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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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台：2014-11-30 16:58| 來源：多維 |
東方之珠香港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的“占中”運動還未徹底平息，美國弗格森又爆發大規模抗議潮。當中美這兩個世界巨頭同時被街頭運動挑動神經時，有人從中解讀出了美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嚴重缺陷和失效，以及種族主義問題的根深蒂固，也有人從中看到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麵對街頭運動時的全然不同。對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而言，街頭運動早已成為“家常便飯”，但這樣的“家常便飯”顯然已經褪去了政治鬥爭和推翻政權的色彩，更多地成了民眾表達不滿的渠道和有效路徑。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全然不同，街頭運動不僅很容易演變成國家主流政治鬥爭，並進而上升為“革命”，而且統治階層對街頭運動先入為主的緊張兮兮導致了其不可避免地過當防衛。所以，從這個層麵來講，雖然同樣是被街頭運動攪動，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因其抗壓能力的不同而導致了不同的結局。
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到香港“占中”，以及在此期間發生的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其中有進步也有難以掩蓋的問題。進步在於，“六四”事件時，當局不僅主觀上有選擇地聽，而且為避免情勢向不可控的方向發展，甚至采取了暴力手段應對之，不僅將槍口對準了手無寸鐵的民眾，而且還出動了極具鎮壓標誌的坦克。但到了香港“占中”，雖然聚焦人數一路飆升，持續時間也跌破預期，但是當局已經不再以簡單粗暴的手段處理。而且當港府出動防暴警察讓事態進一步走向擴大化後，北京還緊急召開了一場常委會議，督促港府與學生平等對話。問題在於，因受“六四”事件影響，當局長期以來雖然努力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徹底轉變，但是“六四”陰霾從未徹底散去，“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模式一直延續至今。以至於每每有民眾走上街頭，無論訴求幾何，當局都會將神經提高至少八度甚至十度，過當防衛導致事態擴大化的案例比比皆是。
當同樣的街頭運動發生在頭號發達國家的美國，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因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免於起訴引發的抗議浪潮蔓延至全美170多個城市，密蘇裏州政府甚至不得不向嚴重騷亂的弗格森鎮增派1，500名國民警衛軍人員，美國總統奧巴馬於當晚發表緊急電視講話，表示理解部分民眾“深感失望甚至憤怒”的心情，但是也呼籲民眾尊重大陪審團的決定，不要以暴力手段表達訴求。雖然此次街頭運動的騷亂程度已經達到沸點，但是不得不說，從街頭運動一路走來的美國，並沒有表現得過於緊張兮兮。這種正常心態應對之的態度，至少部分的說明，美國官方從一開始就篤定，這種街頭運動隻是民眾表達不滿和合理訴求的渠道和方式，並不會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麵。
拋開時下被街頭運動攪動神經的中美兩個世界巨頭，放在更大範圍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層麵來看，街頭運動作為一種“直接民主”最簡單的實現手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對美歐發達國家而言，19世紀也曾有過非常激烈的街頭運動乃至革命。但是經過量變的積累，現在已然發生了“質變”。一方麵，街頭運動已經不對國家政治運行具有破壞力，它們帶來的麻煩往往是社會治理層麵甚至是治安層麵的；另一方麵，國家對街頭運動已經有了足夠的抗壓能力。民眾雖然走上了街頭，但是訴求不過是停留“如何優化”的層麵，斷然不會升格為推翻現有政權和政治製度。比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浪潮蔓延至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等近百個城市，成為席卷全美的社會運動，卻並未對美國製度本身造成致命的影響。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街頭運動正是西方民主的一麵反光鏡。再如英國前不久的“占領民主”運動，即便是抗議政府的腐敗和失效的選舉製度，但是在警方的強製介入後也悄然退潮。
比照而言，街頭運動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衝擊卻要劇烈得多。同樣是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的2011年，突尼斯小販因走投無路而自焚，引發“茉莉花”政治動蕩，執政23年的總統本·阿裏流亡。緊隨其後發生的埃及抗議示威活動，最終也發展成為推翻總統穆巴拉克的革命，鬥爭的矛頭也很快轉向臨時軍政府。對中國這樣一個改變世界權力結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六四”事件留下的教訓無遠弗屆。要知道，這場可以稱之為“政治轉折點”的事件，原本隻是一場悼念活動，最終卻演變為要求對抗通貨膨脹、求職困難以及解決中共高層腐敗甚至還包括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抗議示威活動，對中共執政思路的影響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值得慶幸的是，不斷追求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共執政層，在麵對街頭運動時的處理手法已經不同於往日。如果說，“六四”事件暴露出了中國與真正大國之間的差距，那麽“占中”則無疑讓中國更接近於這一目標。從香港“占中”運動失控甫一開始，為了更好地“聽”，北京便盡可能置身事外，給予香港政府充足的空間和自由去處理內部事務，化解危機。當港府處理手法失當後，北京也並未聽取軍方鷹派鼓噪，盲目以武力過境鎮壓，而是選擇在北京秘密召開常委會議來商討應對事宜。事態漸次走向平緩後，北京一邊借助主流媒體站穩輿論高地，一邊增補各條戰線加緊收風。諸如類似的做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盲目躁動可能引發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失控。
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不斷改寫世界經濟、政治版圖，中國作為其中不可或缺的牽頭者，在麵對街頭運動時更加自信和接近現代國家的做派，顯然在向真正的世界大國方向邁了一大步。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國第五代領導集體將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一大目標予以確立，且11月份召開的四中全會罕見鎖定依法治國的主題，更加說明了中國不僅意欲單純以經濟成就贏得世界尊重。對於在應對街頭運動方麵已經發展到相對“高級階段”的美國而言，雖然麵對遊行示威時的自信表現是其抗壓能力的直接外溢，但是具體到個案，確也暴露出了諸多社會頑疾和弊病，比如司法是否做到了在人人麵前公正、種族主義為何久治不愈，選舉製下的西式民主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諸如此類的頑疾，是街頭運動一再集中暴露的問題，也是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繞不開的問題。套用英國作家奧威爾在《1984》中的說法，“誰控製過去誰就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誰就控製過去”。同樣地邏輯，關乎國家政權穩定和社會治理的街頭運動，中美兩個世界巨頭，誰控製了街頭運動，誰就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未來。而且這裏所說的“未來”，絕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國家。
http://hanshan.info/home.php?mod=space&uid=37&do=blog&id=2420
東方之珠香港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的“占中”運動還未徹底平息，美國弗格森又爆發大規模抗議潮。當中美這兩個世界巨頭同時被街頭運動挑動神經時，有人從中解讀出了美國社會治理模式的嚴重缺陷和失效，以及種族主義問題的根深蒂固，也有人從中看到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麵對街頭運動時的全然不同。對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而言，街頭運動早已成為“家常便飯”，但這樣的“家常便飯”顯然已經褪去了政治鬥爭和推翻政權的色彩，更多地成了民眾表達不滿的渠道和有效路徑。而在發展中國家則全然不同，街頭運動不僅很容易演變成國家主流政治鬥爭，並進而上升為“革命”，而且統治階層對街頭運動先入為主的緊張兮兮導致了其不可避免地過當防衛。所以，從這個層麵來講，雖然同樣是被街頭運動攪動，但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因其抗壓能力的不同而導致了不同的結局。
以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為例，從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六四”事件到香港“占中”，以及在此期間發生的不計其數的群體性事件，其中有進步也有難以掩蓋的問題。進步在於，“六四”事件時，當局不僅主觀上有選擇地聽，而且為避免情勢向不可控的方向發展，甚至采取了暴力手段應對之，不僅將槍口對準了手無寸鐵的民眾，而且還出動了極具鎮壓標誌的坦克。但到了香港“占中”，雖然聚焦人數一路飆升，持續時間也跌破預期，但是當局已經不再以簡單粗暴的手段處理。而且當港府出動防暴警察讓事態進一步走向擴大化後，北京還緊急召開了一場常委會議，督促港府與學生平等對話。問題在於，因受“六四”事件影響，當局長期以來雖然努力實現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徹底轉變，但是“六四”陰霾從未徹底散去，“穩定壓倒一切”的思維模式一直延續至今。以至於每每有民眾走上街頭，無論訴求幾何，當局都會將神經提高至少八度甚至十度，過當防衛導致事態擴大化的案例比比皆是。
當同樣的街頭運動發生在頭號發達國家的美國，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因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免於起訴引發的抗議浪潮蔓延至全美170多個城市，密蘇裏州政府甚至不得不向嚴重騷亂的弗格森鎮增派1，500名國民警衛軍人員，美國總統奧巴馬於當晚發表緊急電視講話，表示理解部分民眾“深感失望甚至憤怒”的心情，但是也呼籲民眾尊重大陪審團的決定，不要以暴力手段表達訴求。雖然此次街頭運動的騷亂程度已經達到沸點，但是不得不說，從街頭運動一路走來的美國，並沒有表現得過於緊張兮兮。這種正常心態應對之的態度，至少部分的說明，美國官方從一開始就篤定，這種街頭運動隻是民眾表達不滿和合理訴求的渠道和方式，並不會上升到政治鬥爭的層麵。
拋開時下被街頭運動攪動神經的中美兩個世界巨頭，放在更大範圍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層麵來看，街頭運動作為一種“直接民主”最簡單的實現手段，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表現出很大的差異性。對美歐發達國家而言，19世紀也曾有過非常激烈的街頭運動乃至革命。但是經過量變的積累，現在已然發生了“質變”。一方麵，街頭運動已經不對國家政治運行具有破壞力，它們帶來的麻煩往往是社會治理層麵甚至是治安層麵的；另一方麵，國家對街頭運動已經有了足夠的抗壓能力。民眾雖然走上了街頭，但是訴求不過是停留“如何優化”的層麵，斷然不會升格為推翻現有政權和政治製度。比如2011年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浪潮蔓延至波士頓、舊金山、西雅圖等近百個城市，成為席卷全美的社會運動，卻並未對美國製度本身造成致命的影響。甚至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美國街頭運動正是西方民主的一麵反光鏡。再如英國前不久的“占領民主”運動，即便是抗議政府的腐敗和失效的選舉製度，但是在警方的強製介入後也悄然退潮。
比照而言，街頭運動對於發展中國家的衝擊卻要劇烈得多。同樣是街頭運動風起雲湧的2011年，突尼斯小販因走投無路而自焚，引發“茉莉花”政治動蕩，執政23年的總統本·阿裏流亡。緊隨其後發生的埃及抗議示威活動，最終也發展成為推翻總統穆巴拉克的革命，鬥爭的矛頭也很快轉向臨時軍政府。對中國這樣一個改變世界權力結構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六四”事件留下的教訓無遠弗屆。要知道，這場可以稱之為“政治轉折點”的事件，原本隻是一場悼念活動，最終卻演變為要求對抗通貨膨脹、求職困難以及解決中共高層腐敗甚至還包括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抗議示威活動，對中共執政思路的影響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值得慶幸的是，不斷追求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中共執政層，在麵對街頭運動時的處理手法已經不同於往日。如果說，“六四”事件暴露出了中國與真正大國之間的差距，那麽“占中”則無疑讓中國更接近於這一目標。從香港“占中”運動失控甫一開始，為了更好地“聽”，北京便盡可能置身事外，給予香港政府充足的空間和自由去處理內部事務，化解危機。當港府處理手法失當後，北京也並未聽取軍方鷹派鼓噪，盲目以武力過境鎮壓，而是選擇在北京秘密召開常委會議來商討應對事宜。事態漸次走向平緩後，北京一邊借助主流媒體站穩輿論高地，一邊增補各條戰線加緊收風。諸如類似的做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盲目躁動可能引發的政治混亂和社會失控。
隨著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崛起不斷改寫世界經濟、政治版圖，中國作為其中不可或缺的牽頭者，在麵對街頭運動時更加自信和接近現代國家的做派，顯然在向真正的世界大國方向邁了一大步。十八屆三中全會上，中國第五代領導集體將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作為一大目標予以確立，且11月份召開的四中全會罕見鎖定依法治國的主題，更加說明了中國不僅意欲單純以經濟成就贏得世界尊重。對於在應對街頭運動方麵已經發展到相對“高級階段”的美國而言，雖然麵對遊行示威時的自信表現是其抗壓能力的直接外溢，但是具體到個案，確也暴露出了諸多社會頑疾和弊病，比如司法是否做到了在人人麵前公正、種族主義為何久治不愈，選舉製下的西式民主是否已經走到了盡頭。諸如此類的頑疾，是街頭運動一再集中暴露的問題，也是發達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繞不開的問題。套用英國作家奧威爾在《1984》中的說法，“誰控製過去誰就控製未來，誰控製現在誰就控製過去”。同樣地邏輯，關乎國家政權穩定和社會治理的街頭運動，中美兩個世界巨頭，誰控製了街頭運動，誰就在一定程度上控製了未來。而且這裏所說的“未來”，絕不僅僅局限於一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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