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期“的五七道路是如何走的？（ZT）

文章還是有些文過飾非，文革中最陰險的一部分， 是相互揭發， 人到了這一步，所謂”人性“被生存壓得幾乎不見了，咬過去咬過來， 但文革後的回憶， 為了”避諱“， 尤其是那些有頭有臉的人， 隻好統統地不見了。

另一個被含糊掉了的就是造反派保皇派的一些微妙關係， 也被支支吾吾一句話帶過去了。

還有文革中最惡毒的那種逼迫孩子（或夫妻）參加批鬥甚至父母（或配偶）的大會， 還要當中當眾對家人被毆打得鼻青眼腫血流滿麵表態支持， 到了走五七道路這一”回合“時， 基本沒有了。-轉載者

 

 

電影人的勞動改 造

——幹校、下鄉、“戰高溫”

啟  之

 

1969年10月 以後，電影界迎來了一場大變動——除了極少數留守者外，所有的電影人都離開原來的城市，原來的單位，或到五七幹校，或到農村落戶，或到工廠做工。

這一變動在當代國史上被稱為“走五七道路”。對於中共中央來說，這是反修防修、精簡機構、安排機關富裕 人員，打發待罪幹部和改造“臭老九”的重要措施。對於江青為首的激進派來說，這是落實《紀要》提出的“重新組織隊伍”，為“文藝新紀元”開辟道路的大好時 機。中國電影由此從十七年的黨的工具，淪為黨內某一派別的工具。

按照中共傳統的說法，這一變動屬於“下放”。即將幹部、知識分子送到工廠、農村等基層工作和生活。對於“走五七道路”這種下放來說， 其工作就是體力勞動和鬥批改。因此可以說，從1969年底開始的“走五七道路”使中國電影界從整體上進入了“勞改”——勞動改造時期。

這種“勞改”以四種方式進行，第一是去五七幹校。北京、上海等廠均實行之。第二是到農村插隊落戶。這是 遼寧的獨創，澤及長影等單位。第三是下放到部隊農場當農工。八一廠以此為主。第四是到工廠當工人。這是上海市的發明。在這四種方式中，去五七幹校是“勞 改”的主要方式。

 

一、五七幹校

在全國1503所五七幹校中，電影界獨自創辦的五七幹校隻占一個零頭。除了上影、北影外，其它單位要麽編入文化係統的 幹校，要麽把部隊農場換塊牌子。不管是合用還是獨辦，這些幹校大致屬於兩種類型，一是沒有開發過的荒灘野地，上海電影係統的天馬、海燕、上美廠、上科影所 在的奉賢幹校即處於“圍海防潮的大堤之外，光禿禿白花花的一片鹽堿鹹土”之上。（於力、倩娜《孫道臨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頁）中影公司、北京科影和洗印廠隨文化部一起下放到湖北鹹寧向陽湖，是古雲夢澤斧頭湖尾端的一個小湖汊。二 是曾經開發過的勞改農場。北影的五七幹校——北京大興縣黃村天堂農場的前身，是公安部管轄的一所名為“天宮院”的勞改農場。（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第191頁。）而150餘名影協職工最後落腳的團泊窪，原來是河北省改造犯人的“新生農場”。

五七幹校實行軍事化管理，采取這一管理模式並不是因為幹校的管理者來自軍隊，而主要是因為這一模式更符 合毛澤東的“五七指示”。這種兵營式的學校第一個標誌就是按營、連、排、班這樣的編製：上海電影係統編成了五個營，天馬廠為四營，海燕廠為五營，上海美術 廠為二營。北影五七幹校被編成了十個連，中影公司、北京科影廠、電影洗印廠合編在一個連隊——第五大隊18連，駐紮在向陽湖452高 地（後改為19連）。文化部八大協會之——中國影協在靜海 五七幹校被編為第一連。在工、軍宣隊掌權時期，連長一級的領導大部由宣傳隊的人出任，排長以下的由五七戰士中挑選。於洋就曾經因為表現好擔任三連二排排 長。（同 上，192頁）於藍也“因勞動好榮升排長。”（於敏《真正的人——田方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第98頁。）

湖灘荒地沒有生活條件，五七戰士要從蓋房開始。農場有些舊房敗屋，但其生活設施也僅此而已。可以想象， 要在這種地方生存下去，並且做到“糧油肉菜四自給”，五七戰士要付出多大的努力。開荒、耕種，插秧、種菜，養豬、積肥是他們的日課。在北方農民歇冬的時 候，北影人每天還要排著隊伍到七八裏外去平整土地。為了在鹽堿地上生存，上影人要砍毛竹、搭茅棚。每年放水壓堿。孫道臨插秧、打穀、擔糞、趕牛，一個夏天 曬脫了幾層皮，手掌磨出了老繭。（於力、倩娜《孫道臨傳》第211頁。）於洋擔任過掏糞隊隊長，領著北影人滿北京掏大糞。一冬天掏出的大糞晾成的糞幹，堆得像小山一樣。（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220頁）田方春天送秧苗，每輛車重不少於200斤。秧苗送到位，還得一束束扔向水田，落到插秧人身前。秋天運磚頭修米倉。每塊磚約2斤半。他“每次總要背二三十塊。”（於敏《真正的人——田方傳》第96--97頁）徐桑楚當過牛倌，每天割草喂牛，伺候牛的吃喝拉撒，甚至產仔。此前他擔任挑夫，到三裏外的小河擔水，每 天往返二十來趟。（石川編著《踏遍青山人未老——徐桑楚口述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第182頁）梁波羅也當過挑夫，專供鍋爐房用水，鍋爐房每天要供上千號人飲用水，且離河邊很遠，遇上刮風下雨更加難 行，冬天地麵結冰，為了防止滑倒，他“隻好用草繩紮在棉鞋上，從早挑到晚，一刻也不能停歇。”一個大雨天，他終於摔斷了腿骨。（梁波羅《“小老大”伴我一生》，《電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163頁。）奉賢幹校的菜田是“三名三高”和“黑線人物”的聚集地：“沈浮、吳永剛、徐蘇靈、王雲階等年老體弱者的 任務是舀糞，趙丹、孫道臨、張伐、李緯、溫錫瑩、石方禹、李天濟等尚健壯者輪流挑糞，韓非、艾明之、仲星火等澆糞，白楊、張瑞芳、秦怡、吳茵等種菜。顧也 魯擔任農業技術員，什麽都幹。（顧也魯《我的那些影壇兄弟姐妹們》，《電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第54頁。）陳鯉庭、白穆、黃佐臨因年老體弱多病受到優待——上工就是趕麻雀。（夏瑜《遙遠的愛——陳鯉庭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8，第126頁， 及黃佐臨《往事點滴》，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第118頁）陳白塵則當了多年的鴨倌，“每天都要出入沒膝深的沼澤地，屢屢看到溺死其中的牛的骨架。”（陳虹、陳晶《陳白塵——笑傲坎坷人生路》，大象出版社，鄭州，2004，第22頁）

在英德農場的珠影老導演王為一，因為有專案在身，不許與任何人接觸。白日在幹校幹活，晚上與老伴隔房相 望。（《王為一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第165頁）柯靈最初所在的幹校在上海郊區鬆江縣佘山鎮辰山，也是因為專案的緣故，軍宣隊對他看管格外嚴格。有一 次，他在幹校外的一家代售郵票的小店裏給妻子寫信，剛寫完，“背後伸過來一隻手把信搶走了。原來是軍宣隊連長。經覺看無‘鬥爭新動向’後”，他得到了這樣 的警告：“以後寫信，要經過我們批準。”（張明理《柯靈評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第444—445頁）

八一廠將電影人分散到好幾個五七幹校之中。（八一廠“1969年8月 至70年初，革委會按照江青要處理“不是我們的人”的決 定，清洗編導演和其他業務骨幹200餘名，強迫他們複員、 轉業或送勞改農場當農工，其中有王曉棠夫婦、張良夫婦、邢吉田夫婦等。”見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綜合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第586頁。）最重要的一個是山西侯馬的部隊農場。它屬於總政係統，但其前身同樣是一個勞改農場。這個農場的住宅就是 一片窯洞，窯洞“正麵洞開著顯得俗氣的大門，四周有高高的圍牆，環繞圍牆上還有鐵絲網。”（嚴寄洲《往事如煙——嚴寄洲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第120頁）八一廠到這裏的五七戰士都是有問題的人，因此從一開始就享受著與一般戰士不同的待遇。“我們當時是林彪 ‘一號令’下達後，由六七個戰士武裝押上車的，那些戰士都帶著槍，我們走的是一個專門的候車室，當時就被告知，你們三十多人都是反革命，如果誰敢亂說亂 動，當場處決。”（宋昭《王蘋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6，第188頁）而他們的勞動，比一般的五七戰士更累、更重、更髒。

以《白毛女》揚名天下的明星田華，先是分配到“大田排”，割麥、打農藥。後來派到夥房做飯。燒火、挑 水、挑糞、喂豬，雖然樣樣幹得出色，但是，從來沒有表揚。因為她是改造對象。（張東《搏擊藝術人生——田華傳》，第217頁）

《柳堡的故事》的導演王蘋沒有田華那樣幸運。她是回民，幹校特意安排她去喂豬。她把豬喂得肥肥胖胖。幹 校又派她去挖水渠，時值嚴冬，汾河已經結冰。專案支部書記要求五七戰士在河床最低窪的地方開挖，戰士們砸開冰層，躍入冰水去挖河道。五十多歲的王蘋穿著棉 褲入水，水深及胸，寒徹骨髓。王蘋臉色慘白，眼看不支。支部書記怕出人命，同意讓王蘋上岸。“我們又撿了樹枝，燒起火，用大家的棉大衣給她披上，半天她才 緩過來。”（宋昭《王蘋傳》第188頁）

八一廠還有一批電影人被分到了河北高陽縣的五七幹校。“這裏四周布滿警衛，個個荷槍實彈，下令以誰要跑 就開槍。”（崔斌箴《從士兵到導演——李俊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第104頁）與侯馬的幹校一樣，這裏的五七戰士也分為不同等級。《農奴》的導演李俊等人“屬於幹校勞改隊的編製，卻 沒有幹校學員的待遇。最髒最累的活兒總是他們幹。”夏天挖渠，蚊子奇多，渾身咬起一片疙瘩，無法入睡，皮膚被撓得潰爛。一個同情他們的“革命派”女同誌授 以止癢偏方——“抓一把尿素放到水裏，然後往身上塗。”（同上）果然見效。

五七幹校的生活質量無法跟城市相比，尤其是剛剛建校的時候。北影所在的黃村幹校，五六人住一間房，“每 個人隻有一個床位大小的位置，睡覺時人挨人，人擠人。雖然是數九嚴寒，北風刺骨，但為了磨練革命意誌，宿舍裏竟不讓生火，五七戰士們晚上睡覺時凍得渾身打 哆嗦。”“大家提議弄些稻草來鋪在光板床上，也暖和一些。軍宣隊斬釘截鐵地拒絕了，理由是‘那不利於你們的自我改造。”（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191頁）幹校的夥食“早晨吃玉米糊糊，粗鹹菜條，午飯和晚飯是窩頭和白菜湯，不見葷腥。”“有一段時間，幹校頓 頓醬豆腐，吃得大家打嗝都是豆腐味。”（同上，第192頁）“於是，每半個月大休回城與家人團聚的時間，就是人們改善夥食的最大希望了！而且，從家裏回幹校時，還 可以帶一小盆炸醬、小菜之類的東西。”這就不奇怪，為什麽身體健壯的五七戰士都希望加入掏糞隊，因為這個隊的成員可以住在家裏。他們寧願忍受掏糞的髒臭， 也不願意放棄城市生活。（同上）

上影人所在的奉賢幹校住的是自建的茅棚，十幾個人，甚至二十多人住一棚，上下鋪。“幹校的夥食不算好， 允許回家過周末的人們都要往幹校帶些吃的：花生醬、辣醬。還發生過從家裏帶來的食物在宿舍中被偷的事情。”（2009年10月11日，上影導演X先生訪談）因為食堂的夥食缺乏油水，鹽水蠶豆也成了上等食品，五角一盤，家境富裕的一下子買四盤。四十年後，湯曉 丹的夫人，上影廠的剪輯師藍為潔告訴筆者：“曉丹的工資扣了，我沒錢買蠶豆，每次吃飯，隻買一分錢的湯，那湯裏有些菜葉，我加些辣椒麵，就這樣省下菜錢給我兒子湯沐 海買手風琴——他從部隊複員回來要學音樂。” （2009年10月8日，藍為潔訪談。）

集體食宿是兵營式管理的方式之一。它消滅了個人空間，也就消滅了隱私，讓一切都暴露在眾人的目光之下。 既便於集體行動，也便於相互監督。

五七戰士是分等級的，有問題的人，如五一六分子，不準回家。沒問題的可以享受每月回家兩次的優待。人們 利用這點機會照看老人、孩子，改善夥食，準備往幹校帶的食品。在允許回家的人們中，藍為潔是最會生活，也是最懂得節約的，她利用在幹校的工餘時間，將那些廢棄的大字報揀拾起來，壓在床下 麵。每次從幹校回家，她都將這些大字報捆紮成一包（大約二十多斤重），背到城賣廢品。換來的錢買一塊肉，給家人做菜。盡管如此，五七戰士的生活還是遠遠高 於當地的公社社員，社員們為五七戰士編了這樣的順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胳膊上戴著大手表。”（同上）

幹校的唯一可以稱得上娛樂的，就是放電影。這些電影隻是老掉牙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 《偉大的公民》。（唐明生《跨越世紀的美麗——秦怡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第223頁）

除了勞動之外，幹校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鬥批改”。其主要內容是大批判、清隊（即清理階級隊伍）、一打 三反、整黨建黨。“鬥批改”為工、軍宣隊濫施淫威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和最好的借口。

黃村幹校的軍宣隊在這方麵表現突出。因為天天吃醬豆腐，“汪洋隨口說了一句‘要有鹹菜吃就好了。’當即 遭到軍宣隊的嗬斥‘別挑剔了，你來幹什麽來了？’這還不算完，隨後，軍宣隊召開全幹校批判大會，要求五七戰士充分認識到‘吃鹹菜還是吃醬豆腐是無產階級思 想和資產階級思想鬥爭的表現’。”（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192頁）

奉賢幹校的軍宣隊在這方麵的表現也相當出色。1973年3月， 關押了五年零三個月的趙丹從監獄中放出來，直接送到被稱為“老九連”（臭老九）的五七幹校。當晚就遭到批鬥。原因是他看到人們在河溝裏捉魚，也跟著去捉。 批鬥會有十幾個人參加，“除了幾位工宣隊聲嘶力竭發言外，其他同屬受難者的，說的還是老一套。倒是趙丹自己的表態精彩極了。他說：‘到了幹校，我應該冷靜 思考到底自己有什麽問題。可是，我卻去幫助別人抓魚，以為這也是勞動，這也是積累生活，其實，我以後也不會有做演員的機會了，積累生活有屁用。過去，朋友 們愛拿我開玩笑，說我是眼淚多、鼻涕多。今天，我仍然要痛哭一場，有淚就有涕，涕淚交流就是悔改……’趙丹真的號啕大哭起來，讓人感到無限辛酸。……工宣 隊急了，高喊‘打倒混世魔王趙丹’”……（藍為潔《趙丹到幹校的第一天》，http://beijing.qianlong.com/3925/2003-6-14/[e-mail]）

去侯馬幹校的八一廠電影人，剛放下行李，就領教了鬥批改的威力——“鬥爭故事片室主任兼導演馮一夫，說 他在火車上送別人吃食，拉攏感情搞秘密串連。鬥爭會上，大家看上去慷慨激昂，其實都是言之了了，沒有一點實質性內容。尤其可笑的是老演員劉江漲紅了臉，指 著馮一夫的鼻子聲嘶力竭地空喊了一通空話，真不愧是好演員。而馮一夫則裝作低頭認罪狀。”（嚴寄洲《往事如煙——嚴寄洲自傳》第120頁）

鬥批改離不開鬥私批修，交待個人問題。“參加大會小會，寫各種各樣的檢查……每個人都要過關，開始時， 田華不知道該怎麽說，她的第一次鬥私批修沒能過關，被指為不深刻，沒有觸及靈魂，”田華擔心被“吐故”，黨籍不保。“一位女演員教給田華一招：自己先上綱 上線，把最難聽的話說了，別人就沒的說了。”田華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其實人家早說明白了，‘鬥私批修就是先自己把自己搞臭，外人再幫你把自己整臭。’弄 明白了，事情就好辦了多了，可著勁兒糟蹋自己唄。”（張東《搏擊藝術人生——田華傳》第217頁）田華的第二次鬥私批修順利過關。

看透了批鬥的人們就不再害怕批鬥，“為了躲避強體力勞動”，他們“常常故意想出點批鬥的內容來，因為一 開鬥爭會，就可以不用下地幹活了。”（宋昭《王蘋傳》第189頁）

在幹校的鬥批改中，最重要、最荒唐、害人最多的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從1969下半年開始，一個本來隻有極少數人參加的，以反周恩來為宗旨的激進派組織“五一六兵團”，被中共中央說 成是遍布全國的、人數眾多、無處不在的陰謀集團。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將這一運動推向全國。

北影黃村幹校的清查“五一六”從1970年秋季啟動，“1971年春節過後，大家剛剛返回幹校，鋪天蓋地的‘揭開五一六’階級鬥爭的蓋子的大字報便貼滿了幹校的各個角 落。”（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195頁）來自8341的軍宣隊“認定北影潛伏‘五一六’組織和大批的‘五一六’分子，他們先從原北影群眾組織的頭頭搞起，宣 布這些人有著嚴重的問題，將他們一個個隔離禁閉起來，然後迅速擴大範圍，在短短的幾十天裏從原來的三大群眾組織中，點了一大串人的名，逼迫他們承認自己是 ‘五一六’。”（周嘯邦主編《北影四十年：1949--1989》，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 第206—207頁）

“這之後，不管是群眾還是幹部，隻要參加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活動，就暗示他們是五一六或五一六的 嫌疑犯，都要交待或揭發。一時大會批、小會鬥，又是威脅又是利誘，並且反複宣傳‘五一六’是秘密的打著紅旗反紅旗的反革命組織，隱藏極深，不僅外人不知， 甚至自己參加了都不得而知。結果造成不僅同誌之間彼此猜疑，夫妻之間互相顧忌，乃至連自己都不敢保證自己。人人朝不保夕，個個擔驚受怕，每個人隨時都有被 揪出、被打成反革命的可能，全校幾乎一半以上的人都給家人做了交待和安排。整個黃村幹校的上空籠罩著一片恐怖、一片慘淡，一片愁雲。”（同上）

“隨著運動的深入，大休回城與家人團聚的大門，對一些人徹底關閉了。這是很管用的一招，幹校生活枯燥艱 苦，每天白天下地幹體力活，田間休息還要‘打態度’，晚間搞大批判，人們的精神緊張身體疲乏，處於半崩潰狀態。半個月能夠回家和親人團聚一天多的時間，是 一個放鬆充電的過程，人人都十分珍惜。就像監獄裏的犯人‘放風’一樣，可以深深地喘口氣。運動一開始，大家還很嚴肅，不說假話，堅持靈魂的純潔。待到後 來，……許多人就為了大休回城，便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196頁）

軍宣隊“對其中的‘頑固分子’、‘重點人物’百般折磨，強行逼供，甚至施以暴力。在這種嚴酷情況下，有 的人不堪忍受，試圖自殺，有的人被逼得神經失常。”（周嘯邦主編《北影四十年：1949--1989》第206—207頁）“一代巨星王人美已經瘋了，一些黑色幽默段子恰恰在這最黑暗、最殘酷的時刻出現了：一次全體大會上，軍 宣隊領導高坐在會場中央，嚴肅地宣稱：‘有的人趕快坦白，機不可失，時不再來！’忽然，後排傳來‘咯咯咯’的公雞打鳴聲，那是王人美在呼叫！”（德勒格爾瑪、翟建農《在大海裏航行——於洋傳》第196頁）

“承認自己是‘五一六’還不行，還必須交待上頭的和下頭的同一組織的人。必須做到‘三徹底’，即徹底交 待清楚加入‘五一六’組織的時間、地點、介紹人。如此一來，一個咬兩個，兩個又咬出三四個，惡性循環，自相殘殺，軍宣隊很快就弄出一百多人的名單來。他們 按圖索驥，戰果輝煌：北影八百多人的隊伍裏竟打出了三百多‘五一六’分子，再加上曆史反革命，合在一塊五六百人，立案審查的496人。幹校裏無人可咬了，就咬進了北京城，咬上那些正在拍攝樣板戲電影的創作人員。到了後來，竟有人開始 咬軍宣隊的人。……由於‘好人’不多，軍宣隊實施‘以壞製壞’的辦法，原先看押曆史有問題的‘革命幹部’被打成‘五一六’後，反過來成了有‘曆史問題’的 人的看管對象，常常出現年輕‘小將’後麵跟著一個老家夥的奇異景觀。”（同上。第196—197頁）

軍宣隊將於洋的妻子楊靜單獨關押，要她交待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楊靜拒不承認。軍宣隊懷疑於洋是她的 黑後台，為了把這個人大代表打成“五一六”，這些來自中南海的軍人費盡心機，秘密跟蹤、突然襲擊、大會施壓、輪番批鬥，於洋堅不承認。直至“九一三”事件 發生，清查“五一六”無疾而終。

奉賢幹校的清查“五一六”不如“一打三反”的成績顯赫，被打成“五一六”的隻有文革初造反的朱森、楊在 葆和黃蜀芹等人。（上影廠史誌辦公室編《上海電影製片廠（1949—1990） 廠史大事記》，上冊第157頁。及《黃蜀芹和她的電影》第39頁。因為“被劃成黑線人物子女，還有五一六分子”，黃蜀芹被關在一個小屋子裏，由兩個人專門看管，“整 整兩年，不能和任何人接觸。”）而“一打三反”則發現了兩個反革命集團，逼死了顧而己和餘宜初。

如果說，勞改農場這類地點的選擇象征了五七幹校的體罰性，那麽兵營式的管理則表明了這種機構的強製性。 二者構成了一個坐標係，標出了五七幹校的性質——這是一個試圖用兵營式管理來維持秩序，以體力勞動來替代人們原有的職業和專業特長，用“鬥批改”來改造人 們思想的特殊的集中營。《五七一工程紀要》說“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隻說了五七幹校的一個方麵。事實上，同“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 鄉”一樣，五七幹校也“等於變相勞改。”很多電影人在當時吟詩做文歌頌幹校，有人甚至在三十年後，在傳記裏仍舊對幹校加以頌揚。這種頌揚，一者產生於對比 ——幹校的壓力與迫害畢竟比“牛棚”要輕一些，從而使有問題的人們產生一種解脫感。一者是出於對勞動、對大自然的熱愛——勞動成果不但會讓五七戰士產生成 就感,而且還會像欣賞大自然一樣,讓 人產生審美愉悅,從而淡忘了幹校的集中營性質和自己的處 境。

 

二、農村插隊落戶

五七幹校的典範“柳河幹校”在東北，可地處東北的長影廠卻獨辟蹊徑，將“五七”道路簡化為到農村插隊落 戶。省革委會提出的口號是：“廣大幹部下放到農村插隊落戶，建設鞏固的紅色根據地”。這一全省性的戰略部署顯然與東北地處反修前線有關。

1969年11月27日長影廠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做動員。一些事先安排好的幹部在會上發言表態。會後，長影大院沸騰起來，報名 下放的人們風起雲湧。“12月6日，第一批下放幹部56戶，幹部職工96人， 連同家屬238人，分乘70多輛卡車，3輛 客車出發，分別去吉林省東豐縣永合、二龍山、黃泥河、沙河鎮、那丹伯等五個公社插隊落戶。”（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製片卷）中央文獻出版社，北京，2006年，第58頁）

五天後，第二批下放幹部33戶，幹部職工50人， 連同家屬152人，奔赴渾江市六道溝、花山等兩個公社插隊 落戶。隨後的12月13日、14日、16日、19日、21日、25日、30日，第三、四、五、六、七、八批，共計318戶，468人， 連同家屬1403人，奔赴舒蘭縣、安圖縣、科右前旗、鎮賁 縣等八個市縣的20多個公社，以“鞏固紅色根據地”。

插隊落戶與到五七幹校不同，後者不動戶口，不帶糧食關係，家屬還留在城裏，本人還是單位的人。還可以隔 一段時間回家看看。盡管五七戰士看不到前途，不知道以後還能否從事專業，很多年紀大的人甚至準備在幹校終老。但是，幹校最壞的前景也隻是一個農場。五七戰 士最差也還是農業工人。而且，不動戶口，不帶糧食關係等政策還會使五七戰士懷抱著這樣的希望：幹校是所學校，終究有畢業——回到城市，重搞專業的一天。而 插隊落戶者除了繼續發工資外，則是“五帶一下”：帶戶口、糧食關係、組織關係，家具、家屬一同下去。（於敏《一生是學生——於敏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5，第206頁。 嚴恭說是“四帶一下”即帶戶口、組織關係、家屬、家具下農村。見《像詩一樣真實——嚴恭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2007，第184頁）這種“連根拔”、“連窩端”的作法，使下放者瞻念前途，不寒而栗——他們將永遠離開城市，離開專業。此 後終日與農民為伍，臉朝黃土背朝天，成為中國社會最底層中的一員。本人的前途、配偶的工作、兒女的教育、老人的贍養、家人的醫療、農村的生活條件等等像大 山一般壓在他們心頭。插隊落戶對於電影人的內心震撼用天翻地覆來形容並不過分。

長影廠編劇於敏是1970年元月下放的，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同事，目睹了一次又一次分別。請看他筆下的送別場麵和當事人的心 情：“響起歡樂的鑼鼓聲，歡送五七戰士的一幕開始了。長影辦公室大樓到大門的馬路上，人群擁塞，盛況空前，夾道兩邊是歡送的人群，中間是被歡送的老老少 少，提著大小包包。他們的大件早已裝上卡車。名曰歡送，實無笑容。有些人臉上裝出的笑容比哭還難看。被送者的男人都強自鎮定，女性則大多淚流滿麵或泣不成 聲。……前途茫茫，竟然要與工作了半輩子的攝影棚永別嗎？工人留戀機器，農民留戀土地。電影工作者能不留戀電影之家嗎？……據聞，這等於是甩包袱，一定時 期之後即切斷聯係，那麽今後的人生之路是什麽？……有生產技術特長的人絕不甘心放棄自己的特長，卻用自己的下半生或餘生去幹自己的所短。……沒有一個人知 道自己下放的去處。何公社，何大隊，何人家，不知道。山區、半山區、平原地帶，交通方便或阻塞，地區是窮是富，先進或落後，不清楚。”“這些藝術幹部的大 多數，從來沒有抱怨過生活，而今被打倒了，又站起來了。在失衡的心理還沒有平衡的時候，又自願而實被迫地去走光榮的五七路了，我敢說，光榮的‘五七’戰士 們心裏不會有一絲光榮感。”（於敏《一生是學生——於敏自傳》，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2005，第206頁）

在連續送走八批插隊落戶者之後，又有30餘人零星下放。在不長的時間內，“長影廠共下放幹部521人，連同家屬超過1500人。” 他們散落在吉林省廣袤的農村大地上，“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製片卷）第58頁）

接受再教育的第一課就是勞動。“每天大隊部前老歪脖樹吊的半截鋼軌被敲響，我們就扛著鋤頭上工。”（《像詩一樣真實——嚴恭自傳》第184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些為十七年“文藝黑線”做了貢獻的電影人為洗刷原罪，為莫須有的戰爭，為毛澤東 夫婦的“重新組織隊伍”的需要，把自己變成了真正的農民：種自留地，在院子裏養了雞，房頂上曬了糧食，還挖了菜窖。春種秋收，臘月“貓冬”，酸菜氽白肉， 老婆孩子熱炕頭。……（同上，第185頁）為了使這些人安心，省裏下了為五七戰士蓋房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要體現自籌、群幫、公助，房權歸集 體，使用歸自己，離開時自籌部分可帶走。”即五七戰士“隻出一定數目的錢，而出地、出人、設計、施工，都是由生產隊包了。”（於敏《一生是學生——於敏自傳》第218頁）於敏後來見到了這種“五七新屋”：“三間敞亮的瓦房，石牆、瓦頂、向陽、敞亮、滿不錯的窩。”（同上）

這是被淘汰者的窩。當現代化將農村變成城市的時候，中國逆流而動。將受過多種專業訓練的電影人變成了另 一種人——從土裏刨食的農民。然而插隊落戶有一個大好處——沒有了鬥批改。這種日子有的長影人過了一年就被調回，有的則長達七年。直到文革結束。

插隊落戶並不止長影一家，上影也實行過。“1969年10月6日，上海電影係統以四個麵向為名，抽調原市電影局副局長宋定中等局廠幹部23人，於同年10月6日和1970年3月，分兩批到黑龍江落戶，海燕廠的張權生、李景仁去黑龍江愛輝縣落戶。”（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製片卷）第195頁）

 

三、工廠“戰高溫”

“戰高溫”是1970年夏季上海市革委會以“接受工人階級的再教育”的名義製訂的地方性政策。其具體做法是，將知識分子從原有的單 位或五七幹校中下放到本市工廠，從事體力勞動，以改造思想。對於急欲落實“清出一個廠子來”的指示，以向江青交待的上海電影當局來說，這一“土政策”為清 洗不可靠的“六種人”提供了很大方便。（據《上海文化係統大事記》載：“1970年和1971年 夏天，上海先後兩次以‘戰高溫’的名義將各條戰線的大批幹部和專業知識分子送到工廠從事體力勞動，‘就地消化’。”據《上海新聞係統大事記》載：“解放、 文匯、新民三報社和新華社上海分社都有數十名編輯、記者、行政管理人員被送到工廠。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團被打倒以後，一部分人才陸續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 此資料係顧訓中先 生提供，謹此致謝。）下麵的文字摘自《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製片卷——

“1970年8月12日，工、軍宣傳隊在奉賢幹校宣布，到工廠‘戰高溫’名單，天馬廠125人，海燕廠127人。 包括編輯、導演、場記、攝影、美工、化妝、服裝等方麵的工作人員。”（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製片卷，第197頁）

“1971年7月， 天馬、海燕第二批戰高溫的幹部、知識分子100多人，派到 工廠‘戰高溫’。”（同上）

“1970年8月—1971年，上美工軍宣隊及廠革委會以支援工廠戰高溫的名義，進行清洗。先後調兩批共七十多人到天源、高橋、吳 涇化工廠參加勞動。”（陳播主編《中國電影編年紀事》綜合卷·上，第389頁）

“1970年8月， 為推行‘四人幫’對電影廠進行大換班，上科影工軍宣隊將在五七幹校的五十名職工下放工廠戰高溫，長期參加體力勞動，這些人至‘四人幫’倒台後才陸續回到上 科影。”（同上，第482頁）

吳貽弓因為出身資本家，在北京電影學院時又差點打成右派，屬於必須清理出階級隊伍的分子，所以成了第一 批“戰高溫”者，在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當了十年“三班倒”的工人。他的妻子根正苗紅，但因為他“也被清理，成為階級異己分子。”（吳貽弓《我的電影裏也有政治》，《電影往事》上，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第308頁）

沈寂也是第一批就被清理到化工廠去“戰高溫”的。“上影廠的人事科科長陸誌才告訴我，下放到工廠‘戰高 溫’的有六種人不許回廠，哪六種人，就是‘地富反壞右’這黑五類，再加上‘黑線人物和三名三高’。我先在生產安茶堿的燎原化工廠，後來又調到光明化工 廠。”（2009年10月15日沈寂訪談）與吳貽弓一樣，沈寂也是“三班倒”。但是他比吳幸運，隻在工廠呆了六年。盡管他所在的班組被評成了“紅 旗班”，並且廠領導要提拔他為副廠長，但他還是回到了電影廠。五七幹校將“勞動光榮”變成“勞動懲罰”，“戰高溫”則將“六種人”改造成了“領導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