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券之外的“高價商品”--不要票！ 但買得起的不多 （ZT)

有錢又不夠“特供”的主， 餓得就是想吃一口的，好歹有個地方可以買到了。-轉載者

1960年代，為了抑製通貨膨脹、回籠貨幣、穩定人心，國家被迫實行了高價商品政策。對於1960年代高價商品的研究，已有的研究成果或一言帶過，或停留在國家政策分析的宏觀層麵，對基層怎樣實施國家高價商品政策的微觀層麵還沒有研究成果出現。本文以江蘇省高價商品為個案，試圖來考察江蘇省如何根據本地實際，因地製宜地實施國家高價商品政策的曆史場景。 
　　“大躍進”後，為了盡快恢複農業，國家實施退賠、提高農產品價格、貫徹農產品獎售等一係列政策，使農民手裏擁有大量現金。1960年冬，《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的指示信》（即“十二條”）要求各地對“大躍進”期間的“一平二調”進行退賠。江蘇省嚴格執行中央政策： 
　　據統計，到1961年6月30日，全省各地退賠兌現3.857億元，其中實物退賠1.3896億元，現金1.7219億元，抵賬0.1947億元，發放退賠期票0.551億元。① 
　　“大躍進”後，國家征購非常困難，為了收購到更多農產品，不得不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同時，對農產品實行獎售政策。江蘇省委響應國家的號召，在1961年5月1日將糧食收購價提高21.2%，油料收購價提高13%，生豬收購價提高14.4%。②以上這些措施，使大量的現金流向農村。 
　　“大躍進”期間，片麵強調重工業的發展，忽視了農業和輕工業，導致農業歉收，輕工業生產萎縮，造成市場供應嚴重不足： 
　　從三年間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來看，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七年，全省工農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七十四點三四，其中工業總產值增加百分之一百四十三點零八，農業總產值卻下降百分之十二點五；在工業中生產資料的產值增加百分之二百五十七點七，消費資料的產值隻增加百分之九十點七。③ 
　　從江蘇省農業、輕工業、重工業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上看，1957年，農業占46.35%，輕工業占42.76%，重工業占10.89%；1960年，農業占23.95%，輕工業占46.38%，重工業占29.67%；1960年與1957年相比，農業的比重下降了22.40%，輕工業增長了3.62%，重工業增長了18.78%。④由於農業減產，輕工業發展緩慢，導致市場供應緊張。1960年上半年，江蘇省安排的24個主要小商品、小五金，隻有兩個品種完成了收購計劃。無錫市群眾反映：“無錫三大名產，油麵筋、肉骨頭買不到可以諒解，泥阿福買不到有些說不過去。”①“三鍋（鐵鍋、砂鍋、鋼精鍋）、碗、調羹、剪刀等不少產品，市場經常脫銷，蘇州供應緊張的15種人民生活必需品，其中穿的有5種，用的10種，衛生紙長期緊張，火柴也已限額購買。”全省“原鹽供應緊張，無錫等地已經出現搶購。”②1960年11月，江蘇省副省長陳書同在地、市委財貿書記會議上指出：“現在很多情況說不過去，蔬菜不足，鹽不足，碗沒有，筷子不夠。”③ 
　　“大躍進”後，江蘇省市場流通貨幣過多，貨幣流通量和可供商品量存在巨大差額，通貨膨脹嚴重。江蘇省1960年原財政赤字11943.7萬元，當年中央補貼5000萬元，地方集中凍結存款彌補5826萬元，故最終的赤字為1117.7萬元。④1961年，江蘇省存款總數為14.64億元，放款總數為36.23億元，放款比存款多21.59億元，財政再次出現赤字。1961年底，江蘇省市場貨幣流量和商品可供應量之間相差4.1億元。這些貨幣分布在城市的占18.78%，在農村的占81.22%。在農村流通的貨幣中，有70.46%在農民手裏。⑤1962年江蘇省社會購買力和可供商品量之間，“大約有5～6億元的差額”。⑥由於群眾手裏擁有大量貨幣，形成了巨大的購買力，但市場商品匱乏，導致物價飛漲。“大躍進”後，重新主持中央經濟工作的陳雲說： 
　　現在農民賣出一百元的農副產品，我們能夠供給他們的商品隻有六十多元。⑦ 
　　1961年上半年，全國零售物價比1960年同期上漲了20%以上。⑧1962年和1961年相比，江蘇省日用搪瓷製品價格上升19.9%，膠鞋上升81.4%，塑料鞋及鞋底上升2.4倍，火柴上升20.4%，肥皂上升11.6%，合成洗滌劑上升962倍，鐵鍋按隻計算上升50.7%，鋁製品上升54.9%，普通燈泡上升63.7%。1960年11月3日，“十二條”下發後，江蘇各地農村集市貿易開放，由於商品供應不足，江蘇省“集市貿易價格，不同品種高出國家計劃牌價兩、三倍，四、五倍，七、八倍，其中以糧食為最突出”。⑨1962年春，漣水縣陳師公社集市上的“玉米每斤一塊元五角，小麥每斤一元八角”，相當於當時國家牌價的20多倍。⑩ 
　　由於各種商品供不應求，大部分商品又憑證、憑票供應，即使人們手裏有錢，也買不到東西，引起了人們的不滿，容易引起社會不穩。江蘇省的一個資本家說：“現在人民幣不掛帥了。”為了把大量的貨幣回籠過來，抑製通貨膨脹，一方麵，國家大力進行國民經濟調整，發展生產，保障供給；另一方麵，考慮出售少數高價商品，抑製通貨膨脹，回籠貨幣，穩定人心。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陳雲指出： 
　　現在供應緊張，應該“兩條腿走路”，即有些商品可以實行憑證分配的方法，有些商品應該是隻要有鈔票就可以買。……一是可以緩解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營養，三是可以回籠貨幣。{11} 
　　陳雲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支持，於是，全國開始出售高價商品。

　江蘇省嚴格執行國家出售高價商品的政策，在出售高價商品的過程中，按照中央要求首先保證以下18類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包括：糧食，棉布，針棉絲品，絮棉，食鹽，鞋子，醬、醬油、醋，肉、魚的定量供應部分，食油的定量供應部分，食糖、糕點、糖果的定量供應部分，大宗蔬菜，火柴，煤炭，煤油，文具、紙張、書報雜誌，主要西藥，搪瓷製品、鋁製品、橡膠製品等國家供應原料的日用工業品，房租、水電、交通、郵電、醫藥費用。這18類必需品的價格由江蘇省委嚴格定價，以保證職工生活必需品的供應，然後對部分消費品實行高價供應和議價供應政策，以回籠貨幣，抑製通貨膨脹。1961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準，全國開始敞開供應高價糖果和高價糕點。到2月19日止，已經敞開供應的城市達40多個，到2月底，把高價糕點的供應範圍擴大到全國一切大中城鎮即1.3億人口的地區，隨後又把高價糖果的供應範圍擴大到全國。以後高價出售商品除了高價糖果和糕點外，繼續擴大到酒類。1962年4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了國務院財貿辦公室《關於提高各種名酒、用糧食釀造的白酒、啤酒的銷售價格的報告》，決定提高各種名酒、用糧食釀造的白酒、啤酒的銷售價格，實行高價銷售。例如：中央規定名酒價格，貴州產的1斤瓶裝55°茅台酒，原價2.97元，新價16元，較原零售價提高438%（詳見表1）。 
　　在執行國家酒類高價出售的同時，江蘇省委、省人民委員會規定：從1962年4月20日起，本省生產的各種名酒，用糧食釀造的白酒、黃酒、啤酒，在全省範圍內，實行高價銷售。例如：泗洪產1斤瓶裝60°優質雙鉤大曲，由原價1.73元提高到8元，較原零售價提高362%（詳見表2）。為了照顧特殊人群的酒類需要，江蘇省規定以下四種情況仍然實行平價供應：1.外賓、外僑和國外海員本人自購的，仍按平價供應，但必須指定專門商店或設立專櫃負責這項工作；2.礦區井下工人、水下作業人員、海員等，仍按現行定量標準平價供應；3.對漁民的供應，目前實行按出售水產品數量獎售酒類的辦法，仍繼續實行，並按平價供應；4.有些城市在1962年4月份已經規定對居民定量供應的露酒、黃酒可以平價供應到四月底為止。① 
　　隨著高價商品的出售，江蘇省高價商品的範圍逐步擴大。1961年夏天，江蘇省出售了高價冷飲；8月開放了高價餐館，提供高價飯菜。以後高價供應的商品還有自行車、手表、鍾表、照相機，以及照相材料、針織品、卷煙等。1962年4月23日，江蘇省決定在農村敞開銷售高價自行車，對各種牌號自行車的價格重新規定： 
　　飛鴿、永久、鳳凰三種牌號的標定車每輛六百五十元（高級自行車暫不出售），東方紅牌每輛五百六十元，狼山牌每輛五百四十元，瘦西湖牌每輛五百元。① 
　　4月24日，江蘇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決定提高鍾表銷售價格： 
　　手表價格，在現行價格的基礎上，平均提高一點八四倍。懷表價格，不論國產或進口，一律在現行價格基礎上提高二倍。鬧鍾、座鍾、掛鍾（不包括電鍾），一律在現行價格基礎上提高一倍半。鍾表零件價格，一律在現行價格基礎上提高百分之五十（隻提高鍾表零件價格，不提高修理費）。② 
　　此後，各種表類價格大幅度被提高。例如：上海牌17鑽半鋼防水大三針男表由原價60元，提高到180元，加價200%（詳見表3）。 
　　同年6月6日，江蘇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決定提高照相業價格和主要照相材料價格： 
　　主要照相材料的批發和零售價格，在現行價格的基礎上（批零差率不變）：膠片（包括玻璃底片）提高百分之一百五十，印相紙提高百分之一百（風景相紙和人像印相紙一樣），120膠卷提高百分之一百二十五，135膠卷提高百分之七十五。照相業的價格，在現行基礎上提高百分之五十。③ 
　　同年8月4日，全國物價委員會下發了《關於提高收音機價格實行敞開出售的通知》： 
　　適當提高收音機出廠價格和銷售價格，不再列入購貨券範圍，在全國敞開供應。 
　　江蘇省委、省人民委員會根據中央要求提高收音機零售價。例如：南京無線電廠生產的型號為紅星504—8型5燈交流木殼收音機原零售價為115元，提高為150元，提價幅度為31.31%。上海產美多652-3-4型5燈交流木殼收音機原零售價105元，提高143元，提高幅度為36.19%。④ 
　　出售高價商品，實質上就是把一部分人手中的貨幣大幅度貶值後收歸國有，它是國家在經濟極端困窘，商品供應嚴重不足，通貨膨脹十分嚴重條件下的無奈之舉。隨著國民經濟的調整，市場供應好轉，加上經過出售高價商品，回籠了資金，集市價格開始回落。1962年7月，江蘇省委根據實際情況對高價商品價格逐步進行下調。江蘇省委要求：“結合我省當前市場情況，對高價酒樓類、高價菜館的銷售價格適當調低。”從1962年8月1日開始，“對省內生產的白酒、黃酒零售價均作適當調整”。 
　　例如：全省各地各種甲級大曲60度散裝，每斤零售價4元調整為3元，下降25%；全省各地各種乙級大曲60度散裝，每斤零售價3.5元調整為2.5元，下降29%。全省各地糟燒酒50度散裝，每斤零售價2.8元調整為2.1元，下降29%；全省各地土燒酒46度散裝，每斤零售價2.5元調整為1.8元，下降28%。“高價菜館的各種菜、點在現行零售價格的基礎上，一律打八折計算新價。”①1962年底與年初比較，江蘇省高價商品的價格平均降低38.26%，其中高價糕點下降40%，糖果下降19.5%，酒類下降48%，自行車下降49.6%，手表下降34.2%，高價茶館的毛利率由71%下降為41%。與原平價相比，平均由年初高3.57倍降為高1.7倍，其中，糖果由高4倍下降為高3.02倍，糕點由高3.87倍降為高1.88倍，名酒由高3.89倍降為高1.91倍，白酒由高4.64倍降為高1.91倍，自行車由高3.13倍降為高0.57倍，手表由高1.88倍降為高0.89倍。隨著江蘇省經濟的好轉，1962年9月，茶葉、鍾表退出高價。1963年5月，部分名酒退出高價。7月，飯菜、照相機退出高價。12月，酒全部退出高價。1965年1月，自行車、手表、紅糖退出高價；3月後，卷煙退出高價；7月15日，糖果、糕點、白糖、古巴糖退出高價，高價商品隻剩下針織品一種。1969年，針織品也退出了高價。②

　江蘇省委嚴格執行中央出售高價商品政策，嚴格區分生活必需品和高價商品，控製高價商品的範圍，根據本省實際又製定了一些靈活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1961年）全年供應高級糖果2807萬斤，高級糕點1808萬斤，加上十個市的高級餐館營業和高級酒的供應，總共回籠貨幣23114萬元，占商業廳係統回籠總額的69%，上交利潤15493萬元（包括公私合營的回籠上交在內），占商業廳上交利潤總額的49.80%。夏季冷飲的生產供應也比1960年準備早，供應數量多，品種多，地區廣。過去從來沒有買過冰棒的縣城集鎮，也有了供應。全省冷飲商品一年總共回收1999萬元。③ 
　　（1962年）全年貨幣淨回籠二億五千七百萬元，是解放以來回籠最多的一年，省人民銀行分析：其中屬於控製投放的占三分之二，屬於商品回籠的占三分之一。基本解決了市場貨幣過多的問題，對穩定市場物價，起了極重要的作用。④ 
　　江蘇全省1963上半年高價商品的銷售額為6777萬元，比1962年同期減少6905萬元，下降50.47%。⑤從1961年到1963年上半年，江蘇省通過高價商品大約回籠資金共計38458萬元，基本上消除了市場上貨幣流通量和可供商品量之間的巨大差額。 
　　通過國民經濟調整，加上出售高價商品，江蘇省財貿狀況開始好轉。 
　　（一）江蘇省財政收支狀況開始好轉。1962年財政收入134276萬元，支出59677萬元，改變了1960年和1961年出現財政赤字的局麵，而且1962年財政支出比原計劃少支出4201.5萬元。⑥ 
　　（二）市場供應好轉。不少商品供求關係趨於平衡，排隊搶購現象基本消失，憑票供應商品品種不斷減少。1962年，江蘇省城市納入工資券的商品有27種，1963年6月隻有9種。原來緊張的商品，敞開供應以後，並未受到衝擊。⑦ 
　　（三）國家計劃牌價和集市貿易價格之間的差距逐步縮小。1962年第一季度，江蘇省集市貿易價格總水平約高於國家計劃牌價5.5倍，到1962年第四季度縮小為2.22倍，1963年6月份的集市貿易價格，又比1962年年底下降36%。1963年7月，江蘇省集市商品的市價比1962年12月下降50%，比1962年同期下降57%，“有些地方的魚、蛋、土產品等市價已經接近牌價或者與牌價持平。”群眾說：“人民幣更是值錢了”。⑧ 
　　（四）通貨膨脹得到緩解。到1963年5月底止，江蘇省市場貨幣流通量隻有1.78億元，比1957年5月底減少0.39億元。市場貨幣流通量與商品庫存量對比，1961年5月底是1比3.17，而1963年5月底的1比8.61。市場貨幣流通與社會商品零售額對比，1961年是1比3.84，而1963年同期是1比7.98。① 
　　江蘇省在出售高價商品的過程中，堅持高價商品要適合群眾的實際需要；高價商品數量要少，見效要快；城市農村雙管齊下，哪裏票子多就在哪裏出售等原則，一旦市場供給好轉，集市商品價格下降，就逐步讓高價商品退出市場，以上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總體來看，江蘇省高價商品政策，是當時國民經濟調整的一個重要部分，為江蘇經濟的好轉做出很大的貢獻。 
　　【作者簡介】柳森，男，1974年生，河南省杞縣人，南開大學曆史學院中國史博士後流動站在站博士後，鄭州輕工業學院思政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代經濟史。