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輕地揮一揮手
居美國華盛頓, 就職政府部門, 花甲年歲, 天天等下班, 月月等薪水, 年年等退休.
除了北京， 以高幹子女為主的老紅衛兵， 他們在定義上實際是第一批“造反派”， 是聽到了風聲（北京市委是“黑幫”）而造了北京市係統各級領導的反，後來整到他們的娘老子了， 有轉化成了保守派。其他省市自治區乃是地級縣級單位的幹部子女， 幾乎都是一開始有各級黨組織“組織”的保守派紅衛兵，雖然他們作的孽一點兒也不少， 但畢竟是“自家的孩子”，文革後悄悄地把幹的壞事都算到了造反派頭上， 連“紅衛兵”這頂帽子也沒有了，成了一個新的組合詞“紅衛兵造反派”。另外， 文革一開始， 各級領導也明的暗的組織了保守派隊伍，比如上海的赤衛隊，當然主要成員還是那些黨團員積極分子，站出來的目的隻有一個：保衛各級黨組織。
文革後， 自己人到底還是自己人， 打了人抄過家等等壞事， 就被“沒幹過”了，罪名一股腦地送給了造反派。
不研究保守派的緣由， 很大程度是各級組織不願意，很多單位文革一開始時的“鬥鬼”，不都是黨組織暗中策劃， 保守派出麵張羅的？大學裏把教授們整得死去活來的， 不都是保守派紅衛兵麽？如何去研究？要露餡的呀。--轉載者。
作者： 李遜
研究上海文革史之餘，讀了不少文革著述，包括許多當事人的回憶。覺得在浩瀚的文革研究資料中，似乎有一個明顯的疏漏，即文革中保守派組織的研究。大量文革回憶錄作者以當年造反派居多。筆者所能見到的，除了當年武漢的“百萬雄師”負責人之一章迪傑撰的《崢嶸歲月》，以及上海市總工會編寫的《忠誠於黨的上海工人赤衛隊》，還有最早的紅衛兵，鮮見“老保”回憶錄麵世。而已有的文革著述中，除了筆者的上海文革研究，以及山西某縣文革史，其它著作關於保守派的活動內容，除了最早的紅衛兵，也基本未見引自保守派方麵的回憶資料。這一點，早在20年前，海外的研究者王紹光和陳佩華便已有提出，但直到現在變化似乎不大。
作為群眾運動的文革史主要由造反派的活動構成。但作為造反派對立麵的保守派，也是文革的重要方麵，許多事件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組織互動結果。另一方麵，保守派組織的活動是執政黨文革前十七年運動模式的延伸，保守派力量的興衰，實質是毛澤東的文革與他的文革對象較量過程的顯性彰現。所以對保守派的研究應是文革研究的重要內容。
研究保守派組織，既是曆史實證，也是理論研究。筆者這篇文章並不在於討論理論問題，而是希望引起對保守派組織的重視，使文革研究更立體和飽滿。
保守派的產生
以幹部子女為核心的第一批紅衛兵首先喊出造反口號，但從他們以後的行動看，他們既是造反者，又是頑固的保守派。在衝擊不準自由結社的社會製度方麵，他們是造反者，因為他們衝破了執政黨對社會組織和社會活動的嚴密控製，成立了不受黨團組織控製的體製外青少年組織——紅衛兵。而在此之前，共產黨不允許任何官方控製之外的民間社團存在。紅衛兵組織興起的最大意義就在於其體製外的組織形態，成為不久全社會結社自由的開端。這是一個具有顛覆意義的開端，是對共產黨嚴密社會控製的造反。而在最初的批判對象上，他們也可算是造反者，因為他們的反叛從反對學校黨組織開始。在此之前的十七年，執政黨從來不允許對各級黨組織說“不”。成立紅衛兵組織以及反工作隊都是反體製的造反行為。所以從這點上說，這批幹部子女應該是文革中最早的造反者。不過，這種造反主要發生於北大附中以及率先成立紅衛兵組織的清華附中等少數學校。在其它幹部子女雲集的中學，紅衛兵組織是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之後成立的，學校黨組織不敢反對。
這批文革最初的造反者並沒有將“造反”的桂冠保持多久。當毛澤東明確表達對他們造反行為的支持後，外在政治壓力消失，他們馬上將鬥爭矛頭指向了十七年一貫的革命對象，還加上學校老師和同學。他們製造了血腥的“紅八月”，將在此之前各級黨委發動的對知識精英以及前政權的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政治迫害，推向新的高潮和更大規模範圍。在鬥爭方向和鬥爭對象上，這批紅衛兵和共產黨的一貫目標完全一致，他們的暴戾是階級鬥爭學說更赤裸的直白，是被刻意引導的必然結果。他們對文革前便已形成的政治等級身份製不但堅決維護，而且極力擴大和固化。而政治等級身份製正是十七年政治統治的核心。他們宣揚血統論，就是為了消除那些學習成績出色的非紅五類子女對教育資源的競爭威脅，獨占革命接班人的身份，以將來獨享政治資源。他們的政治要求，隻止步於不受黨團組織控製的結社自由。
毛澤東的文革對象是他所認為的各級“混進黨內”的“走資本主義當權派”。這些新的革命對象，正是以幹部子女為骨幹的第一批紅衛兵的父母，這令第一批紅衛兵不能接受，本能地站到了文革的對立麵。因此，在對文革批判對象意義上說，他們是保守派，而且是最頑固的保守派。而他們與不久崛起的造反派的關係，從一開始就非常對立，以後也始終不願意與造反派為伍。他們自始至終的行為便是反對造反派對各級幹部的批判和衝擊。所以從文革政治派別意義上說，他們也應該被劃入保守派。
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紅衛兵運動驟然興起。全國各地第一批紅衛兵組織都是北京模式的翻版：核心人物都是各級幹部子女，批判對象都是十七年階級鬥爭的繼續;抄家、打人、破壞文物;當然也都狂熱鼓吹“血統論”。也和北京最初的紅衛兵一樣，他們不久都成為保守派。所不同的是，他們從成立伊始就是保守派，不像北京第一批紅衛兵那樣至少還有反體製的開端。而且由於毛澤東對北京紅衛兵的支持，全國其它省市所有的第一批紅衛兵組織成立，幾乎都有各省市黨委的支持和扶植;不像北京第一批紅衛兵，成立時遭到學校黨組織的反對。
第一批紅衛兵的血統論，激化了其它階層子女的逆反心理。1966年9月6日，以平民子女為主體的“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三司”的批判鋒芒直指“黨內走資派”。接著，因這些造反派紅衛兵的榜樣和支持，工人造反派組織也紛紛成立。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造反派組織很快成為文革主流。而正是在對待“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態度上，真正形成了文革的兩大派別：造反派和保守派。秦暉所以認為，作為文革初期正式政治派別意義上的保守派，就是隨著這批造反派的誕生而被確認。
保守派和造反派的最初分野，在許多學校和工廠是因為對工作隊或黨委的不同評價。保守派擁護工作隊或黨委對分歧的裁決權。而造反派則反對黨委和工作隊的裁決權，認為應該對照當時的報刊社論以及《十六條》，因為這傳遞了毛澤東的文革主張。造反派實際是試圖將裁決權抽象化，突破十七年一貫的黨的幹部說了算的話語權和對真理的解釋權。這是造反派最初的造反行為。而保守派最初沒有這樣的思想突破，以後也始終基本服從新的權威和權力的裁決。
保守派及其組織活動是文革的重要組成
文革的對象是幹部階層。還是在1965年1月，毛澤東製定的對農村“社教”的23條中，第一次提出整“走資派”的思想。接著在同年製定的“五一六通知”中，又明確將“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作為新一輪革命對象。1966年8月召開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更進一步將文革對象確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提出“炮打司令部”。
但各級黨委包括派往各學校各單位的工作組，並沒有悟出毛澤東的批判指向。他們紛紛拋出專家、學者和文化名人作為打擊對象。當有人貼出大字報質疑，即使十分溫和，他們立即條件反射地出手反擊，發動群眾圍攻那些向自己提意見者。在這樣的圍攻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最初雛形。那些被圍攻的提意見者日後大多成為造反派;而跟著黨委或工作組圍攻提意見者，日後很多人成為保守派組織的核心或骨幹成員。
保守派的活躍時期真正開始，是在1966年9月以後，各級黨委普遍遭到衝擊。而此時中央決策層因對文革的不同看法，傳遞到底層的對造反派支持態度不是十分明晰。於是對省市委的評價，分化出文革群眾派別意義上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各地都有保守派群眾與造反派辯論以及保守派組織“保衛”省市委的行動。到1966年年底，保守派組織與造反派組織的分歧更發展成衝突甚至流血事件。例如1966年12月4日重慶的“12.4事件”，1966年12月30日上海的“康平路事件”，1967年1月南京的“1.3事件”，1967年1月26日新疆的石河子大規模流血事件，等等。這些事件看起來是底層民眾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衝突，而背後是中央決策層的文革和抵製文革勢力的較量。
康平路事件
1967年初，毛澤東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三個最高機構，再加上中央文革小組，向上海以“工總司”為首的造反派組織發賀電，表達了支持造反派的明確堅定態度。造反派組織對保守派組織的強行取締和武鬥圍殲在全國範圍展開，各地保守派普遍遭受重大打擊。在上海，一月奪權之後，以張春橋為首的文革派掌控了上海的大局，文革新政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中，造反派和擁護文革者占了優勢。即使是被“三結合”的老幹部，也都是下決心緊跟文革者。保守派組織即使想死灰複燃，在市革委會中也找不到同情或代理。
但這樣的情況隻是少數例外。在大部分省市，文革新政權革委會中幹部和軍隊對文革的態度尤其是對造反派的反感態度，給予了保守派組織重新生存的空隙。有些省市的保守派換一麵旗幟重新整合自己的力量，例如武漢的“百萬雄師”，廣西的“聯指”。更有在支左部隊的支持下連旗幟都不換繼續存在，例如成都的“產業軍”。尤其廣西和廣東，因為軍隊的支持，保守派始終占強勢地位。
絕大多數支左部隊對文革的態度，與原來抵製文革的地方黨組織基本一脈相承。因此1967年至1968年各地的武鬥事件，許多看似保守派組織與造反派組織衝突的事件，背後仍是幹部階層對文革的抵製。最轟動全國的是武漢“7.20事件”，以及四川遍及全省的動用武器彈藥的武鬥。而保守派占優勢的廣西，武鬥更是持續一年半，大規模殺人尤為慘烈。所有這些事件中，有相當一部分並不是造反派挑起的。可以說，在文革最高潮的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年底，全國各地許多重大事件或武鬥衝突，許多都與保守派組織有關。這是保守派背靠文革新政權與造反派的繼續對立。所以，保守派的活動是文革的重要組成，少了保守派的活動軌跡，文革記載便不完整。
保守派組織是十七年政治運動動員模式的集中體現
保守派組織的活動軌跡，就是十七年運動群眾的模式，或者可以說是共產黨曆次政治運動的動員模式。
1966年6月，聶元梓大字報發表後，全國掀起大字報高潮，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黑幫”。各級黨委討論圈定並拋出出本單位的運動對象，組織群眾寫大字報。那些稍有名望的專家、學者、業務拔尖的學科帶頭人，還有“出身不好”者、“政治曆史複雜”或“社會關係複雜”者，被紛紛拋出。而在工廠，一些技術人員和資方人員也被黨委拋出成為大字報對象。這樣的有準備地拋出運動對象組織群眾批判，形成人人口誅筆伐的氛圍，給被批判對象以強大心理和政治壓力，是曆次政治運動的一貫模式。
但這樣的模式在文革初遭到質疑。對照《十六條》，有人認為黨委首先應將自己作為這一次運動的對象，於是給本單位的黨組織或工作隊貼大字報，但立即遭到黨委組織動員的反擊圍攻。在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稱為“資反路線”的50天中，各級黨委發動群眾保衛自己，打擊和圍攻提意見者。這樣的做法也是以往政治運動的延續，尤其是從反右運動之後的一貫做法：凡是給幹部提意見者都是心懷不滿分子或反黨分子。這是造反派最初造反的原因。不過，絕大多數造反派造反，並不是從人權的普遍意義出發，而隻是從自身被批判打擊的特殊性出發，所以他們對比自己政治地位更低者例如“地富反壞右”沒有同情心。這種情況同樣體現在保守派身上。
最初的保守派是在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衝擊各級黨委時產生的。他們不同意對各級黨委的批判，以各種形式保衛黨組織。在上海，1966年8月底和9月初，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上海市民以對上海市委的評價，分成不同觀點。許多市民去上海市委辦公大樓門前與北京紅衛兵辯論。更有許多工人去市委門前“保衛上海市委”。市委門口貼出了許多為上海市委評功擺好、反擊北京紅衛兵觀點的大字報。其中最著名的有兩篇。一篇是以國棉二廠的老工人名義寫的《我們老工人要說話》，另一篇是以上海市委樹立的先進人物楊富珍的名義寫的《給毛主席的急電》。兩張大字報都被印成傳單，不但在上海廣為散發，全國其它城市也都有傳抄翻印，影響很大，是文革初期保衛省市委的典型文字。
看起來，“保衛上海市委”的行動以及大字報都是工人們的自發行動。但不久便有傳單揭露，說兩張大字報的真實作者是上海市委幹部和工廠幹部：《我們老工人要說話》是上海國棉二廠黨委組織的，起草者是黨委的秘書;《給毛主席的急電》是駐廠的市委工作隊向市委請示，得到市委書記陳丕顯同意後，由工作隊撰寫的。其它這一類的保衛市委的大字報，也大都是基層工廠或主管局、公司的幹部們組織或暗示撰寫的。而大批去市委門前與紅衛兵辯論的工人，都是應市委要求由下麵各工廠黨委派出的。被組織前往的工人一律算公假。為了顯示工人們是“自發”去保衛市委的，出麵組織的工廠幹部特地關照：若有人問起，就說是自己去的。
這樣的以工人名義出麵說話，是曆次政治運動的一貫路徑。《我們老工人要說話》，從1957年“反擊右派”，到1966年的“保衛省市委”，到1989年的“反對動亂”，同樣的題目、同樣的內容，以“工人階級”及“廣大群眾”的雙重的名義一再重現，嚴厲斥責任何對執政黨的質疑，正義正氣正能量。隻是過去暗箱操作，文革中終於被揭露出“自發”背後的捉刀真相，讓人明白那些看似洶湧民意的背後，是權力操縱為官方代言的實質。這樣的政治留痕使得以往和以後的“自發”都失去了崇高，成為你知我知人人皆知的虛假政治遊戲。
和“要說話”之類的政治表態一樣，保守派組織的成立，也與各級黨組織的大力支持分不開。大多數省市1966年紅衛兵運動興起之後成立的保衛省市委的保守派組織，都是各級黨委明裏暗裏扶植的。即使在上海，雖然保守派組織不是市委直接出麵組織的，但也與市委的默許和大力支持有很大關係。保守派運動看上去很熱鬧，其實都是黨委的導向和意誌。
而在之後的1967和1968年，各地保守派組織也與文革中的主流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這也是保守派組織最本質的特征——沒有自己的主體意誌，跟著執政者的導向製定自己的行動方針。即使是後來造反了的保守派，也始終不改聽話本色，過去是聽各級黨組織的話，奪權後聽文革新政權的話，包括對地方文革握有重大話語權的支左軍隊。而群眾組織對保守與否的鑒別，也從1966年底的與各級黨委的親疏，變為與革委會或支左軍區關係的遠近。所以，盡管文革的各個時期保守派組織的名稱和保衛對象會有變更，但他們與主流政治的親近關係沒有變更。事實上，保守派組織的主心骨在1967年全麵奪權前是各級黨組織，全麵奪權後就是各級革委會中的反對造反派的幹部們。
除了上海等少數城市，造反派在大多數省市得勢時間不長，革委會成立以後，造反派重新成為整肅對象。十七年自上而下的政治運動模式重又回歸，許多地方的保守派參與了這個回歸。而保守派參與秩序和權威回歸的過程，正是文革目標漸行漸遠的過程。到1976年，原來一度不得不向造反歸順的保守派，又重新站到了造反派的對立麵。而造反派中的許多人，也開始懷疑毛澤東和他的文革，於是發生1976年的“四五運動”。這是文革結束的社會基礎。
弄清保守派的活動軌跡，就是理清文革中權力的運行軌跡，以及民眾的思維和行動方式，並打通毛時代和後毛時代的共同點，有利於更深刻地總結文革乃至整個共產主義革命的教訓。
保守派的類型和區分
與造反派一樣，保守派也有不同類型。一類是真心認同和擁護十七年者，以勞模先進人物和黨團員為骨幹。他們是共產黨執政後的受益者，有著強烈的翻身感，更對給了他們榮譽的各級幹部有著強烈感恩。他們看不慣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徑，1967年“一月奪權”造反派取得全麵勝利後，他們迷茫困惑。過去的努力和榮光反成為負資源，他們也曾因此努力迫使自己適應新的形勢，跟上文革。但首先情感上就與造反派始終格格不入。許多人隻能從行動上淡出文革。之所以說“從行動上”，是因為他們仍然反感文革，隻是不再以行動抵製。上海文革初期工人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的主要負責人王玉璽、陳阿春、李劍鈺、馬驥等，大多是這種類型。這些樸實的工人，堅守自己的良心和直覺，又無法超越毛澤東和黨的權威，隻能沉默，以沉默表達對文革的不認同。
第二類是努力跟上文革形勢者。當毛澤東明確表達了對造反派的支持後，他們反戈一擊起來造反，不但揭發當初支持他們的各級幹部，而且一遍又一遍地檢討自己當初是“受蒙蔽的，以這樣的表態開脫自己，表達對文革的認同，從而延續他們文革前被各級黨組織信任的政治身份。一些人也因此保持甚至提高了政治和體製身分，例如文革前的上海著名先進人物楊富珍，宣布造反後，一次又一次地檢討自己“被舊市委利用”，從而成為勞模先進人物“正確對待文革”的典型，被提拔重用。文革前她是紡織廠的擋車工人;文革中當了上海普陀區區委書記。
第三類是1967年一月奪權後改換旗幟宣布造反者。但他們即使造反，也始終和原來的造反派貌合神離。他們中有些人是文革初期批鬥“黑幫”的積極分子，其中有些人有侮辱和毆打批鬥對象的行為。宣布造反後，他們與之前的造反派頗多衝突，甚至釀成大的武鬥事件。這些衝突有的是因不同觀點例如對某個幹部的評價引起，有的則是對文革新政權席位的紛爭。
第四類保守派是強權的追隨者，誰有權便緊跟誰。文革初期他們保各級黨組織，與其說是出於對黨的熱愛，不說是向權力表達忠心。文革中他們跟著新的權力，例如支左部隊。哪怕新的權力大開殺戒，他們也跟著參與殺戮。上麵第二、第三類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也可列在此類。
而大多數底層群眾參加保守派組織，是因為安全。這是他們從十七年曆次政治運動得出的經驗。1966年10月前，中央決策層傳出的對造反派的支持態度不是十分清晰，信息顯得不確定，解讀不一。最安全的選擇，就是繼續跟著原來的權威，即還在台上的那些幹部。這是曆次政治運動的經驗，是這一時期保守派占大多數的原因。以後，當造反派得勢，保守派全麵崩潰，許多人弄不清文革的形勢，也不願意參加造反派，於是成為逍遙派。
1967年一月奪權後，各級黨委被打倒，保守派組織的捍衛對象不存在了。“保守派”也成為抵製文革的代名詞，沒有哪個組織再會理直氣壯地自稱保守派。而1967年全麵奪權以後，將對立派組織指為“老保”，從而取消其參加文革運動的資格，更成為最常見的派性爭鬥方式。上海柴油機廠1967年上半年，“聯司”和“東方紅”，都開足馬力指責對方是“老保組織”，武鬥衝突不斷。但事實上雙方都是造反組織。
當時將對方指為保守派組織有各種理由:有的以1966年文革初期的政治站隊為標準，將曾經“保”過各級黨組織者指為老保，即使這個組織1967年以後“反戈一擊”改旗易幟。有的以與文革前主流政治的親疏為標準，將黨團員多的組織指為“老保”。有的以與文革中主流政治的親疏為標準，把與奪權後成立的革委會或支左軍隊關係密切的組織指為“老保”。除了原來便是保守派的組織，一些較溫和的造反派組織也被指為保守派。例如清華大學的“414”。所以，文革中指責對立麵組織為“老保”的理由，標準不一，許多時候甚至隻是打倒對手的借口。
文革結束後，保守派和造反派被作為文革中的不同政治傾向，不少文革研究學者提出自己的區分原則。
最早研究中國文革的國外學者例如李鴻永、羅思典、陳佩華和裴宜理等，以“社會衝突”的理論分析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區別。認為保守派組織的特點是黨團員、勞模先進人物多。這其實也是中國每個文革經曆者的切身感受：最初的老保組織的核心和骨幹都是共產黨的依靠對象，參加者也以黨組織所信任的積極分子為多。
而中國的學者對如何區分保守派和造反派也有著頗多觀點。徐友漁的《形形色色的造反》一書中，將如何區分保守派組織定為六個標準：
支持還是反對工作組；支持還是反對“血統論”；回避還是積極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維護還是反對各級黨組織；“二月鎮反”中是幫凶還是挨整；主要鬥爭對象是黨外“階級敵人”還是黨內“走資派”。
周倫佐在《文革中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根本區別》一文中，將追隨毛澤東的何種理念作為區分標準。認為保守派“實際追隨的是1966年10月以前的毛澤東——及其‘階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造反派“實際追隨的是1966年10月以後的毛澤東——及其‘路線鬥爭’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思想”。
印紅標在《紅衛兵運動的主要流派》一文中，將對權力來源的認可作為判斷標準。指出：保守派認可的權力來源是各級黨組織，要堅持黨的領導，所以他們會保衛各級黨組織；而造反派認可的權力來源是毛澤東，跟著毛澤東的文革批判和打倒各級黨委；至於幹部子女紅衛兵，他們認可的權力來源主要是自己的紅色血統，不那麽把工作隊和學校領導看在眼裏，更不接受對上層幹部也即自己父母的批判。
楊繼繩在《天地翻覆》中，幹脆明確地將“矛頭向上還是向下”作為區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標準。
所有這些標準的核心都是革命對象的不同。也即革命對象是十七年階級鬥爭的繼續，還是幹部階層本身。這可以從與以幹部階層為核心的主流政治的親疏關係鑒定：奪權前是與各級黨組織的關係，奪權後是與革委會或支左軍隊的關係。1967年一月奪權時期，雖然造反派取得全麵勝利，但這個時期很短。毛澤東的文革沒有改變十七年政治規則：隻要掌權，就掌握話語權和對真理的解釋權。隨著軍隊支左全麵介入地方文革，以及大批老幹部被“三結合”進文革新政權，文革前的幹部階層全麵恢複了原有的權力和權威。這個恢複過程與對造反派的不斷打擊清算同步。而在這個過程中，保守派勢力始終是幹部階層的同盟者和群眾基礎。所以，文革各個時期保守派組織的名稱和保衛對象會有變更，但他們與幹部階層的親近關係不會變更：在1967年全麵奪權前是各級黨組織，全麵奪權後是各級革委會中的黨政軍的幹部們。區分造反派與保守派，就是觀其在文革各個階段與權力的關係。而大多數黨政軍幹部雖然進入文革新政權，但與不斷找他們麻煩的造反派始終不融洽，更容易傾向保守派。
不過，上海是個特殊例外。上海在1966年底的“康平路事件”後，王洪文堅決主張大力吸收保守派進造反派組織，從情緒和組織上瓦解了保守派。保守派組織不複存在，造反派全麵掌權。所以上海親主流政治的是造反派。這樣的現象也與上海市民的政治性格有關：重技術輕政治，講實際反空頭，尊重秩序，反對極端。這一政治性格不但體現在保守派身上，也體現在上海的造反派身上。這也使王洪文和他的造反組織被一些更激進的造反派視為“保守”。這是另一個話題。
保守派思想和話語的扭曲性
如果剝去那些帶有強烈時代特征的話語外殼，人們可以感受到保守派思想的核心，是反對文革對秩序和權威的顛覆，反對暴力和無序。而敬畏既有權威和秩序,尊重既有價值和現實，這樣的政治性格，是一切社會的保守派所共有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這些文革最初的反對派稱作保守派，是比較確切的。這是保守派最可貴的價值，也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
但是，如果把文革中的保守派等同於政治學意義上的保守派，似乎也不盡然。因為文革中的保守派是對1949年革命與造反形成的統治秩序與價值觀的“保守”，本身是對上一次“革命”與“造反”成果的堅持，並未拋棄“革命”與“造反”的核心價值觀。真正的政治學意義上的保守派有著自己的價值體係和政治倫理，對於任何變革傳統和秩序的激烈革命，始終抱著警惕和審慎。而在中國，共產黨是靠破壞舊有秩序取得政權的。十七年的強權與教化，早已形成新的秩序，共產黨的傳統成為政治文化的核心。但這樣由革命形成的新傳統，有許多與普世價值及中國文化傳統相悖。文革中保守派保衛的是對上一次革命也即1949年後所形成的統治秩序與價值觀，並不是對普世價值的堅守。
徐友漁指出：一個革命政黨依靠破壞舊秩序奪得政權後，天長日久，也會形成新的、自己的傳統和正統，在新語境之下產生的革命或保守，自然就具有一定的扭曲性和複雜性。談文革中的保守，是相對於新傳統而非老傳統。這樣的扭曲可以從許多話語中看到。例如保守派反對造反派打倒一切，呼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是執政黨十七年所一再宣揚的，似乎很寬宏大量。但這個話語的背後是嚴酷的階級分類，意味著那些“團結對象”不是自己人，“團結”他們是寬大和恩施。這樣的“團結”話語就有了某種扭曲。於是到文革時期，絕大多數“團結對象”被打回非我族類原形，被收回“團結”資格，遭到殘酷迫害。而保守派要捍衛的，不是那些被迫害者的人身權利，而是文革前的“團結”政策。
朱學勤認為，文革話語因當年官方意識形態的強勢打造，嚴重扭曲相關漢語原有含義。如“造反”、“保皇”與“保守”：“造反”的漢語原意是對最高皇權與統治秩序的背叛，但在文革初期的絕大多數“造反”中，人們看到的是相反現象，是奉旨或領旨“造反”;“保皇”一詞來自法國革命及其後續話語，專指當年的王黨與擁護皇室的正統派與拿破侖派，但在《人民日報》社論中卻被用來指稱一時未能領悟毛澤東意圖的另一派群眾;此後周恩來等建議改稱“保守派”。“保守”本為政治學、社會學專用話語，並無褒貶，但在這裏貌合神離，雖弱化一格，卻還是貶稱，並未消減政治歧視。而在另一方麵，當年的“造反派”在吸收、消化大量“保守”組織與群眾後，又發明另一名詞“老造反”，以強調自己“造反”最早，其實是對當年等級身份製的紅色頂端——“老革命”身份的模仿，保守而不自知。
所以，文革中的保守派堅守的是十七年革命製定的新規則和新秩序。他們不反對階級鬥爭，他們反對的隻是過於激烈的嗜血。但也有部分保守派，尤其1967年以後的保守派例如在廣西，對生命的踐踏比造反派有過之無不及。保守派與其說是對文革有看法，不如說他們更多的是對造反派看不慣。看不慣造反派打倒一切的行徑以及對秩序的破壞。不過保守派不可能堅守自己的切身感覺，1949年後的中國，不允許任何與執政黨理念不同的獨立思想存在，失去了個人權利的任何派別，都不可能堅守自己的政治倫理。
事實上，保守派中的許多人並不反對文革前對沉澱了多少代的習俗和秩序的顛覆，甚至也不反對文革初期對文化和傳統的破壞。第一批幹部子女紅衛兵的“破四舊”席卷全國，其破壞性比曆史上的曆次戰爭更徹底更無微不至。除了幹部子女，許多保守派也都是“破四舊”和批判“反動學術權威”的最起勁參與者。例如在上海複旦大學，“破四舊”和“鬥鬼風”中的積極分子，後來很多都成為複旦大學保守派組織“紅衛兵大隊部”的成員。以至於日後複旦大學的教師和學生們回憶起1966年夏季的紅色恐怖時，都說是“老保幹的”。保守派中向文革對象下狠手而毫無同情心者不在少數。不但在1966年的政治迫害中，而且當1967年和1968年軍隊掌握各地權力，對造反派清算和對“地富反壞右”大開殺戒時，許多地區都能看到原保守派組織成員的積極參與。
無論造反派還是保守派，都是毛澤東文革的響應者，造反派奉旨造反；誌在“打倒”；保守派沒有及時領悟旨意仍停留在原來的行為模式，仍堅持“捍衛”。保守和造反在於領悟聖旨的時間差。無論捍衛還是打倒，都是對文革的積極參與，更是為了表明自己對共產黨的忠心。當然，真正反對破壞文化和傳統者應該始終存在，但持這樣觀點者不會是文革積極分子，很可能倒是文革對象，極少有人敢於公開站出來。
加強對保守派的研究和資料收集
文革結束後，徹底否定文革，發動者的責任，被完全轉移到造反派頭上，大批造反派被審查。保守派沒有被追究，盡管他們中許多人也曾是文革最早的迫害參與者。
對造反派的清查資料構成了豐富的文革檔案：從個人的交待包括造反動機及對各個事件的參與等，到各種各樣的旁證包括相關人員的揭發交待或當時的會議記錄、傳單小報。由這些清查資料能拚出許多事件的脈絡走向。但是，在清查檔案中，缺少了同樣參與事件的保守派資料。即使有保守派的文字，一般也隻是證詞。而且大多是造反派如何迫害他們的證詞，卻沒有他們對自己行為的回憶，更沒有他們的行為與原幹部或支左軍人關係的回憶。或者換句話說，沒有顯示他們是如何被操縱和利用的。其實，保守派也有交待材料，而且應該曾經數量不少。但那是文革中他們被造反派迫害審查時的交待。文革結束後，這些資料作為迫害個人的文字，大都銷毀或還給了本人，地方檔案館很可能很少有保留。
如今，保守派的資料大多見於當時保守派組織的傳單小報，個人回憶極少。不過，他們當年的工作筆記或日記應該有部分留存在世;歸還他們的文革交代，有些人也會保留。當然，這樣的收集很費功夫。筆者就曾經收集到一套當年上海赤衛隊成員寫的交代。
對比保守派回憶錄的缺位，造反派對文革曆史回憶的參與非常踴躍。目前境內外出版的大量文革回憶錄，基本都是造反派寫的。在這些回憶錄中，可以看到大量的鮮活細節：最初的造反動機，造反組織的崛起和活動，以後又如何遭到清算，更有對許多事件場景和人物的描寫。雖然有些回憶不乏美化自己或回避開脫責任，但至少留下了豐富的史料。為研究者和後人對照其它史料去偽存真提供了依據。而在文革研究者的名單中，我們更可以看到許多當年的造反派或持有造反派觀點者：楊曦光、徐友漁、秦暉、印紅標、楊繼繩、宋永毅、何蜀、周倫佐、餘汝信、徐海亮、周孜仁、石名崗等等。但當年的保守派，至今在做文革研究者，筆者所知道的，隻有我自己，我當年是上海的中學生保守派。此外，第一批北京紅衛兵卜偉華，文革史《砸爛舊世界》的撰寫人也可算是保守派。
最初的幹部子女紅衛兵撰寫回憶錄者倒是不少。如前聯動重要成員鄒建平，化名鍾雪寫了《聯動娃娃：文革初期拚爭記實》。血統論對聯的鼓吹者譚力夫化名譚斌，寫了本《赤子白話》。“西糾”負責人孔丹口述了《難得本色任天然》(米鶴都執筆)，北島編的《暴風雨的記憶》一書中，也有老兵的回憶。但這些回憶錄回避了許多重要史實，對許多事情的來龍去脈尤其自己參與的暴力行為語焉不詳。例如：1966年8月的抄家行動是如何決定和發動的？是紅衛兵自發的行動，還是被有所組織或暗示？如果是自發行動，是哪個中學哪個組織首先行動？行動之前如何決策？首先被抄家的是哪些對象？抄家名單如何製定？根據什麽原則製定？那些人參與製定？又如，北京的驅逐黑五類行動以及北京大興縣的大屠殺是誰決定？更不說在回憶錄中提及文革初期的打死人名單和施暴者名單。至於其它保守派組織，除了上海的“工人赤衛隊”、武漢的“百萬雄師”，也鮮見他們的回憶錄。許多事件至今仍是謎。例如上海“4.12炮打張春橋事件”與軍隊的關係；“7.20事件”與武漢軍區的關係，等等。而文革中後期也有許多與保守派可能有關的未解謎團。例如廣西和湖南的屠殺和吃人事件究竟因何發生，等等。即使現在可以見到的少數保守派的回憶，例如武漢“百萬雄師”負責人的回憶錄，也使人覺得似乎缺失了許多情節。所有這些，是記憶流失，還是有意無意甚至刻意的回避?
造反派積極撰寫回憶錄，與他們文革後的境遇有著很大關係。文革結束後，造反派被清查，一些人被判刑。部分省份“揭批查”擴大化，胡耀邦主持的中共中央下發1982年9號文件予以遏製，但在某些地區被停止執行。如河南省有兩千四百多造反派被突擊判刑，更多的人受審查或不予重用。這些年河南等地毛派群眾屢屢發生群體事件，即與上述曆史遺留問題相關。造反派們不服於將曆史的責任全歸於他們，他們要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的辯護話語大多仍來自毛澤東文革話語。
造反派中的一部分人相比其他人，具有更多自我意識及個性，不安於現狀，對自己的人生有著自我設計。他們最初由反對壓抑個性的政治等級身份製而造反，而反抗官府是中國文化的民間傳統。這使他們甚至有種失敗的悲劇英雄情結。文革是與他們人生緊緊相連的特殊時代。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弄潮兒。對不少人來說，文革甚至是他們人生的巔峰。他們不滿意自己這一段人生被徹底否定，他們要留下資料，讓後人評說。文革後再看有些當年的造反派，透過文革式炮轟、火燒的話語外殼，是對當政者的質疑，這是被毛澤東“大民主”催生的朦朧的權利意識。這種對當政者不斷質疑的思考，使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又進一步質疑體製的弊病。
1967年至1968年各地都有由造反派寫出的獨立思索文章，例如湖南“省無聯”楊曦光的《中國向何處去》。即使是比較溫和的造反派組織例如清華大學的“四一四東方紅戰團”，也寫出《414思潮必勝》。文革結束後，一些人考上大學，成為學者，更試圖從理論和認識高度剖析那些始終與文革經曆糾纏在心頭的問題與困惑。
而保守派，雖然也在“徹底否定”之列，但沒聽說誰因為當年參加保守派組織而被清算審查，更尚未聽說有人因此被判刑。保守派沒有訴求和自我辯護的強烈願望。事實上，對一些參與過暴行的老紅衛兵或參加過武鬥的保守派來說，許多事情不是需要澄清和自我辯護；而是相反，淡忘是他們對自己最好的開脫和保護。保守派始終是權威話語的服從者，以官方準則為自己的思維準則，在這方麵的思維能力似乎遠不及造反派，文革中就幾乎沒寫出過有影響的文章。除了幹部子女紅衛兵的“三論造反”。即使“三論造反”，也是通篇謾罵而無說理。而工人保守派，文革中許多文章都不是他們自己寫，許多工人保守派組織的成立宣言多由黨委秘書代筆。而在與造反派的筆戰中，保守派傳單的數量和煽動力也遠不及造反派。文革結束後，他們也缺乏進一步思考與探討的自覺和動力。他們高度認同對造反派的批判，滿足於徹底否定文革。在徹底否定文革的話語中，他們的形象是正麵高大的，所以不希望重提當年被操縱利用的尷尬角色。
徐友漁認為：造反派的擅長是進行社會動員，掌握民間話語權，寫回憶是這種能力的表現；保守派的擅長是體製內運作，獲得實際權力，麵對公眾的語言表達是其所短。各有長短，難論高下。
文革已經過去了五十年。半個世紀的漫長時間，應該足以銷蝕造反派與保守派的恩怨，何況這樣的恩怨由一個非常時期強加。武漢的造反派與保守派兩派群眾組織的骨幹人物，，早在2007年便握手言和，消解了當年的對立情緒。如今，造反派和保守派都已經進入老年，超脫文革和派性語境，搶救文革記憶，已經迫在眉睫，不但搶救造反派的記憶，也搶救保守派的記憶。
[作者自注：本文引用文字，除了文中寫明文章或書籍題目的，都來自筆者與被引者的信件往來。]
7月27日，在文化廣場開了人民大學第一場由工作組主持的大規模批鬥會。會後，對被批鬥的領導、教授等五十餘人進行了遊街。
比如說， 這些人就不會被當成“三種人”來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