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為即將“絕版”的曆史留下一份個人記錄（ZT)

如今的回憶， 卻是“真的言必稱石庫門弄堂”， 似乎二百多萬人口曾經居住過的方式不見了，實際上那些工人新村， 現在仍舊大量的住著我的同齡人。每次回國， 我也還是住在曾經的“下隻角”-位於大木橋路的江南新村， 當然那一片現在勿得了了， 中山南二路內環裏廂啊。 -轉載者

 

來源：文匯報　|　唐騁華

 

 

人類關於往昔歲月的敘事是有套路的。比如，現在隻要提起“大上海”，無外乎這些關鍵詞：法租界、石庫門、花園洋房、咖啡館、西餐廳、老克勒、海上名媛……所謂上海者，仿佛全由上述符號構成。

然而我相信，此種敘事套路和很多“上海小囡”的生活經驗並不符合。譬如，我的成長環境就同西餐、洋房之類相去甚遠，這些符號基本不會在我的視野裏出現。我對它們的了解，毋寧說是受敘事套路的影響——以為如果一無所知，也太不上海人了。即便如此，它們於我更像是某種“外部知識”，而沒有完全地進入日常生活。

因此，每當我讀到“言必稱法租界”的文章，總覺得隔膜與矯情。據我所知，上海人的生活不乏多樣性，可怎麽一落筆，就像從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所幸這些年情況有所變化，不同的聲音開始浮現。前一陣讀沈月明的《滬鄉記事》，他筆下的南匯風情讓人領略了大上海還有鄉村的一麵，而近期出版的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種敘事記憶》，則更令我感到鮮活和親切，因為我自己就曾居住在廣義的工人新村。

顯然，工人新村所呈現的樣貌與流行套路很不相同，我想，這也是管新生為何要強調“另一種敘事記憶”的原因。這是一種與咖啡、洋房絕緣的記憶，甚至和弄堂生活也有較大差異。這就要追溯下工人新村的來龍去脈了。

上海的工人新村建設始於1950年代初，代表作即曹楊新村。從建築風格看，它跟新式裏弄、花園洋房等海派經典住宅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前上海的住宅主要供富裕階層、中產階層居住，勞工的境遇則要差很多，據統計，新中國成立時上海300萬產業工人及其家屬住在簡陋而擁擠的棚戶、廠房、舊式裏弄裏。因此，待秩序重建，新政權著手為工人“量身定製”住宅區，即工人新村。據學者統計，從1953年到1958年，上海一共興建工人新村201個，住宅麵積達468萬平米，極大改善了工人的居住狀況。

此舉的象征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工人從舊社會的苦勞力變成新社會的主人翁，社會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了。所以，入住工人新村是件大喜事，本書記錄下的一句口號便是其生動寫照：“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很多勞模是戴著大紅花、在鑼鼓齊鳴的喜慶氛圍中喬遷的。

作者還觀察到，工人新村的選址同樣有講究。普陀的曹楊新村，鄰近華東師範大學；楊浦的控江新村、長白新村、鞍山新村周邊，坐落著複旦大學、同濟大學、上海理工大學。這種安排，是為了使“工人子弟的教育和文化生活都能更上一層樓”，清晰地表明了新政權的執政基礎及價值取向。

作者本人於1954年10月隨父母移居控江新村，他家分到的是一居室，使用麵積近14平米，衛生間、浴室、廚房、陽台均為公用。按今天的標準隻能算蝸居，而在當時已經是“升級”了。那時候沒搬家公司，作者父親拉著一輛又長又大的雙輪人力車，載著全家人一個勁往前跑。辛苦歸辛苦，但一路上歡聲笑語，全家人為居住條件的改善而雀躍。

其實以地理位置而論，作者是從市區搬到了郊區。之前作者家住常德路，妥妥的“上隻角”；而控江新村所在區域尚屬近郊，一派田園風光。事實上，工人新村幾乎都位於大上海的“邊緣”，某種程度上，工人新村的興建同時意味著上海城市化的拓展。

落到微觀層麵，這些在工人新村長大的小孩，有一段獨特的生活經驗。作者在書中描述道：“控江新村時屬大楊浦的上海郊外，隔著營口路與一大片碧綠的田野遙遙相望，有著清清的河水、高高隆起的墳墩頭……”兒時的作者，經常同小夥伴一起在田野間撒歡，放風箏，下河遊泳，捉魚，拷浜，整天“瘋玩”。他們對大自然，絕不似今天城裏的孩子那般隔膜。

長此以往，難免熏陶出些野性來。作者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編劇，不過從字裏行間能看出，他跟人們想象中的“文弱書生”可大不一樣——言語更粗糲、更接地氣，對生活中的暗角也有更多閱曆。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果你和一位中年大叔聊天，覺得對方路子有點“野”，那他很可能就是在工人新村長大的。

隻可惜，隨著城市化的推進，工人新村早就成為市區的一部分，其區位條件和居民構成，已然天翻地覆。相應的，半田園式生活和“野路子”大叔也快要絕版了。

如今想來，工人新村實為一種過渡性質的居住模式，它介於1920年代興起的裏弄模式和1990年代興起的小區模式之間，是應時代的特殊需要而出現的產物。因此，當時代發生變化，盡管名稱得以延續，但其內涵和性質就今非昔比了。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作者用親身經曆，為這段珍貴的曆史記憶留下了一份鮮活的個人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