他的朋友鬱忻祖共同參與樂隊的籌建工作。鬱忻祖當時是梵蒂岡中國大主教於斌的秘書，也是一個業餘音樂愛好者，他會打擊樂，在威海衛路的家房子很大，於是這個樂隊就在他家開始活動起來。指揮是當時在音專教和聲的著名音樂家德籍猶太人佛蘭克爾(Frnkel)。
樂隊的組建受到了音樂界內人士和學生們的熱烈擁護和歡迎，他們踴躍參加樂隊的排練和演出。首席是馬思宏、譚抒真；長笛有尹政修、馬思芸；黑管有王端偉、秦鵬章；雙簧管有陳傳熙；小號有黃貽鈞；拉管有蔣衍；二提琴首席司徒華城；中提琴首席司徒興城；大提琴首席紀漢文；低音提琴首席鄭德仁；打擊樂鬱祈祖……總之，由於大家多方努力湊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管弦樂隊。樂隊成立之後，經常試開一些交響音樂會。樂隊於1944年正式成立，命名中國交響樂團。人員不夠時，請前工部局樂隊成員補充。雖然困難重重，由於有曹石峻的經濟後盾，使得樂隊的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日本占領上海後，接收了工部局樂隊，成立上海管弦樂團。此後，由於日本當局還想插手中國交響樂團，樂隊成員表示堅決不為日本人幹，宣稱我們是業餘的便解散了。但到1945年日本敗局已定時，這個樂隊又重新活躍起來了。為準備迎接勝利，在鬱祈祖家開始排練。日本投降後，中國交響樂團開了盛大的交響音樂會。這段交響樂史話是和曹石峻分不開的。
曹石峻和革命
上海音專早就有地下黨領導的進步學生活動。日本剛投降，音專就成立了學生會，當時主要目標是要把偽校長李惟寧轟下台，由學生自己主辦慶祝抗戰勝利的音樂會，並參加上海的許多學生活動。錢挹珊的家——綠邨22弄2號就是進步同學經常聚會的地方。寬敞的客廳成了我們的會議廳。曹石峻也是當時活動中的積極參與者。
1946年春，為了組織一個具有廣泛代表性，包括音樂界左、中、右音樂家的組織——上海音樂界協會。解放區來的李麗蓮；從重慶複員回滬的徐遲等都參與了我們的籌備工作，在組織上海音協的過程中，曹石峻和李德倫起了重要的作用。曹石峻動員鬱祈祖從他馬思南路的南洋飯店騰出一間房成為上海音協的辦公室。經過選舉，選出馬思聰為音協主席；重慶來的戴粹倫（接收上海音專為校長）為監事長，團結了眾多上海音樂界人士。上海音樂界協會成立後，曾開過兩次音樂會。但是因全麵內戰爆發，上海音協被迫停止活動，最終在“反對撕毀停戰協定聯合聲明”中簽上“上海音樂界協會”的名字後解散了。
上海解放前，曹石峻夫婦並不是黨員，根據徐遲在《江南小鎮》一書中記載：1948年淮海戰役後，曹石峻給徐遲介紹了地下工作者王月英，當時化名李小姐，在她領導下，徐遲參加了保護南潯迎接解放的工作。
更有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那就是曹石峻為上海的和平解放所做的貢獻。
曹石峻利用了與當時僅上任七天的上海市長趙祖康的親戚關係，介紹他認識了王月英，最後促使舊上海市政府交出領導權以保護上海市不受戰火摧毀。在我們查找有關曹石峻的資料時，看到了有關趙祖康史料，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所有的事項均商妥後，趙祖康返回家裏。(1949年5月)25日下午5點左右，他的親戚曹石俊來看他。趙祖康便把下午與李公然等同誌會晤的情況作了介紹，並委托曹將這些情況轉告上海地下黨與他的聯絡人田綏祥。隨後，趙祖康又立即趕到市公用局局長劉錫祺的家裏，要他馬上布置各電車公司和公共汽車公司，務必在26日清晨恢複行車。以保障市民生活和工作，安定人心。等他布置完工作，回到家，又看見曹石俊在等候。原來，田綏祥聽了曹石俊的情況匯報，要曹立刻再來找趙祖康，對趙祖康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並作了進一步的指示。（摘自：舊上海最後一位市長）
從這些被載入史料的記載中得知，曹石峻早已和地下黨取得聯係，並以實際行動投入革命工作。
（有關趙祖康的簡介：被譽為“中國公路之父”的趙祖康，在50年前上海解放前夕，代理了7天的上海市長。在保證上海解放時良好的政治局麵這場緊張而複雜的鬥爭中，趙祖康以其特殊的地位和盡心盡力的工作，發揮了應有的作用，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貢獻。）
另一件不為人知的事是他在解放後不久，因看到國家的困難，捐獻出自己全部財產以及12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相當大的捐獻。
曹石峻捐獻的動機絕不是為了自己圖謀什麽。他不僅是個資本家，並且還是一個學識修養很高，富於正義感，追求真理的知識分子。他的外語水平較高，英文、德文、法文都不錯。之後，他又用功學習阿拉伯文。他喜愛數學，熱愛交響樂，正是由於這一點，李德倫夫婦、徐遲等人和曹石峻成為知心的朋友，而李德倫在1935年就參加了共青團，對曹石峻的政治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須知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很深，他們憎恨舊社會的腐敗，追求理想的新社會，他們讀了許多進步書籍。包括斯諾的《西行漫記》，知道中國有個共產黨，陝北有個紅色根據地，他們願為這個理想奮鬥。
1949年，全國文代會在北京舉行之前，徐遲和沈亞威到大佛寺瞿希賢家聚首，徐遲眉飛色舞地談論南潯的解放和他自己所做地一切，其中也提到黨的領導是曹石峻介紹給他的地下工作者“李小姐”。不久前，曾從曹石峻二兒子曹思勤帶來的資料中看到了1982年1月錢挹珊、趙祖康和王月英三人的合影，登在1999年5月20日《青年報》第四版《李小姐點醒“未來市長”》一文中。曹思勤還記得1948年秋上海恐怖肆虐時曹石峻曾資助袁水拍離開上海繞道香港抵達廣東省的東江遊擊區。當時有一批文化人是這樣從上海撤退以保存實力的。
曹石峻的朋友們——“文化沙龍”
就在上海音協解體後不久，一個不拘形式，沒有任何名稱的左翼文化人俱樂部在曹石峻家逐步形成了。停戰協議撕破後，李麗蓮已撤退到東北解放區，徐遲後來在家鄉江南小鎮南潯當中學教員。他每逢到上海就住在綠邨曹家。兩位好朋友，隻要在一起就滔滔不絕推心置腹地交談。徐遲抗戰期間在重慶曾家岩作客時，周恩來總理曾評論說他“語不驚人死不休”。在綠邨，他依舊是個極具魅力的人。曹石峻特別喜歡這個朋友，一個深沉，一個豪放，大有酒逢知己千杯少之慨。
徐遲的好友袁水拍也是綠邨作客的核心人物。音專同學中李德倫、瞿希賢、李玨是常客。文化人中還有戈寶權（翻譯俄羅斯作品的翻譯家）、高其、高汾（大公報記者），還有李伯悌（解放後任中國建設英文雜誌總編）和崔宗瑋（美國“生活”雜誌記者）。記得還曾請解放區救濟總署紀鋒同誌介紹解放區的情況，這是大家都非常關心的事情。還記得有一次李麗蓮從東北捎來她的照片，大棉襖大皮帽，硝煙彌漫中一身戎裝，她給我們送上遙念和祝福，當時綠邨的朋友們從心底裏歡呼起來，動蕩中這種同誌情誼是非常可貴的。
1946年李德倫去了延安，他帶了一大批樂器，包括銅管、木管樂器，這些都是歐陽予倩和曹石峻捐獻給新組建的延安中央管弦樂團的樂器。1947年李玨也作西北行，她是秘密離家出走的，把要帶的東西裝在提琴盒中陸續存在綠邨，最後離開了上海。1948年夏，瞿希賢在去北京前和綠邨的朋友們泛舟黃浦江上。當時白色恐怖嚴峻而革命形式大好，雖然解放軍還沒有開進北京城，大家是帶著“勝利之後再相見”的心情話別的。
曹石峻的慷慨俠義助人為樂
曹石峻的家不僅為音樂界人士提供活動場所，遇到音樂家有困難時，他夫婦倆總是給予熱情幫助。我們的同學紀漢文家境貧寒，靠拉琴伴奏賺點錢生活，但是大提琴找工作更難，他家還有老母親靠他撫養，曹石峻長期留他在家吃飯，這份情誼挨過餓的人最能體會，尤其是在那個非常艱難的年代。
李淩曾在一文中提到：“1946年底……最艱苦底時刻……陶行知先生創辦育才音樂組，由於經濟困壓，請不到好的教師，曹石峻先生和她（瞿希賢）經常幫助他們解決一些問題。1947年，我離開上海，曾把這點心事告訴曹石峻和她，他們是熱情地接受這一囑托。《新音樂》在出版和活動經費上有困難，曹、瞿他們也經常關心。”（《音樂研究》85年2月號）
李淩離滬後，譚林接替他出刊物，不僅繼續得到曹石峻在紙張、經費上的支持，形式險惡必須撤退時，譚林夫婦還從曹石峻處得到兩張船票，坐他的輪船安全撤退到香港。
學音樂的年輕人，得到曹石峻的資助更是不勝枚舉。杜鳴心、陳貽鑫等都對曹石峻充滿感激和敬意。司徒一家兄弟都是學習小提琴的，最後決定讓小妹司徒誌文學大提琴，可苦於沒有這件樂器，曹石峻就提供給她一把兒童用的小大提琴，司徒誌文至今仍念念不忘。對於一些有才能的音樂學生，曹石峻常是不惜出重資幫助他們請外國名師指導。如出資為楊秉蓀請阿德勒（工部局樂隊首席之一）為師等。這些事隻是曹石峻人格魅力的一部分，卻長期留在人們心中。多少育才學校和少年班出身的音樂家也都忘不了曹石峻對他們的熱心援助。
（注：杜鳴心，著名作曲家；陳貽鑫，著名指揮家；司徒家族：司徒海城，上海交響樂團首席；司徒興城，台灣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司徒華城，中央樂團首席；司徒誌文，中央樂團大提琴首席，現任大提琴學會會長。楊秉蓀，中央樂團首席）
曹石峻的特殊任務
解放後，我們各自投身在新的工作崗位上，和上海的老友見麵的機會很少，後來得知曹石峻經常被派往香港、澳門、歐洲等地從事商業活動。那時新中國剛剛建立，被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所敵視、封鎖，國家物資極度匱乏，國際環境極為複雜。曹石峻有豐富的商業經驗，可以很好的麵對新的任務。以後我們又聽說曹石峻夫婦被派到歐洲大陸，主要在法國工作。
曹石峻夫婦去歐洲前已有三個兒子，出國後交由奶奶照顧，以後在法國又生了個男孩，約一年後送回中國，所幸孩子們都得到了出國外事人員子弟待遇。但是十幾年的別離，難得的短期團聚，是對親情的嚴峻考驗。當然，他們和老朋友們更是無法交往了。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社會形式和國際形式，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與九十年代後的形式是無法相比的。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他們夫婦承受著親情離別的的痛苦，一如既往的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在那些艱苦歲月，錢挹珊始終沒有放棄她心愛的大提琴。我們後來才知道，錢挹珊曾旅居法國靠近西班牙的地方數年，而那時世界著名大提琴鼻祖卡薩斯就在臨近的西班牙那邊居住。她拜卡薩斯為師學了三年之久。以前錢挹珊在上海音專學習時，曾師從舍夫嗟夫和杜克森教授，是優秀的大提琴學生。解放前曾在上海市府交響樂團（原工部局樂隊）合作下演出海頓的大提琴協奏曲，這在當時中國音樂家中是極為難得的，在這樣的基礎下又經過卡薩斯三年指導，錢挹珊很有心得。卡薩斯傳記中也談到他這位中國學生。至於曹石峻，可以想象他的工作之艱苦。那時的中國在國際上沒有地位，兩個陣營的對立非常尖銳，每前進一步都是非常艱難的。後來我們得知他為促進中國與西歐國家的友好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1959年，曹石峻和錢挹珊在國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兩個同誌是經過嚴格考驗被批準入黨的。
時局的艱難，工作的艱苦，他們二人經常繃緊神經，精神緊張地過日子，直到1963年，因曹石峻身體有病才奉命回國。
回國一年後，他們被安排在國際關係學院教法文，從這時起曹石峻錢挹珊和他的母親及孩子們才得以團聚，過上了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曹石峻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不知曹石峻是如何經曆那段史無前例的日子。以他的身份和經曆，很多事情根本無法說清。
從他的孩子口中得知，曹石峻也和其他人一樣未能逃過那場災難帶來的厄運。國際關係學院當年在林彪一號戰備令下達後，整體下放到河北省的五七幹校。曹石峻是因為身體情況從國外調回來的，按照毛主席當年下達的“五七指示”是可以不下鄉去的。但當時極左思潮泛濫，造反派寧左勿右。因為曹石峻據理力爭，堅持不下鄉，造反派停發了他的工資，幾個月下來，家裏生活拮據，為了生活，為了孩子，曹石峻開始變賣家中的東西，把值一些錢的都賣了，直至身上穿的衣服。在這期間，曹石峻自然而然地發了些牢騷，說了些不中聽的話，竟然被公安人員毆打和非法拘留，家裏三四天不知道人的下落。曹石峻被戴著手銬秘密押送到學校的下放地點——河北省饒陽縣後，才通知了家人。
對這種侵犯人權，綁架下鄉的行為，曹石峻用絕食表示抗議，竟又被粗暴施行了輸液注射，直到錢挹珊和孩子被迫舉家遷往饒陽，這場迫害才得以緩解。
之後國際關係學院解散，幹部教師就地分配，曹石峻和錢挹珊都被分到了河北大學。但他們一直留在幹校沒有去上班，
國際關係學院重新恢複後，他們的人事關係重又回到學院。為了對綁架下鄉表示抗議，他們不肯回京，在鄉下生活到1978年後才回到北京。
熬過幹校這段經曆後，曹石峻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盡管恢複了黨籍，補發了工資，名譽也得到平反，但在精神上受到的創傷已很難愈合。曹石峻依據國際慣例要求對自己在精神上受到的傷害給予經濟賠償。對此，他據理力爭。
曹石峻在原則問題上從不讓步，錚錚鐵骨，堅持不懈。但在個人生活安排上並沒有因為自己提出賠償的要求沒能夠實現，而荒廢時間或失望沉淪。相反的，他非常珍惜時間，把自己封閉在房間裏，盡量減少與外界的接觸，甚至就連他最喜歡的到書店淘購舊書也由孩子來代理。他在此期間，大量讀書，除了讀馬列主義的中文版，還買來原版和外文版反複對照著讀。並試著翻譯國內見不到的外文版馬恩選集。除了閱讀經典著作，他還自學了阿拉伯語、斯瓦西裏語、日語、希臘語、印度語等五六種外國語言。他對許多小語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收集了許多各種語言的字典。曹石峻對語言的偏愛也表現在數學上，他自學高等數學，不停地演算高等數學習題，在他留下的文稿中發現大量的數學習題演算稿。出於過去在國外工作時留下的習慣，他還對國際時事；各國經濟極為敏感和關注。對國際上發生的重大事件和事態，他都要做筆記和剪報，甚至請來有關的老同誌麵談。他的責任感促使他認為，有必要把一些他認為重要的信息及時傳達給有關部門和領導。曹石峻就是這樣一個對國家，對人民非常負責的共產黨人，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學者，活到了八十二歲，學到了八十二歲。
就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到他家，也隻能見到錢挹珊而沒法見到他。即使老友李德倫去看他也無法交談了。隻有一次徐遲不經同意自己闖入，倒和他交談了一番，具體談些什麽，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至於錢挹珊，她被分配到河北大學教法文後。李德倫曾向中央音樂學院院長趙渢推薦，認為她應在音樂方麵發揮才能，她在歐洲學過多年，可以豐富音樂學院的教學經驗。趙渢表示同意，但是不知為什麽一直未能落實。以後賀綠汀專程從上海來到北京，經過努力終於把錢挹珊戶口從北京遷至上海，給她安排了房子，聘請她在上海音樂學院任教直到退休。
命運和事業把曹石峻和忠誠的錢挹珊鏈接到了一起，錢挹珊始終體貼他，照顧他，每年每月，每時每刻……
尾聲
1991年，徐遲80歲生日，李德倫、李玨、瞿希賢約錢挹珊來北京和平裏，共同商議給徐遲寫幾句賀詞，今天，舊的發黃的宣紙上還留下著墨跡：“徐遲兄，值吾兄八十壽誕之際，曩昔滬上綠邨舊友在京相聚，回憶往事，擬壽聯為贈：四十年前綠邨夜話閣下妙語連珠驚四座，令人神往。下聯是：半世紀後走南闖北，老將筆鋒犀利震文壇，影響深廣。最後署名是：李德倫、李玨、瞿希賢、曹石峻、錢挹珊、黎頻。徐遲回信：“收壽聯……禁不住淚如雨下……《江南小鎮》結束處……也寫到綠邨的許多次夜話。”（載《難忘徐遲》）
曹石峻於1992年逝世。徐遲是1996年12月去世的。而李德倫於2001年追隨他們之後離去。
從資本家到革命者，從沙龍裏笑談革命，到付諸實際行動，曹石峻在我們心中是可敬、可佩的傳奇人物。我們從內心深處深深地敬愛他，謹以此文遙祭老曹在天之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