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1956：知識分子的早春， 與1957年的突然襲擊

到底是不是真心實意，或者是兩種意見激烈爭辯後的妥協， 不管咋說， 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 一下子就skip了夏天和秋天， 猛然轉到了冬天， 反右鬥爭開始了。

不知有沒有人專門研究這個巨大的南轅北轍的轉變是怎麽發生的。 -轉載者

 

　　

1956 年，毛澤東、周恩來等會見參加全國科學規劃委員會擴大會議的代表。會議討論製定了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等問題

 

1957 年3 月6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毛澤東指出知識分子90% 以上都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同時要求知識分子進行世界觀的改造。會議期間，毛主席在接見了巴金（右一）和周信芳（右二）等人

 

    毛澤東講話說：“有的同誌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麽‘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文/羅平漢

　　1956年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執政初期一次以知識分子為討論主題的大型會議。

　　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明確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號召廣大知識分子向科學進軍。

　　以此為開端，中共中央對知識分子政策作了一係列的調整，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政治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陽光燦爛、春風和煦的1956年給老一代知識分子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美好記憶。

　　正因為如此，這次會議在當代中國的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隻相當於戰前的五分之一

　　1955年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之年。搞建設與搞革命不同，它離不開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工作的配合，知識分子的積極性能否發揮，直接關係著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能否加快。

　　而當時，知識分子的總體情況不容樂觀。

　　新中國成立前，全國大約有知識分子200萬人，其中高級知識分子（大體是講師、助理研究員、工程師以上頭銜的人員）約6.5萬人。

　　由於中國革命長期在農村進行，而廣大知識分子基本生活於城市，大部分知識分子特別是其中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於共產黨仍是不熟悉的。

　　1949年暑假，北京市組織了中小學教職員暑期學習會。從《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暑期學習會總結》可以看出，相當多的人認為：地主養活了農民；工人、農民生活苦是因為能力差，沒學問；革命的領導人是知識分子，應該說是知識分子領導革命；甚至有人認為共產黨鬧革命，打天下，也不過是“爭權奪利，割據地盤”。

　　因此，各大中城市解放後，就立即啟動了對廣大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如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1954年由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引發出的對胡適派唯心主義的批判、1955年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等。

　　在自然科學領域，也出現了政治幹預學術的傾向，如1955年開展的對植物學家胡先的批判、對化學的“共振論”和“量子力學中的唯心主義”的批判等。

　　經過曆次運動後，知識分子深受衝擊，普遍處於不受重視甚至受歧視的地位。如，中央美術學院曾把著名畫家李苦禪安排在工會，讓他每天給學校買戲票、電影票；著名作家沈從文建國後被安置在曆史博物館，讓他為陳列館的展品寫標簽。

　　在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上，雖然解放後大多數知識分子生活還是穩定的，但如果同抗日戰爭以前相比，高級知識分子的貨幣工資就低了許多。

　　1955年10月，高等教育部發布《關於高等學校工作人員全部實行工資製和改行貨幣工資製的通知》，廢除原來實行的工資分製，改為貨幣工資。其工資標準為：教授、副教授140.3元～217.8元；講師100.1元～117.7元；助教45.1元～60.0元。

　　以物價水平而言，抗戰以前的1元相當於當時的人民幣2.5元。戰前大學教授的最高工資為600元，折合人民幣1500元，而1955年，北京的大學教授的最高工資是252.6元，僅相當於戰前的16.8%。副教授的最高工資，戰前為360元，折合人民幣900元，當時是197元，隻相當於戰前的21.9%。研究人員的工資大致相同。

　　大體上，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收入，1955年隻等於戰前的五分之一左右。

　　高級知識分子的住房問題也很突出。如作家協會的駐會作家十幾人住在一個大雜院內，孩子就有40多個，整日嘈雜不堪。全國美術家協會居然連一個公共畫室都沒有，隻有畫家吳作人有一個比較寬敞的工作室，一旦有國際友人來訪問，有關部門不敢把外賓往其他畫家家裏帶，隻好都帶到吳作人家裏去，吳作人的畫室也就成了全國美協的接待室。

　　“向大知識分子學習是有好處的”

　　在黨的領導人中，與知識分子接觸最多，也最為了解知識分子工作重要性的領導人，當數周恩來。

　　周恩來比其他領導人更為關注知識分子問題，與他建國後多次走出國門不無關係。新中國成立初期采取了“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共和國家領導人出訪的基本上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隻有同時兼任外交部長的周恩來是個例外。他除了到過這些國家外，還訪問過亞洲一些民族主義國家，1954年因參加日內瓦會議到過歐洲。

　　同時，從1952年下半年起，周恩來具體負責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製工作。不但編製計劃本身需要大量的專業技術人員參加，而且隨著一五計劃的全麵實施，人才緊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這一切，使得周恩來深感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的緊迫性。

　　1955年下半年，受中共中央統戰部的委托，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對知識分子的思想狀況以及他們的願望和要求，作了一次廣泛的調查，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

　　隨後，中共中央統戰部民主黨派工作處的有關人員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分類研究，並將之分為六大類：一是對知識分子的政治進步和業務水平估計不足，二是信任不夠，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當，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幫助不夠。簡稱為“六不”。

　　民主黨派工作處將這六個方麵的問題報告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李維漢隨即向周恩來作了匯報。

　　1955年11月22日，周恩來向剛從外地視察回來的毛澤東匯報了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認為現在這個問題已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非解決不可了，應在即將召開的政協全國委員會會議上討論這個問題。毛澤東表示同意，並且表示，應先在黨內開展討論。

　　不久，中央做出決定，在1956年1月召開一次大型會議，全麵解決知識分子問題。為此，成立了由周恩來負總責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的“十人領導小組”，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和錢俊瑞。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具體負責會議的籌備工作。

　　11月24日，周恩來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座談會上，專門就知識分子問題作了一次講話。他表示，知識分子問題已經提到必須處理的日程上來了。“對於大知識分子，尊重他，重視他，尤其是向他們學習，這是有好處的。”

　　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全國各地均成立了知識分子問題領導小組（如五人小組或七人小組），開展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專題調查。

　　中共河北省委在一份題為《關於幾年來知識分子問題的初步檢查》的文件中說：“我們黨內在某種程度上頗為普遍地流行著一種說法，認為知識分子特別是高級知識分子，‘曆史複雜，思想落後’。因而對他們看缺點多，看優點少，采取了疏遠、歧視甚至鄙視懷疑的態度，形成了知識分子與我們的某些隔膜，使他們感覺到對他們信任不夠。”

　　中共上海市委在《關於知識分子工作的檢查報告》中也說：“有一些基層黨組織在對待高級知識分子的態度上，離開了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甚至以‘利用限製改造’的錯誤態度對待知識分子。”

　　12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收集高級知識分子統計數字辦法的規定》。《規定》專門對高級知識分子作了界定：“一般是指具有大學畢業程度，具有幾年工作經驗，能夠獨立工作的知識分子。”如：高等學校中講師以上教師、研究機構中助理研究員以上研究人員。

　　很快，全國的統計數字出來了：全國共有高級知識分子約104000人，其中屬於中央各機關及其直屬企業、直屬單位的有57000人，屬於各省市的有40500人。此外尚有失業高級知識分子約6500人。

　　根據各地報來的材料，領導小組辦公室寫出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11個專題報告，如：《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關於從資本主義國家回國留學生工作分配情況的意見》《關於高等學校未開課教師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關於城市失業高級知識分子情況調查和處理方案》等。

　　知識分子問題會議

　　1956年1月14日，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與會者共1279人，57位在京的中央委員會和候補委員出席了會議。

　　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題為《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的主題報告。報告是由周恩來擬定提綱，胡喬木負責起草的。

　　周恩來在報告中斷言，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現在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報告提出了三項措施：第一，改善對於知識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第二，給他們以應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給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

　　1月20日，會議的最後一天，毛澤東作了講話。他說：“我們吹牛皮吹不起來，工業上沒有獨立，科學上沒有獨立，重要的工業裝備和精密機器都不能製造。地大、人多，但是自製的汽車、坦克、飛機有多少，一輛汽車，一架飛機，未免太少吧？有什麽值得翹尾巴的！有的同誌說些不聰明的話，說什麽‘不要他們也行’‘老子是革命的’，這話不對。現在叫技術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無知的命，沒有他們是不行的，單靠我們老粗是不行的。這些話是聰明的話，要向廣大幹部講清楚，現在打仗，飛機要飛到一萬八千公尺的高空，超音速，不是過去騎著馬了，沒有高級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1956年之春

　　會議之後，若幹相關政策相繼出台。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4月16日，國務院發出《關於改善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的通知》。

　　見效最快的，是知識分子的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

　　清華大學決定給教授、副教授、擔任教研室主任或副主任的講師以及學校的主要行政幹部共137人發優待證，憑證可以優先在食堂買飯、在合作社買副食品、理發、在校內看電影和演出，子女可以優先送入保育所。學校的合作社對上述人員還實行預購副食、定時送貨和電話預約。校醫院安排專門的保健大夫，專門負責教授的保健工作。學校專門在教授住宅區騰空了一所房子，供教授們備課使用，還新設了一個可容納200人的“教師專用閱覽室”，室內有各種技術科學書籍和俄、英、德、法、日文的百科全書。

　　這年7月，高教部發出《關於1956年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工工資評定和調整的通知》。教授的工資分為四級，分別為207元、241.5元、287元、345元，平均每五年可升一級；副教授也是四級，分別為149.5元、177元、207元、241.5元，平均每三年可升一級；講師的工資分別為89.5元、106元、126.5元、149.5元，平均每兩年可升一級。

　　工資改革後，高級知識分子的工資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加。據對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醫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和北京地質學院六所院校的統計，教授、副教授的平均工資原為169.74元，調整後為228.79元，平均增長了59.9元；講師平均工資原為90.39元，調整後為116.26元，平均增加25.87元。

　　按照調整後的工資標準，一級教授的工資大體等同於中央國家機關部級幹部的工資；副教授最低兩級的工資也與國家機關的司、局級幹部相當。研究人員的工資等級與高校教師大致相同。

　　這次會議後知識分子境遇的另一個變化，是一批高級知識分子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種情況，是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

　　據當時的統計，全國共有知識分子384萬人，其中有中共黨員17萬人，占總數的4.4%。在10萬高級知識分子中，有黨員7000餘人，占總數的7%，而且其中大多數是來自解放區的黨員或解放前的地下黨員。

　　以高級知識分子集中的北京市為例，全市高等學校的教授、副教授有1200多人，至1955年底隻有黨員87人，其中解放後入黨的僅29人。解放以來，北京大學共發展了5名教授入黨，1950年以後隻有1名。

　　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難的根本原因，在於當時黨內普遍存在的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中共中央指出：“過去六年中，各地黨組織都沒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絕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這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關門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必須糾正。”

　　按照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到1962年要達到黨員占高級知識分子總數的三分之一。

　　中共中央組織部提出了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兩年規劃，計劃1956年和1957年兩年中，在全國384萬知識分子中吸收21萬人入黨，占知識分子總數的5.6%，並在10萬高級知識分子中吸收10%的人入黨，屆時高級知識分子中約有黨員17000人，占總數的17%。

　　這個計劃自然沒有完成。

　　1956年，全國一共有多少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筆者目前還沒有見到具體的數字。但人們不難從《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媒體當時關於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公開報道中，感受到知識分子受到執政黨重視的春天的訊息。 ★

　　（作者為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