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從“合江路1號”說起 (ZT)

是啊， 如今的回憶文章摻水越摻多， 帽子越畫越大， 這個“之父”那個“之父”，隻要沾了邊， 哪怕隻到實驗室刷過幾天試管燒杯， 也算數， 除了山西農學院那位一輩子致力培育雜交種豬的老先生， 實在不能說是“雜交種豬之父”，說笑。

-轉載者

 

合江路山大第二公舍
（從合江路下方往上拍攝於1997年，已人去樓空待拆遷）

本文所說的“合江路1號”，指的是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青島的山東大學教職員工宿舍，簡稱“山大合江路第二公舍”。該建築據說建於上個世紀40年代，為日式大型建築，五棟連體樓房，依合江路坡度順勢由下而上，階梯式排列，由走廊、樓梯貫通成一體。每棟3層，每層4戶，總計60戶。我們家曾先後在第三棟的三樓和第一棟的二樓居住過。

這六十戶人家自然都是山東大學的教職員工，其中不乏當時就已頗負盛名、抑或之後享譽學界的教授、專家和學者，而以曆史、中文、生物、物理、海洋、外語幾個專業最多，若說當年的合江路1號人才濟濟，當不為過。這些學術界、科學界的前輩，如今大多已經作古；後來的晚一輩名人，不少也已辭世。但他們給健在的人所留下的記憶，卻依然猶新。早在一二十年前，就有人通過回憶錄、傳記等形式記下了這些前輩生前的事跡和成就。既有前輩本人晚年通過自述的方式，回顧以往；也有前輩的後人通過各種文字，或親筆撰文，或接受訪談，介紹父輩的履曆；還有不少作家、記者通過采訪相關人士、查閱各種資料，編撰、創作出各種“非虛構文學”。這些文本無疑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和認知價值，不過，如此眾多的自述、訪談、傳記、回憶錄等，所紀錄下來的本事都是真實的嗎？都能讓讀者全麵了解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跡嗎？恐怕很難說。記憶往往是有選擇性的，時過境遷，回憶未必靠得住。再加上中國曆來就有“為尊者諱”“為賢者諱”的傳統，再加上某些僵化的思維方式作怪，其真實性就難免不打折扣。

近十年來，我們這些當年在那個“大院”裏成長起來的孩子，如今都已七八十歲了。幾個發小聚在一起，少不了回憶當年，曆數當年同院前輩或同輩的往事，發現有許多事情，跟業已麵世的回憶錄、傳記、訪談、自述等著述頗有差距，有的還相去甚遠。說起來，我們這幾個七老八十的人，記憶力都不差，兒時所留下的許多印象還特別深。山東大學雖於1958年10月開始西遷濟南，可青島畢竟還留下了“醫學院”和“海洋學院”。上個世紀70年代，我借工作之便，每年都要去幾次濟南，每次去都會到山東大學教工宿舍去看望一下過去的老鄰居。再加上書信、電話以及當今的微信，相互聯係也似乎未曾中斷過。如今我們三五個人在一起，根據已有的這些信息，相互交流、補遺、糾正和印證，匯集起來的記憶似乎就更接近曆史的原貌了。

這裏不妨舉兩個小例子：一例是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即聞名全國的“小人物”。他曾在合江路1號住過一年，是寄居在他的姐夫家裏。關於這一年的生活，有記載介紹說，他讀完中學後即“來到山大文史係做旁聽生。這期間，他親身感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教誨，如楊向奎先生的《通史》，王仲犖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蕭滌非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樂府詩歌》，馮沅君先生、陸侃如先生的《文學史》……這些學者名流的學術真傳為其治學道路一開始就奠定了一個不低的起點。同時，這期間他還受進步勢力影響，悄悄讀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書，如《資本論》、《剩餘價值學說史》等馬、恩、列、斯與毛澤東、魯迅的著作，逐步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短短的一年裏，能學到這麽些東西，實在令人佩服。可據當年住在合江路1號的人說，他中學畢業後寄居在姐姐家裏，主要是幫他姐姐帶孩子，即照看他的外甥。說起來，他姐姐家當年就住在我家樓下，他經常抱著他的小外甥坐在自家門口，路過他家門口的人都看得見的。這樣一來，他哪有時間去旁聽那麽些課程呢？假如他真的聽過上述那些課程，讀過上述那些著作，要想考取山東大學文史哲中的任何一個係，應該是不成問題吧？但他並沒敢報考山大，而是報考的“華東軍政大學”（設在魯南的一所培訓軍政幹部的學校，1951年3月才並入山東大學的）。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當年的“高考”居然是找人替考的——此事是十多年前，由代考人親自說的，還得到當年同住在合江路1號的另一位老人的證實。

另一例是至今仍在民間和網絡廣泛流傳的“中國的愛因斯坦”。他也曾在合江路1號住過數年。人們之所以稱其為“中國的愛因斯坦”，起因大致可以追溯到1979年3月9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在愛因斯坦身邊工作的日子》一文。作者自述他1928年5月去柏林“見到愛因斯坦後，我先把自己的兩篇論文遞給他。”後來，愛因斯坦“熱情地幫我弄到的一個研究助手的職務……就這樣，我開始了在愛因斯坦研究室的工作。”可是，有位科學史研究者1997年在愛因斯坦檔案館裏，發現了上述物理學家1943年12月17日親筆署名寫給愛因斯坦的一封信，信的開頭第一句即是“It is to be regretted that I have not had the chance of 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我為無緣與你相識而感到遺憾”）。這就令人費解了，“無緣相識”怎麽可能曾經共事，做其“助手”呢？究竟是前者記憶有誤，還是後者查閱錯了？這恐怕還得做大量工作，進一步調查考據，方能還原曆史的真相。寫到這裏，我不由想起山東大學另一位教授，真的見過愛因斯坦、並與愛因斯坦討論過相對論，他就是曆史係的許思園先生。許先生曾獲巴黎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擔任過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教授。當年旅居巴黎時，他撰寫了《相對論駁議》（法文）一文，並於1942年正式發表。1945年他去了美國，住在普林斯頓，又將該文以英文刊出。愛因斯坦看過後頗感興趣，於1945年6月7日邀請他到家中做客，暢談和交流。遺憾的是，如此學養深厚才華橫溢的學者，後半生卻無用武之地。1974年許先生因心肌梗塞病故於曲阜，享年71歲。一位卓有建樹且深受歐美學界乃至印度詩人泰戈爾讚許的大家，就這麽默默無聞地離開了人世，實在令人唏噓和惋惜。

新世紀以來，隨著“非虛構文學”的興起，不少作家熱衷於爬梳陳跡往事，這當然是再好不過的。然而，書寫者在撰寫這類文字時，首先應該記住的，就是尊重曆史、尊重事實，不能憑空臆造或任意想象。有人認為“兒女寫父母永遠沒有說服力”，即使“本人寫的自傳都沒有說服力”。這話雖有一定道理，但我們也不能因噎廢食。傳主本人及其親屬的這類書寫還是不可或缺的，因為他們畢竟是當事人及其最親近的人，不僅了解得多，而且掌握的多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盡管記憶難免錯位，文過飾非乃至造假，都並非沒有可能；但隻要允許他人質疑、考據和匡正，就可以獲得相對真實的原貌。至於第三方麵，即作家記者的寫作，就更應慎重一些了。多方麵地采訪相關人士，多層麵地爬梳各種資料，認真地比較、鑒別和選擇，而不能僅憑一家之言或某些發表過的文字，不加求證就貿然動筆。對於某些文字資料，記載也好報道也好，憑借或引用時，尤其需要認真辨別其真偽，否則就不要輕易動筆。記得十多年前，有家出版社約我撰寫生物學家方宗熙的傳記，並說他們可以提供相關的資料。這原本是件好事，可我卻很為難。且不說本人對生物學外行，對方先生也知之甚少呀！隻記得十二三歲時，曾去他家收過一次水電費（那時是由每棟樓各戶輪流收取的）。記得那天晚上去時，他家屋子裏光線挺暗，隻有茶幾上的台燈亮著。方先生正坐在茶幾旁的沙發上看書，他不滿一歲的女兒則在地板上到處爬。方先生見我去了，連忙起身招呼，其和藹可親令我至今難忘——我所掌握感性材料也就這一點了，其他方麵的呢，就憑那些幹巴巴的文字資料？這些資料不經過多方采訪、調查、證實，我能輕易拿來作藍本麽？如此浩繁的工程，就憑我現有的條件怕是難以做到。再說，方先生為人忠厚，一生忍辱負重，據悉“文革”期間曾受盡淩辱乃至毒打，但這些經曆他都埋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了，連對夫人都從未吐露一句。我若是把他的這些經曆、具體的細節也記述下來，合適嗎？考慮再三，我隻好知難而退，謝絕了出版社的好意。

也許是出於一種偶像崇拜心理吧，不少紀實文學在記述某些名人時，總不乏溢美之詞。文字記述也好，坊間流傳也好，還時常會捕風捉影地杜撰出些故事來。仍以合江路1號為例，在我的印象中，院裏專家教授跟普通人並無多大區別。六七十年前大家似乎都沒有什麽等級觀念，相互之間也從不以職位或職稱稱呼。全院60戶人家，見麵打招呼都是叫一聲“先生”“太太”，就連看傳達室的，大家也都稱他“王先生”。我年僅十幾歲，也沒大沒小的，每次在走廊上、馬路邊遇見同院的某位教授，我都是鞠個躬，問一聲“X先生好”，而他們則朝我點點頭表示回應，有些中文係曆史係穿長衫的老先生，禮數還特別大，往往要點好幾下頭。這也許正是老一輩知識分子的風範吧？絕不像今天的某些專家教授，動輒擺出一副居高臨下的架勢，誇誇其談嘩眾取寵，不學無術還目中無人。因此我想，當我們回憶往事，追溯先輩的足跡時，是否能夠更接地氣、更貼近曆史的真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