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還是從頭學打仗吧

在最近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我參與了一個由防務領導人組成的委員會，討論軍事的未來。我們麵對的問題是一個關鍵問題：當今軍隊應該準備打怎樣的戰爭？

 

 

 

 
政府在回答這一問題上的曆史記錄實在糟糕。比如，越南戰爭後，美國武裝部隊將它所學到的反叛亂知識打入冷宮，結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又吃了二遍苦頭。

　　美國對這些國家的軍事幹預彰顯出現代戰爭的又一關鍵挑戰。即將卸任的美國國防部長哈格爾在最新訪問中指出，在戰爭中，“情況會失控，其漂移和移動”可能令軍隊比最初預想的更快“加速”使用武力。在此背景下，認為光靠武力就能改變飽受衝突困擾的中東和其他地區社會，是一個危險的謬誤。

　　但是，盡管戰爭和武力在走下坡路，但遠未退出曆史舞台。它們隻是在根據新“一代”規則和戰術演化。

　　第一代現代戰爭由大規模軍隊交戰的戰鬥組成，采用拿破侖時期的方陣。第二代現代戰爭在一戰時發展到頂峰，由大規模火力推動，用起源於1916年凡爾登戰役的說法說，就是“大炮征服，步兵占領”。第三代現代戰爭，以德國在二戰時期所使用的“閃擊戰”方法為巔峰，更強調機動而不是武力，軍隊通過滲透繞過敵軍，從敵軍背後發起進攻瓦解他們，而不是正麵對碰。

　　第四代現代戰爭把這一分散化方法又往前推進了一步，不再有明確的前線。相反，它關注敵方社會，深入敵方領土，摧毀其政治意誌。你也可以再加上第五代現代戰爭，無人機和網絡進攻戰術，可以讓士兵在距離民用目標千裏之外破敵。

　　盡管具體的代際界限劃分或多或少帶有任意性，但它們反映了一個重要趨勢：軍事前線和民用後方分界日益模糊。加速這一變化的是包含了非國家行動方（如叛軍集團、恐怖網絡、“義勇軍”和犯罪組織）的武裝衝突取代了國家間戰爭。

　　讓情況進一步混亂的是這些組織之間互相重疊，其中一些甚至得到國家的支持。拉丁美洲最老牌的遊擊隊——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of Colombia）與大毒梟結成聯盟。一些阿富汗和其他地區的塔利班組織與跨國基地組織恐怖分子關係密切。烏克蘭東部的“叛軍”與俄羅斯軍隊（軍服上沒有標誌）共同作戰。

　　這些組織常常利用國家缺乏合法性或能力有效管理領土的空子，政治和武裝行動雙管齊下，假以時日，它們可以牢牢控製當地人口。結果是前英國駐北愛爾蘭和巴爾幹地區司令官史密斯爵士將軍（General Sir Rupert Smith）所謂的“人民之間的戰爭”——不再由傳統軍隊在常規戰場上進行的戰鬥。

　　信息競爭是現代戰爭關鍵維度

　　這些混合戰爭使用各種武器，不光是火力。每部手機都能拍照，每部電腦都能修圖，更不用說無處不在的各種社交媒體了，信息競爭早已成為現代戰爭的關鍵維度，目前的敘利亞和烏克蘭戰爭就是明證。

　　在混合戰爭中，傳統和非傳統力量、戰士和平民、物理破壞和信息操縱之間互相交織。在2006年的黎巴嫩，真主黨通過結合了宣傳、傳統軍事戰術和從平民密集區發射火箭彈的訓練有素的方針，實現了該地區許多人所謂的政治勝利。更晚近一些，哈馬斯和以色列在人口密集的加沙地帶采取空中和地麵行動。

　　這類戰爭主要是應對蘇聯解體後美國的壓倒性傳統軍事優勢而生的。1991年伊拉克戰爭和1999年幹預科索沃衝突都是美國壓倒性軍事優勢的寫照。1991年美軍隻損失了148人，而1999年沒有美國無一人死亡。麵臨如此實力不對稱，美國的反對者，不管是國家還是非國家行動方，都開始強調非傳統戰術。

　　比如，中國軍事規劃者發展出一種“超限戰”戰略，利用電子、外交、網絡、恐怖主義代理、經濟和宣傳工具欺騙和疲憊美國的係統。一位中國軍官曾說，“超限戰的首要規則是沒有規則。”

　　恐怖組織明白他們無法在直接戰爭中打贏傳統軍隊，因此嚐試利用政府本身的力量對付它們。奧薩馬·本·拉登利用暴力事件激怒和挑釁美國，讓美國行動過激以至於破壞自己的信譽，削弱美國的穆斯林世界盟友，最終疲憊其軍隊，在某種程度上說，也疲憊其社會。

　　約瑟夫·奈：卡特政府助理國務卿、克林頓政府助理國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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