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興來每獨往，世事空自知
一
家鄉古宋，處四川盆地南緣到雲貴高原過度地帶。河穀縱橫，地薄人稀。古時候屬夜郎國邊緣地帶，居民多為僰人與苗人。此化外之地，自古以來文化發展緩慢。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內遷，大量文化教育單位湧入四川，促進了周邊很多城鎮的文化發展。如國立西南聯大在距古宋東南40公裏的敘永建了分校。同濟大學和中央研究院遷入距古宋西北100公裏的南溪李莊。這更拉開了古宋與這些近鄰縣份的文化差距。
受經濟和文化發展限製，古宋教育一直很落後。清康熙年間古宋始建和山書院。其後書院在曆史動蕩中沉浮，或隱或現。1930年發展為初級中學。直到1958年古宋才有自己的高中。建校初期師資很薄弱，與周圍縣市那些曆史悠久的高中相比，整體教學水平差距仍然很大。以至於家境殷實的學生，很多棄近就遠，選擇去瀘州或敘永的高中深造。在文革之前，古宋每年隻有寥寥數人能考入大學，而且其中很多人是在外地上的高中。
二
1958年建成高中後，每年都有川內幾所師範學院的大學生分配進來做教師。當時我父親在學校做總務，負責安置新老師。他們新來乍到，都是單身，有時也到我們家串門。我每每好奇於這些人的不同地方口音，和他們的服飾愛好。每次新來的人像石子掉在湖麵，激起小城一陣漣漪，一時的閑言碎語，然後慢慢平靜。
1968年前後，有近二十名大學生分配到二中。因為數量較大，他們激起的不是漣漪，是時空規模都寬闊久遠的波瀾。他們對小城影響，至今仍然可辨痕跡。那時文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多。這批大學生革命過了也被革命過了，畢業前都在各地農場工廠農村和醫院磨煉了一段時間。當時百業俱廢，很多科研單位和大學都關了門。這批大學生中有些不能對口專業分配，也分配到中學。這對於國家和個人都是災難，對古宋二中的師資卻是一次巨大的提升。所畢業的大學記有川師，西師，南師，華東師大、四川大學、成都電訊工程學院、西南農學院等等大學或專科院校。
新來的外地老師大多數安排校內職工宿舍，包括桂花廳。桂花廳由幾個院落組成。裏麵很多花壇，種有鐵樹、胭脂花和其它一些花木。院落中央，是一株參天的桂花樹，樹齡據說超過200年。靜靜的院落，封閉的小城。
我無法探究這些老師當時的心情。經曆過大學校園中變幻莫測的政治風暴，這些大學生依然逃不脫宿命，成了臭老九。他們中間一些人，甚至是從牛田洋農場的台風大浪中死裏逃生。滄桑之變後麵對無可奈何的命運，他們也許會有船停港灣的願望。
三
古宋正是這樣的港灣。當時全城大概就一萬多人，大多數人非親則故。交通落後，去縣城敘永隻有從宜賓路過此地的每天一班車，隻能搭乘幾人。一般幹部去縣城開會，也得步行70多裏。由於文化落後，當地居民對讀書人有特殊的尊重。文革初期抄家一陣風，被當成“四舊”破了的，主要還是些花哨的門樓器物，一般不去碰書籍。
這些操著上海口音，北方口音，以及四川各種方言口音的人就這樣融入了古宋社會。像是天外來客，既讓人驚豔，又多少有些格格不入。他們和我們一樣在菜市場上討價還價，和我們一樣在香水山上東遊西逛。其中有幾位單身老師，在和當地人談戀愛。不管他們多低調，仍然帶給當地年輕人太多新的印象，新的視野，甚至新的時尚。
這些老師人年輕，雖然各有專攻，但都多才多藝。每年區運動會，二中教工隊獎牌總數總是名列前茅。鄧開遠老師的田徑和排球，張德忠老師的籃球，帶動了當地一些年輕人，促進了這些運動水平的提升。嚴徽敬老師是音樂、美術、文學的全才，他在繪畫上傾心培養過幾個學生。其中一位畫國畫的羅朝坤，後來在四川省美展獲獎。嚴徽敬老師和賀莎莉老師參與組織二中各種文藝表演，從作詞編曲編劇編舞各環節上親力親為，在縣裏和地區的匯演中大放異彩。唐林勇老師的揚琴，陳德棠老師的手風琴演奏，在當時都引領了小城的風氣。其他老師各有特長，都對古宋文藝體育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他們培養的學生，薪火相傳，很多成為優秀的老師。幾代人的努力結出碩果。現在二中是四川藝術傳統校，每年有上百人考上藝體本科。
70年之前古宋愛好無線電的隻有幾個小圈子，比如劉鄂一、李培奇和許曉康。後來在二中陳德棠、廖太成幾個老師的影響下，學生中愛好無線電成風，以至於敘永和興文縣城的五金公司無線電櫃台，古宋人成了主要顧客。
小城中讓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嚴徽敬老師和賀莎莉老師，不僅引領了古宋的文藝發展，也影響了年輕人的審美意識。他們伉儷偕行，是古宋當時一道亮麗的風景，潛移默化了很多人感情純潔浪漫的價值取向。
這批人與比他們更年長的教師還有一點明顯區別，是他們都短暫地經曆了從“紅衛兵”到“臭老九”的跌落，看穿了領袖為一己私權的翻雲覆雨。他們不再對權威盲從。這些認識也深深影響了他們的學生。
在當時嚴酷的政治環境中，這些外來大學生在小城的文化荒漠裏建了一片綠洲。這些影響給很多學生心裏樹了一根價值標杆，主動追求健康有益的生活，超越了當時流行的惡俗，這讓年輕人終身受益。
四
好的師資促進了學校教學質量的發展。就像星空中的星座星群一樣，優秀人才往往也是成群出現。雖然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但盛唐氣象並非其它朝代中孤星獨照能夠比擬的。我離開古宋比較早，視野有限，難免個人偏見。在我居住在古宋的期間，就目睹了二中高68級和高75級兩個整體素質高的群體。這種現象的主要因素是政治環境造成的招生標準和教學秩序。
1958年古宋興辦高中以來，由於新老師的加入，二中的教學質量明顯提高。尤其是後來改革了高中招生標準，允許一些成分不好的學生進入高中。十年樹人，幾年的積累最終出現了群星燦爛的高68級。如果不是文革中斷了高考，1968年將使二中再次成為小城眾人矚目的中心。劉鄂一、陳光明、陶宗嶽等等這些年齡比我大十歲的兄長們，從小是我的偶像。
高75級與我同齡，雖然我不在其中，但很多是我是發小玩伴，使我能多年近距離了解他們的八卦。高75級大多數來自初中72級。文革以來學校關門兩年多，初中部1969年重新開始招生，是為初71級。但政策仍然僵化，教師無書可教，學生無書可讀，學工學農是主業。初72級是幸運的年級，因為1971年底開始，教學秩序有一次短暫的小複辟。各科開始正常上課。老師們停業了5年，第一次可以理直氣壯地教學，由此煥發了極大的熱情。部分學生也醒悟了，開始好好讀書。二中時不時舉行年級統考，還把排名靠前的學生名字張貼出來表彰。記得我見過的排名榜上，劉丹總是第一。
古宋民中和二中初72級以及大壩共樂等地的初中匯流為二中高75級。這也是讓二中老師驕傲的一個年級。這些在初中有比較好基礎的學生，讓這些文化革命中畢業的大學生老師第一次感到孺子可教，感到上課不是對牛彈琴。他們閑置在水庫中的知識，多年來第一次有了宣泄的渠道。
我實在說不出更多的具體事例，因為我沒有機會進入高中的課堂。但我能想象我的兄弟姐妹們在文革中短暫的“教育複辟”期間的課堂場景：學生嗷嗷待哺，老師諄諄教導。在精神饑餓的年代，這短暫的哺育，強健了很多人的一生。二中高75級在走向社會之後，普遍得到好評。不管是在什麽崗位，都盡責盡職。1977年恢複高考，古宋上中專和大學分數線的總人數曆史上第一次和縣城敘永平分秋色，而其中高68級和高75級整體成績尤其突出。這是理解我這些兄弟姐妹們為什麽終身敬重這些老師的關鍵。
五
當時古宋人口不過一萬多，二中六七十教職工，七八百學生，可能就是城裏最大的單位了。二中的文化光芒，自然會散射到城裏的每個角落。雖然當時的教育政策曠古地荒唐，不允許家庭有政治或曆史“問題”的學生上高中，老師們仍然堅持“有教無類”的古訓，給社會上很多年輕人各種幫助。
我初中畢業後失學，在社會上做泥瓦工。當時最開心的事情，就是跟隨我在高中的兄弟們，去二中老師家串門。當時誰都沒有電話，串門無需預約。老師就像鄰居，門檻不高，學生走動很隨意。去了之後，也無倒茶搬凳子的客套。好像大家也從沒什麽正事可談，天南海北的亂扯一通。有的朋友多情一些，也給老師談談自己感情上的苦惱。老師也不忌諱出些泡妞的餿主意。就在這些閑聊中，為我開了一扇認識外部世界的窗戶。我第一次聽說愛因斯坦和相對論這些詞，就是在劉秋華老師家裏。
我失學後一直不甘心，但就像深山困獸，有力掙紮，無力解脫。王高遂老師和黃科瓊老師聽說後，專程到我家，鼓勵我學外語，並講了很多外麵世界的情況。在之後一年多時間裏，他們輪流到我家，在我不打工的時候輔導我學習英語。這件事對我的影響，不僅是學英語本身，更是重塑了樂觀上進的人生觀，和拋棄狹隘麵向世界的世界觀。 王老師黃老師信仰基督教，對於我，他們就像天使，在我人生最低落的時候，拯救了我的靈魂。
後來七七年準備高考。數學上我常常得到劉師尹和劉師克老師的指點，唐林勇老師更是經常上門為我答疑。高考中我以初中生的學曆上了本科線。每當親友們說我自學成才時，我總是糾正他們，我不是自學成才。我雖然沒有上過高中，卻有過這麽多高中老師用不同的形式為我授業解惑，還有李偉、王林、楊毅、李宗榮等一幫朋友時常切磋。我是這些老師的私塾弟子，外加另一些老師的私淑弟子。
在古宋，像我這樣受惠於二中老師的校外青年，還有很多很多。
六
“學生”有諸多同義詞，比如門生、弟子、徒弟。“門生”讓人感覺像在結黨營私；“徒弟”又讓人覺得在追隨謀生；而“學生”這個詞理性，僅限於傳道授業解惑。唯有“弟子“最有人情味。師與弟子，不僅有知識傳授和道統傳承，還有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江湖友情。1968年前來古宋的這批大學生出自名校，有些並非師範專業畢業。雖然不一定都有經天緯地的理想，但進大學之初， 恐怕誰也沒有料到鬧了一場革命之後，會放棄專業，千裏萬裏落草投荒，被遣發到邊遠的小城做孩子王。他們有他們的失落和寂寞。他們年齡與學生也就差距十幾歲。在這種心情下，學生對於他們不僅是工作對象，也是生活中可以傾述的朋友。這讓人想到《論語》中的師生關係。在顛沛流離中，有師道也尊嚴不起來，孔子與弟子平等互動，成就了千古一部《論語》。“弟子”這個詞讓人聯想到它的鏡像詞“子弟”。為師者終身如父如兄，正是這種師生關係的寫照。
2017年1月21日，我在成都劉丹的家中，參加了“溫水溪樂隊”成立後首次大聚會。見到了劉丹、王林、楊毅、何大勇、李偉、王亞雄、賀桂林、李朝常，和秦整一大哥以及他們的夫人。最讓人驚喜的是見到了分別近二十年的恩師王高遂和黃科瓊。相見執手，第一句話總是說自己老了，並讚揚對方不顯老。正如杜甫詩所言：“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滄桑之後，誰能不老。但再次相見親熱如初，感動如初。
人生無常，但人生有緣。我們的老師們在失意的階段成就了學生們的一生。而學生的反哺則溫暖了老師們的一生。
2017年3月6日，於加拿大多倫多
注：由於年代久遠，個人記憶難免有誤。如有不準確的地方，請指正。
致謝：插圖為鍾承祥先生所繪古宋二中五十年代校園圖。謝謝“溫水溪樂隊”各位兄弟提供資料和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