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六月， 哪來的“造反派”呀

按決議順嘴一說，責任就從“官辦文革小組”轉到了那時並不存在的造反派頭上了， 八月之前， 尚無造反派， 所有革命行動，都是組織安排的， 不會不知道這個“組織”指的是誰吧--轉載者

 

難捱的日子（上）

　　　　　　　　　　　　　　·鄒逸麟·林麗成·

　　鄒逸麟口述
　　林麗成撰稿

　　我這一生中，日子最難過的一段就是“文革”歲月了。當然，我說的難過是相對自己一生而言的，中國很多勞動人民家庭從來就是過的這種日子；而我，從小浸淫在錦衣玉食中，一旦手頭拮據，那種捉襟見肘的日子就讓人感覺恐慌、失落，那種被“餓”得惶惶之心，不是因為胃囊空空，而是安樂不再、前景茫茫的不知所措。

　　五十年代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我家雖然變賣家產、辭退幫傭，家庭資產少了一億多（舊幣），但日常生活還能維持在小康水平。接下來到了公私合營時期，政府對星羅棋布在上海大街小巷的眾多中小企業實施關停並轉，爹爹的光大毛織廠和兩爿金國百貨店都被合並了，隻有位於斜土路魯班路的太平洋織造廠因具有一定規模而被保留下來，且一直生產運營到改革開放以後，是在新一輪的產業結構調整中才停產的。公私合營後，企業的基本模式都是由黨派來的幹部做一把手，原企業主做副手或資方代理人。爹爹也不例外，被安排做資方副廠長，每月工資從公私合營前的三百多元降到二百多元，此外還按個人在企業資產價值的固定利率拿定息。雖然爹爹的社會身份從企業主變為工薪階層，但在五十年代後期的工薪人員中，爹爹的收入還屬於高薪階層，所以家裏又找了傭人，與我姆媽一起操持家務。我在複旦上班所拿的幾十元工資，隻是用作我們小家庭的零用。

......

　　記得那是１９６６年６月某一天的晚飯時分，太平洋織造廠的工人造反隊終於來了。他們開了一輛大卡車在我家門口停下，大聲拍門。那時全家已有思想準備，惴惴不安等待著的時刻終於到了，我姆媽很鎮定地去開了門。一下子衝進來十餘個造反隊員，為首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工人。他們進門後即將我父母叫到客堂間中間站著，大聲訓斥說：“鄒星如（他們原來見了爹爹都是叫三先生的），你知道我們今天來幹什麽嗎？我們是來破四舊的，你有什麽四舊、金銀財寶趕快拿出來。”爹爹立刻將早已準備好的一個大信封遞上，裏麵裝了銀行存折、領取定息的單據以及現鈔等，“值錢的東西全在裏頭了，沒有什麽金銀財寶了，你們抄好了。”爹爹說。

　　造反隊員們將整幢樓的電燈全部打開，燈火通明下衝上樓梯，首先衝進我父母的臥室翻箱倒櫃，將值錢的皮袍子、大衣、西裝、旗袍等卷了幾個大包裹，還用一個箱子將爹爹收藏的一些古玩、字畫等全部抄走裝車。我爹爹蠻歡喜收藏古董的，家裏有個玻璃櫥，專門陳列他的各類擺設，記得有座約五十厘米高的象牙雕刻的觀音佛，有一些象牙微刻，十幾個鼻煙壺以及漢白玉、翡翠雕的各式雜件等，還有爹爹收的很多硯台，最值錢的大概是任伯年的畫了，現在一幅該值幾百萬了吧，統統拿走了。

　　他們來時，正是吃晚飯的時候，我們當然沒有心思吃飯，可三個孩子都餓了，於是我妻子就將廚房門關了，在廚房裏給三個孩子煮麵條。一個年輕的工人造反隊員，看廚房門縫裏透出燈光，一腳將門踢開，看見三個孩子正在吃麵，碗裏盛的是肉絲麵，“還吃肉啊！還用象牙筷啊！”一把奪下我女兒手上的筷子拗斷，還扯下兩個女兒頭上戴的頭箍，啪！一折二，“還要啥個好看！”嚇得三個小囡哇哇直哭，我妻子也簌簌發抖。那個工人造反隊員還不罷休，打開廚房的櫃子，見裏麵有一摞鋼精鍋子整齊地疊放著，最大的是煮粽子的，最小的是熱牛奶的。“要這麽多鍋幹什麽，資產階級。”然後將鍋子摔在地上，用腳使勁踩扁。

　　上上下下地折騰了一晚上，天都快亮了，也許他們感到累了，就將父母臥室的房門封起來，說是明天再來。他們把客堂間的家具裝上了卡車，還撬開客堂間裏沿牆的所有踢腳板，檢查裏麵是否藏著金銀財寶什麽的，結果什麽也沒找到，然後開動了卡車呼嘯而去。

　　客堂間裏空蕩蕩的，房間裏、地板上，被翻得一塌胡塗。爹爹姆媽進不了二樓臥室，沒法睡覺，我們隻好將堆在客堂後間裏的過去傭人睡的兩張鐵床拿出來搭在客堂間裏，讓二老有個睡覺的地方。坐的凳子也沒了，隻能將過去家裏車夫晚上搭鋪用的兩條長板凳拿出來用。記得那辰光，爹爹傷心地低著頭一聲不吭，倒是我姆媽很鎮靜，安慰大家說：“勿要多想了，譬如當年東洋人打得來，阿拉從閘北逃出來的辰光，不是也什麽沒有嗎！”第二天造反隊又來了，將二樓我父母房間裏的一套紅木家具抄走了，還有箱子、沙發等統統搬走，並將二樓封了起來。三樓我的房間裏抄走了一台有八個抽屜的紅木寫字台，那是我上初中後，爹爹為我定製的。那時的家具，做工極好，抽屜拉開後隻需手指輕輕一點，就會呲溜滑回關上。這張書桌，多少年伴著我，趴著寫作業、躺著看閑書，尤其是夏日，光滑的紅木桌麵低於體溫，手執一卷仰臥其上，心定自然涼。造反派說，“這個好東西，肯定是剝削所得，搬走！”

　　記得１９６５年，我在國泰電影院到蘭心劇場之間的茂名路上、錦江飯店對麵一排專門賣高檔進口貨的一家店裏幫妻子買了一雙尖頭皮鞋，市場上很少有的款式，價格不菲，妻很喜歡、還從沒穿過，也被抄走了。那一刻，我妻子手上還戴著我姆媽給她的鑽戒，造反派要她摘下，我妻子急中生智，對他們說這是從娘家帶過來的，我的嶽丈是高級職員，不是資產階級，不屬於革命對象，就沒被抄掉。一台美國進口的勝家牌縫紉機，我妻子說是她的陪嫁，家裏有三個小孩總要縫縫補補的，求他們留下，造反派中兩個歲數比較大的，估計也已為人之父了，動了惻隱之心，同意留下了。

　　他們把值錢的、搬得動的都搬走了，搬不走的就貼上封條。幸好他們貼了封條，凡是貼了蓋著造反隊大印封條的東西，紅衛兵就不可以再碰了。要是附近中學的紅衛兵來抄家，能拿的就拿，拿不走的非砸壞了不可。幸好來抄家的是太平洋織造廠的造反派，他們抄走的東西是做清單的，爹爹創辦的這家企業，抄家時還體現了井井有條的員工素質。

（未完待續）

□　原載《鄒逸麟口述曆史》，林麗成撰稿，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