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在表格上“籍貫”一欄填寫“四川”的人， 99.99%能說得出他（她）們家在進川前是什麽地方人，這就是所謂湖廣填四川， 雖然別的省也有， 可能是湖廣的比較多吧，而且很多人的祖上傳下來的是“湖北省麻城縣孝感鄉”，這就有點扯的， 和山東河南人的老家， 自己都說是“山西洪洞縣大槐樹莊”一樣的。
先到四川的， 當然經曆的艱辛更多些， 但是無主土地也多， 隨便亂畫一番就是大地主了， 跟在後麵去的， 到那兒好事就沒嘍， 四川話說這種情況叫做“吃屎也沒趕上熱乎”--轉載者
康熙二十一年（1682），當新任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嚐，帶著7位隨從抵達榮昌縣城時，他萬萬沒想到，一場猛獸之禍由此開始。
當張懋嚐進入榮昌縣城後，讓他目瞪口呆的是，全城死寂空無一人，“蒿草滿地”。正當大夥感覺納悶時，突然，一群老虎猛地蹦了出來，張懋嚐主仆八人驚恐之下慌忙逃命，怎奈虎口凶猛，轉眼間，張懋嚐的7個隨從，就有5人喪生虎口之下。
張懋嚐從虎口下僥幸逃生的這一年，清廷剛剛平定三藩之亂中吳三桂進入四川的軍隊。此時，從明朝末年的張獻忠屠川，到清軍與明軍的廝殺，再加上曆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1673-1681），曆經四十多年的戰亂、廝殺、虎害和瘟疫等天災人禍，四川全省人口已經從明朝萬曆六年（1578）的600萬人，銳減至不足50萬人。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裏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
▲清朝初期的四川，是中國虎患最為嚴重的區域。
其實，早在公元263年的三國蜀漢末期，四川人口就已高達百萬；到南宋末期，四川人口更是一度增長至近千萬；此後在蒙古人的屠戮下，四川人口銳減，經曆明朝的移民和繁衍生息，到明朝萬曆六年（1578），全省人口一度恢複至600萬人。但沒想到明末清初這場曆時四十多年的戰亂，竟然將四川一度打回了原始社會。
人退則虎進。
早在張懋嚐虎口逃生之前，順治年間，四川南充知縣黃夢卜就向上級匯報說，他原來在南充招徠了戶口人丁506人，沒想到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現存223人”。黃夢卜不死心，又招徠了74人到南充落戶，沒想到，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據《南充縣誌》記載，當時的縣衙門、學宮全部成了老虎的洞窟，以致南充知縣黃夢卜無比感慨地說：
“夫南充之民，距府城未遠，尚不免於虎毒，而別屬其何以堪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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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橫行四川的時候，康熙皇帝也非常煩惱。
其實早在康熙的父親順治年間，順治十六年（1659），清兵攻占了整個四川，但統計人口發現，整個四川，官方所能掌握的人口，竟然隻剩下16096丁（戶）、共92000多人。正當清廷開始招徠國內各地人口到四川開墾時，不料三藩之亂又起，隨後吳三桂的軍隊進占四川。好不容易恢複起來的幾萬人口，轉眼就在為時八年之久的三藩之亂（1673-1681）中死傷殆盡。
曾經的天府之國，此時已經化為老虎縱橫的人間煉獄。四川殘破，則國家內陸不穩，於是康熙決定，通過大批量人口移民來填實四川，以此來挽救、振興天府之國。
▲“湖廣填四川”真正拉開帷幕，是在康熙時期。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場曆時一百多年、浩浩蕩蕩的“湖廣填四川”運動，開始了。
就在榮昌知縣張懋嚐匯報從虎口逃生的第二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皇帝下發了一道聖旨，號召大清帝國的子民積極前往四川墾荒，並表示四川境內土地，不管原來是有主還是無主，在沒人耕種和繳納糧稅的情況下，新移民隻要願意去開墾，墾荒土地就全部歸屬新移民。
土地，是農業時代人民的命根。隻要願意開墾，就可以免費擁有夢想中的土地，這簡直是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而且，這是由皇帝頒發聖旨保護、真實存在的“餡餅”，於是，在臨近四川的湖北、湖南、陝西、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貴州等地，在人民的口耳相傳中，一支奔赴四川的移民大軍，開始陸續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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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源流，有一個永恒的命題：你從哪裏來？要到哪裏去？
在康熙年間，無數湧動在移民路上的人們會告訴你：
我從湖廣來，要到四川去。
在這場“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中，搶先進入四川的人，也撿到了大便宜。
康熙二十四年（1685），移民到四川廣漢的平民張連義，意外發現他搶先抵達的四川廣漢涼水井一帶竟然荒無人煙，於是，張連義拿著竹簽和木片到處“插占”，沒多久就圈了2000多畝地，在當時，由於長期戰亂後許多土地荒無人煙，因此搶先回川的部分土著，和搶先入川的移民們，隻要隨便拿個東西“插占”，就可以圈個幾百畝乃至上千畝地。
在四川中江，從湖廣一帶移民來此的劉廷齊，在康熙三十九年（1700）所占的田地“地界曠遠”，有時竟然一個多月都不能巡查完：“月餘不能履其地。”而在一些偏僻的荒山地區，當時的新移民甚至“由人手指某處至某處，即自行營業”。
手指到處比劃比劃，你能看到的土地就是你的了，這種在今天看來近乎天方夜譚的奇聞，卻是康熙中期，大清帝國真實存在的四川移民圈地景象。
這種任由移民在四川隨意“插占”土地的奇觀，一度存在數十年之久，即使到了雍正六年（1728），遷徙到四川的移民，還可以由清廷官方以一夫一妻為一戶, “給水田三十畝或旱地五十畝” 。
▲康熙年間移民四川三台的福建人後代陳兆溥，墓碑背麵寫著：“原籍閩省”。
平定三藩之亂後，在清廷官方的支持鼓勵下，經過湖廣等各地遷徙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每年為8000戶左右。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湖廣等地進入四川的移民大概為155萬人。當時，四川部分官員急於丈量土地，以征繳錢糧。對此，康熙反而不著急。有一次，康熙就對四川巡撫年羹堯說：
“為巡撫者，若一到任，即欲清丈田畝，增加錢糧，即不得民心矣!”
康熙的意思是，四川久經戰亂、土地空曠，所以先要給移民甜頭，等到以後條件成熟了，再來清丈土地、征繳錢糧也不遲。
到了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開始在整個四川推行清丈土地，並實行按畝載糧、按糧征銀的稅製改革，這也是“攤丁入畝”改革的一部分。
由於到了雍正年間，占了土地要繳稅，於是，一些在康熙年間“插占”了大量土地，卻又無力耕種開發的暴發戶，不得不將大量土地賤價甩賣。雍正時期的四川，隻要一兩銀子，就“可購十畝之地”，甚至還有“雞一頭，布一匹而買田數十畝者。有曠田不耕，無人佃種而饋贈他人者”。
雖然曆經明末清初的大規模戰亂，但實際上到了康熙、雍正年間，中國實際人口已突破1億大關。在湖廣等人多地窄區域，從四川傳來的土地幾乎是不要錢，或賤如白菜的消息，震撼了整個湖廣地區的人民，於是，人們扶老攜幼，目標隻有一個：
上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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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來區分，湖廣填四川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移民入川的初期階段，大體是順治十六年（1659）至康熙二十一年（1682），此時期清廷雖然占領四川，但不久就發生三藩之亂，以致移民填川的效果很差。
移民入川的第二階段，大體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長達 112 年。這期間，由於清廷官方頒布“開荒即有其田”等土地政策，由此帶來了大規模的移民四川熱潮。
而移民入川的第三階段，則是從嘉慶元年（1796）算起，到大概同治年間（1862-1874）終止。此時期，四川爆發“白蓮教起義”，再度發生內亂，加上土地已基本被早期移民瓜分殆盡，所以僅有少量移民入川。
有研究表明，明清鼎革之際，中國進入了第4個災害群發期，由於自然災害頻發，加上地少人多，於是，在號稱“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在整個清朝時期共有20多萬人選擇了移民四川。
當時，世居福建漳州府南靖縣隱溪的陳氏，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後，整個家族就有2000多口人集體移民四川，並落戶在四川金堂。
乾隆十七年（1752），原籍福建漳州府龍岩州溪口縣萬安裏、時年40歲的徐美周，帶著28歲的妻子韓氏，用一個籮兜，一頭挑著6歲的兒子，一頭挑著僅有6個月大的女兒，就這樣靠著步行和肩挑，硬是走到了四川，並落戶在了今天的重慶市大足縣。
▲湖廣填四川的主要遷徙線路。
當時，湖廣填四川的道路主要有三條：第一條是由長江水路入蜀，第二條是由川北的川陝周邊旱路入蜀，第三條是由貴州旱路入蜀。
由湖北、湖南入川的移民，最常走的是第一條的水路；由陝西一帶入川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二條；貴州本省、廣東、福建、湖南靠貴州地區的移民，則喜歡走第三條。
遠離故鄉的路，並不好走。
康熙四十七年（1708），來自湖南零陵的王氏兄弟，就記載了他們“閱巫山，度巫峽，曆夔關，兩岸猿聲酸他鄉之客，輕舟萬重波驚失路之人，早行夜宿，亦步亦趨，經月餘”，最終從湖南零陵經長江水路，抵達四川簡陽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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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移民四川的路，也是冒險者和苦難者開拓的。
康熙年間，已經50多歲的廣東連平人謝子越，聽說四川經過長期戰亂後“土曠人稀”，毅然認定這是“豪傑可乘之機會”，於是“挈眷西遷”，最終落籍成都華陽。
原籍廣東長樂（五華）的教書先生範端雅，則因為饑荒走到了四川。雍正年間，粵東地區連續多年旱災饑荒，麵對當時家鄉“凋敝未複”的窘困局麵，這位私塾先生奮然而起說：“丈夫誌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聞西蜀天府之國也，沃野千裏，人民殷富，天將啟吾以行乎？”於是，在饑荒和冒險主義的驅動下，範端雅最終帶著5個兒子一起移民到了四川，並落戶在四川敘永。
以當時的交通條件，從湖北湖南鄰近一帶入川，最快也要一個來月。更遠的例如從廣東、福建等地出發，則最快也要三個多月。由於路途遙遠，很多人為了移民四川，不惜變賣家產、傾盡家財出行。
雍正四年（1726），來自廣東興寧的廖奕珍，就將全部家產變賣後，取得現金120多兩銀子“入川”，當時，廖奕珍帶著妻子彭氏和年齡分別為16歲、12歲和8歲的3個兒子隨行，當他們一家5口曆經千辛萬苦，來到四川榮昌縣西街歇息時，已經用光了全部盤纏。“斯時也，盤費既盡，家無鬥筲，舉目無親，借貸無門，拮據瘁瘩，固所難言。”
為了冒險到四川尋找幸福生活，來自廣東長樂（五華）的鍾宏予，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帶著三個兒子一起啟程入川，當走到湖南瀏陽時，鍾宏予已經是身無分文。鍾宏予隻得帶著三個兒子留居在湖南瀏陽，靠著砍柴賣柴為生，經過“奮力斬棘披荊，樵采三年，珠積寸累”，才終於攢了100多兩銀子。於是，雍正元年（1723），鍾宏予帶著三個兒子再次出發，最終曆時40多天，步行到了四川簡陽縣踏水橋，並在當地安家落戶。
▲身係銅錢的鄉民：入川的資費是個巨大的問題。
來自廣東的曾廷槐，也在康熙年間帶著弟弟們從粵東出發入川，當步行到半路時，他們的路費已全部用光。當時，曾廷槐的六弟和七弟都還小，於是二弟主張將兩個年幼的弟弟都給賣掉來換路費，曾廷槐堅決反對。他說：
“兄弟同氣也，忍割同氣以自生乎？親靈必難相容也！”
於是，曾廷槐將自己穿的衣服和妻子陳氏的首飾全部賣掉“以資前行”，最終才得以步行到了四川金堂，後來，他們落戶在四川簡陽，並以租田耕耘謀生。
蜀道難行，蜿蜒崎嶇，卻也彰顯情義。
康熙年間，來自湖南安化的諶安仕，靠著一根扁擔和兩個籮兜，將兩個年幼的弟弟諶安忠、諶安位，一路挑到了四川三台縣景福鎮。二十多年後，弟弟諶安忠娶妻生子，他的後裔為了紀念伯祖諶安仕疼愛弟弟們的情義，特地在景福鎮建了一所“篤祜祠”來紀念諶安仕，這座祠堂有一副對聯，聯文寫的是：
友愛篤前人，三千裏外雙肩弟；
賢勞感後輩，二十年來一報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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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川路上，虎患也是嚴重的考驗。
康熙十年（1671），四川廣安鄧氏家族的祖先之一鄧紹祖，在從廣東返回四川廣安的途中，“為虎所食”。
清朝初年的四川地區，在順慶府和保寧府，甚至發生老虎成群遊蕩吃人的現象。清初文人沈荀蔚就在《蜀難敘略》中記載，順治八年（1651）春：
“川南虎豹大為民害，殆無虛日。乃聞川東下南尤甚。自戊子（順治五年）已然，民數十家聚於高樓，外列大木柵，極其堅厚，而虎亦入之，或自屋頂穿重樓而下，齧人以盡為度，亦不食。”
沈荀蔚記載說，由於虎患太過嚴重，當時在四川省內的移民如果要去河邊取水，甚至要組織一幫人馬，敲鑼打鼓持火把、拿著武器才敢出門，以此來恐嚇老虎，但即使是這樣，在清朝初年的四川，還經常聽說某某州縣的人，全部被老虎吃光了：
“如某州縣民已食盡之報，往往見之。遺民之得免於刀兵饑謹疫癘者，又盡於虎矣。”
四川廣安文人歐陽直在《蜀亂》這本書中記載說，當時移民入川的風險非常大：
“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樓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聞，聞亦不信。”
歐陽直記載道，有一年夏天，他乘船從宜賓去瀘州，竟然見到長江兩岸的沙灘上，有許多又肥又壯的老虎在曬太陽。船靠瀘州時，又見數十隻老虎“逍遙江邊，魚貫而行”。歐陽直有一天晚上夜行，竟然在月光下見到四隻老虎，幸虧藏匿在草間，才得以幸免於難。
而比殘酷的虎患更惡劣的，是移民環境的惡化。
在清廷的政策鼓勵下，整個康熙年間（1662-1722），來自湖北、湖南、陝西、廣東、廣西、福建、貴州、雲南等地的移民前後達155萬人之多。到了雍正時期（1723-1735），由於開始丈量土地，限製人口流入，此時移民潮有所降低。但到了乾隆、嘉慶年間（1736-1820），清廷再次放開限製，前往四川的移民又增加了420萬人。
由於移民劇烈猛增，後來的移民已經錯過了早期通過“插占”即可大量占有，或廉價購買土地的黃金時機。於是，在乾隆、嘉慶年間，經曆千辛萬苦抵達四川的移民們尷尬地發現，四川早已並非先祖們傳說中的天堂。無奈之下，他們隻得靠著幫人做傭工，或者租田佃種方式謀生。
到了乾隆時期，整個四川的土地已經是“開墾殆遍，幾於野無曠土了”。
乾隆八年（1743），四川巡撫紀山在奏疏中說：
“查湖廣等省外來之人，皆因誤聽從前川省地廣人稀之說，群思赴川報墾，不知川省已無荒可辟。”
與康熙年間抵達四川、許多能當上地主的農民不同，到了乾隆年間，四川即使是荒山野嶺，也幾乎已開墾殆盡。
定居於四川成都龍泉十陵的盧氏人川始祖盧仁彥，當初就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從粵東曆經三個多月的艱苦跋涉，才抵達四川華陽。
滿以為是到了黃金天堂的盧仁彥，此時才發現四川已是無地可占。無奈之下，為了養家糊口，盧仁彥在抵達四川華陽的第三天，就開始幫別人耕田。他的二兒子幫人做傭工，三兒子則幫人放牛來謀生。
原籍廣東興寧的14歲的客家少年劉秀標，在入川抵達重慶江津縣油溪鎮後，以幫人放牛謀生。所幸這家女主人很有同情心，把他當做兒子一樣照顧，到了晚上還幫劉秀標縫補衣服。由於劉秀標的衣服長期沒有洗滌，不僅又髒又破，而且長滿跳蚤，為此女主人還將他的衣服拿去“蒸湔”。
此前，劉秀標的兄長劉秀桂先行入川，當劉秀標找到哥哥時，才發現兄長由於幫別人當石匠，不小心被石頭砸傷了腳，“成膿瘡”。於是劉秀標到處為哥哥求醫問診，好不容易把哥哥的腳治好後，兄弟倆卻花光了所有的錢財。無依無靠的兩兄弟，最終在重慶街頭被迫淪為乞丐。
而劉秀標、劉秀桂兄弟的遭遇，也是湖廣填四川期間，部分赤貧移民艱辛生活的一個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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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進入嘉慶年間（1796-1820）後，隨著四川土地的開墾殆盡，湖廣填四川的移民潮，最終逐漸減弱，並在同治年間（1862-1874）後徹底消失。
曆經從順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前後斷續的移民潮，在湖廣填四川近600萬移民的補充下，四川的人口，從康熙二十年（1681）的大約50萬人，逐漸恢複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231.6萬人。到了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川實際人口突破了1000萬。
到了嘉慶十七年（1812），四川人口已達到2071萬。宣統二年（1910），四川人口更是達到了4800萬。而四川龐大的人口基數，也為抗戰期間，國民政府依托四川、最終取得抗戰勝利奠定了偉大的根基。
可以說，今天的四川人，融合且激蕩著整個中華民族的血脈，我們唇齒相依、自古一係。
而故鄉，始終是難以忘卻的存在。
在先祖移居四川一百多年後，光緒二十一年（1895），後來位列“戊戌六君子”之一的進士、刑部主事劉光第（1861-1898）回到了福建武平的先祖故鄉。
劉光第的先祖，是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從福建武平縣湘坑湖村，移居四川富順縣杜快鋪盧家嘴。作為四川劉姓族宗返回原鄉第一人，當劉光第返回福建武平時，宗親們特別為他在祠堂舉行了接風宴會，並引領他祭拜祖先靈位。此後，劉光第還腳穿麻布草鞋，跟隨宗親祭掃祖墓。為此，劉光第特地寫了一幅對聯，聯文曰：
數千裏閩蜀一派源流；
十幾世祖孫同年鄉會。
為了尋找故鄉，民國軍政強人楊森（1884-1977），和他的祖先們，則整整找了200多年。
當初，楊森的先祖楊興階，於康熙年間（1662-1722）從湖南衡陽縣草塘村移居到了四川廣安，到了民國初年，楊家在四川已繁衍9代，楊森是第7代孫。楊興階在臨死前曾經囑咐子孫們說：“我的老家在湖南衡陽草塘，你們有機會時，要去尋宗認祖，切莫忘記。”
楊興階的這個口頭遺囑在四川廣安楊家世代相傳，但子孫們傳到後來，卻把“衡陽”兩個字給傳漏了，成了“湖南草塘”，但湖南有70多個縣，“草塘”究竟是在湖南哪裏呢？
▲祖籍湖南的四川軍政強人楊森。
一直到1937年，楊森帶領軍隊出川抗日，入湖南設防時，幾經周折，終於獲悉草塘村是在衡陽。為了迎接楊森回鄉認親，1941年夏天，湖南衡陽草塘村楊氏宗親們，為他舉行了盛大的返鄉認親儀式。楊森則為草塘村的楊氏宗祠題寫了對聯：
數傳自巴蜀歸來，得拜祖宗，歡騰一族；
千載冀衡湘子弟，共矢忠勇，捍衛中華。
返鄉認祖後，楊森特地在草塘村住了4天，以此懷念鄉情。
而記載祖先於乾隆時期，從廣東興寧移居四川奉節的《劉氏考訂族譜》，則有一副聯詩寫道：
駿馬騎行各出疆, 任從隨地立綱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 日久他鄉即故鄉。
他鄉吾鄉，從湖廣到四川，作為中國人，我們始終不曾分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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