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中的工人新村：風花雪月之外的另外三分之二上海（ZT）

成長於工人新村的本人， 一直不解上海“文化”界對工人新村的漠視， 言必稱花園洋房， 言必稱蠟地鋼窗， 最不濟也得說個老式石庫門，不知為何似乎沒人想起還有二百餘萬上海市民曾多年居住於“工人新村”。

花園洋房蠟地鋼窗固然是好， 但居住人口畢竟很少， 石庫門頗具海上色彩， 但居住條件的窘迫並沒有現代人說的那麽浪漫，唯一比工人新村能說得出口的大概就是“地段”可以號稱“上隻角”了，若是真要說居民的“檔次”， 部分工人新村的住戶， 遠高於石庫門裏的小市民。

連工人新村都不在他們的眼裏，還會去瞄一記棚戶區嗎？

說句難聽話， 現在上海好些地方都假裝一些“舊上海風情”的環境， 惹來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的大媽們， 穿著旗袍戴著絲巾， 扭過來轉過去地拍照， 好似自己已經是租界時代的名媛了，看看不免想笑， 老阿姐小阿妹， 衲屋裏老底子如果真的是洋行寫字間先生啥格， 倒也算了， 假設衲阿爺早年屋裏是住辣兆豐路三家裏拉黃包車的這塊那塊， 儂起啥個雞腳勁啊！轉載者

 

 

作者：孫行之

曾經轟轟烈烈、在上海持續了40年之久的工人新村建設潮，如今在記憶中已變得相當遙遠，又或者說，被“海派文化”“摩登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蓋過了。管新生卻執著地在新書《工人新村》裏，試圖以自己的個人經曆，喚醒無數“工人新村孩子們”的共同回憶。在同樣住過工人新村的批評家陳思和看來，管新生“寫出了一個時代、一個地區的集體記憶和共同感情”。

作為中國最早的工人新村，建成於1952年的曹楊一村當年迎來了1000多位勞模。這是新中國第一批住上“工房”的工人，他們的喬遷，在當時被視為“工人階級當家做主”的偉大標誌，被稱為“1002戶工程”。緊接著，曹楊新村又有了一個聞名遐邇的“兩萬戶”工程——政府在很短的時間裏又興建了一批工房，解決了20000多個工人家庭、共計10多萬人的居住問題。此後40年裏，工人新村擴展到上海各處，諸如日暉新村、控江新村、鞍山新村、江寧新村、大連新村等，建成的總計達200多個。這些房子，就是後來上海人俗稱的“老工房”。

今日曹楊新村

 

直到今天，如果忽略住宅內部的幽暗和逼仄，僅從外觀看，曹楊一村依然是一個“宜居社區”。新村裏是統一的三層尖頂小樓，整修以後的乳白色外牆和紅色屋頂讓這些六七十歲的老房子顯得“年輕”了不少。每一排房子的間距都與房屋的高度相等，當中可以容納一條綠化帶，看上去疏朗開闊，整齊劃一。新村外，沿馬路的地方，是城市雕塑和精心修剪的綠化帶，馬路兩邊則是茂密而粗壯的梧桐樹。

半個多世紀過去，工人新村房子的外觀沒有多少變化。但學者的調研告訴我們，曹楊新村裏的住戶卻發生了巨變——這裏成了外來務工者的熱門居住地。隻有在下午三點下班前，整個新村處於人流低潮時，才能依稀瞥見它當年的情形。除了穿梭往來的快遞員，幾個街心花園裏坐著的，都是白發老人，他們打麻將或談論菜場見聞——用的是上海話。

工人子弟：

恢複一個群體的記憶

這群老人和管新生是同一代人。1954年，作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代產業工人的子女，5歲的管新生坐著平板人力車搬到了位於楊浦區的控江新村。剛剛離開“馬桶挨馬桶、煤球爐擠煤球爐”的石庫門弄堂，在遍地和他一樣高的野草和一模一樣的三層樓房子之間，偷跑出來玩的管新生迷路了。

鋪著木質地板的房子，擁有管道煤氣和抽水馬桶，這是當時的工人新村最令人豔羨的地方。不過，孩提時的管新生對新家最直接的感受還在於遊戲。市中心老弄堂的狹小空間裏盛行的打彈子、刮刮片、滾鐵圈、釘橄欖核，都淡出了工人新村孩子們的“競技場”。成群結隊的“老鷹捉小雞”、在新村裏漫無邊際的“逃江山”，成了新潮流。

曹楊一村的棟距約等於一棟房子的高度

 

從伴著建設大潮搬進控江新村，直至1986年離開，30多年的工人新村歲月決定了管新生人生的大致軌跡。中學畢業後，他被分配到上海鋁材廠。抱著改變自己命運的想法，也因為從小的愛好，他逐漸成為一名準專業作家，直到當上《楊樹浦文藝》的常務副主編。

在管新生的創作生涯裏，《工人新村》可被視為那部100萬字的小說《工人》的餘音。在小說裏，管新生和女兒管燕草寫了一個工人家族從1906年綿延至2010年的百年故事。這部小說前後寫了12年，管新生為此查閱史料無數，勾勒出1949年前後眾多產業工人生活細節上的變遷。讓他印象很深的，是當年上海工人的貧富差異。“上海許多工人是解放前從蘇北逃難過來的，他們到上海以後，就沿江搭了很多草棚，沒有房子住。隻有楊樹浦的工人通過鬥爭，得到了一些宿舍。”但他也查到資料，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確也有能拿到高工資的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工人。還有幾家咖啡館，也是專門針對工人群體開設。包工頭把工人從鄉下帶出來以後，再帶他們進入工廠，三年包身期滿，一般就能成為正式的紡織工人，工資20銀元左右，生活也能過得去。

管新生經曆的新中國工人新村生活，則要平等、單純得多。“弄堂裏的人來這裏，可能會覺得這裏有煤氣和衛生間，但我當時從沒有自豪，也沒有自卑。隻能說，工人新村的一切是共產黨給的，並不是靠自己掙錢掙出來的。這其中的意義還是不同的。”

中學畢業，管新生到上海鋁材廠工作後，這種平和的、無憂無慮的心態才被打破了。“工作以後才對一些不平等有了感受，可以說，這時候，想法有了質的飛躍。”鋁材廠爐子間的溫度恒定在72℃，管新生曾想要離開，但上級不讓他調動，他覺得自己成了“爐前烤焦的一個音符”：“為什麽我要做那麽強、那麽苦的體力勞動？我能不能改變命運？”從小鍾愛的寫作，成了他改變命運的途徑。當時回旋在爐子間裏的這些追問，成了管新生後來陸續發表700萬字小說的動力。

石庫門與工人新村：

新舊上海的兩重天地

解放前的上海，住宅包括花園洋房、石庫門、新式裏弄、公寓大樓以及零星散布在各個角落的棚戶區。這其中，並沒有一個專供工人居住的棲身之地。

管新生的妻子出生於石庫門，他自己也曾經住過石庫門，在他的回憶中，石庫門混雜著三教九流的七十二家房客裏，隱藏著許多經不起推敲的往事。依照租金的不同，前一條弄堂和後一條弄堂居民的經濟條件也有天壤之別。文化人、開飛機的、開輪船的和底層的苦力所住的地方隻相隔幾條弄堂。

工人新村的住戶就比較單一，尤其是早期，以勞模和技術骨幹為主，都是“比較革命，也可以說是比較聽黨的話的”。很長一段時間裏，那裏的環境非常單純。“所以，老城廂、石庫門的孩子的知識麵和眼界肯定比工人新村的孩子開闊”，管新生說。

曹楊新村外圍有大麵積的綠化帶和公共空間

 

“80後作家”張怡微，1987年出生在曹楊二村，後來又在徐匯和浦東的兩個工人新村住過。她的長篇小說《細民盛宴》和《你所不知道的夜晚》，都是以工人新村為背景。在這位如今的複旦大學中文係老師眼裏，工人新村的生活“有平等的溫馨，也有對於勤勞、堅韌和堅持的訓練”。直到現在，她還生活在那種氛圍當中。她外婆去世時，周圍的鄰居來她家徹夜幫忙折錫箔，還教了她很多種折法。這樣的鄰裏關係，在後來的新建商品房小區裏，是不太會有的。

作為工人的孩子，張怡微覺得自己熟悉工人的生活和情感結構，這些認識也給了她基礎的情感認同。最近這20多年，原先意義上的、曾經是中國社會一股極為重要的政治力量的“上海工人”，隨著工業的遷離和人口的生老病死，已經減少了很多。但張怡微身邊最好的朋友，總還是那些出生於工人家庭的孩子，因為這裏麵“有種刻舟求劍的感情吧”。

工人新村源流：

美國建築師、蘇聯專家與中國特色

和管新生一樣，許多當年的“原住民”和他們的後代，已經慢慢遷出工人新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裏居住麵積太小，一旦有機會，他們當然更願意住商品房。然而，在建成之初，曹楊新村曾受到一些蘇聯專家的批評，卻恰恰是因為：它太大了。

不過，來自社會主義“老大哥”的批評並未被完全采納，建設計劃還是繼續執行下去。

兩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的不同觀點，體現了他們對工人生活設想的微妙不同。而這兩種設想之間的張力，正是一位民間工人新村史研究者最感興趣的地方。

在這位不願具名的研究者看來，工人新村的設計方案，很能體現當年主政者的建設思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一向是不同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有我們自己的想法。他提到了一句曾被廣為傳唱的歌詞：“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蘇聯專家批評的似乎正是這‘花園’二字，但我們的建設理想，實際上一直都帶著對舒適生活的向往。這一點，和許多批評社會主義的學者的習慣性認知恰好是相反的。”

曹楊新村外圍有大麵積的綠化帶和公共空間

 

曹楊新村後來呈現的樣貌，在研究者看來，與當時上海的第一、第二把手及設計師汪定曾關係密切。汪定曾是交通大學土木工程係畢業生，後留學美國，並於1938年拿到了伊利諾伊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他設計的曹楊新村，參照的是誕生於美國的“鄰裏單元”模式，由克拉倫斯·佩裏（ClarencePerry）於1920年代提出。在佩裏的設想中，“鄰裏單元”是“一個組織家庭生活的社區的計劃”，它不光涉及住房，還涉及周邊環境和公共設施。這些設施至少要包括一所小學、零售商店以及娛樂設施。他同時認為，在汽車盛行的時代，環境中最重要的問題是交通安全，所以“鄰裏單元”模式主張，將汽車交通完全地安排在居住區之外，以保證居民尤其是孩子的安全。這種建築理念進入中國時，已在國際上流行了20多年，但在研究者眼中，它們“依然很有先進性，尤其是和其中居住的先進生產者的身份相匹配”。

不過，中美兩國雖然都在一定程度上實踐了“鄰裏單元”的模式，其初衷卻是不同的。“美國人采用這種模式，帶有反城市化的色彩，而中國當年就是希望用盡量少的資源做成最好的事。”

工人新村這種多少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建築和城市規劃模式，20世紀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曾流行於世界各地。但幾十年後，它們又麵臨著相似的命運——原本居住在其中的人逐漸流散，且普遍流向更為舒適的住宅。在這位研究者的觀察中，或許隻有德國可能是個例外。“人大都是享樂主義的，不過，德國人比較喜歡‘自虐’，有些德國知識分子還願意住在工人新村，抱有某種社會理想。”

“海派文化”敘事是否應包括

左翼文學和工人文學？

從1949年至1978年，工人新村塑造了上海幾代工人的生活。30年間，上海新增的1756萬平方米住房麵積中，有1139萬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比近三分之二，這使得工人新村的總建築麵積遠遠超過了石庫門。但是與工人新村的實際功能不相稱的是，有關工人新村的文學、電影作品卻很少。如今人們一說起上海的文學形象，最容易想到的還是上世紀20~40年代燈紅酒綠的“上海灘”，或是嘈嘈切切、風花雪月的石庫門、新式裏弄和小洋房。工人新村，卻很少留下屬於它自己的文字或影像。

自2005年開始，王曉明、羅崗等學者曾對曹楊新村做了長時間的係統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在向媒體介紹研究背景時，羅崗曾提到，工人新村是社會主義留在這座城市中最深的痕跡，但在1990年代因李歐梵《上海摩登》出版之後掀起的“上海熱”，其特點之一，就是在對上海曆史的敘述中，將1843年開埠後的曆史直接與1992年以後重新開放的上海對接，而這個對接的前提，就是對作為社會主義城市的上海的有意遺忘和壓抑。這種遺忘，使得1949~1979年的上海史敘述幾乎成了一個空白。

多年前，在一場關於“海派文化”的大討論中，就有學者提出：“‘新天地’敘事修複了業已崩潰的市民記憶，令後者在石庫門的還原影像中找回了殖民時代的資本主義夢想”，而“石庫門對工人新村的勝利，意味著工人階級經過1950年到1976年的‘主宰期’，已經從城市的意識形態中心退出，成為上海的邊緣階層，取而代之的是更為龐雜而有活力的市民階層”。對此，管新生說，他不知道搞理論的專家將石庫門與工人新村對立起來是不是準確。他隻是覺得，所謂“海派文化”至少應該包括左翼文學和工人文學，鬱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蔣光慈《短褲黨》、夏衍《包身工》、茅盾《子夜》等，都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理論家的故事由理論家述說，但現在，關注工人和工人新村的作品確實很少。”

不過，對文化學者們將工人新村納入“海派文化”敘事的建議，那位不願具名的工人新村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說工人新村屬於“海派文化”，實際上是“委屈它了”。“工人新村所代表的，是一種新的曆史文化和意識形態，和通常意義上說的‘海派文化’沒有多大關係。”如果非要說這部分文化也屬於“海派文化”，那就必須放大“海派文化”的概念。“它不再僅僅是上海內環以內以英租界、法租界生活為中心的文化，而是擴大到了與上海製造業相關的一段曆史。這樣一來，‘海派文化’起碼要包括自江南製造局開始的上海產業格局以及與之相關的一整套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