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紅衛兵抓走彭真 ——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

曆史可以這麽說那麽說， 說不清楚就亂說， 倒是參與的人後來如何， 應該很有趣。 按照套路， 林彪四人幫指使的， 後來這些人應該在清查五一六時應該都被審查過， 文革後肯定控訴被“造反派”迫害， 殊不知他（她）們才是響當當的造反派啊-轉載者

 

紅衛兵抓走彭真
——對照民間記載與高層言辭的變化

範世濤

1966年12月4日淩晨，兩輛滿載紅衛兵的汽車停在台基廠7號，他們把一封信交給了門衛。門衛進屋看信時，紅衛兵強行衝進大門，將隔離審查中的彭真搶走，隨後擺脫了追來的警衛人員。整個過程曆時5到7分鍾。
不少書刊談及這一事件，但大都語焉不詳，且情節出入很大。2010年7月，筆者在北京潘家園舊貨市場地攤上購得北京電影學院表演係一位教師（暫不披露姓名）寫的7冊文革時期日記（以下簡稱《日記》），其中記錄了幹校時期若幹當事人在批清運動中的交代和軍宣隊對此事的調查。本文以《日記》記載的信息為基礎，結合相關材料，對此事的來龍去脈作一簡要回顧。

（一）事件經過
此事來由可以從1966年11月28日首都召開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開始。周恩來、陳伯達、江青、吳德等領導人參加了大會並發表講話，謝鏜忠宣布了中央軍委決定：江青任解放軍文化工作顧問；按照軍委指示和中央文革小組決定，將北京京劇一團（包括北京戲劇專科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國京劇院（包括中國戲曲學校參加國慶演出的紅衛兵演出隊）、中央樂團、中央歌劇舞劇院的芭蕾舞劇團及其樂隊，劃歸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製，列入部隊序列。
在這次會議上，江青按照毛澤東多次審改的講話稿發表長篇講話，稱“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互相勾結，對黨、對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須徹底揭發，徹底清算”；周恩來隨後也作了長篇講話，稱文藝界為“彭真、陸定一、周揚、林默涵、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抗拒毛主席文藝思想和革命路線，散布毒素，創造資本主義複辟輿論的一個重要地盤”，要求“堅決把一小撮盤踞在文藝界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統統揭露出來，把他們鬥倒、鬥臭、鬥垮！”
次日，即11月29日，一些參加了大會的紅衛兵到葉楚梅（葉劍英之女）家開會研究鬥爭陸定一的問題，其中包括中央戲劇學院葉向真（葉劍英之女，葉楚梅之妹，她曾經在昨天的大會上發言）、北京電影學院彭寧（老紅軍彭加倫之子，導演係61級）、中央音樂學院劉詩昆，首都三司召集人、北京地質學院的紅衛兵領袖朱成昭後來也來到葉家參加了討論。
中戲、北影、音樂學院和中央樂團原歸文化部管轄，這幾個單位紅衛兵此前活動的重點在文化部。而江青在頭一天的講話指出了“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和舊文化部相互勾結”，為什麽不把批鬥“黑幫”與破“三舊”結合起來呢？為什麽不找更“大個的”呢？雖然陸定一比周揚的“個頭”更大，但彭真不是更大的目標嗎？順著這樣的思路，當有人從遊鬥陸定一的汽車問題跳到批鬥彭真問題時，與會者均熱情響應。在紅衛兵中有很大影響的朱成昭也拍板同意。幾年之後，會議參與者彭寧說這次會議是“捉彭的雛形”（《日記》，1971年8月29日條），另一位抓彭行動參與者錢學格說“這顯然是一個決定性的會議”（《日記》1971年8月17日條）。
彭真當時在家中隔離反省，警衛嚴密，怎樣把彭真弄出來呢？紅衛兵們進行了嚴密的策劃。12月1日他們確定，行動由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和中央樂團四個單位參加。當天葉向真在戲劇學院傳達，劉詩昆去音樂學院做了傳達；12月2日早晨葉向真找電影學院的彭寧講話，彭寧隨後告知楊韜（後來是鐵路文工團副總團長-ZZ），要抓大頭，揪彭真，說他是海瑞式人物，同日晚有人去摸彭真的住址，研究具體抓法。
12月3日晚是最後的布置會。葉向真主持會議，她講了為何要抓彭真，並說已經與戚本禹通過電話；彭寧讚成葉的發言，並宣布了抓人名單，其中包括彭真、林默涵；大家研究了“黑幫”抓來後住什麽地方，陳立提出住中央樂團；大家還商定了遊鬥路線，決定各單位在農業展覽館集合，隨後沿東西長安街過天安門遊街；朱明宣布，四個單位的頭頭擔任尖刀班、警戒等任務，劉詩昆、彭寧負責相關宣傳；行動總指揮是鄭國喜（因字跡潦草，此人名尚待進一步考證）、葉向真、孫增華（《日記》1971年8月27日條）。
另據《日記》1971年5月3日條記載，北京電影學院參與策劃的紅衛兵有彭寧、孫增華（中國當代油畫家、書法家-ZZ）、孔都（後來是編劇）、朱喜年、張澤宇（是不是山西冶金廳廳長？），參加此事者有錢學格（電影學院的教授）、滕文驥（電影《生活的顫音》的導演， 流氓導演）、丁蔭楠（導演）、楊韜、司徒，現場指揮有呂英亮（音樂家呂冀的女兒？ 名攝影師）、孫英、崔雁敏、劉建革、何玲（俞家熙）、張克敏、李國基、曲？？（看不清楚）。
接下來，就是本文開頭提到的那一幕。
事發當天，周恩來總理對葉向真、彭寧等紅衛兵說，“僅五分鍾就解決問題了，幹得漂亮。你們把警備司令部都給瞞過了。”（（12月4日周總理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四單位三司所屬紅衛兵組織代表的談話紀要，載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1967年2月）；
江青對傅崇碧說：“小將們幹得真漂亮！群眾起來了，你們想保也保不住的。這一下你這個衛戍區司令也甘拜下風了吧？”（見傅崇碧《大樹參天護英華》，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51頁）
吳德這樣描述：“彭真在他住的台基廠7號，被不知什麽人抓走了，是1966年下半年，具體月份記不準。周總理在大會堂找我、汪東興、傅崇碧、周榮鑫談話，讓我們去把彭真找回來。周總理提出弄清楚彭真的下落，再弄清楚是什麽人把他揪走的。我們派人去，茫無頭緒，找也找不到。”（吳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
顯然，如果從紅衛兵的角度看，他們的行動很成功。

（二）“中央文革小組操縱”？
很多年以後，吳德說，“實際上抓彭真是在中央文革小組操縱下搞的”（吳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
抓彭行動總指揮之一葉向真也說，中央文革小組“下了指令”（淩孜的回憶http://www.china.com.cn/culture/lishi/2010-03/03/content_19509211.htm）；
童小鵬則指名道姓說紅衛兵抓走彭真是“江青指使”（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29頁）；
傅崇碧說，這是“江青、戚本禹等策動”（傅崇碧《大樹參天護英華》）。
12月4日紅衛兵突破警衛抓走彭真，果然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操縱”、“指使”、“指令”或“策動”嗎？
從《日記》來看，隻有一條信息表明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與紅衛兵12月4日行動直接相關。這就是12月2日或3日，葉向真在行動前就電話問過戚本禹（1971年8月27日條），戚本禹當時的回答是：“你們看著辦”（1970年12月5日條）這個回答符合戚當時的身份——既不明確阻止，也不明確支持，雖然紅衛兵通常理解為支持，但這與“下了指令”、“指使”、“操縱”或“策動”畢竟不是一回事。
除此之外，沒有更多的信息表明這次行動得到過江青、陳伯達或王、關、戚的“支持”。
《日記》是否沒有充分反映中央文革小組與12月4日行動之間的直接聯係呢？這也不大可能。在清查“5•16分子”運動中，抓彭行動被列為“5•16反革命專案”。江青當時是“中央首長”、“無產階級司令部”成員，中央專案組最高領導人之一，如果抓彭得到過江青“指使”或“指令”，此事列為重點清查案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同時，“王、關、戚”或陳伯達已先後被視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黑後台”，但凡與他們能掛上鉤的造反活動都被係統追溯和清理。如《日記》1971年8月17日條，就記下了彭寧交代的與戚本禹的7次接觸，時間分別是1966年9月25日、12月4日、12月12日、12月22日（鬥彭大會）、12月23日（“首長接見”，可能指江青接見，戚本禹也在場）、1967年1月14日（文化部）、6月23日（中宣部）。假如12月4日的行動事先有王、關、戚或陳伯達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具體“策劃”、“指使”、“策動”或“指令”，在長期反複交叉問訊壓力下，是不大可能挖不出來的。
同時，《日記》有明確的記載表明抓彭真是紅衛兵主動發起的。如11月24日，首都三司的召集人朱成昭到文化部，談形勢時就已經提到“文藝界鬥黑幫，抓出來，已養得胖胖的，有上線”，讓“文藝界自己搞，告葉向真、彭寧。”（《日記》1971年8月27日條）這表明首都三司的造反活動中，葉向真和彭寧分工負責文藝口。作為抓彭行動的“雛形”和“決定性會議”，11月29日在葉楚梅家的會議本來商量的是遊鬥陸定一問題，而非抓彭問題，話題轉到抓彭，其實是即興性質的。
因此，我認為說中央文革小組“操縱”、“策動”或“指令”紅衛兵抓彭真不符合事實；12月4日抓走彭真，隻是中央戲劇學院等四個單位紅衛兵在特定環境下的主動行為——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群眾的革命首創精神”的結果。

（三）“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
彭真忽然被人抓走，中央怎樣反應呢？
吳德在口述回憶中說，周總理找了汪東興、傅崇碧、周榮鑫和吳德，讓他們弄清楚彭真的下落，結果卻茫無頭緒。隨後傅崇碧對周總理說，這件事要找戚本禹。戚本禹果然“一找就找著了。好像把彭真關在了戲劇學院”。
吳德這段回憶有兩個地方不準確：一是戚本禹也隻是很快就確認了此事係葉向真等人所為，並非“一找就找著了”彭真在什麽地方。二是彭真被抓走後，先被關在中央樂團的音樂大廳而不是戲劇學院，隨後又被轉移到了西山山溝裏。
吳德還說：“知道彭真的下落後，周總理叫我們負責要回來。我提出我去可能要不回來，最好是由傅崇碧、衛戍區出麵交涉，把彭真放在衛戍區監護，他們什麽時候要批鬥，衛戍區什麽時候就送去。”
去西山要回彭真確實是衛戍區部隊所為。接受任務的戰士每人都帶了一條背包帶，傅崇碧說“做什麽用，你們去想”。據說救出彭真時，彭“在西山被折磨得早已筋疲力盡，一天多沒吃飯，連口水也沒喝，身上也未帶任何隨身之物，就連解手用的大便紙，也不得不用土坷拉代替。”（劉烊《特監軼事》，人民中國出版社，1992年，第98-99頁）
不過，吳德的口述回憶給人一種印象，與紅衛兵交涉的似乎主要是北京衛戍區，其實，周恩來才是與紅衛兵交涉的最主要人物。
據《日記》1971年5月3日條記載，彭真被抓走後，周總理在12月4日三次接見有關單位紅衛兵。第一次和第二次都在淩晨，電影學院參加接見的是張澤宇；第三次接見在傍晚4、5點鍾，電影學院參加接見的是彭寧、孫增華、張澤宇。三次接見的主要內容是：1、批評這事事先未向中央打招呼，中央被動，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要求積極與衛戍區配合；2、支持大家的革命行動；3、總理指示中央由汪東興、吳德、戚本禹、周榮鑫負責。
如果說上述內容過於簡略，當時群眾組織編印的資料匯編中收錄的“12月4日周總理接見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四單位三司所屬紅衛兵組織代表的談話紀要”就比較清楚了：
你們走後我們召開了中央會議，我們完全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首先鼓勵你們。我們很理解你們的這種義憤心情，現在確實像上午同誌們分析的，存在反撲，要給予反擊，反撲不止一次，要有多次。反撲，機關裏有，學校裏就更多了。有鬥爭的反複可以鍛煉我們。尤其在北京，林彪同誌負責這個地方，他們就更不甘心了。
我們每個行動都要估計，要再三估計，考慮到後果。但是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你們的行動是革命的，也是很成功的。第一，僅五分鍾就解決問題了，幹得漂亮！你們把警備衛戍司令部都給瞞過了。
你們的行動是好的，但也不可能沒有缺點，你們如何配合中央，請大家考慮。
“三極”宣傳想得很理想，做出來很不好辦。長安街的人那麽多，你們怎麽走得動？很不好辦，如果出點事情，很麻煩。所以要我來說服你們……這樣搞不安全，鬥爭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開會時，我們都不同意你們這種做法，遊街示眾，我們感覺沒把握……開大會這個辦法好，可以出出你們的氣，當然不僅是你們的氣羅，而是公氣。
（見河北北京師範學院《鬥爭生活》編輯部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資料匯編》，第501頁，1967年2月。省略號為原文所有）

從內容判斷，這個紀要是12月4日下午4、5點鍾周恩來第三次、而不是前兩次接見紅衛兵時的講話內容；其中提到 “現在確實像上午同誌們分析的”，也從一個側麵證實，周恩來當天上午已經接見過參與行動的紅衛兵。
周恩來說，“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表明他比戚本禹事先的“你們看著辦”更前進了一步，在事後主要是認可、支持和鼓勵這一行動的。他說，“你們走後我們召開了中央會議”、“要我來說服你們”，那麽，他的意見也就不僅是他自己的意見，而是代表了中央的意見。從周恩來和彭真的地位推測，“要我來說服”的人，未必隻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很可能是毛澤東。
周恩來對紅衛兵“革命行動”的支持不隻是口頭上的，還有兩項實質性內容：一是紅衛兵原計劃是四個單位在農展館集合，然後沿東西長安街帶“黑幫”遊街示眾，而周恩來指出，“這樣搞不安全，鬥爭的效果也不太理想”，“方才開會時，我們都不同意你們這種做法”，“開大會這個辦法好”；二是紅衛兵關於12月4日行動的策劃沒有超出江青在11月28日“文藝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上所謂的“舊北京市委、舊中宣部、舊文化部相互勾結”範圍，他們也找不到遠在山西的楊尚昆住處，但周恩來對紅衛兵說，“你們不是還少一個楊尚昆麽，開會的時候我保證把四個人都送過來。”（參見淩孜回憶，出處同前）從而幫助紅衛兵將遊街示眾鬥“黑幫”的計劃轉為“鬥爭彭、陸、羅、楊”的大會，楊尚昆也果然在不久之後被及時送回北京。
關於籌備“鬥爭彭、陸、羅、楊”大會的過程，吳德這樣回憶：
周總理讓我去和造反派商量，由各個造反組織聯合起來召開批鬥大會。我去找戲劇學院的造反派，提出他們是否和北航紅旗、地質學院東方紅、師大的什麽組織聯合起來召開大會，避免發生衝突。戲劇學院的造反派不同意聯合批鬥。
我又去找地質學院的朱成昭，他住在地質部或是地質學院的四樓上。我和丁國鈺去後，但見朱成昭的樓層層設置了他的警衛。我說找朱成昭談事情。這些警衛讓我們等著，他們去報告獲準才讓我們上去。我向朱成昭談了聯合召開大會鬥爭彭真的方案。朱成昭同意聯合開會，但他提出條件，這個大會要由他們來主持。我提出讓他問一問北航的韓愛晶同意不同意。朱成昭當場打電話把韓愛晶和韓的一個女秘書小朱請來了。韓愛晶來後，我告訴他們說，周總理的意見是各派聯合起來開大會，至於你們誰主持，你們自己商量，也可以輪流主持。
說通朱成昭、韓愛晶，又找戲劇學院的造反派。經他們反複商量，決定聯合開大會，先由地質學院東方紅主持，然後是戲劇學院的造反派主持。
這個會還沒有開，這些造反派又為由誰主持批判會吵架了，我又去勸架。在勸架過程中，這些造反派忽又鑽出一個念頭，他們說鬥彭真是為了轉移對北京市委“資反路線”的視線，這是北京市委在搗鬼，是北京市委的陰謀。矛頭對著我來了。我分辯說：這不是由我決定的，這是由中央文革小組決定的，不信可以給中央文革小組打電話。我掛起電話，好像是陳伯達的秘書接的。我說：他們說我們在搞陰謀，轉移視線，我們說服不了這些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派人到會。來的人好像是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他們表示支持召開聯合批鬥大會，並說這不是市委的陰謀，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決定。戚本禹沒有說幾句話，他們就同意開會了。（吳德口述，朱元石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曆》）

就這樣，一次四單位紅衛兵的突然襲擊行動，在中央的支持和幫助下，發展為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誓死保衛毛主席，鬥爭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誓師大會”。
這次大會有12萬人參加，姚文元、吳德出席會議，一批所謂“彭、羅、陸、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被揪至會上接受批鬥，彭寧做了大會發言。吳德代表北京新市委講話，“完全支持革命左派團結廣大革命群眾向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猛烈開火的英雄行為”。 所謂“英雄行為”，自然包括四單位紅衛兵突破警戒抓走彭真的行動，也包括他們同意與其他單位聯合召開大會。

（四）“七分鍾反革命事件”
數年之後，紅衛兵抓走彭真的事再次被提起，不過不再是“革命行動”或“英雄行為”，而是“上麵有人”（暗指戚本禹）的“七分鍾綁架彭真事件”（簡稱“七分鍾事件”、“七分鍾反革命事件”），又稱“12.4事件”了。這個變化的關鍵人物還是周恩來。
1970年1月24日，周恩來與康生、江青一起接見中央直屬係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作了長篇講話。在這次講話中他一一介紹了所謂“‘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重點人物，他這樣描述戚本禹：“戚本禹是個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動能力很強。他無孔不鑽，文化方麵他鑽的地方最多。江青同誌不讓他去，他硬要去。”又說 “他的根子是很深的。衝機要局，搶檔案，他（與葉向真他）們是合謀，後台是楊、餘、傅，蕭華。”
為了說明戚本禹“根子是很深的”、“與葉向真他們是合謀”，周恩來提到了抓走彭真的事：
六六年底他們搞突然襲擊，將彭羅陸楊和文化部的夏衍、林默涵、田漢、陽翰笙，還有其他人一下子逮走，然後讓他們遊街，我們打電話問戚本禹是誰搶走的。他說“可能是葉向真，我打聽打聽。”不到五分鍾，他說是葉向真，後來把葉向真叫來。她說是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樂團這些單位搞的，關在和平裏中央樂團一間大屋子裏，第二天就要遊行。這樣全城會轟動，對我們不利，非搞過不可，後經衛戍區把他們接過來。這樣一件事，我們不允許在無產階級司令部麵前綁架，這不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行動，這樣做超過了武鬥，變成了綁架。後來，很多地方也跟著搞起來了，……把北京的運動搞得非常不利。（《周恩來康生江青接見中央直屬係統文化部學部教育部等單位的軍宣隊代表講話》，http://www.xj71.com/?action-viewnews-itemid-41869）

上述表態與“我們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不可同日而語，這時抓走彭真變成了“在無產階級司令部麵前”“超過了武鬥”的“綁架”；楊尚昆也不再是由中央從山西押回北京交給紅衛兵批鬥的，而是葉向真等人“一下子逮走”的一員。
新的政治定性對葉向真必定會產生重大影響，但葉向真專案由中央專案組三辦負責，我們無從了解詳情。幸好，《日記》係統記錄了北京電影學院下放幹校時期遵照周恩來指示清查“5•16”分子運動的大量細節。根據《日記》記載，全程參與了“七分鍾事件”的彭寧，是其所在幹校連隊的首要“5•16反革命骨幹”，“七分鍾事件”作為他的主要“罪行”之一被反複批判。下麵從《日記》中做一些簡單摘引，可以約略了解當時的情形。
1970年12月4日，一位姓崔的連長在“大批判再動員”後，布置了第一項專題批判任務，即“利用紅旗政策。重點批判7分鍾事件。”方法是“先典型批判，後群眾批判”，“普遍批判在班進行”，要求“從線索摸敵情”，“一定要結合事實，不要亂扣帽子”，“關鍵在相信不相信黨的政策，自己解放自己，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才能真正劃清界限”。
次日，連隊召開“5•16反革命陰謀集團12.4（七分鍾）事件批判大會”，彭寧、錢學格、馬精武、謝飛“懷著三忠於四無限五保衛的心情”上台發言。《日記》作者的發言提綱是這樣的：
1966年12月4日，正當我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大踏步前進的時候，當資產階級司令部劉少奇一夥即將搖搖欲墜倒台的時候，一小撮階級敵人、5•16反革命陰謀集團開始製造輿論，撈取政治資本，破壞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王、關、戚、楊、餘、傅直接策劃演出了七分鍾綁架彭真的反革命特務事件。這個事件的要害就是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林副主席施加壓力，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力圖挽救大叛徒、大內奸、大工賊劉少奇及其一夥失去的天堂。這個反革命七分鍾事件的要害，就是要奪取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權。5•16反革命陰謀集團奪權的目的，就是不要無產階級專政。他們不單是要彭真這些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黑線人物一起串供，而是王、關、戚、楊、餘、傅和他們一起串通起來，搞複辟陰謀活動，蒙騙人民。（《日記》1970年12月5日條）

會上另一位“五七戰士”說，1966年12月4日抓走彭真是為了“串供”，而且“陰謀已經實現了一部分。彭真及一些黑幫串供，製造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所謂黑材料，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是資產階級政變的一次演習，危害已經造成了。”周恩來1966年12月4日的表態被說成是紅衛兵們“掩蓋和篡改周總理指示，放反革命輿論”。崔連長評論說，“抓彭真即保彭真保黑幫”。
當晚崔連長傳達了“最新指示”（其實是1967年的），“革命的學生要團結，要聯合，共同打倒反革命陰謀集團5•16”，以及林副主席指示，“軍隊是專政的工具。一定要把5•16分子查清，一個也不能漏掉。”隨後長篇大論，要求人人發言，“不發言就是中奸計”，“紅旗政策惡毒之處在利用人心所向勾引青年，非如此不能號召”，並將“七分鍾事件”的思想根源追溯到三十年代文藝黑線，說一些人“在七分鍾事件中，自己還慶幸是機會主義的頭腦，其實已經上了三十年代的賊船。”
群眾發動起來後，接下來的11個月是高密度的批鬥。連隊領導帶頭做“工作”，彭寧反複交代“5•16罪行”，寫出了140多頁的材料，其中包括“七分鍾事件”，但這些交代被一再指責為“重複”；彭寧本人不斷受到“背後有人”、“態度不老實”、“錯誤估計形勢”、“掩蓋罪行”、“避重就輕”、“狡辯”、“想蒙混過關”、“新的惡毒攻擊”、“繼續陰謀新反撲”、“以細節掩蓋實質”、“搞迷魂陣，反攻倒算”之類的斥責，人們一再勒令他“嚴肅對待自己的罪行”、“竹筒倒豆子”。 有些當事人則發揮了揭發、質問的作用，有的可能參加了專案組，在會上專題介紹過“七分鍾（事件）彭寧參與陰謀”的過程。
經曆持久地“鬥立場、鬥態度”、“通過罪行打態度”後，彭寧漸漸承受不住壓力，1971年10月4日開始交代天方夜譚式的“反革命計劃”，但大家很快發現他的交代“不能自圓其說，掩蓋陰謀。交代有陰謀有組織，實際又無陰謀無組織，自己推翻了，漏掉了。”（1971年10月27日條）
幸好，1971年10月下旬，連隊內部傳達了關於“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的文件，11月初文件在班裏見麵，運動的方向和重點從此轉到林彪問題上，“鬥彭”變得不再重要，有關“七分鍾事件”的密集批判也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