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同南開中學的師生們談心

溫家寶

（2011年10月25日）

同學們、老師們：

屈指算來，我闊別南開中學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師生，這還是第一次。我願借此機會同大家談談心。

我1942年農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興埠一個書香門第。我爺爺在村子裏辦學校，曾祖父是農民。再往以前，我家都是農民。我們家是從什麽地方來到天津的，至今也沒有人能說清楚。據說是從山西來投奔這裏的溫氏家族的。因為家裏窮、沒有地位，溫氏家譜始終沒有把我們家列入其中。

爺爺辦的鄉村小學，是衝破地主豪紳的阻力，第一個招收女生的學校。我記得，他常年為兩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師，一件是為學校籌款。就是這樣一所小學，很多教師都是大學畢業生，有的解放後當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開一個小藥店謀生，家裏還種著幾畝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時，我坐在板車上玉米堆裏從地裏回家的情景至今曆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華北大掃蕩和實行“三光”政策的時期。媽媽對我講的一件事，至今記憶猶新：日本侵略者將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機關槍，用刺刀殺死無辜的平民。當時，媽媽把我緊緊摟在懷裏。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腦海裏。

天津解放前夕，國民黨軍隊為“堅壁清野”放火燒了宜興埠。我的家連同爺爺辦的學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藥店，全部化為灰燼。我們家逃難到天津城裏，住在救濟院。外婆在逃難中生了病，沒過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愛我的人。孩提時代，她抱著我，我常常揪她的頭發，她一點兒也不生氣。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個不眠之夜。解放軍包圍了駐紮在救濟院裏的國民黨軍隊，當晚進行了激戰，手榴彈扔進了院子裏，家裏人都害怕地躲在床鋪下，我卻一點兒也沒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戰爭和苦難中度過的，窮困、動蕩、饑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靈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我深知，這不是我們一個家庭的苦難，也不是我出生的那個年代的苦難，中華民族的曆史就是一部苦難史。我逐漸認識到一個道理：中華民族災難深重極了，唯有科學、求實、民主、奮鬥，才能拯救中國。“如將不盡，與古為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隻有推翻封建專製和官僚買辦的統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隻有不斷革新，中國才能進步。

在我上小學、中學期間，家境十分貧寒。父母和我們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間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裏，每月的房租相當於一袋麵粉錢，那時父親月工資最低時隻有37元。我患過一次白喉，父親把僅有的一塊手表賣掉，買藥給我打針。此後他多年沒有戴過手表。因為經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艱辛，我從小就富有同情心，這尤其表現為對普通百姓特別是窮人的同情，對不公道事情的憎惡。一種樸素的平等觀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應平等相處。

我的中學是在南開上的。 從12歲到18歲是一個人成長的關鍵時期。因此，南開六年的學習生活，對我人生觀的形成有著重要影響，也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南開中學是一所曆史悠久的學校，她的建立、成長和發展始終同國家的興衰和民族的命運聯係在一起。無論是戰爭年代，還是建設時期，她都為國家輸送了大批人才，這就是南開的道路。我在這所學校裏學習，首先懂得的就是一個人必須有遠大的理想，有崇高的誌向。從小就應該立誌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和人民。我努力學習知識，堅持鍛煉身體，刻苦自勵，從學習和生活的點點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為一個對國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開的校訓是“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八個字就是南開的靈魂，它提倡的是為公、進步、創新和改革。我上中學時就願意獨立思考，渴望發現問題，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記得，那時除了學習課本知識以外，我還廣泛閱讀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書籍。南開永葆青春，這就是南開精神。在求學期間，我和同學們總是朝氣蓬勃，不怕困難，勇往直前。除了學習以外，我還喜歡參加各種課外活動。我不僅愛讀書，還是體育愛好者。南開永遠年輕，她的學生也都充滿活力。我們要堅持走南開的道路，崇尚南開的風格，發揚南開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學以後，我家裏人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爺爺在1960年因腦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進醫院的。現在他教過書的學校還留著他的檔案，裏麵裝了一篇篇的“檢查”，小楷字寫得工工整整，字裏行間流露出對人民教育事業的忠誠。父親也在1960年因被審查所謂的“曆史問題”，不能教書，被送到郊外一個農場養豬，後來到圖書館工作。我考上大學向他告別就是在離城很遠的養豬場。父親告假回家幫我收拾行李。他是個老實人，一輩子勤勤懇懇。今年他過世了，可謂“生得安分，走得安詳”。盡管家裏出現這樣一些情況，我仍然追求進步。我是個善於思考的人，我總是把書本裏學到的東西同現實加以比較，立誌為改造社會而獻身。

因為父親喜歡自然地理，我從小就對地球科學產生了興趣。在北京地質學院，我在地質係就讀5年。大學期間，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又考取了研究生，專攻大地構造。回憶在地質學院近8年的學習和生活，我曾概括為三句話：母校給了我地質學知識，母校給了我克服困難的勇氣，母校給了我接觸群眾的機會。那段時期同樣是難忘的。

參加工作以後，我有14年時間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極其艱苦的祁連山區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區工作。這期間，我一邊工作一邊接觸基層群眾，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穡的艱難。我來自人民，我也有苦難的童年，我同情每一個窮人，願為他們的幸福獻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後，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我用整整10年時間，深入農村、廠礦、科研院所調研。在農村，我白天坐在農民家的炕頭上了解情況，晚上開座談會。我住過鄉裏、住過糧庫，經常在一個縣一呆就是一個星期。我幾乎走遍了中國科學院的研究所，同科學家交朋友、談心。我認為，一個領導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決定政權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壞的標準隻有一條，就是群眾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我之所以經常講窮人的經濟學、窮人的政治學和窮人的教育學，就是想讓人們懂得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窮人占多數。一個政府、一個社會應該更多地關愛窮人，窮人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在中國，不懂得窮人，不懂得農民和城市貧困階層，也就不會懂得窮人的經濟學，更不可能樹立窮人的教育觀。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競爭和發展的機會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於財富或其他特權的平等。

一個政府如果忽視民眾和民生，就是忽視了根本。而公平和正義是社會的頂梁柱，失去了它，社會這個大廈就會倒塌。“國之命，在人心”，說的就是人心向背決定社會的發展和政權的存亡。政府是窮人最後的希望，民眾的貧窮是政府最痛心的事。隻有把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為本”的含義。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這是有目共睹的，必須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城鄉差距、地區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還存在幹部脫離群眾，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甚至以權謀私和貪汙腐敗的現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會矛盾比較突出，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做好經濟發展、社會公正、民主法治和幹部廉潔這幾件大事。這都是人心所向，無論哪個方麵出了問題，都會影響到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寧。而要做到這一切，必須在黨的領導下，推進改革開放，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我擔任總理已近9年了。這段時期，我們國家遇到許多災害和困難。從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災害，各種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幾乎沒有中斷過。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已持續4年之久，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人民沒有畏懼，沒有退縮，總是滿懷信心、堅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我十分清楚，實現現代化目標，任務還十分艱巨，需要許多代人的長期艱苦奮鬥。這一曆史任務必將落在你們青年人肩上。未來是屬於青年的。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但願青年朋友們以青春之人生，創造青春之中國、青春之社會，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講到這裏，我又想起了南開，中國沒有南開不行，南開不與時俱進不行。這句話的意思是，中國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領、勇於獻身的青年，這是中國命脈之所在。張伯苓先生自創辦南開之日起，就善於借鑒世界優秀文明成果，緊密結合中國國情，堅持自主辦學，重視教育改革和創新，提倡個性教育和多樣化教育，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養全麵發展的人才。57年前，當我坐在這座禮堂裏第一次參加開學典禮的時候，楊堅白校長和楊誌行校長穿著一樣的米色中山裝，並肩站在講台上，用他們特有的氣質給大家講話，告訴我們做人的道理，這一幕我至今難以忘懷。南開之所以湧現出一大批誌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為她有自己的靈魂。人是要有靈魂的，學校也要有靈魂。讓我們牢記“允公允能、日新月異”的校訓，共同努力把南開辦得更好，使“巍巍我南開精神”發揚光大，代代相傳。

南開培養了我，南開是我心裏的一塊聖地，我是愛南開的。過去如此，現在依舊，而且愈發強烈。南開精神像一盞明燈，始終照亮著每一個南開人前進的道路。我願同師生們一起奮鬥，做一個無愧於南開的南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