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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記住的不止是恥辱!為何“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轉貼)

(2011-02-10 09:06:30) 下一個
要記住的不止是恥辱!為何“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轉貼)

本文由鳳凰網曆史頻道專欄作者王勇供稿

1868 年,英租界在位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匯之處的外灘上,建起上海開埠以來的第一座公園。園內,樹木成蔭,草坪碧綠,滾滾浪濤拍打在鐵欄之下,美不勝收。這裏的音樂亭,每周還舉行幾場軍樂演奏,並擺開上百張雪白的帆布椅,供大家坐下來欣賞。特別是到了夏季,在涼爽的海風中觀美景,聽音樂,更令人心曠神怡。

然而,這座公園,在中國的土地上,卻隻對外國人開放,甚至豎起“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成為中華民族備受帝國主義欺淩的標誌性記憶。

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的輿論隻偏重於抨擊殖民主義者的強權統治,卻對為什麽會產生這種不平等的原因語焉不詳,缺乏反思,無論傳統史書,還是新興媒體,大抵如此。比如,《百度百科》的有關解釋:“公園從開放時起就不準中國人入內,甚至在公園門口掛出過牌子,規定華人與狗不得入內,因而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

那麽,租界當局究竟是為什麽要將華人拒之門外呢?

其實,開園之初,中國人還是可以進去遊玩的,直到1885年才貼出告示,稱:“中國人與帶狗者不得入內”,後來又演化成“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時任輪船招商局總辦的洋務派名人唐廷樞,氣憤不過,曾為這事專門質問租界工部局,工部局的答複是:“中國人不講衛生,狗進去隨地便溺。”

原來,問題的根源,居然出在我們自已身上!

關於國人在遊園中不守公德的行為,曆史上曾有記載。1919年出版的《上海遊覽指南》稱:“此公園建築之初,西人亦本有中外與共之意,因華人既人數眾多,占其良好之坐位,複因無公德心之華人,箕踞眠臥,遍地吐痰,以致見憎於西人,大下逐客之命,使華人如觀海上三神山,可望不可即,五十餘年來不能分其一席之地也。”

同年,由上海泰東圖書局出版的《老上海》一書,在首先說明巡捕房對待中國人非常嚴酷,“以華人與狗並書,淩辱亦至矣”後,筆鋒一轉,接著指出:“然我國人亦有不知自愛者,如吐痰於地、隨意采折花木是也。”該書還特地摘錄外灘公園的管理規則,“以備自愛者之警惕焉:(一) 腳踏車及犬不準入內。(二) 小孩之坐車應在旁邊小路上推行。(三) 禁止采花、捉鳥巢以及損害花草樹木,凡小孩之父母及保姆等應格外留心,以免此等不規則之事。(四) 不準入奏樂之處。(五) 除西人之傭仆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六) 小孩無西人同伴,亦不準入內花園。”

1928年9月出版的《常識大全》,表述得更為直白:“公園本來是公眾遊覽的地方,為什麽從前的外國公園,不準中國人入內去遊呢?實在因為中國人太沒有公德,痰隨地亂吐,花隨手亂折,小孩子到處撒尿撒屎,其他如瓜子殼呀、香蕉皮呀,散布滿地,所以外國人就掛起\'禁止‘華人與犬不準入內’的牌子。唉,這不是中國人的奇辱大恥嗎!”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明素質的養成,更需要幾代人的不懈努力,而租界方麵作為管理者,對這一問題的處理,卻采取了簡單的、粗暴的、甚至帶有歧視性、侮辱性的門禁製度,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麵,由於興建外灘公園的資金,來自中外居民的稅收,大家都作了貢獻,同權不同利,華人的情緒、特別是高等華人更為不滿。

經過多次交涉和鬥爭,工部局顯然感到理虧,於是作了些許微調,允許穿西裝的華人遊園,並在重大節慶期間,對全體華人開放一至兩天,隨後又動工興建中國公園,專供華人遊玩。對此,《老上海》一書的介紹就是:外灘公園以前“中西人士均可自由入內遊玩,初無分畛域也。後西人以華人多不顧公德,恒有踐踏花草之事,乃另建一公園於蘇州河裏白渡橋畔。”

中國公園開園當天,盛況空前,大門處高懸“普天同慶”的牌匾。盡管這裏設施簡陋,景觀也不是很好,但卻有一座用石麟駝起來的銅質時刻表,十分科學,“陽光照處能知時刻,絲毫不爽”,令人稱奇。但隨後不久,這時刻表就不知去向,石麟也是殘缺不全,兩邊的翅膀和嘴裏的舌頭都斷了。

國人如此不知反省,以至於當外灘公園於1928年徹底開放之時,常識報館撰文呼籲,請同胞們:

▲勿隨地吐痰 ▲勿到處小便

▲勿動手折花 ▲勿亂棄渣滓

作者不無擔心地說道:租界公園“一律開放的消息傳來,沒有一個人不高興。不過我在歡喜之中,卻抱著無限的憂慮,就是恐怕我國人的公德心,依舊與從前一樣,那就糟了,現在拿幾種遊覽公園應具備的常識,寫在後麵,望同胞們注意才好呀。”然後列舉6條文明舉措,如吐痰宜吐在手帕裏、不能在公園內吃東西,等等。

遺憾的是,有識之士的疾呼,被淹沒在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中,救亡圖存的聲音壓倒了一切。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對帝國主義治外特權的強烈憤慨,往往代替了理智,隻知道仇視西方列強,卻不檢討自身的素質缺陷。晚清文人李維清在編《上海鄉土誌》時,就曾這樣寫道:“黃浦江濱,西人有公花園,芳草如茵,鮮花似錦。東西各國之人皆可遊玩,即印度亡國之民、洋人豢養之犬,尚得出入自如,獨禁華人入內,是彼之蔑視華人,且奴隸犬馬之不若矣。喧賓奪主,實堪浩歎!可知當今之世,惟有強權足恃而已。我儕宜若何努力,以洗刷奇恥耶!”

尤其是到了當代,這種情況更為普遍,都將“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意義解讀成帝國主義的強權行徑,而更少提及國人自身的文明修養。比如,有文章為證實這塊牌子確實存在,引用了1917年版《上海閑話》中的一段史料,但在引用中,又恰恰刪掉能引起讀者反思的內容。

以下為這段史料的全文,其中的紅色字體,為刪節部分:

“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之所,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今之跑馬場及白大橋下之公園,其最著矣。惟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曆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踏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

綜上所述,可見: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事出有因,與其說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欺淩,倒不如說是我們給自己臉上抹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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