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1950 年代興起的集體主義住宅，不該隻是作為“曆史遺留問題”被研究

國家直接建造， 或是單位建造（實際還是國家）， 分配給老百姓或本單位職工居住，這類房子， 稱為職工宿舍或工人新村，本文用“集體主義住宅”還蠻貼切-轉載者

建國初期，第一批為工人建造的集體主義住宅如今已有六十多年曆史，有的已經拆除，有的還保留著建成時的樣貌，大量人口居住於此。
7 月初，上海彭浦新村紀念了“建村 60 周年”，作為上海第一批工人新村，它回溯了自己誕生時的榮光，曾經入駐新村是一種“身份的象征”。如今，這批公房的代號成了“老破小”，新村、工人、集體主義，這些在主流話語裏已經變得陌生。
“這是一段被遺忘的曆史”，藝術家石青稱，以他如今居住的上海為例，人們談及這座上海總有著明確的“年代取向”，“要麽是 30 年代民國的十裏洋場，要麽是 1992 年浦東開發之後的經濟騰飛”。中間的幾十年去哪兒了？那個年代的人們如何生活？
空間上，人們有著相似的“審美偏好”，相比外灘建築群、陸家嘴的摩天樓、石庫門，或是近幾年火熱的匈牙利籍建築師鄔達克，那些集體主義年代建造的老公房似乎沒有什麽討論的必要，“它們似乎無處不在，看起來卻又平平無奇”。
“不僅上海，其他城市也是一樣，鐵西區工人村也要麵對有些窘迫的現狀。”
4 年前，石青和藝術家王海川、建築師丘兆達舉辦了一場名為“集體主義建築”的展覽。最近，他們又在上海進行了一次對談，繼續話題。六十多年前，有著烏托邦實驗性質的集體主義住宅，如何形塑了我們的生活和當下的城市。

50 年代，改造城市，改造“新的人”

50 年代，許多城市都麵臨嚴重的住房緊缺。以上海為例，300 萬產業工人及其家庭居住在棚戶、廠房和舊式裏弄，人均居住麵積不到 4 平方米。
但對當時的建造者而言，他們的任務不隻是要建造一批住房，或是幾條馬路，他們需要改造城市，告訴人們，哪種生活方式才是“正確的”。
在上海，最先被改造的是一批租界時代的地標，跑馬場成了人民廣場，跑馬場的主建築改為了市圖書館，東方飯店成為了市工人文化宮。
1952 年，上海曹楊新村最先建成，設計師汪定曾沒有采用當時流行的蘇聯中軸線排列村內的樓宇，相反學習 20 年代美國規劃師拉各斯·佩裏提出的“鄰裏單位”概念。新村內的街道呈圓弧形走向，住宅樓扇形排布，以留足日照間距。
新建村的新村配備了當時先進的生活設施，煤氣、抽水馬桶。曹楊新村在 1964 年就換上了煤氣灶。
新村內處處強調“集體性”，廚房和洗手間公用。有一整套的公共設施和服務，學校、影劇院、圖書館、菜市場、消費合作社、公共浴室、診療所和大禮堂。設計者還預留了空間，以便用於未來營建銀行、郵局、托兒所、公園和文化館等等。除了 24 小時的公車線路把工人們運往全市各地的工廠，一個新村就是一個微型社會。
這與許多重工業城市的單位製相似，一個大工廠就是一個社會，單位包攬了一個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全部。


誰能成為這個新村的第一批住戶，這也有了政治意味。
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楊辰曾研究上海工人新村，他梳理了當時的選拔方式，市政府在各個行業公開選拔，工廠內部也自己推舉。最終，第一批居民來自各個工廠的勞模和知識分子，許多工廠甚至打出了“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的條幅。“新村居民的選擇，實際上是根據單位性質、業務能力和政治忠誠度，對工人群體進行的一次社會分層。”
建成後，曹楊新村成了一個範本，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參觀者。據統計，1955-1990 年，這裏陸續接待了 155 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超過十萬人次。
但第一個新村的設計師很快受到了批判，他的設計被認為浪費了空間，隻提供了 1002 套住宅單位，提供的各種公共設施和服務也被認為是不符合“先生產後生活”的要求。
麵對住房緊缺，上海接著推出了“二萬戶”政策，相比曹楊新村，這種住宅樓更為簡易緊湊。整個 50 年代，上海共建造了兩百多個工人新村，為 60 萬工人家庭提供了住房。也有不少城市學習蘇聯，建起磚混結構的兩層“蘇式專家樓”，或是之後的“赫魯曉夫樓”。
1959 年的電影《今天我休息》，取景地就在曹楊新村。主角馬天民是一名警察，在一個休息日，他被卷入新村內一係列突發事件裏，幫助人打掃裏弄，在街頭勸阻騎著自行車橫衝直撞的人，在工廠裏幫助運豬而迷路的大爺，或是去醫院照顧昏迷的兒童……他的休息日輾轉在新村、街道、工廠和醫院，私人的時間解決的是“公家”的問題，馬天民被塑造成集體主義年代一個理想化的符號。
石青有一個“上海電影地理計劃”，重新回到老電影的取景地，他想呈現變化的時空。石青在曹楊新村拍攝了一個新版的《今天我休息》。拍攝時，新村裏，上了年紀的居民一眼就認出身著白色警服的人，一口叫出“馬天民”。與之相反，2018 年初，在上海餘德耀美術館的一次放映後，無論是電影或是馬天民，年輕觀眾對這些“舊時符號”十分陌生。

重慶“銅元局”

藝術家王海川參與了 2014 年的那次“集體主義建築”展，他用了數年時間，記錄重慶一處破敗的工人住宅。
2009 年，王海川偶然闖進了“銅元局”。當時重慶售樓廣告裏頻繁出現的詞是“西班牙風情”、“地中海風情”，銅元局被高樓和高架環繞，這裏還保留著 50 年代紅磚青瓦餓的蘇式筒子樓，將被拆遷。很多“釘子戶”在這裏生活了 60 年。
王海川做過景觀設計師，後來做起了藝術。最初他用油畫記錄這裏的房子，後來漸漸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圖像收集者”——但圖像裏看不到人。
周圍都在搬遷，為什麽還有人留在這裏？他們是誰？他們怎麽生活？王海川想弄懂這些問題。
銅元局最早建於 20 世紀初，製造銅元，建國後被收歸國有，改為了兵工廠“長江電工廠”，在援建的蘇聯專家指導下擴建了生活區。鼎盛時期，這間工廠擁有 7500 名工人，包括工人家屬和子女。廠區的常住人口有 17000 名。

這裏的人們還記得過去的榮光，1981 年，重慶普通市民還在使用蜂窩煤，這裏的職工已經用上了無煙無灰也無味的天然氣。2001 年，長江電工廠賣給了香港融僑集團，開始漫長的拆遷過程。
他們像是被困在了這 16.9 平米裏，16.9 平米是一個職工宿舍的標準麵積，很多家庭都在這裏生活了幾代人。王海川幹脆拍攝每一個 16.9 裏的家具陳設，再贈還給居民。
“但他並不是讓你專注牆上的一粒灰塵，或者是一絲蛛網”，評論人康學儒認為，王海川並不想追逐懷舊美學，“那些沒有展示初的，你看不到的或許才是最有意思的。”
當王海川將一組關於 16.9 的影像放在美術館裏展覽時，他覺得裏麵有些“道德問題”，這是不是一種“消費”。
他在這裏找了一處空置的房間開始教學攝影，提供器材，教人們如何使用。和居民一起，他們共同完成一組影像《七天》，用七個短片記錄衰敗建築裏的日常。紅白喜事、一個退伍軍人的自述、家庭教會裏的禱告，或是人們如何收拾出一間空置的房子養豬，音樂愛好者最常演奏的還是工廠年代的旋律，一名當地女性幹脆手持攝像機，記錄自己從家裏一直走到附近菜場的半小時。
相比那些生活在“河對岸的人、住在山上的人”，王海川覺得這群人有些“不合時宜”，“他們在很小的時候就進廠，廠把他所有的工資、生活，包括所有東西都安排了。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也就出來了，這個東西他以前是消極對待的，現在他變得不得不積極，但是他也沒有很好的應對方法。這個時候，人的很多缺點就暴露出來了。”

 

是拆是留，俄羅斯和日本的兩種選擇

對談中，石青指出，集體住宅並不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利。最初，它起源於西歐的工業化，工廠主為工人們集中營建住所。五六十年代，東西方國家都需要解決戰後大城市的住房問題，許多地方建起了集體住宅。如今，這些城市同樣需要麵對破敗的建築現狀。
前蘇聯實驗過多種烏托邦建築，2017 年倫敦設計博物館回溯了那些天馬行空的前蘇聯設計，比如未能建成的“塔特林之塔”，他沒有一個建成作品，卻影響了俄國構成主義。
在建成的項目裏，1930 年的納康芬公寓（Narkomfin）最為著名。六層的混凝土建築以梁柱支撐，公寓房間很小，但有一幢與主樓連接的“輔樓”，所有的公共設施和服務都在輔樓內：餐廳、廚房、洗衣房、娛樂室、圖書館和托兒所。公寓的屋頂則是花園和公用日光浴室。公共廚房的設計希望將女性從傳統家務的“奴役”中解放出來。大樓內地的生活完全集體化，每天早晨六點鳴起床號，居民們可以在寬敞的走廊裏做早操。
影響了幾代俄國人的是“赫魯曉夫樓”（Krushchevka），這種四五層的預製件住宅遍布各地，被稱為“赫魯曉夫樓”。和汽車的流水線生產相似，這種住宅采用預製件和統一的模型，在不同地區複製。設計之初，樓的壽命隻有 25 年，赫魯曉夫相信，這隻是一種向共產主義的過渡方案。


如今，這批五六十年代建起的房屋已經嚴重超齡。當年公屋為了效率犧牲設計和建造質量，後來逐漸成為低收入者的落腳之處。冷戰時期，美國的動畫諷刺了延續到勃列日涅夫時代的“無差別建造”，無數毫無個性，不考慮因地製宜的大樓出現在山坡、海灘，沒有陽台，建造者不允許它有任何多餘的裝飾。
去年，莫斯科市長宣布，將陸續拆除莫斯科市內 8000 座蘇聯時代的赫魯曉夫樓。建築史學家 Philipp Meuser 批評了這種一拆了之的做法，他是 Towards a Typology of Soviet Mass Housing: Prefabrication in the USSR 1955-1991 一書的作者。Philipp 認為，部分赫魯曉夫樓的建築本身仍然有保留價值，需要做的是更換老化的設備，改善供暖、自來水、垃圾處理等設施和服務。
“但對今天的政策製定者而言，他們不會允許將赫魯曉夫樓視為一種建築遺產。對他們而言，新的永遠比舊的好。”Philipp 稱，清拆的內驅力並不是為了改善人們的居住質量，而是為了從開發中獲得最大利益。與 Philipp 一樣，人們擔心，低收入者隻能被迫遷往條件更為惡劣的居住地。
日本同樣在解決公營住宅的曆史遺留問題。
50 年代，許多大城市開始在遠離城市的郊區建造“團地”，這是一種由公共機構建造的大型住宅社區。1955-1960 年，麵向中產家庭的日本住宅公團已在全國修建了 257 個團地社區，14 萬套住宅，供 50 萬人居住。
在誕生之初，團地因其良好的建造標準和配套設施備受追捧。“nDK”是一種標準化的住房結構，一套團地住房內，有 n 個小型臥室，一個 Dining Kitchen 可以作為餐廳和廚房空間，它可以滿足一戶核心家庭（一對夫婦和他們的子女）居住。
1960 年，天皇夫婦在訪問美國之前特地來到東京郊外一處團地視察，混凝土建築、家電“三大件”——電視機、洗衣機和吸塵器——一個“現代化”的日本與美式生活有了關聯。
不同於中國的工人新村，團地是單一的住宅區，早期的團地遠離城區，社區內沒有就業，也缺少基礎設施服務。男主人們每天搭乘電車通勤，早出晚歸，女主婦們則“百無聊賴”，被“困”在漫長的白天。
1971 年，老牌製片廠“日活”在倒閉後靠情色片複盤，發現了“團地妻”裏的“商機”，70 年代他們製作了 20 部以“團地妻”為主題的情色片，團地也不再是一個受到追捧的居住區。80 年代以後，團地進一步受到商業開發的私人住宅衝擊。
但和莫斯科不同，日本並沒有直接清拆團地，2000 年以後，開始研究如何重振這些衰退的地區。早稻田大學的黃秋源曾撰文討論團地的“再生計劃”。
無印良品也參與了團地再生計劃，他們為老舊的團地提供內部裝修設計，共設計出 29 套裝修樣板，還與負責再生的公共部門合作，設計出一款特製的榻榻米。

六十多年後，誰住在這裏？

90 年代的中國，隨著福利分房製度的終結，商品房席卷全國，工人新村逐步“去單位化”。東北一五計劃時期的住宅大多質量堪憂，一些蘇式住宅出現地基下沉、電線老化等問題。
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呂飛曾研究東北地區的工人新村，如今居住在那裏的人大多是低收入群體或是老年人，無力改善居住條件。
上海的工人新村還沒有大規模清拆，眼下同樣需要麵對拮據的空間，複雜的房屋權屬，和社區內的老齡化。
楊辰曾研究新村裏的不同代際。相比第一代的勞模和第三代的年輕人，第二代有著最大的“失落”。他曾接受《好奇心日報》采訪，解釋這種“失落感”，他們（第二代居民）見過工人最榮光的時候，經曆了上山下鄉，有人在異地組成新家庭，拖家帶口回到上海，和父母或兄弟姐妹擠在逼仄的空間裏，上海人常見的家庭矛盾正來自於此。有的頂職進入父母的工廠，卻很快遭遇下崗，有人錯過了一些跳出新村的機會，加上複雜的房屋產權遺留問題，被“困”在了這裏。

但“老破小”裏也有了新人。相比商品房，新村是租金和房價的“窪地”，這些集體主義時代的公房如今成為中低收入者或是城市新移民的落腳地。
同濟大學四名建築師馮路、張斌、莊慎、範文兵從 2014 年起共同發起了一個名為“上海計劃”的長期研究，從田林新村開始，梳理人們如何自發地改進、利用居住空間。他們從建築結構的角度記錄人們的違章搭建，這裏有不被承認的空間需求，“當你考察這些違建時，裏麵甚至有科學的建造工藝”。
人們如何獲得新村裏其他鄰居的同意進行違建，也成為他們的關注點。張斌認為，一些破牆開店或是居改非的“微型服務業”，比如理發店、小菜場、水果攤，這些都為老舊的新村帶來活力。
直到近些年，這些都被拆違拆臨和集中整治叫停。
石青的“上海電影地理計劃”裏還續寫了 1984 年的電影《大橋下麵》。原片的結尾，男女主人公談起“命運”，“國家好了，我們就好了”。30 年後，石青重回電影取景地三官塘橋，橋已經重建，河兩岸的景觀發生了巨大變化，彼岸的房價超過了十萬元每平方米，此岸還是破敗的老房子。
“80 年代，人們是帶著憧憬的，這種憧憬不是編劇編出來的，而是整個時代確實存在的，人們期待那個不考慮出身，可以憑能力和勤奮獲得的未來。”
石青的新劇本裏，工人、個體戶、當初找到海外關係“逃”出國的人，命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人可以迅速適應市場經濟大潮，有人被“困”住了，曾經被捧得高高的工人被迅速遺忘。
今天的城市更好了嗎？對誰而言更好了？這是石青們想追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