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衛南京的護國菩薩——唐生智

保衛南京的護國菩薩——唐生智

中國舊軍隊中有一支稀有的佛教軍。5萬官兵都摩頂受戒成為佛教徒，佩戴一枚圓形胸章，正麵是一“佛”字，背麵是“大慈大悲，救人救世”。

佛教提倡護生戒殺，而軍隊以殺伐為能事，二者相互矛盾、背離。這是民國的一件奇事。

奇事的製造者是兩位奇人：唐生智與顧法師。

唐生智，字孟瀟，湖南東安縣人，1889年生。他是將門之後，祖父唐本有曾任廣西提督。1907年，唐生智畢業於陸軍小學，後又進陸軍中學，以成績優秀，保送進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為校長蔣百裏所賞識。保定畢業分配在湖南混成旅當見習軍官。在討伐袁世凱的護法戰爭中，顯露才華。由排長、連長逐步升至團長、旅長。在湖南各派混戰中，趙恒惕一派獲勝，屬趙派的唐生智升任第四師師長，兼湖南善後督辦，駐兵衡陽。他招兵買馬，大力擴充部隊，很快擁有5萬人槍，實力遙居湘軍之首，他儼然以“湖南王”自居。

1923年夏天，有一位僧人直闖唐公館，向唐生智獻計。“你的處境非常危險”，僧人的第一句話，使唐生智吃驚，“危險有：一是趙恒惕對你深有戒心，並不完全信任；二是湖南派係眾多，都在謀算你；三是衡陽毗鄰廣西，新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虎視眈眈，你隨時都有被吞並的危險。”這一席話，使唐生智動了心，向僧人問自救之道。“按我愚見，不如東與吳佩孚虛與委蛇，西與新桂係暗中聯絡，從而養精蓄銳，等待時機，一舉而克全湘。”這正說到唐生智心坎裏，立刻請僧人上坐，後來把他留在軍中。

這位僧人法號淨緣，姓顧，俗名伯敘。江蘇武進人(另有人說他是揚州人)，佛教密宗居士(居士就是在家的佛教徒，受過三歸五戒的人)。顧伯敘信仰佛學，但不讚成自殘肌膚的受戒，所以當了居士。

顧法師被留，與唐生智相見恨晚，唐對他言聽計從，尊為老師。不久，唐為他在長沙建造一座“二學園”作為顧的講經談法之所。顧定期宣講佛法。唐部文武官員紛紛投拜在顧的門下。唐的5萬官兵也都摩頂受戒成了佛教軍。

顧法師行徑反常。佛教徒應清心寡欲，但他擁有六房姨太太，最大的不過30歲，小的不過17歲。他雖勸人戒殺，但他卻並不吃素，每天宰鴨殺雞，奇怪的是他隻吃雞鴨內髒，餘下的就賞給別人。同時他又善飲，一次能喝白蘭地兩大瓶。

顧法師到唐生智部的第二年(1924)春，湖南霪雨成災，人心不安。唐生智向顧法師求教。“我可以設壇求晴。”顧法師笑著表示。在衡陽南門外，按顧的指示搭起高台，八名童男童女，齋戒沐浴。在連綿陰雨中，顧法師登壇誦經念咒，如此表演一番，也許是巧合，天公忽然雨止雲開，並放出陽光。台下成千上萬的百姓與士兵，山呼萬歲，從此衡陽軍民把顧法師敬如天神。接著顧法師又在衡陽辦了個金光明法會，宣揚佛法，擴大他的影響。

唐生智不斷擴充軍隊，整軍經武，以顧法師為軍師。消息傳到長沙，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坐臥不安，擔心唐生智要搶奪他的位置，召集謀士商量對策。第二師的秘書長蕭汝霖獻計，推薦一位姓白的喇嘛來長沙，也辦金光明法會，與顧法師針鋒相對，來個“佛門鬥法”。那白喇嘛，又稱“白居仁尊者”，年50餘歲，出生於青海，身材魁梧，肥頭大臉，身穿團花大黃袍，當時正在孫傳芳手下當謀士，從南京來長沙，住長沙北門外開福禪寺，籌備設壇開法會。眾多達官貴人前來拜見。白喇嘛都麵授六字真言：“唵、嘛、呢、吧、咪、吽”，要朝夕念誦，有病可治病，無病也消災，死後可升天。消息傳開，拜見活佛的人如過江之鯽，絡繹不絕。

半月後，白喇嘛主持的金光明法會舉行了。壇上四角有二對童男童女，白喇嘛居中坐定，“慧眼”童子(白喇嘛門徒)站立一旁，燒紙後，白喇嘛向上天祈禱，賜福給趙恒惕，降災於唐生智。法事完畢，白喇嘛向台下10萬觀眾施吉祥水。人們爭先恐後，踹死者甚眾。

正當趙恒惕得意時，唐生智與顧法師商量要趕趙恒惕下台，唐的第四師開到衡山布起防線，炮口直指長沙。

唐生智的父親唐承緒，本在省政府擔任實業廳長，突然一夜間全家不知去向。於是長沙謠言紛起，唐生智部要攻長沙。

又有消息，唐生智已倒向廣州政府，派出代表聯係。

這都是顧法師的部署，趙恒惕自知沒有兵力可抗唐部，決定自動下台。唐生智如願以償當了湖南省省長。顧法師得首功。

唐生智剛坐上省長寶座，趙恒惕得到北方軍閥吳佩孚支持，準備卷土重來。唐向廣東革命政府聯係求援，北伐軍暫時不能出動。湖南方麵，原來親趙的部隊蠢蠢欲動，唐生智陷入兩麵夾擊中。聽顧法師計，先向吳佩孚妥協，因條件太苛而破裂。

唐生智與吳佩孚交戰，結果唐敗退出長沙。正在這時，廣東革命政府出兵北伐，任命唐生智為第八軍軍長。在張發奎、葉挺部打進湖南後，唐生智重回長沙，掛起青天白日旗。從此，唐生智開始了他的縱橫捭闔的軍事生涯。顧法師跟著唐生智參讚戎機。

1929年冬，依附蔣介石的唐生智部，接受蔣的命令討伐馮玉祥。進展順利，在鞏縣、洛陽一帶擊退馮部，這時顧法師獻計：“如今武漢空虛，何不回師武漢，生擒蔣介石，來個挾天子令諸侯。”唐生智深以為然，與馮玉祥握手言和，自稱護黨救國軍總司令，通電討蔣。唐部回師鄭州，沿平漢線南下，直逼武漢。當時武漢並無重兵，蔣介石手忙腳亂，如果唐部一鼓作氣，蔣就會束手被擒。當時蔣在一輛專列上指揮作戰，身邊警衛不多。但是乘勝前進的唐部，到了確山、駐馬店附近停了下來。這是因為顧法師的意見，要等黃道吉日才好開戰，同時正逢漫天大雪，用兵不便。哪知蔣介石卻利用這機會，分化、瓦解唐生智與馮玉祥、閻錫山的聯盟。駐守南陽的原來擁唐討蔣的楊虎城(任警備司令)，在鋪天蓋地的大雪中，偷襲唐生智的指揮部。這時唐生智與顧法師正在圍爐賞雪。聞變後，唐顧兩人從亂軍中逃出。

1937年11月，在日軍兵臨南京城下時，蔣介石命唐生智擔當守衛首都重任。顧法師與唐生智到棲霞寺求簽預測吉凶，簽語是：“仙鶴出籠，凡事先凶後吉。”顧解釋簽語：“您從此可以擺脫蔣介石，飛上九重天了。”結果唐丟失南京，國人紛紛要求殺唐生智以謝天下。抗戰期間，一直未起用唐，顧法師也不知所終。

　 1937年11月11日，蔣介石第二次召集國軍將領商討保衛南京的問題。在會上，幾乎所有其他將領都認為不應死守南京。這時，唐生智站出來激昂地說，南京是我國首都，是國際觀瞻所係，又是總理陵墓所在，如果棄守，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

1937年11月17日，蔣介石第三次召集各路將領商討保衛南京的問題。蔣說，南京是我國首都，總理陵墓所在，必須要守。然後他問在座各位：“誰願意負起防守南京的責任？”

然而，其他將領都默語不言。唯有唐生智站起來慷慨激昂地說：“抗戰以來，我們中下級幹部在戰場上犧牲的很多，但還沒有一個高級將領為國捐軀。我願意防守南京，誓與首都共存亡。”於是，蔣介石就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1937年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就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在唐生智的指揮下，國軍八萬餘人自1937年12月4日至12日，抗擊數倍於己的日軍，進行了悲壯的南京保衛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唐生智沒有履行自己“與首都共存亡”的誓言，於1937年12月12日晚乘船逃離南京，丟下幾十萬中國軍民在震驚世界的“南京大屠殺”中慘遭日軍屠殺。

唐生智當時主動請戰的原因是什麽？從他後來臨陣脫逃的表現來看，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出於愛國激憤。一般的史學家認為，主要是唐生智不甘寂寞，出於功名心。當時，唐生智隻是一個沒有實權的“訓練總監”，不受重用，想以此來重振旗鼓，恢複軍權。然而，台灣的現代史家吳相湘卻有另外一個解釋。

根據李君山所著《上海南京保衛戰》（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一書援引吳相湘披露，唐生智主動請戰指揮南京保衛戰，其實是他聽信了術士顧子同的勸告。顧子同告訴唐生智，唐的前生是“金陵王”，合當坐鎮南京。顧子同的占卜結果說，日軍占領上海之後不會再向南京推進。因此，唐生智才自告奮勇，出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這其中的如意算盤，當然是如果日軍真地不進攻南京，唐生智白撿一個舍身救國的英雄美名。李君山說，民國期間，軍閥多半迷信，常常依賴占卜、術士來決定行止，所以這種說法或許有它的可信之處。

唐生智當時棄城逃跑，那不叫“失敗”,叫“臨陣脫逃”,一件比“失敗”可恥一百倍的事情。在南京保衛戰上，唐生智有如下錯誤：一、戰略上錯誤：在國軍上海戰敗兵敗如山倒、日軍氣焰囂張的情況下，提出死守南京；二、指揮係統上的錯誤：他一個湖南軍閥，脫離軍隊十年多，在南京守軍中沒有任何根係，根本指揮不動軍隊；三、戰與和策略上的錯誤：南京保衛戰第一線、第二線都失守的情況下，日軍於1937年12月10日在南京撒傳單，要求守軍投降；在南京明明守不住、國軍喪失基本戰鬥力和鬥誌的情況下，他要麽考慮率兵投降，要麽棄城離去，讓南京變成不設防的城市；四、倉惶出逃的錯誤：草草開個會，就決定撤退，沒有具體落實如何撤退、誰斷後，沒有確定下屬各部隊都接到命令、沒有對留下的平民如何保護，就倉惶出逃。

據記載，參加衛戍區司令部撤退會議的有些國軍將領，開完會就直接逃出城了，留下下屬部隊死守城門，造成大量無辜死亡。如果真的為了弟兄們的安全，唐生智可以決定投降、或有組織撤退。即便投降，也不會妨礙唐生智殺身成仁：他可以與日軍談判，安頓好降軍，然後自殺。其實，日軍攻進南京後，國軍將士照樣被俘數萬人，但是由於沒有正式的投降程序，戰俘得不到保護，被日軍殘暴殺戮無數。當然，南京死難者的罪責應當算在日軍頭上。唐生智無論如何還是抗日的。但是，作為南京保衛戰總指揮的唐生智，的確應當承擔相當的責任。

這個唐生智，是個常敗將軍，解放後居然當上了政協委員。不過，晚年他至少作了兩件好事：一是1949年5月唐生智領銜發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響應起義的通電，籲請西南、西北迅速采取一致行動，促使和平解放，使人民免受戰禍。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逼他檢舉劉少奇、賀龍的所謂罪惡，唐生智堅決抵製，因而受到嚴重的摧殘，於1970年4月6日癌症複發，不治而逝。

抗戰期間，唐生智以“左”的麵目出現，高唱愛國高調，別人不敢反對他，否則就是“漢奸”。他主張南京保衛戰，卻有沒有勝利的本錢，隨後又逃跑，讓幾十萬軍民慘遭殺戮。所以，我認為，在曆史的關鍵時候，有時空喊愛國口號、盲目抵抗的人，比起求和退讓的人，對國家對民族會造成更大的危害。值此南京大屠殺六十七周年之際，發表這篇經修改的舊文，以此銘記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