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光緒皇帝剛剛頒布《明定國是》詔書後不久，光緒便與母後慈禧因政見不合而激發劇烈衝突，政變一觸即發。為了擺脫危局，康有為派譚嗣同前往袁世凱府邸，希望勸說他帶領自己的新軍包圍頤和園，將守舊派首領慈禧太後直接殺掉。
那麽，康有為到底為何會尋求袁世凱作為自己的幫手？出發點是什麽？在戊戌政變前，康有為和譚嗣同等人到底是如何謀劃的？由於史料的缺失，我們必須很難了解得十分清楚。為了了解戊戌政變前夜的細節，我們往往必須借助袁世凱自己撰寫的《戊戌日記》。
《各國內政關係雜纂》支那之部《光緒二四年政變，光緒帝及西太後ノ崩禦，袁世凱ノ免官》第一卷一門六類一項
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著名近代史學者湯誌鈞訪問日本，在該國外務省檔案館中發現了一份新史料——《詭謀直紀》。《詭謀直紀》的作者乃是著名維新誌士——畢永年，此人一直是維新派的活躍分子，是戊戌政變的直接目擊者和參與者。
在《詭謀直紀》中，畢永年詳細記載了1898年9月13日（農曆七月二十七日）到9月21日（八月初六），康有為等維新派成員對於政變的討論和謀劃，具有相當的史料價值。
根據原文，畢永年於9月13日抵京。兩天後，也就是9月15日晚上9點，康有為將畢永年招到自己的客廳，說道：
“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後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殺皇上，將奈之何？或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後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原來，康有為已經意識到慈禧已然對光緒磨刀霍霍，因此他想先下手為強，效仿張柬之等人發動“神龍革命”，廢黜武則天之故事，將政權從慈禧手中奪過來。
對於康有為的謀劃，畢永年連連擺手，他認為袁世凱是慈禧太後的人。當年甲午戰爭爆發前，袁世凱從朝鮮逃回國內，沒什麽膽量。因此，袁世凱肯定不能勝任李多祚的角色。
然而康有為卻胸有成竹，堅持己見：
袁前兩日已至京，吾已令人往遠處行反間之計，袁深信之，已深恨太後與榮祿矣。且吾已奏知皇上，於袁召見時，隆以禮貌，撫以溫言，又當麵賞茶食，則袁必愈生感激而圖報矣。汝且俟之。吾尚有重用於汝之事也。
在康有為看來，袁世凱已經被他“拉攏”了。在不久前，康有為曾派徐仁祿施展反間計。徐仁祿對袁世凱說，榮祿曾多次在皇帝麵前指責他“跋扈”，同時還說他是漢人，因此不能讓袁世凱掌握兵權。
結果袁世凱佯裝恍然大悟：“難怪當年翁常熟（翁同龢）想給我增兵，榮祿卻從中作梗，真奸賊也！”袁世凱的這番客套之辭，竟輕易地將康有為騙倒，誤以為袁世凱深恨“深恨太後與榮祿”，是可用之人。此後，康有為又奏請皇帝接見袁世凱，“撫以溫言，又當麵請他吃點心喝茶”。在康有為看來，這份“大恩”，一定會讓袁世凱心生感激，為皇帝做事。
康有為這人雖有大才，卻是個重理想輕實幹之人，凡事好妄想，總將政治鬥爭想得非常簡單，以為僅僅憑借三言兩語以及一些小恩小惠就能拉攏袁世凱。
對於康有為拉攏袁世凱的想法，不僅畢永年不以為然，譚嗣同也不認同。第二天，畢永年會見譚嗣同，譚說：“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我為之奈何？”
按照《詭謀直紀》的說法，康有為本想讓畢永年去說服袁世凱，然而畢卻瞻前顧後，認為此事不妥，遲遲不肯出行。最終，康有為將剛烈勇猛的譚嗣同推進了火坑，派他去說服袁世凱。
9月18日，譚嗣同前往袁世凱處，而袁世凱信誓旦旦地許諾：“隻要皇帝支持，殺榮祿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誰知譚嗣同前腳剛走，袁世凱後腳便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而這個告密，也成了慈禧發動政變的導火索。
第二天，畢永年找到譚嗣同，問其與袁世凱商量的情況。當時譚嗣同正在梳頭，有氣無力地說：
“袁尚未允也，然亦未決辭……此事我與康爭過數次，而康必欲用此人，真無奈何。”
很顯然，譚嗣同至始至終都不信任袁世凱，早就料到會失敗。然而譚嗣同畢竟是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士，最終還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聽了譚嗣同的話，畢永年驚恐道：“事今敗矣，事今敗矣”。於是畢永年力勸譚嗣同，希望他和自己一起逃走，不要白白送死。然而譚嗣同卻慨然說道：
“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為變法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畢永年見譚嗣同英勇異常，於是不在強求。9月21日早上七點，畢永年出逃國外，而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隨著出逃。至於譚嗣同，他留在了國內，以鮮血祭奠變法，成為曆代仁人誌士效仿的楷模。
可以說，康有為的幼稚，害慘了譚嗣同，致使光緒和慈禧的矛盾變得不可回旋，最終導致維新變法的全麵失敗。作為一個宣傳者，康有為是優秀的；但作為變法領導者，書生意氣、凡是喜歡想當然的康有為顯然是不夠格的。
來源：史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