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浙贛地下黨冤案 （轉載）--不知諸位讀到過沒有？

如果是真的，真的就太驚心動魄了，同誌理論上應該相互之間有足夠的信任，但現實中敵我雙方都相互滲透，看不清楚的時候恐怕和看清楚了的時候差不多，相互信任的基礎就變得非常的不牢固。，搞地下工作不但要防敵方，還得keep一隻眼防自家人中的對方奸細，馬裏蘭（MD）這個地下工作做起來就夠累了。

也難怪傳聞中老毛那十六字對地下黨安排的方針，軍隊中到不一定需要那麽防自己人啊！

轉載者

1948年秋天，地下黨福建省委組織審查委員會決定，處死127名叛徒。由此在閩浙贛邊區地下黨內部引發了一係列冤案。

01、第二戰線言猶在

1946年，閩浙贛省委書記曾鏡冰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劉少奇代表中央對當地工作做出指示。主要精神就是六個字：鞏固、發展、提高，並且具體指示應該向浙江、江西、皖南方向發展。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福建，而且是為了全國。曾鏡冰從延安回來，途經蘇北，陳毅指示：福建的中心工作要放在閩浙贛邊，依仗武夷山的地理優勢，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11月曾鏡冰回到福建，召開省黨代表會議。會議分析了江西的形勢：江西從1942年大破壞以後就沒有黨的組織，因此做出了恢複江西贛南蘇區的決策，並任命閩浙贛邊區黨委委員黃衣禹為特派員。

1947年5月，黃衣禹到達江西省興國縣，6月到泰和縣。7月，省委通知他回福建開會。在會議期間，他向省委建議，必須同時開展城市工作，希望省委派人到南昌開展工作。經過省委研究，黃衣禹和省委城工部部長莊征商量後決定，調李健到南昌工作。1947年10月，李健到南昌，以江西省郵政管理局小職員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根據兩個多月的調查，李健搞了一個工作方案。認為：南昌是中等城市，產業工人比較少，而手工業者和店員、公教人員、中小學教師比較多，但是他們都非常分散，與我黨長期失去聯係；再加上反動派的殘酷鎮壓，黃色工會的政治欺騙，有政治覺悟的工人很少。因此，打算先在大、中學生中著手建立黨組織，並首先選定當地的最高學府中正大學作為突破口。黃衣禹同意這一意見。按照李健的方案，南昌的地下黨組織順利地發展起來。

由於工作進展十分順利，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南昌已經形成了有幾百人的地下黨組織，名稱就叫中共閩浙贛邊區南昌市城工部。除了在南昌市的大、中專學校裏建立了黨組織以外，還在廣大的農村發展了一大批黨員。此外，還通過私立心遠中學的學生胡康新的關係，聯係到中國民主同盟在江西的領導人廖伯坦、唐敬齋和農工民主黨的負責人廖少儀等，在推動黨的統一戰線工作中壯大了革命的力量。

自從1948年2月起，中共地下黨南昌市城工部陸續向湘贛邊工作委員會機關據點羊嶺山送去黃金40餘兩、銀圓300多塊、短槍20多支，以及革命書刊、生活用品等，占城工部組織籌款總數的80%、籌槍總數的90%，盡到了一個地下黨組織所能夠做到的最大努力。還進行了一係列的策反活動，有力地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正麵攻勢，為順利解放江西、減少破壞和損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李健所領導的中共南昌城工部的成員中，除了大量的大專學生以外，還有一群中學生。這些中學生當時的年齡不過十六七歲（按照黨章規定，入黨年齡應該在18歲以上，但是在地下工作環境可以變通）。他們是：一中的羅時烽，二中的熊國模，私立心遠中學的鍾純民、胡顯中。這四個人是由《中國新報》國際版編輯張自旗（詩人，筆名陳夜）介紹入黨的。後來，胡顯中又奉命在心遠中學發展了熊大楞、陶懋頎、舒元祿、劉振輝共四名黨員，組成一個黨小組，由胡顯中擔任組長。

我們這些中學生年紀雖小，但是誌向卻不小。我們將自己年輕的生命和偉大的共產主義事業聯係在一起，感到無限的幸福和自豪。但是，在我們單純而幼稚的心靈裏，萬萬沒有料到，在曙光即將來臨的時刻，卻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挫折和坎坷。

02、風雲多變冤如海

我們黨的地下組織任務之一便是籌集經費以支援遊擊戰爭。當時的福建省委城工部認為變敵人的資財為革命的資財乃是城市遊擊戰爭的特殊形式。早在1947年7月，國民黨福建海關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紗，總價值大約相當於黃金200兩。城工部通過海關的內線關係，裏應外合冒領出來。這件事被稱為布變。其中一部分布匹臨時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長孟起家裏。孟起家的女傭人無意間將消息泄露了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敵人在孟起家中發現了黨的文件，因而發現了其真實身份，孟起後來在南京雨花台就義。

孟起被捕後，省委城工部部長莊征曾經提出三條營救方案，其一是假自首。由此引起上級組織的懷疑，立即調莊征上山審查。在審查過程中沒有實事求是地認真核實，而是依靠刑訊逼供，認定莊征出賣了孟起，定是內奸，並於9月末處死，這可以說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遠因。

1948年初，發生了阮英平失蹤案。閩浙贛省委常委、軍事部長阮英平帶領一名警衛員化裝成商人，從寧德往福州。在中途遇到國民黨保安團的巡邏隊，二人失散。阮英平自己隱蔽到洋中鄉大窩村村民範起洪家。範的鄰居周玉庫見阮英平的褡褳裏有金銀首飾，就唆使範起洪聯手謀財害命。他們哄騙阮英平說：國民黨兵來了，快隨我們上山躲避。在山上，他們乘阮英平不注意，將其殺害，這是解放後調查的失蹤真相。當時的情況是，警衛員陳書琴尋找三天沒有找到首長，便回到福州，向負責交通聯絡的蘇華和城工部部長李鐵報告。李鐵給他路費命令他回到出事地再找。陳書琴在途中遇到叛徒，被拘禁在旅店。當晚逃脫，回去再找李，李派一位熟悉寧德的同誌再次尋找。同時，閩東地委派出遊擊隊發動老鄉四處尋找均無果而終。

阮英平是閩東紅軍領導人之一，改編為新四軍以後擔任旅政委，1947年被華東局派回福建領導軍事鬥爭。他的失蹤使省委領導感到震驚和懷疑。陳書琴為什麽丟下首長單獨回到福建又說不清首長失蹤的原因和經過？陳書琴被拘禁在旅店，竟然能夠逃脫？為什麽幾次去找李鐵？而派陳書琴給阮英平當警衛員的正是這個李鐵，李鐵當時已經調任省委宣傳部長，為什麽還要關心並且直接處理這件事情？許多的疑點集中在一起，再聯係到前麵所介紹的莊征事件，就認為陳書琴和李鐵都是壞人。曾鏡冰輕率地決定成立審查城工部的委員會，並且立即逮捕李鐵及在省委機關工作的城工部幹部。在審查工作中，大搞逼供信，錯誤地認定城工部已經是被敵人控製的紅旗組織。尤其嚴重的是，省委輕信了在刑訊逼供之下得到的所謂五一節前後殺害各地委領導幹部的假口供，要求各地在五一節以前緊急處理（即殺害）城工部的骨幹。在未經請示黨中央和華東局的情況下，李鐵及城工部的幹部共計127人，一律被當作叛徒、特務處死，由此鑄成了千古奇冤。

事情到此並未結束，案件進一步牽連到江西的地下黨組織。這是因為19471948年福建省委奉中央的命令向江西發展組織。江西的地下黨組織就是在福建省委指示和領導下發展起來的；黃衣禹的贛南特派員身份也是由福建省委委派的。在這危急關頭，黃衣禹表現了一個老革命家的成熟和機敏，他經過深思熟慮以後，作出了一個大膽而穩妥的決定：沒有把江西地下黨的同誌調上山，而是切斷與江西地下黨組織的一切聯係，讓他們獨立作戰，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中來證明自己。但是由於左傾路線的影響，也是由黃衣禹創建和領導的另一個組織湘贛邊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並沒有執行黃衣禹切斷聯係的決定。大概他們認為，江西地下黨組織同樣是被國民黨打進來或拉出去的叛徒組織，因此也必須一網打盡。1948年2月，李健從民革處搞到兩支最好的短槍，再加上大洋300元，派楊尊文、吳誌福、吳植佛三人送到湘贛邊工作委員會所在地的羊嶺山，竟然被當作叛徒而處決。1949年4月初，湘贛邊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派交通員突然來到南昌李健的秘密地址，交給李健一封信，說是要成立軍政委員會，請李健上山，並要他隨身帶黃金50兩。

在這生死關頭，沉著老練的李健考慮了一周，感到疑問很多：按照秘密工作方式，交通人員應該去聯絡點聯絡，約定時間會見，可是湘贛邊工作委員會負責人卻把一個地區負責人的姓名、地址都交給交通員，這種做法很不尋常；我們地下黨的活動經費是向群眾募集而來，一下要求帶黃金50兩，數目巨大令人吃驚，難道他們以為我們有什麽後台或者背景，能夠一下子搞到這麽多的東西？此其一；其二，這個軍政委員會起什麽作用？執行什麽任務？沒有說明白。上山以後還回不回來？南昌地下黨這麽多的人和組織關係交給誰領導？這許多問題都沒有事先商量、研究，就匆匆忙忙要求我隨同他們上山，這引起了李健的警惕。李健當機立斷，立即設法募集了3兩黃金，交給交通員，打發他回去。解放以後，才知道所謂成立軍政委員會純屬子虛烏有，隻是為了誘騙李健上山加害而已。由於李健的警惕性高，才幸免於難，南昌的地下黨組織才得以保存並且整體投入戰鬥，保護地方，配合解放。南昌城工部是福建城工部事件以後，唯一完整地幸存下來的地下黨組織。

南昌城工部雖然因為李健的多謀善斷和機警周旋而保存下來，但在解放後卻麵臨著新的考驗：1949年9月，在當時地下黨集中學習的地方葆靈女子中學，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向全體地下黨同誌正式宣布：由於李健的上級是叛徒，造成組織嚴重不純。所以，不承認南昌城工部是黨的地下組織，不承認大家的黨籍，隻承認參加革命工作的經曆。於是，這個地下黨組織還沒有來得及在南昌正式公開，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有的成員都作為普通幹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在漫長的歲月裏，他們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堅持工作和學習；堅信總有一天，黨會承認自己的。就是靠著這一堅定的信念而生活下來，這些人在苦苦地盼望著、等待著。

03、苦苦盼春姍姍來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春風吹開了人們心頭的陰霾，也打開了塵封已久的曆史閘門。1984年黨中央決定全麵清理地下黨曆史遺留的問題。9月12日至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在昆明召開了16省、市處理地下黨曆史遺留的問題的座談會。

10月底江西省委成立了處理地下黨曆史遺留問題辦公室。在工作了20多個月之後，終於恢複全部地下黨成員共計652人黨籍。我本人因為在1953年以調幹的身份考上了當時的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的前身），千裏迢迢來到吉林省，直到1986年才恢複了黨籍。離開黨的懷抱，前後曆時37年，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時間是被當作敵人打入監獄的。

在這裏需要插述一筆：其實，經過被害人家屬的不斷上訪和中央的認真調查，早在1954年福建省委就已經澄清了全部案情，並且在1956年6月為含冤而死的127位同誌平反昭雪。1957年6月，江西省委批發省委組織部《關於南昌城工部地下黨組織的處理意見》。這個文件承認南昌城工部地下黨組織是我黨的組織，對其成員則按照不同情況分批予以承認：首先，恢複已經重新入黨的同誌的黨籍；其次，解決已經參加工作的幹部的黨籍；最後，處理沒有參加工作而本人申請者的黨籍。但是不必公開宣傳和登記，以免造成混亂和被動。然而文件還沒有來得及傳達，就趕上了轟轟烈烈的反右派運動，於是問題又被束之高閣，而且這一擱就是20多年。

更耐人尋味的是，就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我和羅時烽、熊國模、鍾純民等四人連同我們的入黨介紹人張自旗，還有對我們幾個中學生最早進行啟蒙教育的心遠中學語文教師廖伯坦、心遠中學學生胡康新等多人，無一例外地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尤其令人扼腕三歎的是，鍾純民在劃為右派不久就抑鬱而亡，年僅29歲。其餘幾位，熬過了生命中漫長的嚴冬，終於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

作為一個幸存者，回顧幾十年所走過的生活道路，追憶含冤而死的戰友，深深地感到，有責任把過去那驚心動魄的一幕寫下來，公之於世，一方麵是為了告慰逝者，讓他們的靈魂得以安息；另一方麵是為了昭示來者，以史為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