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的劣根

儒文化的劣根

儒文化的劣根（上）

　　改革打經濟起步走，目標是建立現代社會。這就要政治、思想文化、國民性等各方麵統統地去舊圖新朝前邁，哪一方麵跟不上趟，現代社會建立之難就難於中國男足舉起世界杯。

　　盡管咱們的立國指導思想是泊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但曆史悠久，影響深遠的傳統文化的主流卻是儒文化，而儒文化跟“平等、自由、博愛、創新”的現代社會基本精神格格不入，必須被堅決清除。可事情很奇怪，清除的號角不光遲遲沒吹響，這幾年儒學反借國學之名火起來了，孔老頭這把“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李大釗語）又被塗抹得金壁輝煌、花枝招展。這無疑大大地加大了清除的艱巨性、跟迫不及待。

　　咱們來說說儒文化的主要壞話。特別是締造者孔丘的壞話，好打根兒上瞅瞅清儒家到底是個啥東東。

　　一、極力弘揚等級觀念，維護等級秩序，以君為本，媚上欺下。

　　中國的奴隸、封建社會都把人分等分級分門別類。除了大致分統治者跟被統治者（官、民，貴族、平民，主、仆）外，還細分有十幾個等級。儒家老大孔丘活在奴隸製要玩完、封建製粉墨登場的大變革時代，原先森嚴的等級秩序那會兒有些鬆動，一些下級也用上級才能用的禮、樂舉行儀式、享受生活、負該上級負的社會責任。孔丘認為“是可忍，孰不可忍？”說這是亂世，要治亂世隻有一個藥方就是“克已複禮”。意思是每個人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瞅瞅清自個兒的身份、地位，完了，嚴格照古禮法規定的自個兒這一級的規範說話辦事兒。“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誰也不掙脫禮教的枷鎖，社會就OK了。跟“克已複禮”類似，孔丘還提出“正名”的主張，要為政者首先擺正大夥兒的名份，劃分清等級，大夥兒都要嚴格遵守各自的名份，不許違禮犯上。

　　“克已複禮”及“正名”是儒家核心政治主張，孔丘不光滿世界宣揚，還言行一致地親自踐行。在官運亨通前，做為魯昭公的親信幕僚，雖說自個兒沒資格上朝，卻替昭公製定了一套可繁瑣的大夫上朝下朝的禮儀。昭公強按著大臣們的頭皮做了一陣兒，在費時費力的折騰中，叫昭公顯擺足了君威，叫大臣強化了自個兒的臣屬意識。後來，孔丘飛黃騰達當了縣長，（那會兒國下麵沒省、市，縣上頭就是中央，縣長是封疆大吏，高幹的幹活）上任頭件大事兒就是大修衙門，以樹官威，以別民居，這種做法兒到今兒還被可多領導學習。第二件事兒是在全縣嚴查違反禮法的行為。嚴禁兜裏趁錢兒但頭上沒烏紗、沒封號的群眾出門象領導樣坐馬車，隻許坐牛車；掛了隻許用一個棺材，不許象領導樣棺材外再套個大棺材；吃飯不許用雕刻了繁華花紋的器具，不許欣賞八人及以上表演的歌舞；穿衣料子不能太貴；身上不許佩戴夠級別才能戴的貝呀、玉呀啥的，等等。再後來孔丘調魯國中央工作，青雲直上曆任司空（似農工水利部長）、司寇（公安司法部長、警察總監）、大司寇（主管政法的副總理）、攝相（代總理）。滿朝文武，數他對國君、上官的禮最多、腰最彎，恭敬到了半真半裝的戰戰兢兢、哆哆嗦嗦的地步，叫同僚大呼惡心，但國君跟上官卻很開心。身居高位，身處各國紛爭的戰爭年代，他不想著咋樣禮賢下士、不拘一格招攬人才，以及銳意改革進取好趕緊富國強兵、保土衛民，卻仍把精力花在違禮糾察上。他發現魯國世襲實權三大家族“三桓”的封縣壘的城牆都太高太厚，嚴重超標，跟京城城牆似的，人稱“三都”，就調唆國君、迷惑“三桓”，悍然發動“墮三都”的軍事行動。結果引發三場內戰，多少生靈塗炭，多少人民流離失所，國家政權差一點兒被顛覆，城池差一點兒被齊國趁亂占領，國防實力大大削弱。

　　盡管孔丘重視以親情為中心的人情世故，但在維護等級秩序上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顏回是他公認的德行最高的**，淡泊名利，團結同學，記人好不說人惡，吃苦在前，享受在後，擱社會上跟同學中廣有賢名，威望大大地高，是事實上的學生班長。英年早掛後，同學們劇烈要求稍稍厚葬，以彰其德，以寄哀思。可老頭兒死活不叫，說顏回同學一輩子沒當過官兒，再賢也不過一介草民，賢而不貴隻能薄葬，厚葬隻有貴人才配，哪怕他可壞蛋。他這話不得人心太，先前老唯他命是尊的學生這回沒搭理他，硬給顏回的小棺材外又套了個大棺材。老頭兒就對著顏回的死屍哭著說：“乖呀，你地一輩子守禮，死了死了地卻違禮一回，使你德行地有虧。乖啊，這事兒你地甭怨老師，要怨就怨你的同學吧。”擱他的老眼珠子裏，等級遠重於德行，最好的德行就是服從等級秩序。

　　儒家後來靠皇權撐腰，成為封建社會統治思想後，對等級的推崇越發起勁兒，使得中國封建社會越往後等級越森嚴，平等越不提一詞。等級觀念越往後越深入人心，到今兒，擱華夏兒女的腦海中依然根深蒂固，枝繁葉茂，盡管嘴上已有時嘣出“平等”字眼兒了。

　　在等級秩序中，君主是最高一等，是等級的核心，禮儀的極致。儒家的“三綱五常”中最主要的是以君為綱、臣為目，綱舉目張，一張大網就跟逮魚樣罩住了人民群眾。君是君主製國家的主人，唯一的主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君跟民是主仆關係。君是一切禮法的原始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也是文化精英們關心的中心。比方曆來被做為重視民眾標榜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語、的重心其實在舟不在水。說這話的人最關心的是咋樣叫水好好載舟，保證舟的安全才是目的，必要時調節一下下水流甭使它太急了、堵塞了隻是個手段，完全是為了甭叫水把舟弄翻了，以便能舟行萬裏，舟行萬年。這裏舟才是主位、本位，水是次位、客位。亦即君是本位，民是客位。

　　君主既然是一國唯一的主人，忠君便是所有的仆人對君主一個人的忠誠、敬仰，一切人聽命於一個人。對君主的個人崇拜，隨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而與時俱進地不斷發展：春秋戰國時，國君、大臣還能圍在一個榻榻米上商量事兒；到漢時儒生叔孫通製定了朝儀，比孔丘當初定的嚴厲了可多，叫皇上成為一種大大莊嚴、大大肅穆、大大恐怖的權威，君主高高在上，大臣見皇上時，有衛士在旁監視，甭管誰態度不合規格，比方偶爾抬下頭，胡亂放個屁啥的，就要被處罰，這使君主遠離了大臣，更遠離了人民，不過這會兒宰相跟年老體弱德高望重的大臣還可坐著跟皇上說話嘮嗑；到宋時，座位也撤了，統統地站班、跪稟，常有體力不支的昏倒在朝堂上，成為一道政治風景，但這會兒大臣還可自稱為“臣”；到清時，不光要跪了，王公大臣也得口稱“奴才”。大臣尚且如此，更甭說普通人民了。總之，君主越來越高大、神聖，臣、民越來越矮小卑賤。

　　好不容易推翻帝製，建立了民國，沒了皇上，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說“天下為公”，不歸一人一家私有，一劈頭想發揚民主。可革命果實老被人搶，就又體味到忠的必要，要求黨員宣誓效忠他個人。完了，蔣中正也強調“忠於領袖”，搞黨國一體，在國**專製，在黨個人獨裁。完了，共和國開幕，咱們一度無限忠於毛主席，跟臣民喊皇上樣喊“毛主席萬歲”，終於導致了“文革”浩劫。截止到今兒，最後一個被忠於的個人應該是“英明領袖華主席”。直到改革開放、破除個人崇拜後，才隻提忠於黨和人民，不再提個人。這是個可不小的進步，進這一步花了幾千年，費老鼻子勁兒了。

　　君本主義助推個人專製、中央集權及國民奴性。皇權無限，一元獨裁，民權不見也不爭，是中國災難重重，舉步維艱，終於落在西方屁股後頭可遠的第一原因。

　　跟以君為本並行不悖的是以官為本。官既是君的統治工具，很多官尤其一把手在自個兒的一畝三分地兒裏又是一個小君，在自個兒的天地裏，自個兒的利益高於一切，啥事兒自個兒說了算，要求下屬跟群眾忠於自個兒。如今正經的君本位沒了，但官本位仍市場廣大，想清除不費九牛二虎之力恐怕不中。

　　為維護等級，弘揚君本，儒家宣揚愚忠，認為民對官、臣對君、下級對上級隻能服從，不能反抗，不配監督，甚至不能批評。孔丘說他特惡心在下位的說在上位的壞話。如果上頭實在壞蛋了太，一個有良心的人，應該溫柔並盡可能婉轉地勸諫一下下（孔丘反對直諫，那可能直斥上非、強加於上，涉嫌僭越），上頭不聽，良心又不允你同流合汙，就隻能拍屁股走人，而不能張揚上惡鼓動把上頭掀翻。即便惡如殷紂——孔丘遠祖微子的弟弟，吃人肉喝人血了，孔丘仍然對伯夷、叔齊倆人攔住造反的周武王的駿馬，反對他以下犯上，等周武王革命成功後倆人不吃周朝糧活活餓死的行徑，大加稱讚，樹為忠臣標兵。這是赤條條地宣揚不辨是非善惡、隻遵守名份等級的愚忠。孔丘認為周武王有原罪，雖然同時又提倡承認既成事實，服從新的領導，以免新的革命，新的以下犯上。至於惡人治下受煎熬的百姓，孔丘會充滿同情地歎息，完了說那是你的命不好，命該如此，認了吧，對這樣的領導，該忠還得忠。

　　等級製度、君（官）本位必然導致社會不公，越往上權利越大越多義務越少，越往下權利越小越少（直至無）義務越多。曆代禮法都保護上層利益。撇開君主的權力跟利益沒邊沒沿不說，在臣民中，上等人能得賞賜的土地，下等人得不到，下等人要服勞役，上等人不用。要是犯了法，依“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下等人當刑必刑，沒得商量，上等人除了極惡必刑，還可用錢贖，用罷官降爵、流放代。下等人殺上等人死罪難跑，上等人殺下等人則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搞一刀切。如果下等人是上等人的奴仆，又有錯，殺了大多白殺，如果不是奴仆，又沒錯，則處罰也輕於以下殺上及同等人互殺，很少償命。要是遇到民告官、奴告主、子告父、下官告上官，受理的人必須不問青紅皂白先把民、奴、子、下官打一頓或罵一頓再審，一旦有丁點兒不實，就是誣告，罪加一等，即使定了被告的罪，贏了官司的原告，也有可能因犯上而被流放。

　　不光在實利上護上欺下，儒文化在態度上也媚上歧下。孔丘認為上智下愚，又說“君子（上等人）之中，不仁的人是有的罷，但小人（下等人）之中卻不會有仁人。”那會兒的“君子”、“小人”主要指身份、地位，後來才指德行。還說“貧窮而沒有怨氣很難做到，富有而不驕傲容易做到。”明顯拍富貴人的馬屁。可事實上，大多窮人是忍氣吞聲地活著，大多富人是驕橫拔扈地活著，孔丘的話整個一顛倒黑白。幾千年中華文明中，歌頌皇上、王權、上官的文章、詩詞歌賦、曲、雜劇、京劇多如牛毛，一直是文化的主旋律。儒家頌揚帝王說：“天子一人做件好事兒，就可福蔭天下。”就連杜甫這樣關注民生的好詩人也寫過不少阿諛奉承的詩。今兒皇上、王權沒了已，但歌頌它們的電影、電視劇、戲劇、書籍、乃至廣告仍滿眼都是，觸目驚心。而上官仍在，唱頌歌的仍如牛毛。

　　二、一元專製，禁錮思想。

　　孔丘有幸生活在中國曆史上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思想解放，學術繁榮。可他一旦掌權，就立馬容不得他花他家。當上代總理第七天，老頭兒就把法家少正卯先生的腦袋剁下了，還命令在大街上暴屍三天。以後的儒生，也極盡排斥打壓他家之能事。漢代大儒董仲舒要求皇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儒家成為封建思想的正統，2000年不許任何人質疑挑戰。儒生極不寬容，習慣我是你非，一是眾非，不許人爭辨，誰的牙縫裏嘣出半個不字，誰就是異端邪說，一律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利用他們掌握的權勢，除功名，斷仕途，下監獄，砍頭抄家，啥手段都使，實行思想文化上的白色恐怖。魯迅先生評論董仲舒的這招，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要陰險毒辣得多。“百家罷後無奇士，永為神州神禍胎。”此後，中國封建社會拜拜了“學術自由”、“思想解放”這倆詞兒。

　　儒家之所以能獲專製政權的支持，一“花”獨放，“香”飄2000年，是因為它的東東符合專製政治的需要。專製獨尊的思想文化跟專製獨裁的政治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狼狽為奸，使中國人跟西方人比起來，在專製的黑暗中呆得時候更長，更少民權、人權。李大釗說儒文化是“曆代帝王專製之護符”，一點兒錯的沒有。事實上，2000年來的精誠合作，已使鼓吹政治專製、一元的儒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很霸道的文化，而成為政治的一部分，儒生不僅僅是思想門派，更是政權的骨幹。儒文化是個政治文化。

　　當統治者用孔孟之道、孔孟之德治國，把國治理得每每哀鴻遍野、動蕩不已時，儒生仍不許非議他們的學說。他們把政治分為“理”跟“勢”兩部分，“勢”指具體的政策製度、人事等，“理”則是在“勢”後支撐並製約“勢”的一套理想模型、意識形態跟文化價值觀念，即孔孟之道。儒生認為“理”高於“勢”，是萬古不變的絕對真理，社會走壞隻是因為“勢”沒跟“理”完全吻合，批評者頂多隻能說說“勢”的壞話，唾沫星子絕不許噴到“理”上，對“理”隻能迷信、崇拜。這樣，盡管中國政局不斷變幻，社會不斷動蕩，卻始終掀不翻儒學的統治地位，沒法打根本上徹底去舊迎新，沒法新生。且曆次改革統統地敗北，哪怕隻是針對“勢”，因為事實上“理”、“勢”密不可分，不革“理”的命，也難革“勢”的命。

　　三、重政治，輕人文、人道。

　　孔丘出身官僚。沒發跡前，好到處跟人說自個兒是“殷人”，而不說是“魯人”，意思是賣弄自以為高貴的血緣，可以追溯到殷天子。殷朝倒數第二個天子的兒子中，微子打偏妃出，紂王打正宮出。後來微子叛國降周，被封為宋國開國國君，以後同族子孫世代國君、高幹的幹活。為了分清支派，其中一個叫孔父嘉的大司馬（軍委主席）以孔為氏。氏是姓下的分支，姓還是宋國君的姓，宋國君跟殷天子同姓，姓子，微子叛國時沒有叛姓。完了，孔父嘉在宮廷鬥爭中頭被“哢嚓”掉了，他兒子逃到魯國，後來這支就姓了孔。到魯後姓孔的身份打公室貴族降為一般貴族，幾經沉浮，到孔丘他爸孔紇時仍當了大夫。孔紇在魯國首都曲阜城外有片封邑，他在那兒建了孔府大院，養活了一妻二妾，九個小姐，兩個少爺。孔丘是他老年納小妾生的最後一個娃，是他的掌上明珠，打小錦衣玉食，三奴五仆地伺候。孔紇掛後家道漸敗，但孔丘心中早已把自個兒認同為統治階級的一員，早有淩雲誌要當大官光宗耀祖，重振雄風。

　　打少年起孔丘就屢叩官門，並做過幾個小官兒，管過戶口，收過租稅，當過大貴族的家臣。但到三十多了沒啥進步還，老基層幹部的幹活，長歎息懷才不遇後不得不辦了所學校。當老師壓根兒不是他的誌願，是他遂不了心願後的一種現實選擇：一來收學費補貼家用，養活媳婦、兒子、閨女、牛馬、仆人；二來傳播自個兒的思想，擴大聲名，以期以社會賢達身份當大官兒，“曲線救國”，還可以此結交權貴。他事實上的第一個學生南宮子容大夫（辦校前結識的，沒舉行拜師儀式，但可折服他的口才一直叫他老師，對他盡學生對老師的義務）就是魯國當政家族“三桓”中孟孫氏的第二號人物，他娶宋國大夫的閨女當媳婦也是這人保媒拉纖。在這人的強烈引薦下，孔丘早早就搭上了魯昭公的線，複禮的理論被昭公欣賞，常進宮嘮嗑，陪吃陪喝陪娛樂，也能出出主意，編個朝儀啥的，並常得賞賜。他去洛陽請教老子時，魯昭公賞了他一輛馬車，兩匹馬，兩個童仆；他喜得貴子時昭公特地送了條大鯉魚作賀，“鯉”“禮”同音，孔丘立馬給兒子取名孔鯉，以謝君恩，以表推禮之心。可惜昭公隻是個名義上的國老大，國老二、“三桓”中季孫氏總理不待見孔丘，才使得他的願望無法得逞。完了，昭公掛了，季總理掛了也，定公繼位，小季總理當權。南宮同學再向定公、小季總理劇烈推薦，加上孔丘聲名日盛，使他終得平步青雲，扶搖直上，五、六年打縣長爬到代總理，實際主政魯國，真真地大權在握，炙手可熱。然而他政績平平，靠禮治既不能富國也不能強兵，又心胸狹窄，濫殺政敵學士，惹得群臣反感。完了，定公跟小季總理也不再待見他，孔丘終於在一月黑風高夜偷偷跟魯國不辭而別，跟林彪出逃似地慌張。到外國後，老頭兒也是一直遊走在高層，堅持不懈跑官要官，幾度差點兒得手，又幾度告吹。但各國大抵都把他當名人、老幹部待，官不給俸祿給，還可多，長期比照副總理級，應該說他跟各國當權者的關係也算融洽。老了回國，被尊為國老，仍照副總理級關晌到死。在孔丘當官、要官的同時，他的學生也或靠他的推薦，或靠自身能力紛紛從政。他在朝堂上放屁很響時，儒門竟有五、六人當了縣長，另有當總理府總管啥的，擱魯國政壇形成了儒派。他的得意**子路同學官兒做到跟從的馬車達上百輛，家裏存糧上萬鍾，最後死於宮廷政變，子貢同學曾當魯、衛倆國的總理。

　　老頭兒掛後，魯主親自吊唁，流著眼淚鼻涕致悼詞，叫他“尼父”（孔丘字仲尼），稱他“聖人”，給他批了孔林，建了孔廟。有了墓、廟後，魯國當地官員凡新到任的，都要先來拜拜這死老頭兒，完了才能處理政務，跟拜碼頭似的。漢以後各朝各代政權都無比尊貴他，打劉邦起皇上們排著隊祭他，直到不叫皇上但依舊獨裁、終身的蔣介石。唐時封孔丘“文宣王”，之後甭管皇上咋走馬燈地換，他的王位不變，成為中國唯一一個千年王。不光他，他爸在元時也被封為“啟聖王”，他媽跟他媳婦都被封為誥命夫人。他的嫡係子孫漢時已封侯，隋一度封公又降為侯，唐初封侯後升為公，宋封“世襲衍聖公”，以後一襲幾個朝代。袁世凱複辟時，曾讓國給衍聖公，衍聖公不要，就加封他為郡王，孔門到此已有三王。民國沒王沒公了，蔣介石又叫十五歲的小毛孩孔德成當“至聖先師孔子奉祀官”，同特任官（政府部長及以上官員）待遇。一直到人民翻身當家作主後，毛澤東認為孔丘反動透頂，大壞蛋一個，才沒再給孔丘後人封官，也不去祭孔。但這幾年祭孔又死灰複燃了，先民祭後官祭，隻是一把手還沒去，千萬甭去。

　　可見，孔丘的生前、一生、死後都跟政治、政權、政府打得那個火熱，水乳交融，他絕不隻是個所謂的教育家、思想家，他首先是個政治家或叫政客。

　　孔丘除了親身為政治服務，他的學說也主要為政治服務。他的主要言論，儒家經典的主要內容根本就是在講授統治術、馭民術，在勾畫統治秩序以及為政府培養乖乖仔的順民。所以，老頭兒才被政權如此青睞。隋唐以後，更拿“四書”、“五經”做為選拔官員的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使儒生成了封建政權的中堅。曆代莘莘學子信奉“學而優則仕”，讀書就為當官兒，混跡政壇。可以說，儒文化打形成起，就跟政治融為一體，以後越融越密，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文化，而絕不隻是個思想學術流派。

　　做為政治文化、官場文化，其主旨是為統治提供依據跟培養順民，不重視人文、不關注人性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孔丘從沒鼓勵人思想自由，個性解放，反老是教人克己，循規蹈矩。尤其到了宋明理學猖狂時，更是公然提出“存天理，滅人欲”，徹底撕掉了儒家裹著的“仁政”的遮羞布，赤裸裸地殘害人性、鄙視人道主義。所謂“天理”，就是封建道德、行為規範，即“三綱五常”那套，所謂“人欲”，實際上是人們正常的生活需要。在一個曆來強調忠孝服從，統一集中的國度裏，到這會兒甭說身心自由、個性張揚、人道關懷了，連基本的生存權都被打壓、甚至剝奪了，人們被殘害的程度再一次大幅提高。這時的儒文化徹頭徹尾成了統治工具。

　　宋明時“天理”具體是啥哪？舉倆例子：一是宋起大力鼓勵、後來就強迫女人纏足，生生把腳扭彎、腳指頭扭斷；二是明皇命活人陪葬。這就是“天理”，這就是咱們這個文明古國的進化，誰要解放女足，誰敢反對給皇上殉葬就天理難容。就這樣，理學還要帶個“學”字，理學家的臉皮真比城牆拐彎還厚，後代進步思想家直斥他們“以理殺人”，統統地劊子手，理學就是把血淋淋大刀。

　　四、重人治跟道德說教，輕法治。

　　古代有種觀點，胡說人德行的高低跟他社會地位的高低（在官本位時代，主要由官爵體現）成正比。儒家深信此胡說，廣為鼓吹。他們主張“仁人政治”，就是由有德行的仁人當統治者，最有德行的人亦即最仁的人當最大的統治者，反過來，誰當了最大統治者，誰就是最仁的人，萬一不是，就要想方設法教他成為最大的仁者，當天下德行的榜樣。在“仁人政治”的模式中，首先剝奪了廣大下層人民群眾參政議政、當家作主的權力，因為孔丘說“小人之中不會有仁人”；完了，也不講監督製約。一來所謂監督一般是沒權的、權小的對有權的、權大的人的監督，可這些沒權的、權小的人比不上有權的、權大的人仁義，他們不配監督，隻要服從仁人的領導就OK了；二來以下監上非禮，非禮即為不仁，“仁人政治”中容不得不仁的東東。這樣，事情的關鍵就是找一個以及一幫高尚的仁人當頭兒，告他跟他們說隻做好事，甭幹壞事就結了，而不是用法律、製度、民主監督啥的製約頭兒，叫他、他們不得不高尚，不能、不敢幹壞事。“仁人政治”為後世人治猖獗、法治淡薄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基於這種認識，每當王朝昏亂、腐敗風行時，一些有良心的“有識之士”就要站出來痛斥社會道德淪喪，要求領導及大夥兒多讀聖賢書，提高覺悟，見賢思齊。道德叫囂的作用擱當時是濕濕碎，擱長遠是負的，為虎作悵。因為越強調道德就越忽視法治。因為封建道德本身說到底就是維護少數權勢者的利益的，這道德中有太多的上尊下卑、不平等、歧視，叫人安分守己、聽天由命，不許革命，不許批評領導，否則就是不道德，而清廉僅僅是道德中的一朵小小浪花，等級、奴性、服從才是道德的核心。

　　這麽一來，以權代法、以言代法、因人施法就沒法不長盛不衰。法律常被束之高閣，雖然這法律本身已經對弱勢群體不公，偏向權貴富人了，實行中的長官意誌淩駕於法，更沒了百姓的公道。這就難怪“衙門口，朝南開，有理沒錢（沒權）別進來”的觀念，一直流行民間了。

　　完了，民主更是天方夜譚，擱“仁人政治”跟兒，道理上都說不過去。

　　五、頑固守舊，嫉創新如仇。

　　儒家打出世就有複古保守性。“儒”原是祭祀中的一個工種。正規祭祀可麻煩，除主、副祭要上香、許願、叩拜、獻祭品，樂隊吹打彈唱外，還有“史”協助主、副祭，並記錄過程；“卜”解卦；“巫”代向鬼神禱告；“祝”向鬼神歌功頌德。後來，又打“史”“卜”“巫”“祝”中分出個“儒”，本職工作是報下程序，有點象司儀，有時也肩負其他工種的責任。祭祀的對象除了天地，就是祖先、古人。孔丘打小就特喜歡祭祀，他家離魯國搞大型祭祀的太廟可近，那邊兒音樂一響，他一滋溜就跑去看熱鬧了，那邊兒沒動靜時，他常組織小朋友玩祭祀的遊戲。走上社會他的頭一份工作就是當祭祀樂隊的吹鼓手，不久就為貴族人家當“儒”。完了，他的學生也不少人戰鬥在“儒”的崗位上。“儒”這一古老的職業形象，活靈活現地標示出儒家的一些基本嘴臉：為達官貴人服務；重儀式、講排場；麵孔呆板嚴肅，缺乏激情活力；粉絲古代，尊重先人，中規中矩，厭惡創新。

　　儒家綱領性口號“克己複禮”的“複”是恢複、複辟，要恢複、複辟的是“禮”是將要被當時的時代拋棄的殷和西周的禮法。孔丘從政、當政時，以身作則，身先士卒維護舊禮法，反對順應時代潮流的土地租稅改革等“非祖宗之法”。掛前編修的《詩》、《書》、《禮》、《易》、《樂》、《春秋》，除了《春秋》在以《魯春秋》為藍本，記錄曆史時，有自個兒的語言，曲折而不直接表達了點兒自個兒觀點，算半編半著外，其他基本是純編輯的工作，就是古文獻的刪核、匯編，沒自個兒的新東東。孔丘自鳴得意地標榜他這種作法叫“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是傳舊，“作”是創始，孔丘隻傳舊，不創造。後來儒生都把“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奉為古訓，誰要不述而作，懷疑古人古文，就是離經叛道，大逆不道大大地。

　　孔丘還要求“君子有三畏”：一畏天命，要甘受命運擺布；二畏大人，即地位高貴的人，做好奴才；三就是畏文王、周公等老爺爺傳下來的典籍訓誥，即聖人言，不可輕易篡改加添。又說：“不踩著前人的腳印走，學問、道德就修養不到家。”後人對前人隻能亦步亦趨。到東漢時規定，知識分子辯論，發表文章，統統地不許超出他老師教他的範圍，這叫“師承”，超出了，不光學說成立地不能，還違犯法條，要打要罰。宋明理學也劇烈強調尊古複古，以周公、孔孟為不變真理。凡此種種，使得文化人熱衷於對經典的注釋、考證、匯編，不熱衷於各抒已見。尤其在文禁最嚴的明清，成就了許多的“全書”、“字典”、“大典”啥的。這種態度，扼殺人的思考力、想象力，叫人僵化，文化成了一潭死水。這樣做，有力保障了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代代傳承，在中華大地屢屢掀起複古熱，阻礙思想文化推陳出新，及政策、法令隨時代而變。幾千年裏，隻要時代跟古書不搭脈，就說時代錯了，譴責“人心不古”，壓根兒沒與時俱進這一說。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王安石先生一句“祖宗不足法”才如石破天驚，變法才引來無窮大的阻力，並最終玩完。不光他，曆史上搞變法維新的找不出哪個有好下場的。

　　崇拜祖宗、厚古薄今深深溶入國民性中。連可多象阿Q這樣最底層的草根都喜歡豎起大拇指，晃著小瘦腿跟人吹：“想當年，俺祖宗……。”從個人到民族都好跟人誇曆史誇祖宗。悠久的曆史中的確有有價值的遺產，可更有大量該淘汰的糟粕，給人負擔。毛澤東就認為一張白紙沒有負擔，才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們負擔地太重了，減負地大應該，輕裝地大應該。曆史有時跟一個人的戀愛經曆似的，越多越缺少激情、活力。過份在意從前的厚重，常常使今日難以輕快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