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雜談

原創或轉帖，天下大事、國家大事、社會百態、個人小事，以供賞閱，以文會友。
個人資料
樂倫
樂倫
給我悄悄話
  • 博客訪問：
正文

中國改善民生和社會政策的背景、思路與對策的戰略分析

(2010-03-16 15:17:17) 下一個

送交者: 白朗 於 October 04, 2007 00:29:42:[新觀察/xgc2000.org]http://69.65.19.160/~nodomain/xgc/07/10/54980.html
居廉

（一）中國的國內發展背景和問題分析

中國改革30年來，經濟增長有了量的飛躍。人均GDP實現了預期目標，當然還相當不協調。改革前提出的要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工業、農業、科技和國防現代化，也沒有完全實現。四個現代化，比較好的是國防現代化，這有蘇聯解體技術外流的背景，毋庸細數。人均GDP翻了兩番半，但是能源資源消耗量卻戲劇性的增加了將近50倍。這個發展無論如何是沒辦法持續的，簡單來說，發展成了消耗型經濟的增殖。在資源能源大量消耗之後，嚴重汙染了環境，造成空氣汙染、水體惡化和許多生物資源的滅絕和枯竭。農業方麵也沒有跟大生產相適應的技術網絡的建立和應用，水利設施沒有得到有效的維護和改善。最大的進步是雜交糧生產的推廣，這個成果始於改革之前，在城鎮化耕地大量減少之後，這是唯一穩定農業生產的法寶。城鎮化大量人為的產生了城鎮化人口，城鎮市場主要是零售業，缺少新的就業渠道，新城鎮居民的貧困與日俱增。城鎮的高房價不僅成了推動城鎮化的最大動力，也正是它使城鎮新人口的貧困加劇，並妨礙需要合理成本的新產業的發展，根本的就業成為難題。科技迄今沒有自主的創新體係，新技術多半以跨國公司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相結合的方式衍生出現，所謂大進大出的產業貿易政策，實際上雖然順差在我，但是利潤在人。科學實驗的樣品和設備百分之九十以上依賴進口，技術含量高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會依靠也不會相信自己的技術。在國際賄賂頭寸激勵下，在國際競價、招標、接軌和合作等華麗口號包裝下，無休止的高成本技術引進成了建設的不二法門。舉一個例子來說，京滬線跑的高速列車是法國進口的，一節車廂就是 2000多萬，體現代價的票價就漲到了500元。以種種理由冷凍了花大力氣自己搞的高鐵技術，京滬高鐵破土動工就在這樣的中外接軌背景之下。沒有自主的技術體係，肥水盡流外人田，中國的發展到底為誰創造利潤，為誰增進就業？最後還由外國人來維護更新技術設備，成本是無底洞。當然，代價最後會散播成國民負擔。經濟雖然要交流開放，但是更要自我循環。像行雲布雨一樣，有樹木森林，才能蒸潤和諧；赤裸裸開放了，成了沙漠，還有什麽生命可言？既然發展不能依靠自己的文明體係，成果也沒有理由給國民享用。所以，有如這樣的發展簡直就是頭上安頭的門麵工程。拿廉價的勞動力跟高技術做交易，廉價勞動力的負荷越馱越重，沒有光明，看不到希望，其實不必發展了。為了消受代價，於是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搞城鎮化，就經營土地，造就了世界上的高房價；搞產業的國際化，就整並企業，大量的下崗失業，城市人口大量的推向社會推向零售業，美其名為服務業的大發展。2005、6年的統計資料證實：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已和就業鮮有正相關的特點。

這樣發展沒有市場經濟的實質，實質還是間接的官辦經濟加上買辦經濟。精英階層義徹雲天的高喊市場經濟，其實民生的基本麵則放手不管。這個發展，沒有保持國民利益等比例的增長。盡管這個發展以國內生產總值為綱，但利潤大部與外人，跟國民經濟增長的要求不相應，與民生提高的呼聲難以協調。中國現代發展扮演物質支撐角色的技術製高點在哪裏？陟太嶽之巔，方可攬天下之原。跟過去建成國防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不一樣，現在還沒有構建國民技術體係。在跨國公司的分化下，加上絕對超前的生產關係變革改製，破壞了生產力發展的自然秩序。按照生產要素分配的綱領，使“以按勞分配為主”成了一句空話。 有組織的公有經濟基本化整為零，三年脫困，一夜改製，下崗人員大量進入社會。地方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危機，抓發展則主要轉變成經營土地和房地產。現代的市場經濟，是貼近市民用來解決基本的民生問題和提升民生質量的。設使它沒有公正的基礎，沒有民生的海納，也沒有樸素市場民主的包容，它就是原始的資本經濟而已。過多的資本湧進來之後，如果沒有良知，沒有變革的遠見，現行的製度就有可能淪為資本的打手。這是不得不引起國人深思的。

中國如今有著十分明顯的貧富兩極化特點，城鄉和區域的差別經打破計劃發展的模式後在無序中擴大，宏觀調控的能力隨著兩極分化的惡性發展而減弱。兩個社會層次的經濟活動缺乏有效的匯集和交流，但是資本市場的惡性發展，在經濟泡沫主導下，中產階層的有限資產通過房市股市被蒸發，城鎮農民則通過被剝奪土地經營權而流民化，和不平衡發展造成生活和生產成本急劇升高必然帶來通貨膨脹的蔓延。經濟泡沫多半源於一個缺少分享精神的經濟政策。誠然，在農村隱性失業嚴重和勞動力富餘的情況下，上屆政府實行財政投資主義的政策，頗有建設基礎設施和增加就業的雙重優點。但是投資的重點並非農村發展的基礎農田水利設施，也非現代化農業生產的要素如種子、化肥以及農藥等的技術要素；而是橫貫四處的高速公路和城市的大拆大建。從1988年中國僅有18.5公裏的滬嘉高速公路，到現在已有3萬多公裏，僅次美國，地廣人稀的北美交通模式移植到了地少人綢的中國。投資成本高速公路有投資成本高、運費貴、占地多等問題，為了回收投資成本最後成了收費主義，通而不達，增加的運輸成本抬高了生產成本。下一輪的高速鐵路建設，不光步其覆轍，還要高成本大量引進高速列車。城市房價扶搖直上，失其本性，成了一部分富有階層和國際金融集團投機無成本持有的法寶。比如上海內環以內的房價在2萬每平米以上，高者到4、5萬，浦東最貴的公寓房竟高達13萬每平米。折射到醫療和教育領域，以大量增加收費彌補社會生活成本和生產成本的飆升。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於忽視成本和效益的投資主義的直接效益就在於資產價格本身，客觀上，人為造就的泡沫成了最好的回報， 這是政治失衡前提下邊際效益最大化的自然結果。最後，泡沫的承擔者是普通民眾，所以隻要有泡沫就會有通貨膨脹，從主觀上講，這是很不好的。問題在於持有大量資產是無需成本的，因此快速增殖的大量遊資事實上遊離於有控製的金融體係之外。政府把管理國有資產的一攬子做法延續到管理私有財產上，不征資產稅，不征遺產稅，沒有釜底抽薪，這是投機泡沫得以長久存在的原因。投機若火，蒸發的最後都是大眾的血汗錢。政府的調控不到位，一切有助於民生的政策都無從談起。但是政府會有相對比較好的辦法糾正，代價可以比較的低，當然比較好的解決需要良好的外部條件，這是切待觀察的事情。

缺少社會政策的協同，經濟政策必然會走上極端的經濟主義。極端的經濟主義客觀上極有可能縱容掠奪經濟的傾向，不僅會造成了社會的對立，也會導致了文化、生態和人口資源的破壞和衰竭。文化的破壞主要是無序和急劇的城市化和城鎮化中傳統的消失和人文與古建築的破壞。如果照中國做法，古羅馬遺址必定在消滅之列。在新農村規劃上，缺乏與自然和諧的思路，也沒有節約用地的理念。為什麽？因為經營土地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財源。同時，文化遺址和老村落的自然和諧在破落之後蕩然無存。舊的房、路、橋以及精神文化設施輕易拆毀，新的磚瓦水泥隨處可見。缺少規劃的新建築囿於知識和利益的局限而顯得淩亂不堪。古人的智慧和勞動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保存，哪裏還有文化和曆史縱深感？對傳統文化、價值不從文物等信物上給以感性的認識，曆史知識無從身邊獲得，物質僅是庸俗的物質，對稍稍放大的視野就形同擺設的曆史垃圾。否定曆史的積澱，同樣會快速的給曆史淹沒。近十餘年，大興土木，城鎮麵貌煥然一新。急速的擴建帶來了新建築很低的平均使用壽命，幾十年之後，必定同樣的大敗大興，可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這樣的衝擊將給社會帶來無法消除的麻煩。極端的經濟主義來自庸俗的物質主義，忽視人的情感因素，造成讓後人感受的時代性痛苦也是無可避免的。生態破壞的危害，可見於最近太湖水體的變臭以至不能飲用。三峽水壩的完成也阻斷了中國東西特有的呼吸交流模式，缺少足夠的泥沙，長江口的大部土地必將如錢塘江口一樣陸沉。東北黑土地加快消逝的速度和北方年甚一年的沙塵暴都給不顧一切的經濟活動敲響了警鍾。

說到人口的衰竭，中國的主流必定以為是笑話。但是隻要稍稍的分析，就可知這先入為見的輕忽和三十年如一日的一胎化計劃生育隱藏了多麽可怕的危機。中國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100萬以上，有據可查的年數據如：自殺人數一年是28.7萬，交通事故10萬，20萬死於藥物不良反應，工傷事故13萬，死於結核病也是 13萬，中國缺少勞動保障而過勞死的每年60多萬人。中國職業病患者2億，9成是民工。每年工傷事故70多萬起。中國性工作者人數官方數字為600萬左右，以一個性工作者10從業期來計算，每年進入賣身行業的人數是60萬。艾滋病毒攜帶者2010年要突破1000萬，不加控製的話這個數字會以幾何級數增加，如果以每年20%的增長率估算，目前是600萬左右，每年新增的感染者超過100萬。有男女比例失調多出4000萬，用進行計劃生育的30年的時間跨度去除，每年是133萬。總之，非正常死亡人數每年大約150萬左右，被淘汰出人口繁衍循環的人口每年是大約300萬，總體是450萬（此處假定性工作者是能不生育的）。 隨著工業化的鋪開，環境汙染深入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村地區，農村罹患癌症的人口數量劇增。 農村地區人口的平均壽命將隨著下降，這無疑是在增加中國人口的死亡率，因為農村人口占中國人口的至少70%。目前每年出生1200萬左右，正常死亡 1000萬左右，加上非正常人口流失的450萬，中國目前已處於人口負增長期。考慮老齡化和農村地區的實際，中國人口資源的衰竭是顯而易見的，並非是危言聳聽，隻要以實際情況說明問題就可以得出合乎實際的看法。450萬相對1200萬的出生率是很大的波動，如果世界保持世代交替正常的生育率是2.1，而中國就需要2.8左右 才能維持正常的世代交替。事實上，目前中國隻有1.2-1.3的生育率。中國計生委將每年出生人口多計算50%左右，從而將客觀調查的1.2-1.3的生育率修正成1.8中國2005年底實際人口隻有12.5億左右，而沒有國家統計局宣稱的13.07億。

隨著世界和中國的技術進步，隨著糧食產量的倍增，在和平環境裏，中國人口出現了難以置信的減少。而為了繼續推行一胎化的政策，就得推出資料維持中國人口大量增長的假設。沒有正常的世代交替，社會的痛苦不會少於戰爭和瘟疫，後者對個體的死亡隻有片刻的痛苦即告解脫，可是前者延續的時間對個體所聯係的社會關係來說則是極其漫長的，這種痛苦在幾代人的贍養和生老病死中延續幾十年。當發展政策同時導致了社會兩極化和人口減少，就沒有理由人為減少國家人口規模的正當性。追求幸福是人類的共性，減輕人類個體經曆的痛苦也是任何人類集體包括政府的目標。當經濟政策同時將導致兩極化和人口減少這樣兩個令社會主體深為痛苦的後果，必須要深切的檢視社會政策的嚴重滯後，唯有如此，才能使經濟發展和民生進步能夠協調同步。

（二）金融資本的國際和國內運動分析

先進技術的發展，帶來了更嚴重的南北問題和環境汙染問題。從均衡的農業社會經過工業化和信息技術革命之後，南北差距以驚人的速度擴大，例如，1960年富國與窮國個人收人差距為31：1，目前為74：1。新技術革命促進的一次次商業全球化，使資源能源消耗和財富集中的速度越來越快。另一方麵，在美蘇爭霸的平衡被打破之後，局部戰略利益衝突對全球格局的影響更加深刻。在911恐怖襲擊之後，這種輻射性的影響進一步加劇。發達國家先進的物質技術控製了世界物質和利益的流動，強權的主流漠視弱者，怨聲蝟集卻閑於感應。沒有精神上的悲憫，缺少文化上的包容，政治和文化衝突在所難免。在不對稱的衝突和恐怖背景下，雖然和平還是主流，但是資本需要長期相對安全的環境。這樣一來，以和為貴的中國成了跨國資本安全投資的樂土，但隨之不幸也成了投機的天堂。內外的金元遊資正在掀攪滔天巨浪，有不得控弦決不罷手之勢。加上美國推行弱勢美元政策和中國的經濟過熱，中國好不容易超額儲備的美元資產在經濟泡沫的控製中極有可能隨風而去。

過去10年，美元貨幣印刷總量超過過去四十年印刷總量，全球官方儲備增長更是達到了驚人的2倍之多。弱勢美元政策在石油價格飆升後體現的十分明顯，現在每桶原油價格接近85美元，是2003年價格的近3倍。所以，推高國際資源能源價格，必然對高外匯儲備國家的經濟金融造成直接的打壓。這是美國遭受911恐怖襲擊和隨後的伊拉克戰爭造成國際資金外流局麵後的補救政策，利用大量印刷的弱勢美元試圖仍然控製國際的資源能源。

中國進出口貿易在入世之後以每年35%的速度遞增；外匯儲備2000年是1656億美元，從2003年後每年以2000多億美元的速度遞增，目前已達14000億美元。進出口貿易的高速度遞增是以國內市場的不景氣為代價的。中國國內市場特別是廣大農村市場的遲滯，已經蘊藏了非常深刻的社會矛盾。一方麵地方財政缺乏足夠的稅收支持，另一方麵，民眾遭受通脹的盤剝，後果是很嚴重的。例如，廣西多鎮因計生收費而使大量民眾匿居深山，導致了暴動。因為通貨膨脹，食堂飯菜漲價，大學生出現集體抗議事件。在高通脹到來之後，農民、下崗失業人員超出忍受能力，社會動蕩因素劇增。另一方麵國際熱錢的持續湧進，使外匯儲備急劇增加。這些熱錢加上國有銀行被核銷的20000億人民幣債務和大量流失的國有資產，進入流通領域，形成體製外大流通，嚴重破壞了經濟金融秩序，是目前難以遏止的流動性過剩的根源。它們造成了不動產和虛擬資產價格的飆升，輸出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使得國內資產市場的投機活動風起雲湧，目前股市比一年多前的最低位翻升5倍多，滬市最高到達5500點。滬深股市的總市值從05年末的3.2萬億到了近日超過25萬億，虛擬資產增加將近8倍，泡沫化的特征非常顯著。

中國的對外金融方麵，主要是投資美國國債。美國財政部公布了6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數量為4051億美元，占美國可流通國債的10%，中國成了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人。此前，中國在4月和5月分別減持58億美元和66億美元美國國債。中國的境外消費主要表現在公費出國考察和資產外逃，據測算，每年的公費考察開支是 3000億人民幣左右。資產外逃的測算比較困難，這裏引用一些過去的公開數據，2000年480億美元，1999年238億，1998年386 億，1997年365億。近幾年的情況不得而知，監管機製沒有明顯的進步，目前的出逃數額恐怕不會少。外逃資產本屬國有，從道義上說是全民資產，國民共享的。流進來的熱錢則是博取暴利的，相當於是盤剝國民財產的，它的最直接的效果就是吸取暴利之後，引起並且放大通貨膨脹。所以，因為監管不力，普通國民財富是受了雙重剝奪的。加上每年3000億的公款吃喝，3000億的公車費用，1000億的辦公用品，攤在國民頭上的費用竟超過1/3以上的全國財政收入，這一部分還是不計大量熱錢投機博取的暴利的。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國民收入的提高和社會保障的增加還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中國發展到目前這樣一個狀態是很不容易的，決不能讓發展轉變成對國民財富的掠奪。把發展的優勢化為國民的利益，才能鞏固發展的成果，這是要借鑒曆史上快速發展成現代國家的發展經驗的。


（三）發達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轉折戰略

19世紀，德國晚於英國開始了工業化進程。隨著紡織工業，鋼鐵，機械工業等重工業的發展，在20世紀初期與美國並駕齊驅，並且超過了英國。然而，在急速的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與工業化伴隨著的是貧富差距的擴大。其中之一的特征就是新貧民階層的出現，他們是從農村出來的農業勞動者或者是失業的零散的手工業者，生活非常貧窮，相當於當今中國的民工。他們開始住在都市的周圍，從事著土木建築或是工廠的低工資勞動，失去了傳統的保障生活的方式。隨著農村到城市、東部到西部的大規模人口轉移，他們成了以前的社會從來沒有過的叫做貧民的一個新的階層。這個階層的數量在19世紀上半葉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而上升，他們既為市民所厭棄，又可能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馬克思稱其為大眾的貧困化，這與中國的當今的形勢是何其的相似。但是德國采取的不是政府經營土地和股市的做法，更不是把貧民驅離城市的做法（例如，深圳政府在 2004年在幾個月之內就驅離至少100萬的城市貧民），德國是在世界上最早建立了社會保障體係。

基於國家擔負著促進全體福利、共同利益的任務這樣一種想法的基礎上，德國社會政策學會於1872年成立了，其綱領為“以財富的公平分配和在此基礎上調整社會的對立為目標”。俾斯麥執政期間，1883年德國頒布了《醫療保險法》，1884年頒布了《事故保險法》，1889年又出台了《傷殘保險和養老保險法》。俾斯麥最初開始的社會福利法，達成了給方興未艾的工人運動降溫的政治目的，維護了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最終導致了持久的和有支持力的社會福利製度，為現代工業國家的社會福利保障製度奠定了基礎。1911年德國上述各項保險一並歸入帝國保險法，並開始為死難者家屬發放孤寡撫恤金，傷殘與老年保險的範圍也擴大到全體職員。1927 年又產生了失業保險，1938年手工業者被接納入法定的社會福利保險體係之內，1957年又建立了農民的法定老年補助。這些法律的實施在緩和了德國的社會矛盾，為德國經濟發展營造了穩定的社會環境，使工農業增長速度很快超過了英、法，成為新的世界列強之一。此後，各保險法又經曆了數次改革，得到了不斷完善。1994年聯邦德國又頒布了護理保險法，並於1995年1月1日生效。至此，建立了今日德國較為完善的社會福利保障體係。而這一體係的建立也正是德國作為民主的、社會福利的聯邦製國家的要求。今天，德國的社會福利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已占到30%以上，其中政府、個人和企業負擔各占三分之一左右。

俾斯麥的國家主義政策和福利政策使德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德國成了一戰和二戰的主要國家。即使在一戰期間搶奪海外市場和殖民地失敗之後，依靠積極、公正和平等的國內社會政策，開拓和發展國內市場，很快又在國際上獨占魁首。特別是平穩的社會政策，帶來了科技的繁榮，德國在二戰前諾貝爾獎得主占26%，是世界最多的。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在神道軍國思想的主導之下，快速展開了工業化，在20世紀初著力發展重工業，對外推行軍國主義擴張政策，給東亞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深切的苦難。但是對內則實行經濟和民生兼顧的發展戰略，改革教育，發展科技，學習西方的社會政策。深受德國影響，日本於1897年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但是日本並沒有建立與德國類似的社會保障體係，而是主要為富國強兵的軍國戰略服務，鼓勵普通民眾增加儲蓄，政府沒有采取直接扶持貧困家庭的做法，而是出台了很多促進和幫助人們進行自助的政策，比如提高入學率，推行基礎設施建設降低失業等。所以日本的社會政策是非常不完善的，正是這種不完善產生的貧民化加速了軍國的膨脹和對外的擴張。二戰之後，美國主導的民主改革，其內容之一就是土改，廢除土地封建製，賦予貧雇農以獨立的經濟地位，從根本上消除因貧困而應征的軍國兵源，另外就是鼓勵成立工會。所以具有現代意義的社會政策的確立是在二戰之後，到1960年代，基本上推廣了社會保險和養老金，但是依然秉承其曆史特點是不完備的。在1985年廣場協議之後，出口受阻，1986 “前川報告”提出了擴大內需的調整戰略。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起了資產價格泡沫，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股票市場和土地市場泡沫破滅，經濟衰退，消費不旺。為刺激消費，日本政府采取了先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1992年宮澤喜一內閣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首次實施額外的10萬億日元規模的經濟預算，通過發行國債，用於調控社會分配。迄今小泉內閣為止，日本政府共實施10次刺激經濟對策，總額近130萬億日元。國家和地方長期積累的債務截止 2000財政年度已高達680萬億日元，占2000年度GDP的130％，而同期美國的國家公債隻占當年GDP的35％。1990年代，政府資金占社會保險製度給付總額的20%—30%，日本政府把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提高老年人群、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也作為重要的措施。1998年，政府曾對低收入家庭提供7000億日元的購物券，這在發達國家中是罕見的。20世紀90年代日本各級財政社會保障支出增長較快，中央財政1990年社會保障支出為11.6萬億日元，2000年上升為16．8萬億日元，10年增加5.2萬億日元，年平均遞增3.8%。

另外一方麵，日本政府大幅度提高科技投入預算，立足長遠的發展。根據1996年製訂的“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日本政府5年內應投入科技資金17萬億日元（約1550億美元），比上一個五年計劃淨增 5.7萬億日元，增幅50.4%，年均增長12.5%。對此，日本政府已盡最大努力，前4年累計投入了13.89萬億日元。從2000年34977億日元的年初預算計劃來看，日本將超額完成5年前確定的17萬億日元的科技投入目標。2001年，日本政府揚言在未來50年內要獲得30個諾貝爾獎。

美國的情況，不必多說。在二戰之後主導世界經濟，美元成了最主要的世界貨幣，世界經濟受美國國內政治影響頗深，有人認為美國對世界經濟的控製力在於它的印鈔機的馬力。無論如何，美國是一個絕對重視消費的國家，政府推行一係列的政策支持，比如美國人均的醫療保險開支一年就是5300美元，2005年占GDP的 16%左右，其中近1/2是政府支出。

（四）改革中國滯後的社會政策

中國在近幾年比較關注農村的發展、低收入者的生活和社會保障等方麵的問題，取得了不少令人鼓舞的成果。但是也如上麵分析的，這部分投入相對社會分配的不公平以及這所帶來的財富蒸發，應該還是非常有限的。舉例來看，最低保障（低保）人均每月不足60元，農村低保覆蓋人口隻有1500萬，這個數字低於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2365萬人，人均每月隻有 20元左右。農業稅費減免年人均獲益不足40元（一年全國農業稅總額隻有300億人民幣）。在教育領域，1998年開始全麵收費之後，大學生國家獎學金的覆蓋率隻有百分之0.5，免費學生的學費不及財政收入的萬分之一。直到2007年秋天起才啟動使1/4大學生和大部中職生受益的500億助學金計劃，整整十年的等待。在醫療保障方麵，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在分配上是非常不公平的；80%的投入在人口占30%的城市，80％左右的資源是為了850萬以幹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在農村地區，將推廣建立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可是，已建立的農村合作醫療，政府的投入年人均不足兩美元，全國一年籌資（包括政府投入）才是區區的100億左右。一切的進步都值得肯定，但是小的利惠難以產生一個應有的局麵和氣象。

社會政策的滯後在目前許多兩難的發展問題是有非常長遠、深刻而且是非常消極的影響。這些兩難問題在普通民眾看來體現為收入沒有增加情況下的高通脹，八月份的通脹率是6.5%。在經濟私有化後，大量的下崗者恐怕是沒有多少門路增加收入。國有企業的利潤增加對普通大眾和整個國民來說，是沒有多少意義的，因為大部分的原就業者被踢出了分配的行列之外，社會負擔反而沉重了。所以，沒有社會保障，民眾因為切肌切膚的後顧之憂，刺激內需實無可能實現。在金融領域，兩難的問題為利息和匯率等問題。為了抑製通脹，提高利息應為必要。可是提高利息，對生產企業來說，意味著生產成本提高了，這樣會抑製國內市場和出口。提高利息，其實對抑製極不正常的房地產市場作用甚微，對幾年來贏得二、三倍暴利的房產商沒有影響，但是反而進一步增加了有自住需求的購房者負擔。在美國進入降息周期以後，提高利息，反而導致國際熱錢進入，形成人民幣占款壓力，流通貨幣總量劇增，加速了通脹。大量熱錢湧進，人民幣必定大幅升值。直接的後果是出口遲滯，造成就業壓力，通貨膨脹的效應將急劇的放大。在經濟發展上，社會政策的滯後不可避免的更加依賴出口市場。但是，人民幣升值仍然有很強的國際壓力。最近，美國前國務卿貝克在中國訪問時就以政客的嫻熟暗示中國人民幣要升值10%。

出口市場麵臨前所未有的抵製之後，啟動龐大的國內市場必將是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舉措。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GDP翻了兩番半。特別是近十五年來，建設麵貌有日新月異的變化，但是一個基本事實是國內的人均收入仍然為發達國家的1/30，沒有實質的提高，而生活生產成本則因社會化程度提高而急劇升高。百姓普遍抱怨所謂的教育、醫療和住房的所謂新三座大山。城鎮化、工業化與大眾的貧困化相伴而來，形成了世界上最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階層的對立嚴重刺激了社會的不穩定。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是沒有祖國的。經濟發展出現這樣嚴重的社會斷裂問題，以經濟手段重新統一國民，不僅是社會主義的終極目標，也是一個正常國家所必須采取的社會政策。戰略性社會政策的推出和實施是經濟發展後勁的來源，是啟動國內市場的根本保證。這一點從德國、日本的曆史發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反之，社會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的脫節，不僅帶來兩難的問題，而且是災難性的難題，這個災難會帶來人口資源的衰竭密切相關。中國政府事實上已施行補救性的社會政策，可是正如上麵分析的，還是蟬翼甘露，溫飽可恃，複興難倚。這一社會政策的典型特征為施惠甚於行仁，不能從實質上改變1/30的問題以根本增加國民整體的富裕程度。當然，近來有改進，比如500億助學金計劃。

先天性的社會保障缺失，因為教育、醫療和住房產業化更加加大了保障缺失的負效應。另一方麵，過熱經濟結果是取富於民，社會兩極化的對立愈為嚴重，通脹無可避免，大眾貧困化的加劇，迫切要求保障體係必須在社會政策中得以確立。 這一政策決不隻是低保和合作醫療，它應該同時涵蓋教育、醫療和農業農村的發展。有了基本的保障，國內市場的啟動才有可能，經濟強勁發展才能持續。給與基本的保障，這才是分享的思想。

事實上，當中國20000億的銀行呆壞賬核銷以後，國民沒有得到補償，連最基本的50%的對衝都沒有。當每年持續不斷的資產外流和財政浪費超過10000億得不到有效遏製，國民也沒有得到補償，連最基本的50%的對衝都沒有。當每年產生的環境汙染損失達到GDP的 7、8%即15000億以上時，健康受到嚴重的侵害，國民同樣沒有得到補償，連最基本的50%的對衝都沒有。持續三十年的發展之後，農民因城鎮化而失地，工人因改製而下崗，國民的整體收入依然是發達國家的1/30，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相當嚴重脫離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軌道。而中國政府相當富有，有1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有將近50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卻因為國際熱錢、房地產泡沫和高昂的虛擬資產價格而進退失據。相比日本政府在90年代發行130萬億日元國債用於實行社會政策，相比其一次發行7000億日元購物券用於支持其社會政策，中國政府顯然還困擾於社會政策的抉擇上。唐朝有個著名的將領因為怕突厥襲擊，竟然兵不卸甲下馬，環結方陣，晝夜相待，結果馬瘦人疲，大敗而歸。手裏揣著辛辛苦苦積賺的錢，今天護持股市，明日狙擊匯市，恐怕漸消漸耗，不久就光了。這種可能性是很大的，股票市場總值已經超過GDP總值，一朝狂瀉，一萬億美元也難護盤啊。如果像日本政府那樣積極，發行公債達GDP的130%，藏富於民，即有通脹，也沒有通脹的壓力，即有資金外逃，也沒有像現在這麽大的損失，民眾即有受到健康的損害，也可以大膽的到醫院救治。誠然，這樣將是最積極有效的宏觀調控，也是對國民負責任的調控。在此之外，調控恐怕多半是政治上的形式訴求，事實上難以達成客觀的效果。

（五）抓住時機實行社會變革的戰略轉折

在中國社會政策嚴重滯後，國內市場無法啟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為繼的時候，如果每個國民家庭或者國民設立一個法定的信用賬戶，中央政府和央行依據國民收入的差距以此作為基礎貨幣的投放渠道，發行國債充實國民賬戶，不光國內市場啟動了，而且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全然沒有了，出口也暢通了，內外通達熙恰。作為第一步，可先試驗最低程度的對衝國民的損失，以觀效果。作為第二步，一個更重要的意義恐怕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體係可望在此基礎上大功告成。中國政府如果選擇此一內外資金充裕的時代，完成這一不世之大業，解放近60年的國民則極有機會真正的步入有尊嚴的發展時代。這個機遇是天時，誰知道難得的資金條件會什麽時候一夜消失呢？正當遊資充裕充滿金融危機的時候，這也是抓住機會矛盾轉化的關鍵時期。國民信用賬戶資金的使用在教育、在醫療、在支農，使用有時又處，這也是積極的宏觀調控。當然，這絕對不是鼓勵惡意的通脹，而是在道義和客觀效果上遏製惡性通脹。同樣，這也沒有損害政府信用，因為中央政府還有平衡的殺手鐧，這就是將地方政府經營土地的策略導向到國民財產管理的稅收政策的改革。所以，充分重視一個外部資金充裕的時代，積極的運用它，利用金飯碗根本解決貧困問題。

社會政策的根本改善，是解決兩難問題的根本途徑，也是改進宏觀調控效果的基礎性方法。關鍵在采取被動的強勢人民幣政策還是主動的弱勢人民幣政策。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隻有後者才把機會留給國民，也隻有後者才能卸外界之壓力，並增國民財富以達社會變革的戰略轉折。

中國深受佛教大乘慈悲度人思想所化，又長熏以天下為公的傳統，以大同社會為終極追求一定是全民的共同理想。最後摘引Hans F. Zacher（馬普研究所的原所長）的話作為結束，他談到和社會政策本質息息相關的國家目標時說：“1，通過對貧困窘迫的援助，保障與群體人際的尊嚴應配的最低生存條件；2，減少財富分配不均和所得的差距，限製人身的依附隸屬關係，追求更高一層的平等；3，麵對人生的沉浮，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4，提高全體的富裕程度”。 深信這同樣是中國的發展終極目標之一。



所有跟貼:
[ 打印 ]
[ 加入書簽 ]
閱讀 () ┆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