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與中國曆史

正宗小李不飛刀

中國，一個幾千年曆史的大國,文明曾經領先了世界幾千年的大國,在最近的幾百年中,卻國勢漸衰、在最近的一百多年中喪權辱國、領土淪喪、從天朝上國降為了任人宰割的肥羊，這一切的變化，窮竟是為什麽？難道僅僅是因為西方國家敲開了腐敗政府的大門？這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話題。為什麽我們在貿易順差的條件下不是敲開中國大門的英國人的對手？為什麽我們當時強大的北洋水師不是日本海軍的對手。要知道。北洋水師在當時的世界上，也可以算是一流的艦隊，是亞洲第一，世界第五的艦隊。難道我們應該相信甲午海戰中中國戰敗的原因是德國人在供給北洋水師的炮彈中做了手腳了嗎？在當時中日並沒有武器時代差的時代，這麽於對於德國根本沒有任何好處，而且容易毀到德國當時武器供應良好的口碑。

長期以來，儒家思想做為統治中國的基礎思想。儒家思想中有精華，亦有糟粕。但儒家思想實際上是把雙刃劍，在為中華民族帶來強盛文明和強大力量的同時也慢慢的傷了中華民族自己。

自從有了孔孟之道以來。中國的人民就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統治思想下渾渾噩噩的過了幾千年。中國的婦女不得不遵守三從四德，中國的普通百姓不得不接受：“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事實，曆代的統治者多將儒教經典奉為金科玉律。主要是糊弄老百姓要循規蹈矩，莫要與紡織者做對，而統治者們應該遵守的紀律，統治者們卻往往忘了。

可以說自從董仲舒“默拙百家、獨尊儒術”開始，中國的曆史就是一部儒家思想的曆史。儒家思想在中國的統一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後，但這把雙刃劍在使中華民族走向輝煌後又使其逐漸走向衰落，尤其近百年來中國的國勢漸衰，不能說沒有儒家思想為其貢獻的一份力量。

（二）在儒家思想的曆史上對整個社會影響最大的有四個人，這就是孔子、孟子、董仲舒和朱熹

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孟子則是戰國時期儒書思想的代表人物、被尊為亞聖，董仲舒獨尊儒術，成為經學大師，朱熹是宋代理學集大成者。儒學、經學、理學都是儒家曆史上不同時期的主流思潮，它們是承前啟後的。但創始人孔子輕視勞動人民的思想注定了儒家思想的缺陷，孟子遊說列國卻沒有一個國家采納他的意見，董仲舒的獨尊儒術限製了中華民族其它優秀學說的發展，朱熹的學說則奠定了中國近一千年的文明開始逐漸落後於西方的基礎。

中國講的是“仁義禮智信”，當然我們不能說從他們理解的角度不對。但鄭和七下西洋和各個國家相互貿易，中國卻從來在與這些國家的貿易中獲得利潤，實際上是每次都要贈送給各個國家大批貴重的禮物。而反觀稍晚後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他們又是怎麽做的？一旦他們發現的地區的人民疏於防範，便宣布該地為本國所有、並開始奴役該地區的人民，而如果他們所到地區的人民有組織，對他們有所敵意。則他們便先以通商為名、然後再徐圖之，最終仍然把該地變成本國的殖民地。我一直在想，如果鄭和下西洋的時候中國人也和西方列強一樣的思維。和西方列強搶奪殖民地，那麽中國的文明必然因為爭奪殖民地而高速發展，最近百年來也絕會不對落後於歐美諸國，至少應該可以爭取到與他們分庭抗禮的程度，絕不會淪落到後來任人宰割的的地步。

自唐以後，儒家思想占了絕對統治地位，使中華民族的尚武精神消逝不再。導致了從中華民族自宋以後千年的積貧積弱。無疑，儒家思想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盡管這些問題的產生並不是那些大思想家們的本意

（三）我並不是說儒家思想一無是處，或者說儒家思想完全過時了。儒家思想能夠傳承數千年而不衰，必然有其獨到之處。儒家經典文獻裏的許多概念警句含有非常精辟的義理。即使是當今社會，儒家思想中的許多精華仍應該由我們所汲取。

人類的文化知識是一種傳承積累的運動，過去的知識日積月累，形成了新知識發展的基礎，現在的儒家思想必須與當今世界的現實相結合，才能獲得新生，我們應該對儒學進行創新，而不是照搬前人的經典，這樣儒家思想才能對現在的社會發展繼續起推動作用。列寧和毛澤東都沒有按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行動，而他們取得了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我們必須弄清楚使中國近千年來積貧積弱的儒家思想是哪些糟粕、清醒的認識儒家思想，才能更好的改造儒學，使其推動現代社會的發展。

（四）什麽是儒家思想呢？總的來說，儒家思想是一種人類社會道德倫理規範的學說，它的最基本的理論基礎是“性善論”。中國古代私孰流行的課本《三字經》當中的第一句話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也就是說，人的天性是向善的，是好的。而且，這種本性是

相同相近的，帶有普遍性的，隻因為後天生活習慣和環境的變化，才造成了各種行為的差異，導致背離“善”的現象。這一點，儒家並沒有錯。人性中本來就有善的一麵，而且應該是人性的主流。

在性善論的基礎上，中國儒家文化治理國家的主要思路就是德育教育。這種思想認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惡習隻是後來感染的，所以治理社會就應該從道德教育入手，勸人們放棄惡習，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會就會安寧了。中國古代強調“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所以，儒家輕法製，重道德。儒家認為，如果以道德和禮製來教導百姓，將使得他們自愛自重，心悅誠服。

儒家思想中的仁德學說非常重要,儒家不倚重武力，而強調仁義道德是爭天下和管理天下的不二法門。雖然道理並沒錯，但正是這種思想使中華民族失去了一次世界大開發的機會（即爭奪殖民地），從而使中華文明逐漸落後於歐美諸國，漢唐時的輝煌不在。

儒家思想為社會製定了許多具體的禮節，具體表現為“三綱五常”而正是這三綱五常中的大部分。成了曆代統治者愚弄百姓的工具。說什麽“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地禮教，搞什麽“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為子亡、子不得不亡”的訓令。嶽飛、林則徐則都是這三綱五常下的犧牲品。

（五）禮治德教是建立在人們內心自覺的基礎之上的，如果人們都能自覺地遵守社會公共規範，當然再好不過。可在現實生活中，社會的全體成員是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具有這種自覺性的，而每一個人也很難在所有的時間都自覺，因此就有了儒學中的各種法律法規。曆代的統治者往往嚴於這些法律法規而忘卻了這些法律法規的本意，而觸犯了這些法規的人們，官僚和平民卻往往分別對待。試想一下，中國曆史上如包拯和海瑞這樣敢於鐵麵無私的究竟有幾人呢？

什麽是“禮”？禮是孔子及儒家的政治與倫理範疇，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禮”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道德規範和生活準則，對中華民族精神素質的培養起了重要作用，但隨著社會的變革和發展，特別是封建社會後期，它越來越成為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繩索，影響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六）中國最強盛的時代無疑是大唐。或許有人提過元朝？但至少在各民族的團結上元帝國根本無法和大唐相比。貞觀大帝去世的時候多少少數民族頭領都放聲痛哭，甚至還出現了部分少數民族頭領自殺追隨的場麵。

而成吉思汗去世的時候呢？恐怕被他征服的許多民族都在慶祝他終於死了吧？盡管後來他們仍然無法擺脫被蒙古人征服的厄運。元帝國時民族間的巨大矛盾是無法與盛唐時的民族團結相提並論的。

大唐的強盛源於其文化的開放。尊道、崇儒、禮佛，而且與外國的交流頻繁，長安成為了著名的國際都市。在中華大地上，女流都可以稱君的時代在中國曆史上也唯大唐而己。盛唐前由於戰亂不斷，使當時的中華民族不得不擁有一種尚武精神，這種尚武精神正好製約了儒家思想中消極的一麵，使中華文明得己繼續高度發展。大唐平定天下後，這種尚武精神則依托於大唐設的節度使製度中而繼續存在。而大唐的節度使製度也是一把雙刃劍，在為盛唐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的同時，也為後來中華文明逐漸衰弱埋下了隱患。終於權利的貪欲致使了使大唐由盛而衰的安史之亂。而在叛亂被平定後，節度使的權利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強了。儼然每處的節度使就可以與大唐天子分庭抗禮，終於導致了節度使間的全麵大戰直至大唐滅亡，這樣的局麵一直延續到宋太祖統一中原。

宋太祖是深知中華民族尚武精神的巨大力量的，他怕自己也被這股力量所擊倒。於是有了杯酒釋兵權、有了趙普的半部論語治天下。而他的做法導致的結果是自宋太祖開始，中華文明開始走向衰落。儒家思想失去了尚武精神文明的輔助注定了上麵的仁義道德隻能是一紙空文，成為糊弄人民的工具。於是自宋以後的朝代總是那麽軟弱可欺，後來甚至又出現了裹腳的陋習。大唐女子略見肌膚的一襲清紗的打扮再也不見，能不說是拜宋太祖和儒家思想中消極的內容所贈。

中華民族失去了尚武精神意味著什麽？儒家思想沒有了尚武精神文明的輔助則意味著中華民族的文明必然將開始落後於西方的殖民文明。因為統治者已經沒有武皇開邊之雄心，意隻在保自己偏安之局。至於天下蒼生百姓的疾苦，和他們又有什麽關係？

（七）中國文化有個非常古怪的特點，也就是把種族的生存，繁衍當成最重要的目標。對於此，我們不能評判它的好壞，從能量的角度來看，中國文化是非常節約的，不要化精力去思考不著邊際的行而上問題，一心保持社會的穩定，後代的繁衍，通過密不透風的人際關係網絡消耗掉人對死的恐懼和玄思。

為此，儒家思想提供了兩個基礎：

（１）提出“人之初，性本善”

（２）提出“中庸”。所謂中庸是“仁”和“義”的平衡。確實，儒家思想可能是種群生存的最好模式，這對中華文明成為一個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起了重大的作用，但其長期以來帶來在中華民族的頭腦中的巨大的慣性作用導致了近代中國對部分先進的西方文明的消化緩慢。反而對西方一部分腐朽的東西接受更快，因為腐朽的東西對儒家思想的叛逆更大，為許多早被儒思傳統思想壓抑的受不過來氣的人找到了更好的發泄方式，於是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而對於西方文明中許多先進的東西，反而少有人注意了。這或許正是近千年來中華文明落後於西方文明的另一重要原因。而其基礎是西方文明用“原罪”的理論代替了中國儒家的“性善論”

（八）盡管百餘年前至數十年前注意到西方文明先進一麵的人士不多，但還是有部分有識之士看見了，魯迅無疑是其中最傑出的人物之一。

西方文化的科學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儒家文化的內核，使得有識之士看到了中國儒家倫理的巨大惰性和虛偽性。因此，要反掉中國儒家思想中腐朽的倫理就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第一任務。魯迅先生在揭露中國儒家思想中倫理的腐朽性上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所以稱他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是當之無愧的。

當鄧世昌決心用自身的艦艇去撞沉敵方的吉野艦時，給我一個感覺並不是他有多麽英勇，反而更像畏罪自殺。最後的結果是鄧世昌的軍艦被敵方的魚雷擊沉，顯然鄧世昌的目的並沒有達到。鄧將軍和他的全船將士都已經葬身海底，我們從何得知鄧將軍想撞沉吉野艦的真實目的呢？

當嶽飛被連續十二道金牌召還時，明知忠君必死仍為之。不再管下麵希望他收複失地的百姓們的意願，而自己慷慨赴死，隻顧忠君，卻把對他寄予厚望的百姓的的心願置之腦後，儒家這三綱五常的思想可真是害人不淺呀。

（九）宋代以後失去了尚武精神的儒家思想統治著中華民族，其結果是致使漢民族遭受到了兩次亡國之痛。但由於兩次入侵者的文化太過落後，結果難以逃脫儒教同化作用的毒手，自己反而被同化，融入而成為了中華民族中的一部分。但其後而來的西方列強。由於他們的殖民文明的發展已經超越了中國，便不是喪失了尚武精神的儒家思想所能同化的了。故在西方的堅船利炮敲開中華民族的大門後，中華民族才真正到了幾乎要亡國滅種的時刻，直到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和支持他們的人民建立了新中國。無論對毛澤東的功過評論如何，但毛的最大貢獻便是他為中華民族找尋回來已經喪失了千年的尚武精神，於是有了人民戰爭的理論、於是有了全民皆兵的思想、於是有了朝鮮戰爭保了中國五十年和平。

（十）第一個注意到儒家思想有消極作用的人是秦始皇，於是有了後來曆史上著名的“焚書坑儒”

戰國時代諸侯紛爭，雖然經濟上造成很大摧殘，但思想文化卻是空前活躍，各種思想流派、學術團體都流行遊動於世。僅從學派來講，就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兵家、農家、雜家等所謂“九流十家。”從思想方麵來講，各家學派各抒己見，相互詰難，形成了中國曆史上僅有的一次百家爭鳴的局麵。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學術思想的繁榮昌盛，迎來了我國古代學術發展的黃金時代。

始皇一統中華後，曾從六國的宮廷和民間搜集了大量的古典文獻。同時又征聘70多位老學者，授以博士之官。還召集了2000餘人的學生置於博士官之下，命之曰諸生。其目的在於利用他們對古典文化進行清理甄別，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於封建專製政權的書，獎勵那些對秦政權有利的書籍。誠如秦始皇自己所言：“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因此，秦政權不僅對70位博士優禮備加，而且對於諸生也“尊賜之甚厚”。但事情的發展並不按秦始皇的本來設想進行，這些博士和諸生都是舊時代的學者，滿腦子都是舊文化和複古思想，認為複古周禮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們不但對加強專製統治思想沒有幫助，反而對秦始皇的所作所為指手劃腳，說三道四。這也不是，那也不對，終於了導致推崇法家思想的始皇龍顏大怒，

於是乎：始皇帝很生氣，後果很嚴重

接受了宰相李斯的意見。開始焚書，而後一年，又進行了坑儒，想以此斷絕那些能令秦政權的統治受威脅的思想的產生。雖然秦始皇認識到了儒家的消極思想，但不能不說他采取的手段是錯誤的。始皇希望以此殘酷的手段達到思想上的高度統一，充分體現了封建地主階級專政的殘酷和皇帝掌握著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焚書坑儒則不僅沉重地打擊了儒家學派，也打擊了其它廣大的知識分子，秦政權使法家學說完全官學化，但秦王朝最後卻因為獨行法家的嚴酷理論導致了自身的速亡。

數千年後，又一人物看到了儒家思想的消極作用，他就是新中國的創立者毛澤東。

與秦始皇不同，毛澤東想嚐試重新建立一個不同於東西方，但又包含東西方文化要素的新文化。才有了後來的一些事情，毛澤東的理論是“矛盾論”，其主要思想是震撼中華民族心靈的根本核心是“矛盾”。或放我們可以說他的嚐試失敗了，但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理論上的正確性。用“矛盾論”代替了三綱五常。矛盾存在於萬事萬物之中，無處不在，試問誰敢說他身邊什麽矛盾都看不見呢？

近幾百年中國發生的一切是儒家思想的悲哀，也是中國曆史的悲哀

（尾聲）

儒家思想影響了中國曆史數千年，即使是現在，仍然具有重大的影響。我們要取大量棄其糟粕才能而發展其它理論的精華處才能對中國未來思想起推動作用，再次在中國的思想文化中一放異彩。

未來的數十年中國思想界可能會出現春秋戰國時代的情形：諸子百家。但就現在的狀況來看，並不能樂觀。因為現在的學說往往是半生不熟的西方理論或傳統思想，而創新較少。如何在新的條件下使中國在未來中思想重建和複興，則是我們應該討論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