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時代的精準“防控”手段--戶口與糧票--管住了“亂動”和“亂說”

就事論事，這兩樣東西的起源，應該不是“防控”， 而是人口和糧食的“調控”：全國各個地方到底有多少人，以及城鎮人民用糧的調配（農村人口產什麽吃什麽），所以1957年之前戶口很容易從一處遷往另一處， 辦個手續即可，而那時城鎮人口中的缺糧戶並不是很多。

三麵紅旗迎風飄了一陣，事情並不如想象的那樣， 九千萬人齊上陣靠土高爐煉鋼，搞得事情不好收場，農村居然形勢大好地缺了糧，城鎮也就好不到那兒去了，於是緊縮城市糧食供應，控製農村人口進城，下一步全國保住北京上海這兩片臉蛋兒， 各省市自治區緊跟著先保省會大城市，除了嚴密控製農村戶口遷到城市外， 還加大了從小城鎮到大中城市的戶口遷移難度， 再一步就是把戶口從全國各地遷入北京上海的門坎兒築得高高的。這麽一來， 各地城鄉，自說自話想動一動攤兒， 搞得比唐朝進四川還難。

突然間，一個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現了，戶口限製了人的流動， 一下子你就不得不老老實實地待一處不能亂動；糧票掐住了人的胃口，為一碗飯，隻好謹謹慎慎地管住自己的嘴不亂說，“亂說亂動”就自然而然地被從根源上卡住了。

看到這種結果， 估計海峽對岸的國民政府腸子都悔青了，1921年7月， 那十二三人跑上海開會，隻有幾個人有上海戶口，而外地跑去的肯定一個都沒帶介紹信報臨時戶口；而那一陣他們在上海以及後來去嘉興雇船開一兩天會， 絕對沒有付船主糧票， 更不消說嘉興歸浙江管， 就算有上海糧票也不好使啊。

好在那時沒有這兩項麻煩，否則“我”黨的革命事業就搞得難度極大極大了，毛主席身背紙傘從湖南的長沙去江西的安源煤礦，既沒湖南糧票也無江西糧票。更要緊的是，如果國民黨反動派也實施了糧票製度， 中國工農紅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豈不是還得帶幾百萬斤全國糧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