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劄記 第二部分
開始我一直不太明白為什麽北島會給自己這篇文章取名《城門開》。因為到他這篇文章發表時，北京已經沒有城門了。如果是講現在北京的城門開，那這個城門也忒大了，四麵八方都是門。
從這點看，我真是不能寫書評的，因為就連人家給文章起的題目我都不懂，往下還怎麽可能評論呢。
我還有個毛病，就是看書一般不先看作者序，開篇直奔主題。不喜歡書透，覺得還沒看內容，就被“序”給指導了，破壞閱讀興趣。這次也是，直到全部內容看完，還是沒懂北島為什麽管這篇文章叫城門開，其實到後來竟然忘記這本書名是什麽。讀完通篇勾起很多回憶，才又翻到前麵去看序：
生於北京，長於北京的作者，闊別家鄉十三年後重回北京，發現他在自己的故鄉成了異鄉人，仿佛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於是他便要“重建我的北京”——用他文字召回北京消失的氣味兒、聲音和光影，恢複被拆除的四合院、胡同和廟宇的原貌，讓瓦頂排浪般湧向低低天際線的景象重現，讓鴿哨響徹藍天的清脆回到人們耳邊……同時，作者也把我們帶回到他兒時的遊戲中，帶回到他的讀書生活中，帶回到他的母校，帶回的“大串聯”的旅途……他重建了這座“孩子們熟知四季變化，居民們胸有方向感”的城池，打開城門，歡迎四海漂泊的遊子，歡迎無家可歸的孤魂，歡迎所有好奇的客人們。
北島是為了追憶北京的過去，通過文字打開北京古老城門。很詩意，要不人家是詩人呢。
我去國八年第一次帶女兒回京，是九十年代中期，記得該是九四年。多少年了，總是搞不清年代，就是對年的概念很模糊。前些日子過生日，想了很久才算過來，我都64歲了。不是因為上了歲數的關係，而是一如既往的。也不是隻對自己生日，國慶到了，卻怎麽也不明白該是建國多少年。後來恨不得把腳趾頭都算上，掰吃許久才勉強算出隻比我大一歲，今年65。
還是回到大約94年夏，那時剛到北京，如同鄉下佬進城，哪裏都找不到。住在和平裏，每天往返於娘家與嶽母家。好在隻要上了302就可以直達。記得第二天一早帶著女兒去娘家看望父母。上車主動掏出百元大鈔買票。售票員看著我愣住，問，有零錢沒有。我答，沒有。那時哪有拿著百元買票的，現在百元不算什麽，出門一趟就是幾個百元沒了，那時真的就是大票子了，買一張車票好像就四分錢。賣票的是位小夥子，笑笑說，算了，別買了，剛上班沒零錢找不開。估計聽見我滿口鄉音，老鄉間多少是可以通融的。因為沒過一會兒，那位和善的小夥兒就讓一外地老冒領教了北京語言習慣的厲害。
女兒看著我滿臉不解，大概是不明白同樣的一個人，怎麽會在短時間內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麵孔。
北島隻是對往事的回憶，記述了上個世紀下半截在北京的很多小市民所經曆過的變遷。那是一段小小的個人史，也是北京人不可避免的經曆過的相同的經曆。
想想這些巨大的變化，使得我很不趕趟。“趕趟”北方俗語，用時髦語言解釋就是緊跟形勢的發展。用更時髦的話就緊跟時尚潮流。
我大概屬於永遠跟不上形勢發展的，因此總是想辦法適應，卻一直不適應，所以說很不趕趟。
北島們多數比我強，人家四中出高材生，所以對他們來說，城門大概永遠是開著的。我不是好學生，何況自打上了中學後就厭學，不喜歡在學校上課，缺少知識自然就會頑冥不化，所以感覺到哪裏都沒門。我在一所早已消失的中學度過四年，其中兩年上課，兩年文革。
看現在描寫大學生活的書或電影，感覺年輕人的大學生活簡直是無拘無束的，被趙薇導演成電影，被作家寫成小說，尤其是馮唐的一係列如是說，相比我們和北島同齡人來說，感覺上幾乎不是同一人類按照現在流行說法，假如那時興穿越，一定會以為見到了火星人。
我們的中學時代，該從六十年代算起。老三屆高中和初中生最早從63年算起，而65年進入的初、高中生該是老三屆最後一批，文革開始的66年直到68年這三屆，才是正統意義的老三屆。因為66年開始的三年裏學校就沒再招收新生入學。我是64年上的中學，算是躋身期間。好的初中學生多少還學到一點點，對於本來就厭學的我，文革前就沒好好學過知識，勉強學到的那一點點可憐的知識，文革中都被蘸著墨汁當大字報貼牆麵上了。
北島的回憶多在文革前，說起來那時的北京我也還記得一些。
有些人告訴說，如果開始想要回憶過去，也就隱隱的覺得自己老了，也就開始對現在產生諸多不滿。
對現實不滿，對於老人該是永恒的話題。老人在年輕人眼裏就像古董，是件擺設，值得珍惜，但隻是屬於證實過去的紀念品。古董的價值就是老，德高望重的老人，具有欣賞的價值，多少有些藝術性，畢竟是少數，屬珍稀品種，大多數是過氣了的東西，該歸為老家夥，就像一部老舊的汽車，逐年折舊，於是便翻番的落價。所以說，老家夥們的不滿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甚至有時會被年輕人覺得不識時務般的可笑。
年輕時的我曾經也這樣認識過老人，覺得他們保守，頑冥不化。隻是幾十年過去，卻把自己的當年忘記得差不多，反過來折磨著年輕人。不過還好，現在意識到還來得及，就不要過多責怪年輕人對自己的無視。他們需要向前看，最重要的是他們不怕摔跟頭。隻是我們自以為是的希望他們少摔，甚至不摔，卻忘記自己不也是摔著跟頭長大的嗎，當年老人家們的話我又能聽進去多少。
2011年8月的某天，吃完晚飯後，伴著九十多歲的老父親在貴陽逛街、散步。父親突然心生感慨，歎口氣說，世風日下啊！沒明白怹老人家想說什麽，估計又是看不慣什麽了。隨後，老爹沒再繼續。我想了想說，這是沒辦法的事，社會在不斷變化，總是按照年輕人的想法變，但是不會以老人的願望變化的。咱們現在看不慣年輕人，興許哪天孔子突然轉世，還看不慣咱們呢。
幾千年前的傳統早就被變化得麵目全非，自以為的衛道士，也會在時代變化中有意無意的破壞著以往的道德。
這是在安慰自己，其實嘴上說完老爹，心裏也會暗生抱怨：世風日下啊！我蠻喜歡老子、孔子、孟子之流的。盡管看不懂他們的書，卻感覺還是喜歡。無厘頭。
現在人的生活與上世紀五十年代相比好不知道多少，用天上地下形容不算過分，卻不知怎麽仍然懷念過去的老北京。當下北京的繁華不接地氣的時尚，像把古老北京的淳樸架空，尤其是看到湧現在霧霾中北京的相片，感覺北京真的升天了，大概進入天堂也就那樣了。
我對北京的回憶卻依然停留在地上。
“充實了內心才踏實”是否應算作警句。
自文革開始，一年年過去，這樣的踏實便漸行漸遠，人們需要太多的不知足去充實空虛的內心。
北島想要召回的是老北京的味道、聲音、光影及其他，就是想找回北京的充實，卻使我想起的是招魂，這麽說似乎有些陰森森的，後脊梁骨一道凜冽的寒氣升起。
魂，北京的魂是什麽？
我不知道該不該算是北京人，因為提到北京的魂，我居然一時真沒想清楚，北京的魂是什麽，北京的魂在哪裏。
如果隻是從味道、聲音、光影說起，大多隻是民俗，並不是北京的魂。所以說，北島的城門開大概與招魂關係並不大，隻能算是與魂有關，因魂而起塑造出的北京，實實在在的北京。
想到這裏，不禁好奇心頓生，便在網上尋找北京魂在他人心中是什麽。
厚德載物。厚德才能載物。可能這是很多人對北京的認同。
可我不明白北京的厚與德究竟在哪裏。而厚德載物這四個字裏麵最終該要落實的是個“德”字。無德，往下一切都免談。
我一直對“德”字的定義不太明確，也很想弄個明白。把北京的魂說成“厚德”，感覺有些牽強，後麵再加上個載物，隻是想到龐大和臃腫，紛亂和嘈雜。
北京的載物似乎與厚德關係不是很大，卻與首都有扯不斷的聯係。假如首都是在南京，那時載物的重心必定會轉向南京。
網上看到一篇短文，也是在講與北京魂有關的事。開頭人家一句話，幾乎與我的認識不謀而合。人家是這樣說的：“如果要讓我選擇永久居住地，也許會有100個理由不選擇北京，但隻需一個理由，足以讓我無法拒斥，那就是，因為她是北京!”
這是一位香港學者說的。而往下就是摘錄香港學者那段話的作者，在那裏自吹自擂的把北京說得天花亂墜。但是由於文章的開頭被香港學者給定義了，往下再如何渲染都顯得牽強，不妨把原文抄錄如下：
……許許多多居住在北京的異鄉人都感同身受。是什麽讓古往今來眾多懷抱理想的異鄉人在北京駐足、落戶，加入到了建設北京、發展北京的隊伍裏?北京何以有如此強大的吸附力、黏合力?大氣、雍容、厚重、包容、時尚……這些無一不是北京的精神品格，但“君子以厚德載物”，古聖先賢一語道出了中國人的人格理想，也道出了大地 能夠承載萬物的奧秘，那就是寬厚無私的德行。一座城市如同一個人，之所以能吸引眾多有識之士，厚德是她必不可少的品質。
說得很動聽，然而真實的應該是北京有錢賺。不是載物的問題，而是能夠使來到北京的北漂們把北京所載的物成為囊中物，是互利的。假如沒有利益關係，別的隻不過是修飾，也是一些人的文風所致，說說實話其實並不難，隻是媚俗的文風都已成了習慣，不誇上幾句內心就會感到不踏實，不禁想起這樣一句話，搖尾乞憐。相比招搖撞騙略微好些。
一位當代學者曆數古今中外文人對北京的描述，發現了一個驚人一致的認識，那就是北京是一座最容易被人視為“精神故鄉”的城市，即使離開了，無論離得多遠、 隔得多久，依然會不斷地懷想、思念。這座大得驚人的城市，之所以能讓來自天南地北的遊子將其視為“故鄉”，必定有著博大的胸襟和無限的親和力。也就是說， 無論你是誰，富也罷、窮也罷，她既不勢利，也不挑剔，始終公正、溫和，永遠都會像迎接遠行而歸的遊子一樣接納你、包容你、愛護你。唯有這樣，你才能把她視 為故鄉，傾心奉獻、永遠懷念；也唯有這樣，她才會成為一座讓古往今來一代代仁人誌士夢牽魂繞的城市。
說到精神，北京因是帝都，自古以來全國的文化人最集中的城市。一年到上海南京去過，感覺皇城就是與其它城市的感覺不一樣。在上海時，到處是鈔票。後來去南京，被南京的氣勢所吸引，當時正生病，隻是朦朧有種與上海不同的感覺，後來細想起來才明白，那裏也曾是帝都。而後回到北京也是同樣的感覺，那就是文化的氣息。但說到勢利什麽的，哪裏的小市民其實都差別不大。北京人已經離不開外鄉人，是一種說法，也是因利益使得這種關係聯係得越來越緊密。至於誌士仁人之類的，就千萬不要往好聽的說太多。
說起來，思鄉，恐怕是一種通病。如果把這也算作北京的獨特，似乎更是牽強。上海人的戀土情節其實比起北京人來該加上個更。在上海人眼中，哪裏都不如上海好。何況現在，哪裏有錢賺，哪裏就是家鄉，北京並不比任何其它城市更特殊。
其實，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早已鑄就了個性鮮明、有著自己風骨氣韻和精神品格的北京形象。這些精神品格如同血液，從古流淌到今，而 且滲透在了整個城市的方方麵麵、角角落落。很多時候，她不需要指認、不需要辨析，因為她在你的心裏是那樣的清晰，她就是她，博大精深，卓爾不群，一旦走近，就立刻會被她吸引，人城一體，難以拒斥，難以言說。然而，在全球一體化的今天，一個城市的發展和國家民族的發展一樣，需要一張名片、一個符號來彰顯自己的個性特質、確立自己的獨特身份。在這種大背景下，提煉北京精神，彰顯北京形象，對於北京的世界城市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毫無疑問，3000多年的曆史文化鍛造出的北京精神是豐富、立體、多元的，但此情此景下對北京精神的指認，不僅僅要呈現出其悠久的曆史，更要指向飛速變化的今天和未來，涵蓋我們這 個時代的最迫切的訴求。作為我國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作為國家形象最直接體現者的北京，一個站在中國經濟發展前沿、引領時尚的國際大都市，需要愛國情懷，需要創新意識，但“士有百行，以德為首”，一切的一切皆需要“德行”來支撐。如果忽略了德行操守，城市不僅會失去秩序，失去旺盛的發展態勢，更會失去人們的認同感和信任，從而城市將會盡失生命活力，成為無魂的軀殼。因此，厚德應是過去、今天也是未來北京城市的魂中之魂。
(北京工商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 感謝您訪問京華網(www.jinghua.cn)
教授畢竟就是教授，人家很會追捧，符合作為教授的先決條件。不過，要是把這篇文章裏麵的名詞“北京”換成任何一座城市，讀起來似乎也都可以這樣吹的。厚德用來形容一個民族好像比較合適，形容民風似乎也還可以，但是形容一座城市，就比較泛泛了。
大體上，厚德在共識中被認為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美德。
殊不知因為“道”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德”也會隨時代變化而變化。何況對道德的認同，每個人都會不同。如果這樣的話，如何界定一座城市的道德恐怕會有一定的難度，尤其是現在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道德底線一再被突破，在這樣的情況下，北京會淪陷到什麽程度還真不好說。
一座城市的道德不會逾越出國家範疇，否則就會被認為是在鬧獨立王國。北京因為帝都，所代表的德該是起到一種典範的作用。
在學問上我非常欠缺，隻好在網上找，但我並不確定，即便是稍微權威些的百科網站上，對道德的定義就具備普遍意義，就真那麽靠譜。摘錄下僅作為參考：
德，是一個人或社會好的內在的品格和價值觀。老子說 “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在這裏體現為善、信。也就是說，德信作為人的基本品格和價值觀存在。
德與道有密切的關係。沒有道（道理，道路）就不可能有正確的價值觀與好的品格。無德是因為無道（就沒理了）。
這樣的解釋很有意思，道為道理、道路，無德為無道。如果沒有道路可走。可見會混亂到什麽程度。
古人定製了一條為了立德所建立的路，稱為道德。以此推論，為現在的德定製的路也就符合現在的道德標準了。也就說明，道德如果與價值觀聯係上是會變的。也就是說，無論古今的道德首先該建立在德信的基礎之上。
反之，有道必然有德。老子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意思是說，天下有道，軍馬運糞肥田。天下無道，戎馬戰亂。最大的禍在於不知足。
老子的聖人以百姓心為心，而後麵那些話顯得很模糊，好像道德隻是信仰，人一旦有了信仰，精神上會有找到依靠的感覺，剩下的就由賦予精神的信仰來操心，道德隻不過是依附於信仰的。
老子反對隻講表麵的禮。德是內在的，而不應是形式的。老子說：“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信仰消失，道德隨之崩潰，是會相互影響的。
要不說老子是聖人呢。後麵那句話是關鍵，也是人為什麽都要講價值，就是因為不知足，又要給不知足找到理由。
摘錄了幾段，放在文章後麵，有點多，是想全麵些。每個人，每個朝代對德的認識都會有所不同。至於自五四以來對孔家店的批判到文革後期對孔老二的衝擊意味著什麽，也許需要重新思考。
批判儒家封建思想是因為孔孟是維護帝王統治階級的，為了剝削階級利益的。那樣的話，現在開始重提儒家文化其意義何在。不是一手揮舞大棒；一手伸出橄欖枝，不倫不類的。
封建王朝覆滅，皇帝沒有了。批判孔孟失去意義，而後發現儒家文化對穩定社會安定團結有好處，於是又拿回來實用。但是，原來的道德觀被衝擊打爛後再恢複起來並非易事。根據上麵摘錄的三段文字對厚德載物的解釋，自五四始，道路被不斷修正，德隨之慢慢崩潰。道德底線被物欲衝擊得全麵失守。尤其是貓論複辟後，形成一種局麵，隻要能夠保障經濟效益，是不需要底線的，演繹成，隻要能夠撈錢便可以不擇手段。
禮樂崩壞後，道德底線會被重新規範。何況，過去封建社會的那套君臣父子孝悌的關係早已不被認同。新的道德觀通過什麽途徑使大眾能夠接受，而新的道德觀重新確立並非一時一日才能實現。傳統文化被破壞也許隻是一朝一夕之間，而新文化的形成卻需要上百年甚至上千年。
興許有人這樣認為五四運動與儒家文化唯一可以抗衡的隻有一點，就是打破舊封建獨裁社會，建立新的民主社會。估計這個提法也是唯一可以與“厚德載物”抗衡的理由。即用民主的概念來替代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道德觀。
以上的理由很牽強，不該是要民主就拋棄厚德載物。更不該的是，在破除舊文化時連文化精華也一同毀掉。
民主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區別在於，對社會結構認同從大眾心理上的轉變。而 民主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麽，其實在百多年的對民主的期盼和向往中，曾經被下過很多定義，是眾多理想主義者們的希冀。我理解的民主其實早就在孔孟筆下出現過。
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做人該具備的民主素質。民主不是事業，不是信仰，更不是鬥爭可以換取的。因為那些都不具備民主基本素養，而是政治訴求。法製是通過法律保證人權，而法製並不能保障民主，因為法製本身就不包含民主意義,某種意義上講，對民主卻是個製約。因為法製不僅僅隻是保證公民自由，還要維護他人的利益，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沒有利益關係，隻有社會和諧才是民主的基本保證。追求個人利益不是民主的終極目的,不應把追求自由與向往民主社會相提並論，因為民主意識中沒有絕對的自由。民主是有限度的，很大程度上是自律。
孟子有這樣一段話，
文中定義為民本原則，卻看到那時共產黨主義教育中提到的人民公仆的影子。當然按照階級鬥爭學說，孟子的這段話也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可是我不明白，階級鬥爭本身對於達到民主社會具體實施上有多大意義，是創建平等社會還是從另外一方麵製造新的社會矛盾。
新社會與舊社會的道德究竟會有多少是不同的。
從北島的城門開說到北京的厚德以至於可以載物似乎扯得太遠。
記得我小的時候，也就是五十年代，那時的社會不能說不和諧。那時的人們在很多事情上還很單純，隻是想把新中國建設好。
我一直都希望大家都單純些，但是後來的變化卻把單純的大家鬧複雜了。
我家那時住在東單北邊的米市大街，紅星胡同不遠的基督教青年會旁邊一個不起眼的小門裏。我太小了，隻是有隱約的印象。後來搬到燈市東口的史家胡同，慢慢的記住了一些事。印象最深的就是燈市口一代的早點攤，後來特別想哪天突然在一條繁華的街道上看到那樣的景象。一張粗木桌子四邊擺著長凳，旁邊是不同材料製成的煤球爐。上班路上的人會根據自己的喜好買上一碗豆漿，幾根油條，還有豆腐腦、炸糕、餛飩什麽的。
那時還沒有發明糧票什麽的，一大早花幾毛錢就能吃得滿舒服。有些人家會把豆漿油條什麽的買回家，一家人圍坐在飯桌前其樂融融。
這是看小說裏麵這樣寫的。
自我記事起就沒有這樣的情景出現過，隻是燈市口街上的小食品攤零星的擺在我腦子裏直到現在。等我真的能夠記住一些事的時候，這些攤竟在一夜之間消失得蹤跡全無。那是有了人民公社的前後那段日子，也是我後來看書上寫的曆史才對上號的。記得清楚的是燈市東口那家飯館，應該是國營的，偶爾會在裏麵吃上碗餛飩，大骨頭湯碗裏撒上蝦皮、韭菜末、紫菜，好像還有些冬菜。周末去舅舅家玩，在小飯館門前的11路無軌電車站上車，總站是和平裏，感覺要出城很遠。
後來有一陣居然在做同樣的夢，就是那輛無軌電車繞著安定門轉，門裏一站是安定門站，轉出去叫安定門外。安定門外那站總是在換地方，有時是在還沒出城，就在城牆豁子旁邊；有時卻又在靠近地壇那裏，現在很多郊區車的總站。安定門站倒是永遠不變，因為旁邊是塑料模具廠，姐姐在塑料工藝學校時常在那裏實習，她是模具鉗工。有一陣很羨慕她。模具鉗工很厲害，比木匠厲害。木匠玩木頭，用锛鑿斧鑽做出各式家具。模具鉗工很帥，隻是手裏一把鐵銼，把鐵塊銼成各種模具，做成不同的塑料製品。玩木頭與玩鐵塊的相比自然不在同一等級。現在想起那時的想法很可笑，也是啊，可笑的想法要是都記住的話，寫一本屬於我的笑林廣記估計沒問題。
笑林廣記後來確實看過。是一本很破舊的書，沒頭沒尾。記得最清楚的是王安石調戲先生，大概與我當時還是學生有關。
我不知道過去的私塾先生該是啥樣，隻能是想象。偏瘦的那種，中等個頭，臉上有沒有胡須沒關係，身上穿著長袍，可以是單的，也可以是棉夾袍，一定是普藍色的。此翁手裏拿著本卷成一個筒的書，該是從右往左讀的，而且是豎行的那種。一般來說該是邊讀邊搖頭晃腦。說是讀書大概也不確切，有說該叫吟，或誦什麽的，聽老人講，還是有調的，要不然那些書要是背下來會很枯燥。後來上學時就怕背書，說什麽也記不住，大概是因為沒調的緣故，枯燥的事做起來很難受。這樣說是為我的記性開脫，唱歌有調，我依舊記不住詞。
還是說笑林廣記我唯一記住的那段。
先生經常為難學生，學生也經常與先生惡作劇。那時沒有廁所，就在河岸邊的峭壁上搭兩個板子用來解手。先生上了年紀，每次蹲下都站不起來，要拽著岸邊一棵小樹才能起來。學生把小樹下麵鋸開三分之一，不注意自然看不出來，先生辦完事想站起身用手拽樹後果可想而知。也就是為躲開半日閑，可以不用背書。 我這樣講完自己都覺得一點都不好笑，但確實是個笑話。
看完浮想聯翩，遺憾的是班主任不是老先生，學校還有廁所，是連排的那種，坑挨著坑，前麵自然沒樹。太老的老師不多，再說，我們班主任是女的，想用類似方法加害都不可能。那本書是暑假看的，然後就上中學了。
和平裏是我從小就熟悉的地方，很多年來，每逢周末都是在那邊度過的。是因為舅舅家在那裏。
舅舅家原來在交道口，那是中央歌劇舞劇院的宿舍。舅媽在舞劇院拉小提琴。那個院子很奇怪，不知道以前是做什麽的，進門是很大的一個大廳，院裏人家住在圍著大廳的廂房裏。舅舅家在院子一進門往右走，最靠邊上的兩棟朝西的房，是姥姥和表姐們住的地方。
舅舅和舅媽在院子後麵另外一間小房住，進門右手是一架鋼琴。我認識鋼琴也是那間小屋裏。表姐用拳頭在琴上滾，居然有很輕快的音符跳躍著從鋼琴音箱裏發出聲響。我很快就學會了，覺得彈鋼琴並不難。那是當時的感覺，也是我唯一學會的短曲，至今還記得旋律，都來米嗖嗖，都來米嗖嗖……
後來有一天到周末，媽媽說舅舅搬家，不在交道口住了。於是就帶著我們姐弟三人乘車到和平裏，那站叫勞動部。
現在勞動部還在。
舅舅家後來又搬到了和平裏八區的中央樂團宿舍，與後來成為我嶽父母的那家人住對門。
一九五八年正在全國大躍進。和平裏建了很多樓房，那片樓群至今還雄踞一方，約摸著因搬遷量超大，沒能引起開發商們的覬覦，得以保留至今。這都是我的臆測，不算數。
那些年雨水大，排水工程跟不上，和平裏地處郊外，可能是澇著了，組織上安排了共青團義務勞動，在八區和七區之間挖了一條排水溝，就是現在的青年溝路。溝早就沒了，被填平成為一條貫穿西東的幹道。
早年間要是去舅舅家必須要穿過那條溝，大有穿山越嶺的感覺。不下雨時溝不深，好像不對，溝還是滿深的，是水不深。偶爾還能見到潺潺流水中有小魚和蝌蚪。一直覺得奇怪，那條溝從哪來到哪去，那時還小，盡管好奇也沒能鼓起勇氣去一探究竟。
後來成為青年溝路後，也還是沒鬧明白以前溝的走向。青年溝流向東方到和平街是丁字路，從那裏並入下水道是可能的。
青年溝再往北，就是現在的三環路邊，再過去那邊全是莊稼地。秋天一到，就進了輕紗帳，也是後來才知道，那片輕紗帳屬於太陽宮公社。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被土城一分為二。站在土城上遠望，滿眼綠色的玉米秸頂托出金色的穗，其間傲慢的站立著化工學院雪白色的教學樓，顯得格外孤單。秋日我們去土城玩,土城兩側的斜坡上可以摘到酸棗還有黑棗。人家告訴我說，柿子嫁接到黑棗樹上才能結出柿子，如果用柿子種子種出來的柿子樹是不結果實的，也不知道真假。
從土城回來，上衣口袋裏裝了滿滿兩兜子酸棗，抓出來一粒粒往嘴裏填，舌尖涮出顆顆小籽，吐出滿地豆豆。
土城現在被改建成元大都遺址公園，也就不荒涼了，也沒有了酸棗棵子。不是不荒涼這麽簡單，土城旁的小月河邊白天路過看到，咖啡屋飯館林立，想必每到夜幕降臨也是很繁忙的去處。
其實我對北京的聲色味沒有明顯的印象，記憶裏北京的色彩也不是很清楚，多是以青灰色為基調的街道房子還有人。
北京人好像喜歡統一著裝，多少年後，上了些年紀的照舊一身青色，年輕人則進步成綠色，滿大街國防綠。年輕人的時尚除了國防綠外還有白邊懶漢鞋、載絨帽子，標識著時代在變化。所以我小時候北京的色彩在記憶裏也像這個國家那樣，是單一的，不可能有太多變化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還在上高小。一直感覺把小學高年級說成“高小”很文雅。後來我的學業證書也一直保留在高小的水平，在這個等級上從來沒有過進步。
相比我的小學生活算是比較豐富的，這與我的母校很有關係。而我直到現在得益最多也是因小學學到的那點知識。
史家胡同小學在北京赫赫有名，據說現在已是有錢人家孩子上學的貴族學校，學校的名稱也把史家省略成史家小學。不倫不類的，怕人家不認，所以史家還保留下來，可卻跟史家從曆史講也沒半毛錢關係。以前是占了史家的祠堂改建成學校，也因學校就在史家胡同西口，算是沾光。現在這一切都沒了，校址已經搬遷，我現在沒明白搬到何方。胡同搬不走，於是隻能舍棄，於是就變成史家小學。
看新聞，史家小學校慶在人民大會堂，運動會在鳥巢。也算是非常風光的。
與史家胡同相隔另外一條胡同名字叫起來顯得很特別，內務部街，實為胡同，中間是北京第二中學，就建在北洋時期的內務部，是男校。在史家上小學，中學考上二中，在北京東城算是很牛的。我恰巧與這兩所學校都沾邊。所謂沾邊，是因我中學在二中的隔壁，是新建校。
五十年代生孩子的特別多，到六十年代突然發現學校不夠用，也是啊，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國，到六十年初，小孩子長大，隻是小學不夠用還能對付，現在連累了中學也人滿為患。那些年的北京每到學校放學，滿大街的花朵綻放，鋪天蓋地，詫紫千紅，也應了那句歌詞：我們的祖國似花園，花園裏花朵真鮮豔，每個人臉上都笑開顏。北京就是一座大花園。
那時的北京人按說還是幸福的，因為他們有理想，有信仰。生活也有目標。
北京處處是故事，一點都不誇張。每個朝代都會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在演繹。隻是還沒意識到，我其實就生活在故事中。
如果隻是簡單把燈市西口那幾條胡同裏麵的故事略微講起來，就足夠寫出一本談古論今的史記。
小時候總感覺世界很大，隻是等我長大後知道很多史跡才發現，世界其實很小。
史家胡同北京人知道很多，而對它周邊一些胡同了解的人也許並不多。知道史家胡同是因那裏的小學出名，有多少人還記得史可法，小學建在他家的祠堂裏。
查近代史很多曆史名人與史家胡同有著不解的淵源。後來發現，不僅史家胡同名人多，旁邊的無量大人胡同、幹麵胡同及內務部街找找也還是有幾家社會名流史記中的人物。
幹麵胡同，因是當年運糧車隊去皇家米倉所在地祿米倉必經之路，幹麵撒地而得名。曆史記載，東單到東四一帶的若幹胡同在北京建城初期就已存在。
史家胡同北麵相隔內務部街，這條名街實為胡同的地方，老早前竟然叫個構欄胡同。老早究竟多老，大概也有幾百年曆史。隻是後來民國了，北洋政府把內務部建在了那裏，就是現在的北京市第二中學所在地。相隔不遠，是梁實秋家，也是他出生地。好像有一陣巴基斯坦大使館也在內務部街。
再往北的是本司胡同。那是一條相比內務部街略窄的胡同。東邊連接西花廳，再過去就是演樂胡同。本司與演樂湊到一起顯見得會歌舞升平。從明朝起，那邊就是宮廷演藝人的所在，戲劇家協會，該是與現在的文聯差不多。不過不是官僚機構，因為沒權。藝人就是藝人，不該與權聯係。
要是擱現在，本司、演樂定是八卦小報那些狗仔們關注的焦點。也不是說這邊就沒小報記者關注，隻是關注的焦點放在史家與二中上。其實也是更多人在關注的對象。那年回國，到內務部街看望老同學。同學聚會，天南海北談古論今。說起二中與史家，坊間流傳這樣一段話，二中是學生不錯，老師不行；史家是學生不錯，家長不行。孩子都是好孩子，教育他們的人出了問題。
話題隨便就扯到當年的母校，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學，一所早已消失的學校。
我進校時，一棟破舊的二層小樓，後麵是平房教室和一個小院，幾間房是單身教師的宿舍。靠近二中一麵有操場。隻有一座籃球場那麽大，放上籃球架子，還顯得滿正式。隻是要上體育課卻不行，離開教室太近會影響其它班級上課。於是每周兩節的體育課就被挪到東單體育場去。樓是兩層，年級隻有一個。直到第二年來了新生，學校才顯得有些小。好在後來文革開始就沒再招收新生。再後來我離開學校去內蒙草原，不久又來了新生，初中三年級算是湊齊。也是這批學生裏出息了幾位演藝界的名人。估計也還是沾了本司與演樂的光。
說沾光，史家胡同中間是人藝宿舍，大院裏的孩子都在史家胡同小學就讀，後來被連鍋端到七十二中，所以出幾位娛樂圈名人也不奇怪。
那年頭都是就近入學，不知怎麽，會把史家畢業的那些學生直接分配到七十二中，可能是教育局領導們的苦心，算是摻沙子為了改變學校教學質量的措施之一，優劣搭配。大概又是我在遐想。
說起來，我還是滿懷念七十二中的。
記憶裏，剛一進校門，最大的感觸就是破、舊。學校是新校，校舍卻是老地兒，是二中隔出來一塊校舍，卻沒有一位與二中有關係的教師。對外宣傳是二中分校，大概是為了平複我們這批新入校學生內心的平衡。孩子們也有虛榮心。
教師幾乎全部都是年輕麵孔，有幾位老年教師，後來文革時才知道居然也有特級的。那是教我們生物的毛先生。
一般中學沒管老師叫先生的，我們卻背地裏叫他為毛先生。
先生的課好聽，深入淺出。我不喜歡上學，但是也愛上毛先生的課。剛開學時，毛先生是我們的班主任，年紀大了，沒多久就讓位給年輕人。
那是個年輕老師，剛從師範畢業分配到七十二中較語文，姓劉。
劉老師身體魁梧，嗓音也粗壯，很好聽的男中音，就是從沒聽過他的歌聲，可惜了那副好嗓子。也可惜了那身材，沒成為運動員卻當了孩子王。
這位粗壯的漢子卻天生好脾氣，無論學生怎麽無理，劉老師似乎都不會發脾氣。孩子們是很勢利的，誰厲害就服誰，而對弱者卻極盡欺負之能事。那次劉老師實在忍無可忍，站在講台旁，雙手支撐著講台卻一直不說話。學生們自然還是該幹嘛幹嘛，欺負新老師似乎是孩子們的天性。
突然，劉老師用那粗壯的嗓音大吼一聲，你們怎麽就不懂自重呢。說完哞哞的哭起來。
全班被老師嚇壞了，頓時鴉雀無聲。也是從那時起我反而對劉老師敬重起來。我感覺，劉老師的哭聲，不是因為我們對他的不敬，而是對我們的失望。因為不懂自重確實是很值得失望的，裏麵還有惋惜。劉老師是心疼我們的自甘墮落。
正是逆反的青春期，在那個歲數上的男孩子對是非的分辨能力幾乎沒有，凡是覺得好玩的事情都具有吸引力。至於墮落、自重兀的這麽高深的道理沒有更深刻的認識。孩子畢竟是單純的。也就是這群單純的孩子們，在一年後卻參與了決定中國命運的一場文化革命。
文革前那段日子，在我的記憶裏雖然慢慢變得淡薄，可是那些日月卻使我在回憶往事時感到是值得的。對於孩子來說，學校的傳統教育如果沒有切身的參與，不過就是些緊跟時尚的文字遊戲。
學校新建在二中老校園西邊，感覺我們沒去時那裏大概已經荒廢多年。剛走進校門看到的，即將在那裏學習三年的校舍，竟然像是一座頹敗的豪門府邸。奇怪的是，幾乎沒有一處地是平整的。誇張些說，一不留神會被地上凸起的碎磚破瓦絆一跟頭。
寫到這裏想起一件事。當年某位現在成為明星級人物就讀七十二中時，他的腿因病從小落下殘疾，走路時有些跛。同學開玩笑問，XXX你怎麽了？他的回答後來成為母校的一句經典：七十二中地不平。
我們學校的校長和書記，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兩位女性。他們年紀都不大，雖然都參加工作多年，按照現在的標準大概也就算是年輕幹部。文革時，我沒參加過一次對她們的批判，感到欣慰的是，也沒寫過任何批判她們的文字。
上中學時，大饑荒已經過去，開始有飽飯吃。三年艱難度日經曆過艱苦奮鬥的傳統教育，知道自力更生的道理。學校要我們靠自己的雙手創造美好校園。每周一次，全校師生要把地下的碎石破磚什麽的從地下挖出來，然後裝在書包裏背到建國門外的鴨子嘴去，那裏是一片葦坑需要填平。
學校雖然隻有一個年級，但是十個班，就算每班四十個學生，加起來也有四百多人，每人一書包磚頭瓦塊估計堆起來也該很大一堆。要是成縱隊，魚貫而行在大街上，應該很滿壯觀的。從內務部街到建國門外好幾裏地，對孩子來說不算什麽。隻是親身參加改造校園這件事本身對我們來說卻是一種不尋常的經曆。
記不得是用了幾個月，後來學校花錢買了黃土，把校園坑窪填平，還買來籃球架，小操場成了標準籃球場。每到課間，學生擠成團，簇擁在有空隙的地方休息。孩子們畢竟單純，也很容易滿足。這是第二次說到孩子們單純，隻是這種單純是不該被利用的，不該被利用到大人們的政治中去。
有兩個字叫“可恥”，有些大人卻不懂“可恥”的含義。
寫到這裏，感覺心裏似乎有把火在燒，是因為觸動我多年來不想去觸碰的那塊死角，是想要讓這些回憶永遠死在心裏。我想罵人，很想罵人。可是罵出來也不可能讓時光倒流，何況，我罵誰呢?隻是希望可恥的事不再發生。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文革期間，我沒動手打過同學。唯一感到歉疚的是，我打過一位老師，那是學校的教導主任。
後來看電視劇，《血色浪漫》、《陽光燦爛的日子》之類的，劇中描寫的那些日子對我很陌生。都是我離開北京後發生在北京的孩子們的故事。講述的是單純的孩子們被革命鬧得不單純的故事。
大街上色彩發生變化始於六十年代初，市麵上能夠買到的確良後。的確良是化學的，不收布票，不是棉布製品於是色彩也開始多起來。聽到新詞，叫不拉吉。其實到現在也不是很確切的知道，不拉吉該不該是連衣裙的洋叫法。
沒變化才是不對的，在我快要上初中時大街上的色彩鮮豔起來，人物造型也發生變化，菊花頭，大波浪，高跟鞋，尖頭曼。那時我雖小，可是從骨子裏屬於守舊的保守小孩，對於這類變化也不知道怎麽從心裏不接受。這個傳統一直保留到了現在。
其實別人穿什麽，留什麽樣的發型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我卻感到了這些陌生的變化。
我一年年長大，卻越來越覺得北京不適合我，好像就連生存的空間都在慢慢變小。
家庭出身對我的壓力是在無形中產生的。
寫到這裏，特別要說的是學校的書記。文革前她好像從學校消失過一段時間，後來才知道是去黨校學習。
她個子不高，大概勉強到一米六零。十七歲就是村裏的兒童團長，也算是老革命。好像當書記時還不滿四十歲。
我的反叛在學校算是很出名的，多數老師都不會跟我正麵交鋒，無論我多鬧，老師一般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隻要不太出格，幾乎沒人管。唯獨鄭書記的話，我是會聽的。一是對前輩革命家的尊敬，再有就是她不會看不起我。
學校組織在故宮勞動，鄭書記跟我們一起幹活兒。每當想起這件事，出現在眼前的總是鄭書記的背影，嬌小的身材，和我同時扛起裝得滿滿的一大筐土。她在去哦前麵走，我在後麵跟著。我在中學生裏麵各自算是高的，剛升初中身體突然開始猛長，一下子就長到近一米七五。鄭書記還不到一米六零，與我一起太土，重量會傾斜到她那邊。因為我在後麵，在抬起土筐前，我會把繩子快速移到我這邊，以免被書記發現。要是別人在前麵，我是不會那樣做的。
後來在校園每次見到鄭書記，她都會把我叫住，問這問那的。但是從來不會指責我又做了壞事。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之間有一次長談，記不清是不是她主動邀我談話的，隻是記得是在學校會議室的前麵，我把自己內心向她敞開，也是那些年我唯一一次向別人講出心底的秘密。
我不想上學，沒有任何學習知識的動力，成天幾乎就是在混日子，混到我能離開學校，離開家，自己掙錢養活自己。
我在一篇紀實小說《小時候》裏麵寫過當初促使我改變的原因：
一次班主任老師又把我們幾個班委留下開會。其實並沒有什麽大事，隻是到了一定時候都要開的那種會。剛開始，老師說了一下班裏的紀律問題，由於學生幾乎都是過去小學時的劣等生，所以紀律性較差，上課時還發生過把老師氣哭了的事情。開會要記錄，老師順手就打開抽屜，取出筆記本。我一眼就看見了一摞學生填寫的入學誌願表。上麵一定寫著我們的入學成績，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於是一伸手就塞進了抽屜，說什麽也不讓老師關上。其他的幾個班委也向老師提出了請求，最後老師妥協了，條件是誰也不許說出去。我確實遵守了老師的要求，可是這件事卻影響了我的一生。盡管後來有人對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也一直保守了這個秘密。
由於是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是第一個看到了那些表格的。懷著忐忑的心情翻看著這個學生中的秘密，其實別人成績如何與我無關，我隻是想知道自己的那一張是怎麽寫的。我把翻過去的誌願表遞給旁邊的同學，翻到中間時看見了我的那張，在成績一項上看見了自己的考試分數：語文95，夠高的了。數學88。沒想到，錯了兩道題還得了近90分，不錯。總成績是183，那平均分數應該是91.5分。一般來說，第一誌願的學校平均分數必須要在95分以上，我是考不上了。可是怎麽把我分配到了第三誌願學校。再往下看，在錄取一欄裏第一誌願寫了：不錄取。第二誌願寫著：名額已滿，轉到第三誌願，並蓋有學校的公章。我成了處理品。(小時候 續完 轉載自新浪黎京的博客)
從那時起，我就萌生了離開學校出去闖世界的想法。我想當農民，到農村去改變自己的出身，不想因為我而影響到自己的下一代。
我對鄭書記講了我真是想法。書記照例跟我說了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以自己走的道理。也是從那次談話後，鄭書記對我更加關心。
想改變出身離開學校的想法因文革開始而顯得遙遙無期，不知道這場運動會何時結束。文革中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造成的精神壓力，也是促使我於1967年10月決定去內蒙草原的最主要原因。當我離開北京的那一刻，感覺如釋重負，從此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
附錄
字形本意
“德”的字形由“心”、“彳”、“直”三個部件組成。“心”表示與情態、心境有關；“彳”表示與行走、行為有關；“直”，“值”之本字，相遇相當之義。（洪頤煊《讀書叢錄》：“值本作直。”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凡彼此相遇相當曰值…古字例以直為值。”）“直”同時也是“德”原來的讀音，這通常意味著“直”（值）才是“德”字的成義要件。字形本意為“心、行之所值”，是關於人們的心境、行為與什麽水準或什麽狀態相當的判斷。說某人具有某德就是說某人在某一評價空間中到達哪裏或站在哪裏，說某德（如清德、和德、上德、下德）什麽樣就是說到達相應位點的行動者的行為表現會是什麽樣。
德字甲骨文作徝（從彳從直），金文作德（從心從直）或德（從心從彳從直），字形的演變寓示人們在進行評價時的側重點的不同，最終寫定的“德”字，“心”“彳”構件完整，似乎正寓示著一種綜合與折衷。（見廣西師大社《老子感悟》）
道與德的關係
道，是自然規律或者法則，是指這個世界還沒有人的時候就存在的自然界、宇宙的規律和法則。
德，是人活了很長時間以後才進化出來的人類行為規範。道大於德。遵循自然規律、法則便是德。
生命進化出意識後，可以認知“道”，可以創造“德”。
（維基百科）
德 - 字義與緣源
“德”，是一個會意字。甲骨文“ ”字中的““形符號，表示道路，“”則表示用眼睛直視前望。兩形會意，表示目不斜視，雙腳不偏離道路，直達目標。在西周金文中，“”字在直下又添加了一個心的象形，強調了不僅要按目光直視，走通行大路的準則去行，而且必須這樣去想。這就是周人對“德”的發展，從而使“德”的字麵中，含有正直、公開以及去行、去想四層意義。《易.乾卦》曰:：“君子進德修業。”唐孔穎達注：“德，謂德行；業，謂功業。”由此可知，“德”的本意就是恪守道德規範者的“操守”、“品行”。如“功德、品德、德才兼備、德行”等。從“德”字的構型來分析，這裏已包含有禁忌：要遵從一定的思想和行為規範。
“德”用作動詞，則指恩惠，如《左傳。成公三年》：“然則德我乎？”現代漢語中，則有“感恩戴德”、“德被四海”等。“德”，也是一個人或社會好的內在的品格和價值觀。老子說“聖人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
“德”指內心的情感或者信念，用於人倫，則指人的本性、品德。儒家認為，“德”包括忠、孝、仁、義、溫良、恭敬、謙讓等。
由此可見，在作為西周文化的重要內涵的“禮樂文明”中，“德”是核心。德歸納為“勤樸古健、果義敢為、居安思危、善始善終。”就是對德的最好總結。孔子當年之所以念念不忘“克己複禮”就是因為以德為核心的西周之禮是儒家思想最為推崇的道德標準，而“厚德載物”仍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精神遺產。是我們構建平安和諧文化的準繩。
周人製作禮樂，隆禮重儀，確立了以“德”為先的價值原則。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是周人的基本的精神信仰。周人認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是和“天”聯係在一起的，個人、家族、國家有德，便能得到上天的垂顧，成為“受命之人”、“受命之族”、“受命之國”。周人認為殷之所以滅亡，是因為無德，天命轉移到了有德的周人身上。《周易·係辭》說：“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德”是涵蓋了誠信、仁義等一切美好品行的道德範疇。“德”的價值原則，被孔子發展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的王道原則；被孟子發展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原則；被《禮記·大學》發展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道德綱領。“德”成為中國倫理的核心概念，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概念。
“德”的外化即為禮，在心為“德”，發之於心而表現為行為即為“禮”。《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製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周人“製禮作樂”，係統整理審定了社會禮儀規範，嚴格規定了人的尊卑秩序和行為準則，將整個社會成員納入到上下一統的尊卑有分、貴賤有等、長幼有序、輕重有別的社會關係中。周禮的誕生，為中國成功地建設文明社會奠定了基石，為文明社會道德政治秩序和倫理生活方式。
在後世這些基本的價值觀得到了展開，春秋戰國百家爭鳴，形成了儒道法等各種流派道德理論思想融合而成博大精深、係統完備的中國傳統文化。仁愛孝悌、精忠愛國、勤儉誠信、見利思義、謙和好禮等，這些美德成為中國民族民族性格的一部分，而世代相傳，在今天依然發出絢爛奪目的時代光彩。
“德”的本意為順應自然，社會，和人類客觀需要去做事。不違背自然發展，去發展自然，發展社會，發展自己的事業。
德和道相對應，組成道教教義的核心。《道教義樞·道德義》稱“道德一體，而其 二義，一而不一，二而不二”。《道德經》中有“德”字四十一處，提出了“上德”、 “玄德”、“孔德”、“積德”等等，但是對於“德”的含義卻沒有具體的解釋。第五 十一章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 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其中將“道”和“德”兩者規定為“生長萬物”和“畜養萬物”的關係。因此，一般認為“德者，道之功也”（韓非語），“德者，道之用也” （陸德明語），“德者，道之見也”（蘇轍語）。《莊子》的《天地篇》就說到：“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並稱：“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至德者邪？”當代旅美華人學者陳鼓應在分析“德”的概念時認為，它有三個意義：一是“道所顯現於物的功能”；二是“內在於萬物的道，在一切事物中表現它的屬性，亦即表現它的德”；三是“道落實到人生層麵時，稱之為德”，即通常說的人的“德行”。早期道教沿用了先秦道家的學說。太平道的《太平經》卷五十六至六十四稱，“道者，天也，陽也，主生；德者，地也，陰也，主養。……夫道興者主生，萬物悉生；德興者主養，萬物人民悉養，無冤結”。這裏也將道和德兩者解釋為“生長 萬物”和“畜養萬物”的關係，同《道德經》的思想一脈相承。
太平道從追求“太平”的社會理想出發，將德“主養”的觀點推廣到社會政治領域，認為“地以德治，故忍辱；人以和治，故進退多便”，“以德治者，進退兩度也”。並且將“德治”列為幫助帝王之治的“十法”的第四法，僅次於“元氣冶、自然治、道治”。《太平經》認為“德”和“刑”相對立，稱“德者與生氣同力，故生氣出亦出，入亦入；刑與殺氣同力，故殺氣出亦出，入亦入。德與天上行同列，刑與地下行同列。德常與實者同處，刑與空無物同處。德常與興同處，故外興則出，內興則入，故冬入夏出。刑與衰死氣同處，故冬出而夏入。死氣者清，故所居而清也。故德與帝王同氣，故外王則出陰，內王則入刑；刑與小人同位，故所居而無士眾也。物所歸者，積帝王德，常見歸，故稱帝王也；刑未嚐與物同處，無士眾，故不得稱君子”。君子的服人依靠的是“道”與“德”，欲得天地之心的，也要行“道”與“德”，至於行“嚴畏智詐”之術，隻能收服那些言行無狀的小人。《太平經》還將德“主養”的觀點推廣到個人的修養上，批評“人不力學德，名為無德之人”，無德之人必“好害傷”，因此，是“凶敗之符”，是“最劣弱困窮小人之名字”。這種人是“天不愛，地不喜，人不欲親近之”，他們“為王者致害，為君子致災，鬼神承天教，不久與為治”。五鬥米道的《老子想爾注》中，亦有多處對於“德”的闡述。注“玄德”為“玄，天也。常法道行如此，欲令人法也”；注“常德”為“道德常在”，可見，五鬥米道是主張“道德一體”的，“德”就是“道德”的意思。
魏晉南北朝時期，道教教義著重在宇宙觀、社會觀和神仙觀方麵的建設。《西升經》就是以體用關係闡述“道”和“德”的關係的，稱“道以無為上，德以仁為主”。劉仁會注解說：“宥物於無者，道也；仁物之性者，德也”。“德”也就是“道”體現於“物”之中的屬性——“仁”。《西升經》中還有“道非欲於虛，虛自歸之；德非欲於神，神自歸之”，“無心德留而鬼神伏矣”。這裏的“神”，既有人“神”的意思，又有“神靈”之神的意思。唐代李榮注解說：“道既虛無，德亦神妙。虛無神夢，畢竟清 靜。而人若能虛心無身，自然歸道；抱神守妙，自然歸德也。”又注稱：“聖人無心，不起貪欲，道在於己，德止於身，故曰：留也。用道，則道流遐邇；懷德，則德被幽明，既為人之所歸，亦為鬼神之所伏從也。”因此，人能歸道，也就歸德。德是人的精神的根本，辦使鬼神降伏。但是，同期的江南一帶的道教卻大多 從一般的“道德”觀念闡述“德”。葛洪的《抱樸子內篇》要求個人“積善陰德”，這個“德”解釋為“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樂人之吉，湣人之苦，賙人之急，救人之災”，而治國之君以及忠臣輔佐則應修道德；使“道普德溢”，至於太平。唐代，道教教義體係逐漸充實完備。吳筠在《玄綱論》中稱：“嚐試論之，天地、人物、靈仙、鬼神，非道無以生，非德無以成”，吳筠認為：“德者，何也？天地所稟，陰陽所資，經以五行，緯以四時，牧之以君，訓之以師，幽明動植，鹹暢其宜。澤流無窮，群生不知謝其功；惠加無極，百姓不知賴其力，此之謂德也。”這就將天地陰陽幽明的一切生成物都視為“德”成之物，包括“靈仙、鬼神”。唐宋以後，道教教義著重探討人的問題。宋徽宗注《西升經》有《序》稱：“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道之在我之謂德。道德，人所固有也。”這就將“道”和“德”視為人所共有的稟賦。古時，“德”和“得”相通，因此，混然子王道淵認為：“德者，得也，心之所蓄，性之混融，開物成務之理也。”一些有“上德”的聖人，“未嚐顯己之有德，藏身潛跡，抱樸含光，專氣致柔，如嬰兒也”，而“下德”的賢人，“執著其事，唯於世情，是非得失之物，理論揚於己德，以被聰明所蔽”。因此，有德之人，就應該“含養德性，純純樸樸，則比如赤子也，赤子如初生嬰兒也”。認為： “太上以此喻修真之士，心切切矣。我輩欲反本還源，歸根複命，以此為則，不亦簡妙乎。今心無所主，性不安閑，安得元神凝寂，元氣衝虛而比如赤子乎。”唐代內丹家們多將“道”和個人的內丹修煉相結合，認為“道”與“生”的結合就是“德”。司馬承禎說過：“生者，天之大德也，地之大樂也，人之大福也。”又稱：“養生者，慎勿失道；為道者，慎勿失生。使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二者不相離，然後乃長久。言長久者，得道之質也。”因此，“大人含光藏暉，以期全備，凝神寶氣，學道無心，神與道合，謂之得道”。清代道士、著名的內丹家柳華陽則稱：“道者德之用，德者道之體，人能明乎其德，而天性自現，體乎其道，而衝和自運，是之謂寂然不動，感而遂能也。”又稱：“古聖雲：德者， 性能中求之耳。夫德非道則無著，道非德則無主。道外覓德，其德遠矣；培德體道，其功切矣。”柳華陽在內修實踐中曾經以“道德體用觀”指導其內修實踐，自謂：“吾嚐自內觀而無心，外覓而無體，飄飄乎尋之不得，恍恍乎覺而虛靈，似魚之隨水，如霧之籠煙，一派衝和，榮衛天地，但人不能深進，故 本然之道味卻矣。”另一些內丹家則從內修角度認識和解釋《道德經》，將內修理論置於道教教義係統之下。清代道士、著名內丹家劉一明在《修真九要》中，強調內丹修煉必須“積德修行”，認為“德”就是“恤老憐貧，惜孤憫寡，施藥舍茶，修橋補路，扶危救困，輕財重義，廣行方便”，稱“道者，為己之事；德者，為人之事。修道有盡而積德無窮”，感歎“德者，自己人世之事；道者，師傳成仙之事。不積德而欲修道，人事且不能，仙道怎得成”？劉一明在《修真辯難》中，對“上德下德”則完全從內丹學的角度來解釋。他認為：“先天全，則為上德；先天虧，則為下德。”所謂“先天全”，就是“體全德備，乾陽未傷之人”，就是“未傷先天之陽”。所謂“先天虧”，就是“先天已散，五行各分，四象不和，諸般寶物皆失”。劉一明還批評了當時某些內丹家的謬指，即稱“精漏者為下德，精全者為上德”。由此可見，在內丹家的修煉理論係統中，“德”已經衍化為“精”和“先天之陽”的同義語了。道德在本質上是一種價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德”，實質上體現和捍衛的正是封建社會中男性的利益，同時也是他們價值觀的集中體現。
關於古代婦女的地位，有很多證據表明並不低。隻不過在家庭活動中參與度較高，而在政治活動中參與度較低。這是社會發展的結果。比如說昆蟲之類的動物，都是一雌多雄的製度，而靈長目、貓科動物等都是一雄多雌（或者雖有多隻雄性，但隻有一隻居於支配地位）；人類進入原始社會，開始也是母係氏族的，後來才漸漸演化為父係。這說明雌雄關係，與社會發展是相對應的；並不是說在古代男人就是想壓迫女人，須知在封建禮教存在時，男和女都是受害者。
現代社會，婦女的地位之所以提高，首先並不是男人或者女人的要求，而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封建社會，女人隻能做些雜活，不能做一些高技術含量的事情，這在自然經濟時代是合適的。但是到了商品經濟，工業飛速發展，勞動力的缺口非常大；此時，提高婦女權益和地位，有解放勞動力的效果。其次，婦女地位之所以提高，也與婦女自身的價值觀，自身的要求有關係。同工同酬，地位平等是女性通過自己的勞動爭取的，不是空喊自由平等不勞動就能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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